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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http://www.jrj.com    2008年08月30日 02:42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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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敬艳 实习记者 蒋将

  日本曾经创造了一个神话。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日本几乎达到年均9%的发展速度;但从1974、1975年以后进入一个转折点,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从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日本基本上维持年均4%的经济发展速度;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日本的年均发展速度降至1%左右。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是-2.4%,可见经济衰退已经相当严重。

  近期,梅建平教授曾两次东渡日本“取经”。

  经过考察,他感触颇深,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吸取。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他认为实际上是走了与日本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展的一条很相像的道路。虽然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但是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回想也就是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国际上曾经有很多学者预计日本的经济发展规模将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赶上美国。但是近20年过去了,日本现在的经济规模连美国的40%都不到,其在经济增长上损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教训惨痛。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应该深入研究这个所谓的“日本病”,以避免厄运在中国重演。

  “杜冷丁”经济

  《21世纪》:您所认为的“日本病”有哪些特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病”?

  梅建平:“日本病”是一个经济僵化综合征,主要症状是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低下,企业创新乏力,国内需求疲软,特别是国内居民的需求疲软。究其病因,我认为首先是日本政府过大过强,保护太多;第二,由于日本的财团相互持股,导致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创新动力不足;第三是日本的金融体系不发达,以至虽然日本国民财富较多,但其中产阶级投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

  导致“日本病”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比较强势,使得日本企业缺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

  《21世纪》:“日本病”的产生是否也有外部的原因?

  梅建平:是。日本在1980年代经历了一段所谓的泡沫经济,其主要表象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增长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出口拉动所贡献。随着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逐渐加大,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保护主义的抵制。因此,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不得不开始逐渐把日本的企业部分转移,比如汽车产业。由于日本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冲击,美国就要求,或者逼着日本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生产放在美国,这样就可以给美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21世纪》:除了国际上的保护主义,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了“日本病”?

  梅建平:汇率因素。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在很短的时间大幅升值,导致日本产品出口成本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急剧下降。为了应对经济发展速度骤降,日本政府当时就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日本政府在对经济干预的过程中,持续大量使用“杜冷丁”,主要用来缓解经济箫条所带来的阵痛,而忘了“杜冷丁”的副作用,也忘了它的药性——用的时间长了会产生药物依赖性,以至日本在最近十多年里尽管货币政策已宽松到极点——零利率,财政政策也用到极致——每年平均5%以上财政赤字,但经济仍无起色。

  《21世纪》:您所谓的“杜冷丁”具体是指什么?

  梅建平:从1990年代到现在,日本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大幅调整,从而可能引发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幅上升——但这也就是日本选择短痛和长痛的问题。日本政府一直不愿意短痛,用了许多政府政策来推迟结构调整,结果企业对政府产生一定的依赖性,所以日本经济就被日本政府搞成了“杜冷丁”经济。

  日本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受财团干预。日本银行被迫给很多原本应该倒闭的“僵尸企业”输血,这些企业还存在,政府还给它业务做。这些年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观,但是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存在。这就使日本银行的健康壮况一直不好,缺乏国际竞争力。目前,日本的银行业,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和赢利率等各方面的财务指标衡量,在发达国家的银行里面,还是很落后。

  《21世纪》:日本政府对企业干涉过多吗?

  梅建平:日本的政府实际上以前计划经济的色彩是很浓的。以前日本大藏省一直积极的制定各种工业政策,采取政府直接干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积重难返。要给企业足够的空间意味着什么呢?企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宏观、税收和金融环境。对于企业而言,要放开手脚让他们自己去发展。

  缺乏“创造性的破坏”

  《21世纪》:您刚才谈到日本政府比较强势,使得日本企业缺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为什么这么说呢?

  梅建平:所谓“创造性的破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淘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一种动态机制。这种动态机制的运行原理是市场通过追逐利润,不停淘汰一些利润率比较低的行业和技术,然后不断的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利润最高的行业和最先进的技术上。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一种活力的表现。

  为什么美国能够不断的利用新的机会,能够接受新的挑战?因为每一次的挑战给美国带来一次新的机会,他们在机会面前能迅速进行调整,进行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最优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活力根本的体现。但日本恰恰由于政府的原因,由于经济结构的原因,或者还由于文化的原因等等,这个机制的作用被削弱。

  日本企业的特征和美国企业的特征大有不同,这与中国的企业倒有颇多相似之处——就是日本的财团体制,如果一个财团的某一个或几个企业经营不善或面临破产,财团内部的其他企业就有责任,或者有社会压力去出手相救,很多很好的资源被浪费在那些实际上已经过度发展的行业里面。

  日本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这种救助实际上就是延缓这些“僵尸”企业的寿命,但因此持续消耗财团内部很稀缺的一些资源,使得那些业绩很好的企业也没有能力能够腾出更多的研发资金去进行企业创新或拓展销售渠道等等。

  《21世纪》:有什么证据支持您做出这样的论断?

  梅建平:仔细看看日本,会觉得很悲哀。日本在1970年代、1980年代有一些很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但现在一些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渐丧失。比如美国苹果公司的iPod,照理应该是索尼的产品,随身听一直就是索尼最强势的产品。但最近十年来,由于索尼缺少投入,企业缺少创造性,很多资源没有很好的集中起来,这个优势就丧失了,又被美国拿回去了。再比如以前日本的电视是全世界最好的,但现在平板电视被韩国三星所取代。现在日本除了汽车工业以外,高精尖技术越来越少。

  实际上从1989年开始,日本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开始下降。从1989年到1996年,东京的证交所主板市场没有一家公司破产。该破产的公司没有破产,那些原来很好的企业,由于要帮助兄弟公司,使得自己很重要的资源被占用。2007年,我和美国的浜尾泰与徐叶啸两位教授在美国的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我们研究了日本股市有一个很有趣的“新兴市场化”趋势——在1980年代,日本股票不是同涨同跌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变成同涨同跌——和许多新兴市场的股市一样。也就是说,股价高低与公司业绩没关系,要涨一起涨,要跌一起跌。为什么呢?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的财团文化,好的企业救差的企业,投资者比较理性,就把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反正好的企业也要花钱去救那些差的企业。

  《21世纪》:为什么一个财团内的企业要相互救援?

  梅建平:这实际上是由日本的企业结构所决定的。因为日本企业有很多交叉持股,因此就产生了互相帮助的状况。如果一个企业本身有发展前途,只是暂时经营不善,或者暂时经济不景气的因素,这种互相帮助在一定情况下是有利的。但是日本那么长时间经济不景气,那么多的企业经营不善却都没有破产,而且日本的银行业也因为财团的关系,由于很多历史上培养起来的业务关系,使得他们对很多的企业进行援救,尽管明明知道这个企业已经不行了,但是还是采取借新贷还旧贷的方式维持这个企业的寿命。这样一来使得日本很多很重要的、很稀缺的金融资源也被浪费了。

  日本是一个税收比较高的国家,政府拿去了很大一部分,用以维持福利社会比较高的生活水平;还有一部分税收通过政府投资用在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大量的资金通过税收被政府所拿走,造成企业本身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和发展动力来进行研发,造成日本企业在很多的技术领域赶不上美国。

  不能说日本政府对刺激经济不花力气。特别是在1993年以后,日本政府连续每年都有6%或7%的财政赤字。1990年代以前,日本在工业发达国家当中政府负债占整个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一个国家,但现在在工业化国家中,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最差的一个。

  《21世纪》:按道理来说,要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好,要给企业减税,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梅建平:日本政府采取的是通过赤字财政的方式刺激经济。政府搞了很多的公共工程,比如说建高速公路、扩建机场等等。政府还给很多企业、很多的公共设施运转进行财政补贴。比如日本北海道,由于城市化和人口的老龄化,有一些岛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但是摆渡船还是按照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规模照样运作,实际上每次都没有什么人乘坐。这就给公共资源造成很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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