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诉讼无小事

　　“如果你忽视社会弱者的权利和利益，那么你的权利也不能真正得到保护。因为，面对强大的权力，我们每个人都是弱者。”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创始人 王灿发

　　本报记者 彭亮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西土城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

　　五层的红砖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走廊的墙漆有些斑驳，房间窄小而低矮。尽管毫不起眼，但这几间拥挤的办公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中心。

　　在这里，中国第一家对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民间环保团体，和它的创立人王灿发一起静静走过了10年。

　　10965个热线电话、408封来信、599次来访和110多起案件见证了这10年。

　　站在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内，王灿发热情中带着矜持。这位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环境法学者看上去精神奕奕，脸上不见一丝疲态。

　　“案件卷宗不在这里。”谈话中，王灿发合起文件夹，细心地把它归位，起身去另一间办公室取资料。有些拥挤的办公室非常安静，坐在其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为公共利益奋斗10年的骄傲与自豪，都沉淀在身旁那些蓝色文件夹中。

　　《财经时报》：您10年前创建“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初衷是什么？

　　王灿发：我最初对这一领域产生浓厚兴趣，是在1983年。当时我正在北大进修，程正康（我国早期环保法规的起草者）老师的课深深吸引了我。之后十多年，我在学习和研究中看到了我国环保法的艰难发展历程。相关法律逐步完善，环境却在日益恶化，为什么？公众参与不够、环境执法缺乏力度。

　　怎么改变这种局面？只有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把公众的环境权和他们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行得通。污染受害者是最有参与积极性的，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可以在帮助他们维护权力和利益的同时，对污染企业造成压力，从而推动环境保护。出于这样的思路，中心在1998年10月成立，10年来一直为污染受害者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财经时报》：回首走过的10年，有哪些令您特别难忘的时刻？

　　王灿发：令人难忘的时刻，都是污染受害者的权利得到保障、环境保护法得以贯彻的那一刻。在四川盐边黄磷污染案、福建屏南氯酸钾污染案、贵州新义柑橘案等我们经手过的案件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石梁河水库水污染案。这个水库在江苏、山东两省交界，临沭县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化工厂排放的大量的工业污水，造成以养鱼为生的97 户养殖户损失了560 万元。因为还有一个两省关系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养殖户多次投诉和上访，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01 年养殖户找到我们，并提起诉讼。官司最终打赢了，但执行又遇到了困难。强制执行时，被告所在市、县两级法院竟于一天之内对两个被告下达了 7 份调解书，将被告财产转移，导致无资金可执行。中心就此事上书最高人民法院，题目是《关于地方法院制作虚假法律文书的反映》。2004 年春节，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一位副局长的协调执行下，560余万元赔偿款终于全部执行到位。案发5年后，这些赔偿款终于到了受害者的手中。最令人欣慰的是，当地在此之后立即展开了水库的环境治理工作。所以，一个诉讼下来，其意义不仅仅是老百姓得到了多少赔偿，更重要的是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取得了一次胜利。

　　《财经时报》：环境法规在国内的贯彻和实施，有没有明显改善？

　　王灿发：有所改善，但仍远远不够。执行力度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是难点，现在情况在一点点好转。除了老问题，立法上也有需要完善之处。我参与过不少环境方面法案的起草工作，比如最近的《水污染防治法》。这里就有应当规定而最终没有规定的地方，比如“按日计罚”、比如“公益诉讼”。提高违法成本，加强公共监督，才能提高环境治理效率。重庆市是“按日计罚”的好例子，它在地方法规里规定了这一点，当地监察部门的统计表明，改正率一下子从5％以下提高到了84％。美国也是一样，杜邦为什么因为特氟龙被罚了3亿多美元？就是来自“按日计罚”。从杜邦知道特氟龙有害之日起，每天罚2.5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