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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奶业危机溯源:8年错失多次建立秩序契机

http://www.jrj.com    2008年10月09日 12:24     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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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3日凌晨,河北滦县小马庄镇胡里庄村。一名妇女牵着自家奶牛去奶站挤奶。

2008年9月23日凌晨,河北滦县小马庄镇胡里庄村。一名妇女牵着自家奶牛去奶站挤奶。奶站已有一周没收奶了,她昨晚得到通知可以挤奶了,但能否收购,什么收购价,还不得而知。郭铁流/摄。

2008年9月23日凌晨,滦县小马庄镇胡里庄村。奶农李爱民牵着奶牛找挤奶站,之前他常挤奶的奶站停业,

2008年9月23日凌晨,滦县小马庄镇胡里庄村。奶农李爱民牵着奶牛找挤奶站,之前他常挤奶的奶站停业,他家两头奶牛每天损失150元左右。 郭铁流/摄

  中国奶业:黄金八年,一地鸡毛

  过去8年中,呈爆炸式发展的中国奶业,曾有多次建立秩序的契机,却被一一错失。最终,波及整个行业的三鹿奶粉事件爆发

  9月20日晚上约7点,兰州庄园乳业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闫斌突然接到通知,质检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全国七百多家没有卷入“毒奶”事件的乳品企业中,有135家作为代表,将与会进行“奶制品质量安全承诺”。

  他急匆匆赶到北京,原以为就是找个人带头宣誓,大家照本宣科念完了事,却没想到会上发言激烈,掌声不断。

  许多企业老总把矛头指向了奶业领域的两大翘楚——蒙牛、伊利,认为这几年来,两家公司在各地争夺奶源,导致各地乳品企业的奶源地流失。

  会议抖搂出奶业问题一箩筐。“企业超常规发展,太快了,产量非常高,但养殖建设明显滞后。行业无序发展,跑马圈地,抢摘别人的果实,没法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大家都提出不能搞捆绑销售、低价销售。”

  本来是质检总局和企业之间的互动会,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声讨会”。从中午1点一直到4点多,一开始举手发言,后来没时间,大家都递条子抢着发言。“房间很热,很多老总都说从来没有坐这么久开会,一直没有动。”闫斌说。

  “三鹿只不过是行业问题的爆发点,我们要考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加三聚氰胺?”雪顿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达尔吉说。

  闫斌注意到一个细节,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没有出席会议。第二天,李长江引咎辞职。

  黄金时代,“已经有人作假了”

  8年前,老周贷款50万元买了50头奶牛,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欣康村建起了牛棚。这座位于草原腹地的城市是伊利、蒙牛的重要奶源地之一。截至2007年末,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奶牛存栏10.8万头,奶牛养殖户1.36万户,像欣康村这样的奶牛养殖小区有74个。

  在那一年,养牛户只占村里人家一半多,全国奶牛也只有488.7万头,中国奶业方兴未艾。“当时政府大力支持养牛,1平方米土地租金1年5毛钱,买进口牛可以贷款,一头牛15000块钱。”老周回忆。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奶业的产业化发展只有大约10年时间。在此之前,畜牧业只是农业的附属行业,并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更早些时候,牛奶只是北方的一种自给自足的食品,富余的部分才会被牧民卖到奶粉厂。

  数十年来,中国奶业发展一直颇为缓慢。1950年,上海开始生产光明牌奶粉,内蒙古、广州出现了乳品厂。6年后,第一届全国乳制品会议在北京召开。直到1958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才颁布“乳制品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这是最早的国家级部颁标准。1984年7月,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将乳制品工业作为主要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列入《1991年至2000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

  在闫斌的印象中,那时候的牛奶叫“铃铛奶”,奶农用桶装着鲜奶,摇着铃铛走街串巷。家人买了到炉上一热,牛奶表面上就出现一层奶皮子。而奶粉则是老人和小孩的专用品。“瑞典利乐公司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人这种喝牛奶的传统习惯。”闫斌说,这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提供商带来了无菌包装技术,使得“铃铛奶”变成了软包装的长效奶。这被认为是中国奶业发展的“革命性”事件。

  1990年代是几大乳品企业的起步阶段。1993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成立。这两家企业凭借原有的国企规模,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1999年7月,蒙牛乳业成立。

  雀巢、卡夫、达能、帕玛拉特等国外乳业大亨也在这个时期先后进驻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乳品企业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大规模发展。

  很多农民加入了养牛户的行列。在老周的印象中,那是奶农们的黄金年代。当时1公斤牛奶是1.6到1.75元,牛饲料也不贵,最高7毛钱/斤,草料也才2毛钱/斤。平均下来,每头牛1年能赚四五千元。如果下牛犊,还能卖四五千元。“当时在村里,牛最多的,钱就最多。不像现在,谁养牛谁头疼。”老周说。

  那时候欣康村还没有奶站,老周记得邻村有,但因为资金、设备没有到位,一直没有开张。他和其他的养牛户自己用机器挤奶,也有用手挤的。当地的乳业公司离村有三十多公里,他每天开着三轮车,载着三百多公斤奶,摇摇晃晃去送奶。“当时已经有人作假了,往牛奶里加水、加盐。”老周回忆。另一个养牛户老王记得,有些奶农的牛奶被检出不达标,“就拎回家做奶豆腐,往市场卖,有时候也自己做奶茶喝”。

  1999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其中包括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内容。随后几年,伊利、蒙牛等多家著名乳业,分别成为国家质量免检产品。

  “这就是一张纸,到底捅不捅破它?”

  2001年,在西安蒋家寨村,有人观察到了畜牧业的发展热潮,开始筹备成立机械化奶站。1年多后,他建成了当地第一所奶站。

  蒋卫锁,这个后来被媒体称为“奶业打假第一人”的养牛户,当时正在这个朝阳产业上踌躇满志。他是最早投资奶站的一批人之一。当时建奶站跟“修房子”一样简单,不需要工商执照,也不需要卫生许可证之类的行政审批,只要有资金、设备,就能开业。

  直到“三鹿”事件爆发前,奶站的监控管理并没有改善。蒋卫锁觉得,甚至更加混乱了,“像我这样不掺假的人很少”。

  当时,像他这样的奶站并不多。“主要是奶贩子收奶,再加上企业自己建点收奶。”蒋卫锁回忆说。

  2002年,中国奶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从2001年到2006年这5年间,中国奶牛存栏增长率、牛奶总产奶量年均递增长率、奶类总量年均递增长率、人年均占奶量年均递增长率都呈两位数增长,几大项指标的综合年均递增长率达到了23%,是前50年年均递增长率的3倍。

  令业界咋舌的是蒙牛发展的“航天速度”。“蒙牛速度”成了中国企业界的一个传奇故事:开创前三年,蒙牛平均每天超越一个同类企业,5年间销售额增长200倍。“那时候,我们年销售额是200%的速度递增,蒙牛是1000%多的增长,消息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以为弄错了。”闫斌说。

  这种膨胀发展已经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这样高速发展会留下隐患,必定会出问题,应该自己建设奶源基地,发展养殖小区,加强监控。但是企业忽视了,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引导。”

  蒋卫锁与伊利的合作正处在蜜月期。在1年多时间里,他的奶站从最初的两个,发展到了五十多个,日收奶量从2吨多,变成了30多吨,收奶地域除了当地乡镇,还辐射到周边9个县区近百个农村。《农业科技报》报道他的新闻标题为《一个牵着牛头奔跑的人》,而他也被无序发展的中国奶业牵着走。

  2002年底,被称为“中国奶业第一炮”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呼吁重视问题。在第一届广东奶业高层论坛上,他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名义指出当时奶业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大量进口奶粉,还原成牛奶后,当成“鲜奶”销售;二是牛奶中添加香精。这些都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这就是一张纸,到底捅不捅破它?”他在会上质问政府部门和乳品加工企业。

  2003年初,有媒体对王丁棉的观点进行了报道,这可能是最早揭露奶业内幕的新闻报道。当时王丁棉还心存顾忌,担心企业矛头都对准他。“我对媒体说,多找几个人一起上新闻。”王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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