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且顽强生长的中国企业家

　　改革开放30年-企业全球化

　　本报记者 李爱明

　　柳传志们展开人生精彩篇章

　　“气候真是要变了。”1978年11月底的一天，34岁的中科院技术员柳传志看了《人民日报》，欣喜不已，他的判断依据是那天的《人民日报》居然第一次登载了一篇如何科学养牛的文章——这在“文革”以来的十多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对科研一直没有兴趣的柳传志仿佛一个战士听见了冲锋号，浑身都是力量，不安分的那根神经马上被撩拨得兴奋起来。

　　但是，直到5年后，这位中关村（000931行情,爱股,资讯）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企业界的教父级人物才有机会在中科院的一间传达室里开始他的创业梦想。而日后那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大多数也和柳传志一样，正在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最佳时机。

　　1978年，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招了几十个学生，其中三个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总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和四川长虹（600839行情,爱股,资讯）并称中国彩电四强。

　　也是在这一年，在沈阳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11年后他成为招商银行（600036行情,爱股,资讯）行长;浙江人张征宇考进了北京工业学院，1987年他创办了商务通;北京中学老师段永基则考上了北航的研究生，几年以后他创办了四通集团，后来还当上新浪的董事长，成为中关村的另一位标志性人物。

　　对于他们而言，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像是一个铺垫，他们的人生精彩篇章，要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真正展开。

　　但是有人跟他们不一样，浙江萧山的鲁冠球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鲁冠球年龄比他们要大一些，只有初中文化，更像是那个年代里无数崛起于田间地头的农民企业家的真实写照。但他搞企业的经验比上述任何人要长。1969年，25岁的鲁冠球就开始办起了工厂，到1978年的时候，他的工厂已经是400名员工、年产值300多万的大家伙。鲁冠球打过铁、修过自行车、收过废钢材，能挣点钱的路子他似乎都折腾过。那时候，流行“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留给乡镇企业的机会是如此之少，以致鲁冠球什么挣钱就做什么。最多的时候，他的农机厂挂了四块牌子。

　　另一个乡镇企业的传奇人物吴仁宝似乎要幸运得多。他所在的江苏华西村（000936行情,爱股,资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而他本人也在村里当了创纪录的48年村支书。1978年，《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头条高度评价“华西村经验”。吴仁宝在那时就风光一时，当然，随着华西村的繁荣，他本人也将攀上更高的事业颠峰。

　　最热的企业改革人物还应该算步鑫生。1983年的时候，在他自己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位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很偶然地被推到了历史舞台，成为当时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榜样。原因是他当了厂长以后，开始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在总书记胡耀邦的“钦点”下，步鑫生被树立为改革典型，甚至一度被神化为管理大师。当然，这种脱离实际的神话最终只能破灭，5年后步鑫生就被职工集体投了不信任票而下台。

　　如果认为当时的环境对企业家生长很有利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尽管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只有少数农民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更多的能称得上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公司开始集体登上历史舞台，则还要等到1984年。

　　财富梦想在夹缝中“野蛮生长”

　　这一年在中国企业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许多现在大名鼎鼎的企业，都是在这一年创办的。邓小平在这年初进行了他第一次著名的南巡，在看了深圳和珠海之后，他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和“珠海经济特区好”两个旗帜鲜明的题词。

　　很快，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下海潮和创业潮在这一年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了。这一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后来这个中心成为万科公司;张瑞敏则被派到青岛濒临倒闭的一家电器厂当厂长，后来他把它发展成今天的海尔;柳传志则创办了联想，和王石一样开始了最初的“倒爷”日子;广东的李经纬则从三水县体委副主任被排挤到一家只有几口米酒缸的酒厂当厂长，但是他很快在那里折腾出了健力宝;同样在广东的潘宁则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的一台双门电冰箱，10月份他成立了珠江冰箱厂，开始生产容声牌冰箱，这便是日后的科龙公司前身。此外，李东生、史玉柱、赵新先、段永平等等江湖大佬都在这一年开始了各自的创业生涯，发酵各自的梦想和野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似乎提供了承载梦想的一切可能，只要你怀揣财富的梦想，就有发家致富的可能。这当然是日后的臆想，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土著企业刚刚开始它们夹缝中的“野蛮生长”历程。直到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的财富依然还不能拿到阳光下，因为那里面夹杂了太多的意味深长的无奈、黑暗甚至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