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自身阶级 罗斯福引领一场“大压缩”

　　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1953年《时代》杂志称，“唯有从鲜与记者谋面的民众那里才能获得有关本国政治未来与经济方向的真实资讯”，并派出一位特约编辑AlvinJosephy做一次全国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国。

　　他描绘的画面与1929年大相径庭。1920年代的美国是个两极分化的国家，1950年代则焕然一新。“就算在最小的城镇，美国都穿着一套繁荣的、中产阶级衣饰……人们并没变得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人从未有如此之多。”1920年代的美国是政治两极对立的国家，而1950年代是政治中庸的国家。“共和党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地一致。”工会已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稳定机构。农夫快活地告诉这位从《时代》杂志来的人，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的中产阶级快速消亡。传统智慧认为，这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

　　19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的反对论据是什么都于事无补。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且经济不但没有因此遭到破坏，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美国社会进入经济民主化

　　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20～5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

　　到19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纽约日报》称，“那些传奇地产遭受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维持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1950年代中期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人群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19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同时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而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就连美国劳动者内部的经济差距也缩小了，50年代装配线上的工人等不熟练及半熟练工人，与机械师等较熟练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缩小了。律师、工程师等受过正式教育的雇员相对于体力劳工的薪酬优势与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况也要低。

　　“长镀金年代”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卡迪拉克车与Chevy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在人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富人遭遇强“税”冲击

　　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涅茨于19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系统，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198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不平等再度加剧。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开始发现它不像是非人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税收资料显示，直到19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但短短10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而在20年代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间的收入划分大体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是否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转变呢。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差别不大。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富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对最大地产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来临，对富人的税收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50年代中期升到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依赖资本收益的人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也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结果导致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1950年代中期只有10％.

　　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体力劳工迎来黄金年代

　　蓝领尤其是产业工人则是“大压缩”最大受益者，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19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收入，依通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相对地位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与许多大学毕业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有了如此好时光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美国制造业遭遇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且因1924年《移民法案》的严格移民限制造成劳工短缺。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美国工会参与率曾在一战中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的非农业工人参加，1933年达最低点。但“新政”下，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两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二战末，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新政”，联邦政府在罗斯福治下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另一种说法则更强调工会运动的内部变化。哈佛大学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认为，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工会的上升，表明“新政”也许并非发挥关键作用。30年代真正发生的首先是“大萧条”导致许多雇主降薪，愤怒的工人组织起来抵制，然后，工会运动力量的渐增产生了自我强化作用，因为已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为想要组建工会的其他工人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如资金援助、提供纠察员等。

　　不论政治、大萧条与组织状况各自在工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至少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新力量居功甚伟。首先，工会提高会员的平均工资，同时间接地、幅度较低地提高非工会成员的工资，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与薪资较高的经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内部收入差距，可为收入最低的会员谈判争取较高的工资增长，助其追赶收入最高的会员。不过，单凭成立工会并不足以带来完全的“压缩”效果。彻底的转变还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形。

　　■数字

　　富人难以承受之“税”

　　所得税：20年代最高税率24％，罗斯福第一任期63％，第二任期79％，50年代中期91％.

　　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1929年不到14％，1955年45％.

　　遗产税：20年代对最大的地产征收20％，此后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

　　结果：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但1950年代中期只有10％.

　　本报有所删节整理：李宽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