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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3G博弈背后

http://www.jrj.com     2008年12月30日 01:18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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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评论 西 曼

  本报记者 丘慧慧

  国家的TD—SCDMA?中兴、大唐的TD—SCDMA?

  喧嚣了若干年的中国3G进程终于在动荡的2008年揭开了帷幔,中兴通讯在国产3G标准——TD-SCDMA上的胜出的样本意义是值得解剖的——

  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能力问题(相对更有先天优势但产业转化能力却很弱的大唐而言),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企业路径与国家路径的如何志同道合的问题。

  尤其是放在过去几年,TD发展路径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争议、周折、反复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值得我们探究的是,在此类充满争议、变数、博弈(包括与西方大国出于政治、商业等复杂目的的搏弈)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企业,它的微观发展路径应该做如何抉择?而此时的国家、主管部门又应如何选择?

  这两种力量的交错互动将最终如何决定实际的发展路径?

  技术自觉?利益驱动?

  回溯2001年,当电信科学院的一干技术专家、信产部具有技术背景的技术官僚牵头推动TD进入国际标准之时,他们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计划借助这样一个项目完成一系列“论文”来证明学术能力?还是出于一种坚固的企业家精神,要把这个或许能入围的标准作为一个产业去推动?还是被高瞻远瞩的预见所推动,那么早就意识到中国要搞自主创新国家战略?

  历史从来不允许假设,否则当TD被国家意志推至中国最强势运营商——中国移动肩上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大跌眼镜。

  实际上,复原当时的逻辑来看,我们更容易相信的逻辑是,这些知识分子、技术官僚、留学人员组成的团队本身便拥有共同的技术血统,首先是出于“技术自觉”:当时的中国电信行业已经发展了十几年,脱身于各个邮电国企、研究所的“巨龙”、“金鹏”等企业也在程控交换机等技术领域小有突破,但是,中国人在ITU(国际电信联盟)等主要国际会议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因为没有任何标准、专利,每每被“晾在”会场最后一排。

  当然,他们也会相信全球无线市场的巨大空间,但是这里面应该还没有“企业意志”,而更多的是老派知识分子的自我“赋责”与技术自觉。

  那么,对于当时的“巨大中华”这些企业主体来说,其实它们出身、特质又很不同,大唐是为了把TD产品化、产业化而专门成立的国有企业,中兴是涉及多重利益、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而华为则已经是小有成绩的纯私营企业。面对接下来成立的TD联盟,在主管部门牵引下,它们当然都不会“拒绝”,但是投入的动力、利益评估标准必然会导致行为产生分野。

  大唐作为一个企业的身份是不纯粹的,它并非一开始就为了利润而来;中兴是一个上市公司,追求平稳发展和股东稳定回报,强调规避风险,看好TD的市场潜力,但也不确定TD市场的节奏,因此采取了从“低成本尝试”到逐步加大投入的路径;而华为作为私营企业,又一直是个非上市公司,它所受的驱动来源于一个略显偏执的典型重商主义者的原动力,他看的市场更远更实际,也更偏执,故其无可厚非地把战略重心放在已在全球占据70%的WCDMA上。

  这也是TD初始阶段,大唐全力投入TD,中兴强调均衡分布同时兼顾3种制式,而华为则相对边缘化TD——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们回顾TD历史当中的企业路径选择,其实不难发现,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利益做牵引,大唐必将夭折,因为国家很快会给他“断粮”;中兴可能会半路退出;而华为可能压根就不会参与。TD这一源自知识分子“技术自觉”的标准就会和很多研究论文一样藏于故纸堆当中。

  “国家路径”批判性复制与发展

  不足之处正在于,企业是创新主体,但并非唯一主体;企业由利益驱动,但并不能驱动所有利益,特别是很多长期公共利益。市场部分失效,乃至完全失效并不只是局部现象。

  在涉及国家某些科技创新、容纳宏大产业链条的重大项目领域,国家意志是企业意志的重要支撑。

  比如,在TD发展路径中,2006年国家推动TD大规模试验大大促进了TD发展,坚定了企业对TD自身发展路径的信心,如果再推迟的话,就可能导致中兴因为自身现实利益而退出,而华为最终不会全面参与,那么TD命运则更加难料。

  对于追逐私立的企业这无可厚非。反过来说,包含TD在内的下一代宽带技术成为国家自主创新重大专项,也是国家战略对电信企业、电信产业坚持创新的肯定,企业的发展路径促进了国家战略路径的形成。

  这种互动其实还有另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无论TD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市场成功,我们都必须承认,TD走到今天做了非常多的“机制创新”探索,它是国家战略、主管部门、TD联盟、产业链企业主体互动的范本,体现了国家路径与企业战略互为促进的探索过程,在整个产业链条上缺少了一环就早已夭折。

  这个路径要在市场企业主体能力已经比较强的时候,通过市场杠杆,给予这些企业持续的利益引导,让企业作为应用创新和产业化的主体来推动技术的大发展,类似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过TD联盟吸引中兴、华为和爱立信、三星等众多外企参与。

  但当企业主体尚且缺位的时候,也必须要设计一个机制,来促成基础研发的启动,获得“第一推动力”,进而通过PE\VC\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促进企业主体的快速成长,大唐这种按照行政意志成立公司的模式未来能否行得通?特别是老派知识分子日益稀少,越来越多的人更为注重短期“市场利益”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基础研发的投入?

  究其实,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落实,有赖于有效机制的建立,特别是解决国家路径、企业路径为核心的“政企互动DNA”,辅之于产、学、研的结合,才能将企业利益的短期性、实力有限性,与国家利益的长期性、政策与市场优势结合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TD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这块“石头”源自老派知识分子的自觉和若干历史机遇,而这条河也算蹚过半程(TD后半程实际上更需要“政企互动”的坚定性来予以推动)。

  但是,随着技术自觉意识的消失、创新型企业不能自发产生、更多人在意快钱的时候,这种DNA的打造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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