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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再出发

http://www.jrj.com     2009年01月14日 17:11      《上海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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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资200901

《上海国资》1月刊封面文章: 中国企业再出发

  “最容易走的路已经走完,一个苹果中最好吃的部分也已吃完,该到了转变的时候”

  记者 王铮

  虽经历了30年的坎坷,中国企业在2008年面临局面之严峻程度亦前所未见。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外贸、港口、运输企业业务急剧萎缩。随即,内地制造业深受牵连。而因金融危机深不可测的蔓延,中国企业各项指标近两年之内将难言恢复。

  然而原因似不可完全归咎于外力。

  接受《上海国资》采访的众多企业界人士均认为,金融危机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或催化剂。真正的问题在于,在经历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资产价格和环境成本上涨之后,中国企业的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最终导致了今日之局面。

  上海实业集团公司董事周道洪对《上海国资》介绍,随着商务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早在前几年就开始逐渐丧失,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外资企业也渐渐转移到低成本地区。

  “如果没有美国金融危机,中国企业这种发展模式亦必然受阻,只不过可能缓几年。”诸多专家认为。

  中国企业赖以生存且持续多年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戛然而止。此次被迫痛苦地告别传统的增长模式,注定其将以更为艰辛的方式找寻出路,其成功的到来亦必极为漫长。

  但惟其如此,中国企业才可能变得更为成熟和坚强,亦更能抵抗外界变化莫测的风雨。

  失速

  2008年企业业绩下滑幅度之巨已超乎多数人预计。

  12月中旬,国务院国资委公布数据,1—11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6830.4亿元,同比减少2393.7亿元,下降26%。剔除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石油和电力企业后,其他央企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这样看来,全年亏损几乎成定局。

  几乎同时,上海市国资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研讨明年局势时透露:“国企业绩衰退形势已超乎预计,有的跌幅高达70%—80%”。这位负责人对《上海国资》介绍,“事实上,自7月份以后,形势便一日比一日严峻,原本以为年底触底,但从数据看来,此判断过于乐观。”

  国有企业尚且如此,中小企业更早有体现。

  浙江广东的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即有约7万家上规模民营企业亏损倒闭。据决策层调研结果,今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亏损倒闭的比例可能会高达30%—40%,明年亏损倒闭的中小企业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表面上看来,此番业绩大面积下滑表现出一种突然之势,因事前毫无征兆。

  上海国盛集团副总裁林益彬对《上海国资》表示:“10月份之前,旗下房产租售生意火爆,几乎手机都不敢开,出租率达到97%,但现在下降幅度很大。”

  上海国盛集团是上海国资产业投资平台,其投资涵盖上海地产、制造业、建材业、传媒业等。国盛投资的上海棱光实业,两大支柱产业是清洁能源和新材料多晶硅。直到7月底,多晶硅的销售还非常强劲。棱光原本以为至少到2010年之前,多晶硅项目对其业绩会有适当支撑。但现在,棱光实业已在寻找新的项目。

  感受相同的企业家不在少数。

  11月下旬,上海仪电集团下属亚明灯泡厂董事长刘经伟给《上海国资》提供的一份报表表明,自第4季度开始,销售收入下降明显。“这几年利润以5%的速度递增,如果持续这样的形势,2009年将很难说。”他感叹。

  事实上,目前之状况早在几年前即有征兆。

  上海实业集团公司董事周道洪对《上海国资》介绍,据他的观察,早从2006年开始,外贸企业及加工制造企业就已面临行业性的经营困难。“外贸企业接了订单后找不到加工企业做。因成本急剧上升,一开工就是亏损,加工企业接单积极性明显下降。”

  周道洪表示,此次危机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陷入经营困难的企业不是缺少订单而是订单饱满。“由于近年国际原材料价格急剧上涨,订单越饱满的企业蒙受的损失越巨,不仅是中小企业,订单已排到今后几年的大型国有企业中集集团、振华港机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他说。

  据他的调研,“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有相当一部分是人民币升值的后发作。历史上本币大幅升值的发达国家,无不经历过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但前一阶段,资本市场的繁荣掩盖了这一问题。看企业的财报,基本上是来自资本市场的资本收益弥补了主业的窘境。”

  2008年资本市场的急剧调整把企业主业经营的困难完全暴露了出来。更甚的是,在企业主业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资本收益,部分企业反需蒙受巨大资本损失。

  失势

  为减少成本,更准确地说,因不愿意放弃维持多年的比较优势,沿海一些企业悄然转移至中西部。

  “制造业向内地转移是最近几年最重要的趋势。中国的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大,在沿海商务成本、融资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这是十分重要的选择。”周道洪介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亦对《上海国资》表示,企业如转移至中西部,其人力资源、地价、固定资产、资源环保成本优势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

  虽然如此,但相较于沿海地区,中西部一个难以逾越的瓶颈是,企业布局尚未形成,产业集群、交通、配套物流等条件尚需不少时日,且所费成本亦极为不菲。

  由此来看,企业能否再延续沿海地区30年辉煌断难肯定,何况产业转移只能治标,几年后,中西部企业定将再次重复沿海企业今日的局势。

  国务院国资委一位企业研究专家对《上海国资》表示,因多年依靠低价劳动力和资源价格,所付出代价甚巨。“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估计要未来50年之后才能补偿。”

  他表示,决策层亦不愿意中国企业再重复过去发展模式。

  “转移到中西部,纵然能暂时维持原有比较优势,但无异于重复牺牲环境和资源,决策层不能容许。”上述专家表态。

  他表示,决策层的意见是,希望今后中国企业或通过研发使产业升级,或依靠自主创新形成自身品牌。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由此对《上海国资》判断,中国企业此前依靠的比较优势即自然禀赋已经消失。

  “最容易走的路已经走完,一个苹果中最好吃的部分也已吃完,该到了转变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主任陆刃波对《上海国资》表示。

  这样来看,纵使安然度过此次危机,出口形势恢复,中国企业亦再无可能遵循过去发展模式。

  并购能否破局

  据《上海国资》采访,根据目前中国企业发展状况,诸多专家认定海外并购和研发技术升级或为现实可行之路径。

  “失去了成本优势后,其他竞争环节,诸如商务模式、定价机制、人才培育、风险管控、创新机制都过弱,目前所见只有这两个方向。”一位国资专家对《上海国资》表示。

  他的理由是,现时,国企现金流充沛,银行流动性足够,财政收入亦较为可观,可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研发提供必要的支持。此外,近几年,中国企业界一直较为注重研发领域实力的增强,不少企业比如装备制造业等都颇有长进。

  或许基于此番判断,2008年12月 17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开表示,将选取10家具备境外开发实力、在技术上、人才上,以往境外开发取得的业绩上都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境外资源并购。

  多数专家对此举意义表示认同。

  “目前是资金充裕的企业扩大资本性开支最好的时候,特别是纵向和横向的一体化并购能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在消除隐患、化解风险的基础上,应集中资源,瞄准核心业务做一些动作,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布局和战略性储备。”周道洪表示。

  他认为,其他类型企业海外并购并不一定能很快占有比较优势。但资源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很简单,一是资源储备,一是开采能力。海外并购带来的利益能很快见效。

  “大多数央企海外并购都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从企业自身战略需求角度出发,利用这些优质资源,央企的国际竞争力将得到很大提升。比如中铝介入两拓合并是为争取产业内部的话语权,中钢收购中西部公司是为了铁矿石上游安全和持续稳定供应,对Midwest的收购是中钢国际化发展中重要的一步。”上海胜道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邱红光对《上海国资》表示。

  事实上,近几年中国资源型企业便似有预见性地加紧了海外并购,2008年收购好戏即频频上演。

  年初,中铝收购力拓; 7月,中石油斥资41.8亿美元收购总部位于加拿大的PetroKazakhstan Inc.,收购价格为每股55美元;当月,中海油服证实计划斥资25亿美元,要约收购竞争对手Awilco Offshore ASA,此为一家在挪威奥斯陆上市的油田服务公司;8月,中国石油推进收购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持有的一家国际合资企业的50%股权,交易价值为118亿美元;9月,中石化与总部位于加拿大的油气公司TanganyikaOil达成协议,以每股31.5加元的价格收购其全部股权。

  但市场对于国企频频海外并购仍颇有微词。比如中铝在2008年年初以每股60英镑溢价高达21%的代价收购力拓9%股权,如今浮亏已逾80亿美元;更加上,12月15日,因中石化宣布溢价约21%以130亿元收购加拿大坦根依卡石油公司,被业界讥为“激进并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上海国资》表示,海外并购方向肯定是对的,关键是要让企业自行判断并购时机和并购目标,政府不能积极干预。

  不过,周道洪认为,如果企业是根据整体战略需要获取自己所想要的资产,则不能以抄底的心态去并购。“关键是要抓住战略性机遇,这样纵使买贵了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管如何,海外并购似已成为官方和业界达成共识的努力方向,在付出必要的代价后,或许可很快期待成功的希望。

  而对于企业自觉研发,业界则未见如此乐观,且意见分歧明显。

  发力研发

  据《上海国资》采访所得,业界主要分歧在于,研发不能短时见效,且付出成本巨大。

  “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大多数是纸上谈兵,特别是危机来的时候更难做好。”一位企业研究专家对《上海国资》表示。

  他认为,以前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一直薄弱,研发投入亦不足,如依靠这种内涵式增长并不能期待有快速提高。

  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

  “中国企业必须从价值链的低端转移到中高端,实现产业升级,才有充足的利润空间,虽付出不菲的成本和时间,亦应在所不惜。”张文魁认为。

  事实上,此观点亦为业界多数专家共识。

  “企业增长的方式可以是外延式增长,亦可是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是通过低成本策略性收购进行扩张,内涵式增长则更多借助自身积累、自主研发等求得发展。成功的企业总是会综合运用这两种方式。外延式增长是阶段性的,内涵式增长则是企业发展永恒的主题。”周道洪表示。

  事实上,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亦非弱不可扶。

  比如,上海家化4年前退出低端化妆品行列,研发出佰草集系列化妆品。“以前洗头水、花露水基本上都是十几元,上百元的很少,现在佰草集的一个套装,价格比外资的品牌要贵,四件套的售价是1300元,比玉兰油、旁氏、资生堂的合资品牌欧珀莱等品牌的同类产品都要贵。”上海家化负责人葛文耀曾对《上海国资》颇为自豪地介绍。

  但葛文耀亦并不讳言,推出新产品之前,所费代价甚大:“前几年一直在烧钱”。

  上海仪电下属亚明灯泡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经伟亦称,亚明对研发已积极重视。“大概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跟’,人家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第二步是自主创新;第三步是‘超’,人家没有的我们要有。”

  2008年,亚明自发研制、设计的节能灯和景观灯挤败几千个国内外竞争对手闯入北京奥运会。

  这些企业并非孤例。“据我所知,中国的工程机械工业这几年研发能力已是大大提高,特别是零部件的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水准,象汽车零部件的技术水平已飞跃性发展,港口及工程机械70%—80%都可以自行研发成功。”周道洪介绍。

  “中国企业正在敏锐地改变,它们已知道如何从技术中寻找优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承耀对《上海国资》感叹。

  不过,伴随这两种可见的转变之道,企业界和众多学者仍期待政府在其中的积极推动。

  “比如政府可以制定产业振兴计划,对制造业升级计划进行支持,银行可以选择企业进行支持。”张文魁建议。

  他认为,此次经济危机或将提供一个足够长的时间窗口优胜劣汰,逼迫中国企业寻找到出路。

  无论如何,众多企业的命运将就此改变。

  已经过去的2008年,不仅是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纪念,它亦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再出发的分水岭。

  中国企业的“30功名”

  1978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企业清一色是公有制,私营经济几近空白。长期统包统销导致国企“缺乏生气,效率极为低下”。当时刚打开国门时,日本企业家对中国企业的描述是:中国只有工厂,没有企业。因为所有的工厂都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单位,上面给什么指标,就怎么生产,国家定的什么价就按照多少价来收钱,而且很多工厂连独立核算都没有。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企业开始改革开放。为引入竞争,政府鼓励多种经济体并存发展,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有企业,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个体经营户纷纷开闸。为营造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计划先以几个经济特区为试验,成功后推广到沿海地区,然后再发展到西部内陆。根据这个发展战略,深圳珠海等特区经济首先发展起来,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改革,很快取得了迅速发展。

  初步建立多种经济体并存体制后,政府开始实行企业改革,放手让国企在市场经济里自由竞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管理体制改革,脱离社会义务,裁员瘦身,上市集资,整合以增强竞争力。政府的放权与宏观方向性指导,使得国企越来越有竞争力,逐步成为赚钱的企业,并在行业经济中成为行业龙头,起着主导性作用。

  另一方面,鉴于资本和技术积累的贫乏,政府决定以低劳动成本吸引外商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技术入股合资公司,以市场换技术。鉴于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大量长期的低廉劳动力,大量外商携巨资和技术纷至踏来,“世界工厂”之名由此得来,中国沿海地区也迅速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中国也因此掌握了新技术高科技,开办了各种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国有大企业。现在,我国的船舶工业可以制造出国际标准的化学品船及大型油船。电信工业可以铺设各种标准的电信网络。汽车工业可以制造注重环保的绿色汽车等。中国工业技术有如此超乎想象的发展,得益于引进技术。

  因外商投资企业飞速上涨,且产品成本低廉,在国外市场有绝对的竞争力,利润空间广阔。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出口创汇制度,可以尽快积累用以经济发展的资金。政府为此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免税政策等。还设有专门的外贸公司,实现对外国市场的统一销售。

  不过,此战略一路走来,弊端逐步显现。其代价一是压低劳动力工资,令其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以廉价劳动力开设劳动密集型工厂;其次,牺牲环保。因开设大量低技术高污染工厂,以求尽快现实工业化改革。于是中国沿海出现了大量的低技术高污染工厂,付出代价惨重;其三,研发能力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企业止步于微薄利润的代加工。

  目前,沿海地区开始转型。政府的应对措施是:企业要更为注重环保,要从劳动密集型有意转向资本密集型,从低技术高污染转向高科技重环保,从基础工业、加工工业转向服务业(第三产业),从实物产业(农业、工业)转向虚拟产业(金融业、计算机、互联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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