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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聪和他的香港智行基金会:我们是来协助救火的

2012年08月09日 08:30 来源: 时代周报 【字体:

杜聪和他的香港智行基金会:我们是来协助救火的

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先生。河宁 摄

  从2002年初至今,香港智行基金会帮助1.4万名艾滋孤儿完成学业。其创办人杜聪,原是香港金融界精英,现任智行基金会主席。作为一名专职帮助艾滋孤儿完成学业的公益人士,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给孩子一个未来”

  7月15日晚,中部某省一城市中心一间普通酒店大厅里,140多名大学生载歌载舞,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艺。

  这是智行基金会一年一度暑期实践活动的开始。接受智行基金会帮助的部分大学生,利用假期,从国内多个省份赶来。作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联欢过后,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家乡,拜访那里的艾滋孤儿,并举办各种兴趣学习班,尽可能地向艾滋孤儿传授自己的专业所学。

  “从2005年开始,智行一直在举办这样的活动。”智行基金会该市办公室的朱春雷告诉时代周报。

  这些唱歌跳舞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至少父母一方是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也都曾接受过智行基金会长期帮助。

  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就像《哈利波特》里那个参加毕业典礼的老院长,沉着而喜悦。

  2002年初至今十年间,杜聪和他的同事,连续救助了1.4万多名的适龄学生。

  “如果不是杜老师,我现在就不可能坐在这里,我可能现在会在南方某个电子厂打工呢!”7月15日晚,王欢(化名)告诉时代周报。

  王欢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她的家乡在农村。王欢父亲在1990年代感染艾滋病。王欢上初二那年,在外地打工的父亲开始发病,全身生了疱疹,丧失劳动能力。无奈之下,回到家乡的医院治疗。从此,家中债台高筑,生活艰辛。

  “上初二的时候,(当时)家里交不出学费,学校也追着要。有一天,我赖在家里不走。我妈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我说不想去,老师老在班里讲我的名字(催要学费)。我妈把我打了一顿,我就在家里哭、怄气,我妈也哭。”王欢说。

  彼时,杜聪的身份是香港金融界里业绩优异的精英: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哈佛大学硕士,华尔街的工作履历。1998年,杜聪用100港元在香港银行开户,成立智行基金会,

  “当初的理想,就是一边做银行赚钱,一边回馈社会,利用业余时间做点公益。”杜聪告诉时代周报。

  2000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杜聪在北京参加艾滋病预防教育会议时,有一对父子坐在他旁边。“父子俩来自偏僻的农村,都患有艾滋病,当地医生不知道怎么治疗。”杜聪说。

  后来,杜聪认识了高耀洁。“2001年,我一直跟她接触,她刚开始不让我来,说很敏感,但是也挡不住(我)。那时已有很多农民去求助了,我到农村去,也不单是通过高耀洁这个渠道。”杜聪说。

  杜聪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是杜聪的忘年交,他曾写文章回忆:

  “杜聪走进一户人家,两位老祖父母带领着五六个孙儿过活,因为两房儿子媳妇统统染上艾滋病亡故了。老夫妇本来自己生活已嫌艰难,一下子增加了一群孙儿,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活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垮。……杜聪又进到另外一家,父母都染上艾滋,父亲先走,母亲病得奄奄一息,剩下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儿,即将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女;弥留在床的病妇向杜聪哀求,希望在她身后杜聪能帮助她的孤女复学,给她的孩子一个未来。”

  杜聪介绍,当地艾滋病患者花了很多钱去治病,不少家庭都已经山穷水尽,经济很困难,孩子辍学在家。

  “有些老年人所有的儿子都感染了艾滋,但孙子这一辈的有很多没有感染,他们还是健康的孩子,只是缺乏读书的机会。”杜聪说。

  杜聪决定把他的救助资源集中在助学上。2002年初,他的智行基金会开始资助该省艾滋孤儿,总共127名。

  “我们是协助救火的”

  2002年初,王欢和她的家庭正在为学费犯愁时,班主任告诉她,有一位香港的杜先生,知道了你们家里的情况,可以帮助你们。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同学们聚集到操场上,杜聪走上讲台,向同学们宣讲救助事宜。“那时候他比现在要瘦,而且穿得特别朴素,我们甚至都不相信他。”王欢说。

  智行基金会与当地疾病控制中心合作,根据他们提供的检测底单,确定需要帮助的家庭。智行基金会76%的经费,直接用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因为作文写得好,2002年,王欢还得到智行基金会奖励的一个复读机。那是她第一次拥有复读机。从此,她和另外两名同学,接受了智行基金会至今长达10年的帮助。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王欢还领到了特困生生活补助。

  “智行从我们10多岁一直帮助我们到20多岁。”王欢告诉时代周报。

  对于学费和学杂费,智行基金会的人员要么是直接到学校发放,要么是家庭交完钱后,凭着发票报销。有很多高中生大学生,有自己的银行户口,智行基金会就通过银行转账,成本很低。

  杜聪和智行基金会在演绎着一个人间的童话。然而,这童话在刚开始的时候,却一点儿都不浪漫。

  杜聪说,“当地有个副县长跟我说,你是第14个来的机构,在你来之前,有13个都被我赶走了,但是我让你留下来。”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有些人去村里被打了被赶走了,你们却能开展这个工作?”杜聪说,“第一因为我们运气好,第二是我去的时间对。我去时,正好是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的态度。我曾跟领导说,艾滋病好像是一场火,我们是协助救火的,不是调查这场火起火的原因。”杜聪说。

  杜聪解释:“我看见在一个村里面,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亡,他们有很多孤儿,他们需要读书,那场火还在燃烧,所以优先要做的事可能是救火救人。当时(这个观点)得到很多领导支持,觉得我们很务实、很实在。不过当时我们也答应要很低调地工作,不能公开募款,不能公开说是哪个县哪个村的。”

  “刚开始运作时,还是我自己的钱,另外就是很低调地找一些相信我的人,包括哈佛同学会和银行同事,这让我们不用公开募集就能起步。”杜聪说。“我当时不能公开钱的流向,他们相信我。”

  2003年非典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智行基金会就可以公开募款了。

  在此期间,原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做慈善的杜聪,辞掉了正式工作,专职为智行基金会做事。

  “他让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世”

  初三时的一天上午,王欢突然被亲戚叫回家—父亲被从县人民医院拉回到家里。

  整整一下午,王欢都看着一动不动的父亲。她没有哭,以为父亲可能是休克了,静静地等着他醒来。

  王欢还有个妹妹,母亲为了补贴家用,从王欢初三那年,便常年在广州打工。

  “每学期,我都会给杜老师写信。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就把杜老师当成了自己的父亲,什么心里话都会写在纸上面,很厚很厚的那种信,给杜老师邮过去……有些话我不会给我妈说,但会写在信里面给杜老师说。”王欢说。

  接受智行基金会帮助的很多学生,在每个学期期末,都会给杜聪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每个学期或者学年,智行基金会会遴选出成绩优异的学生,组织假期社会实践活动。

  2006年暑假,王欢和另外两名接受帮助的同学,参加智行基金会组织的夏令营,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了上海,她们参观了艺术馆、科技馆和动物园,还去了一次西餐厅。

  18岁的男孩李力(化名),是一名大一学生。幼年时,家人患艾滋病先后去世,他成了孤儿,被高耀洁送到她山东曹县老家寄养,李力从小就一直接受智行基金会的帮助。

  2009年暑假,李力参加了智行在上海组织的暑期活动。在一次集会上,一个与他同样身世的男孩,发言时讲了自己悲惨的经历,说着说着就哭了。

  “当时,杜叔叔就决定了,明天不能再继续这样的方式。杜叔叔的观念,就是让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世,让我们的心里没有压力,摆脱这个阴影。”

  “他(杜聪)不是把钱给你,以后就不管你了。他会想办法给你减压,他很关心每个孩子的心理感受。”李力说。

  智行基金会累计帮助的1.4万名孩子中,目前在校学生有9000多名。接受帮助的1070个大学生中,目前在校者约800人。在9000多学生中,还有500多名是艾滋病感染者,除了接受学费和生活补助,他们还获得了医疗方面的培训。

  由最初的一个村的127个适龄学童,发展到二三千个孩子,再一下子发展到八九千人—“智行经过了三个跨越”。杜聪说。智行基金会也拓展到了多个省份,拥有10间分散各地的办公室,50名全职工作人员。

  但是杜聪并不就此止步。“我们现在才累计帮助了1万多个,还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的孩子没有帮助到。”杜聪告诉时代周报。

  “现在资助的1000多个大学生,这个方面总费用是两三千万了,经过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的善款收入有很大下降,下一步需要努力扩展善款来源。”杜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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