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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方案将出台 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或调至30%

白银大赛千万实盘资金派送中 2013年11月15日 06:55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网友评论(人参与

  【最新消息】国企改革方案将出台 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或调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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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国资国企的改革工作拉开帷幕。

  11月13日,国资委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思路、重点领域和措施步骤,推动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昨日(11月14日),有消息称,即将出台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但一名财政部内部人士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根据他的了解,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目前尚待配备专门的办公室及人员。从筹备进程及时间进度上来说,上述《指导意见》出台的时间有可能延至明年。

  改革方案正在酝酿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及,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就包括国资改革。

  11月13日,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黄淑和透露,将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

  国资委方面表示,全会后,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于,高度关注地方机构改革中地市级国资委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防止出现体制弱化和倒退。同时,积极推动地方综合性立法,完善地方国资监管体制,并加大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及加强县级国资监管机构建设。

  上述财政部内部人士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有望组建成立由财政部、发改委及其他相关部委共同参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领导小组,承担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但他也表示,“多个部委都在搞,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改革是这次经济体制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全面改革怎么布局?从哪里突破如何具体实施?现在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指导意见》差不多在明年应该会出台。”

  当记者追问其参与《指导意见》的哪部分具体工作,以及征求过多少次意见时,该财政部内部人士表示,“这个我就不方便和你说了。”

  红利上缴比例将提升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管理体制改革中将会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央企上缴红利提升即属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的一部分。

  上述财政部内部人士透露,“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推动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提升的事情。”目前,财政部正在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际,研究调整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合适途径和方式。

  从比例上看,他认为比例调整至30%~35%是一个相对合适的范围,因为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比例调整过高,将影响现金流的周转,给企业带来财务困难。从用途上看,今年初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曾提出,央企新增红利将有一定比例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

  该内部人士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央企红利主要用于两方面支出:一方面是资本性支出,另一方面是费用性支出,其中主要包括用于央企自主创新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央企重组、央企灾后重建、应对金融危机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均尚未涉及支持民生。留下来的大部分利润则用于扩大再生产、弥补国有资本金投入不足、解决企业历史负担、科技创新等方面。该人士直言,央企红利支出用于社保等民生领域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实施难度比较大。

  按照目前的有关规定,根据行业性质不同,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是10%,资源类央企上缴比例是15%,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在5%。经国务院批准,从2012年起中国烟草总公司税后利润收取比例已提高至20%。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农业部、国资委、保监会、交通运输部、教育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十余个部门都已专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

  据《第一财经日报》获悉,目前多部门正密集部署相关领域改革,具体细化措施值得期待。

  国资项目有望允许非国资参股

  国资委党委13日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张毅在会上提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冲破思想观念障碍,敢于提出改革新思路,拿出改革新举措。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10月末在参加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时提到,国资委正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

  三中全会公报在涉及国资的表述中,不仅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提法,还对发展混合所有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国有企业提出要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

  有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未来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被认为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资本投资项目有望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有望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专家亦表示,未来国资管理改革的思路将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知情人士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有望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最高可能达到30%。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可能得到进一步界定,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将会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等方面展开改革,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发改委将加速放权

  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会对于“市场决定性”的强调,被认为是改革将进一步向市场放权的信号。

  发改委13日召开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会议学习贯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根据全会精神,进一步修改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及相关政策建议。认真做好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此外,要抓紧谋划一批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关键和重要作用的重大改革,制定符合国情、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把握时机、适时推出。

  一名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城镇化的推进是发改委未来最核心的工作重点之一。与此同时,发改委还面临着“自身改革”的难题。下一步,发改委将在如何“协调”和“整合”各部门力量上发力,而逐渐让渡一些事无巨细的审批。

  一名智囊人士分析称,今年火速推进的简政放权很大一部分是在“革”发改委的“权”。尽管过去发改委负责牵头制定改革方案,但事实上,在新一届政府全盘改革的思路中,发改委也属于被改革的对象。

  专家表示,未来的放权方向包括除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同时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也会得到完善,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产能过剩、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等。

  保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

  而在财税领域,有知情人士表示,未来将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

  与此同时,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

  对于此前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的中央和地方事权如何划分,如何保障地方财力的问题,知情人士表示,未来有可能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将作为中央事权。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

  专家表示,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是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全方位推进多领域改革

  对于金融领域的改革,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要求。尽管公报对于金融领域的着墨并不多,但在强调市场作用的语境下,“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提法拥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最为核心的有两个方面: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的监管体系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本报记者表示,此外,如何使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刘元春解释称,金融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实际上,这方面的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也一直在稳步推进。完善监管体系建设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对影子银行的治理,使影子银行得以阳光化。

  也是在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央行就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央行称,要紧密结合经济金融工作和央行实际,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深入研究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的政策措施,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的各项重要决策部署。

  而在13日和14日,中纪委监察部连续两天召开会议传达全会精神。

  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而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成为最近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主基调。

  三中全会创新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纪委监察部的两次会议,均将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融入到上述概念之中。

  13日,在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会议上,“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被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各级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一种是纪委的监督责任。而两种“责任”未来都将被强化。

  对于后一种责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纪检监察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机构独立性不够、相对松散,机构授权也不足。因此纪委监察部门对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责任很难落实到位。

  对于纪检监察机构能够实现垂直管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一步到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一步步逼近改革既定目标的步骤正在实施。

  亮点1 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决定》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决定》起草和修改的亲身参与者,您认为《决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进军号角。对于《决定》的特点和蕴含的思想,我理解主要有五点:

  一是主题全面。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这次则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一方面是为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实践需要,当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二是主线清晰。《决定》提出“6个紧紧围绕”,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如第一个主线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说,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财税金融、宏观调控等经济领域的所有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主线来展开和推进。提出每个领域各自特定的主线和方向,不仅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方向不会迷失,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偏向。

  三是重点明确。《决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15个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生态文明体制也与经济密切相关。经济占了所有改革任务近一半。之所以如此,主要考虑是,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下一步发展面临众多难题和风险,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已到了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实现发展的阶段。这次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也是这个道理。

  四是力度空前。《决定》2万字左右,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十分丰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有两个原则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只写改革,特别是重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改时,对于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弱化改革举措的,除非理由特别充足,一般不接受。而增加的改革内容,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我听到很多参会人员说,没想到,很意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改革决心和勇气,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胆有识、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气魄。

  五是行动扎实。通过一个好的《决定》固然重要,但要把改革任务落实下去,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变为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抓好落实。这次《决定》的落实是有保证的,体现在:组织落实,明确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时间落实,鲜明提出到2020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改革进程是可检查、可评估的。这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抓工作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

  亮点2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治理主体多元,方式法治化,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记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理解这一新提法?

  杨伟民:这是《决定》的亮点之一,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过去我们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提出的。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样,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就衔接起来了。

  我对这个新目标有几层理解:第一,内涵是全面的,是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治理体制;第二,制度是成熟的,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要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体制,而不是缺乏定势、变来变去的体制机制;第三,主体是多元的,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这次提出的协商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一环;第四,方式是法治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亮点3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改革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

  记者: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一词之变的意义在哪里?

  杨伟民:从“基础”到“决定”,2个字的改变,意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与1992年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这一论断具有同等历史地位,将发挥同样的巨大作用。1992年的重大理论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论断,会同样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给我国再争取一个20年的改革红利期,助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论断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基础性作用,给人的理解是在市场之上还有一个力量在配置资源,那只能是政府。另外,过去对宏观调控也有扩大化理解,似乎宏观调控就是政府配置资源。1992年以来,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虽然在表述上有所调整,但主要是对市场作用“量”的调整、程度的加强,没有质的变化。《决定》2个字的改动,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决定性”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

  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前一段时间,大家对改革的突破口、重点等有很多讨论,有的认为是财税体制,有的认为是金融体制,有的认为是土地制度等。这些改革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据此设计出各领域的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

  这一论断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核心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的干预太多。产能过剩、城市病、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干预过多有关。比如产能过剩,除了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是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盲目投资。现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水泥、玻璃、造船以及风电、太阳能,都是政府关照较多的行业,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轻纺、电器、轻工等产能过剩并不严重。

  既然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内涵、一般规律,就要解放思想,破除理论障碍,在理论上承认这一规律,在实践上遵循这一规律。

  亮点4 清晰界定政府职能和作用。5项职能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杨伟民: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作用也不行。但是,要认识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内涵的不同。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

  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我认为可以概括为5项职能,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与以前对政府职能的界定相比,《决定》没有提经济调节,因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调节什么,怎么调节,并不明确,给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留下的空间较大,也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矛盾。《决定》还强化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针对性。理论上说公共服务可以包括环境保护,但在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有必要单独列出。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干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

  亮点5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深化国企改革有许多新思路、新任务

  记者: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这方面有什么突破和创新?

  杨伟民:我们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过去,我们认为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后来承认是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这个前提,似乎总有一部分是违法的。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障碍,“玻璃门”、“旋转门”等,根子在于思想上,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地位上。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决定》有很多新的突破和创新,我的学习体会是,主要体现了一个基本精神和理念,就是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

  一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也讲过“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来没有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讲,而这次放在一起,十分鲜明,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

  二是在保护产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依法监管等各方面,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等关键词。

  三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内涵和定位。今后,既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此外,《决定》在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改革方面有许多新思路、新任务。国有企业第一波改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有效实施《决定》关于国企改革的任务和举措,必将掀起国有企业的第二波改革。

 

  专家认为,产业的逐步开放与国有企业市场化、证券化、社会化、国际化将是未来改革大方向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新一轮的改革也正鸣笛启航。对于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部署,国资委方面表示,要进一步完善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思路、重点领域和措施步骤,推动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制订好路线图、时间表。方案争取在“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专家认为,产业的开放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与股权的证券化、社会化与国际化,将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路径,一方面要通过开放来解决机制问题,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培育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依托资本市场来完善解决投资资金来源的问题;三是在于国有股权的流转。”国资委研究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我国大企业集团体制方面的完善要依靠开放型经济来解决,在体制机制上,包括股权激励、业绩考核、分配制度、风险管理体系、品牌建设等方面都要跟国际一流企业接轨,从而打造世界一流的大企业大集团。而资本市场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的推手,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产业的开放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与股权的证券化、社会化与国际化,这一定是改革的方向。”该人士表示,产业的开放与资本有效流转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的重要手段,预计未来国有股权的控股比例将会下降一半。在产业开放方面,竞争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就需要依靠资本市场来实现,与此同时,应在保障产业安全管制基础上,有序地推进关键行业的发展问题。在一些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要先保证一定的国有控股,然后通过开放产业链,完善行业法规如《水法》、《电信法》等,逐步推动行业的开放和改革。比如,未来中国石油(行情,问诊)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放开产业链的节点,如石油勘探技术服务公司、炼化厂、加油站等,通过完善产业链的创新体系,持续培育石油行业的竞争力。

  华创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炜认为,通过三种全会的精神可以看出,落实推进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资本化运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将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所在。其中,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将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其核心是产权多元化,着力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做到既有国有股权,又要引入民营资本、管理层和职工个人股份等。未来,以产权改革和国有股权稀释为核心、以国有资本运营为载体探讨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是重点、以分类指导和竞争性行业国企市场化运营为取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将成为一大亮点,这将直接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活力。

  纵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面深化改革”贯穿始终。对资本市场而言,笔者认为需要从五大方面深化改革。

  首先,坚持市场化方向,继续深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应进一步厘清和理顺新股发行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强化市场约束,促进市场参与各方归位尽责。

  例如,对于长期被各方诟病的新股“三高”问题就应该进行彻底改革。将定价权交还给市场,交还给投资者,要强化新股发行定价过程中的市场约束。从长期来看,只有投资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认真判断企业投资价值,理性定价,不盲目跟风,不盲信谣言,“炒新”、“炒小”的投资习惯得到改变,才能真正打破新股“三高”魔咒。

  其次,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资本市场实际需要和投资者保护的退市制度体系。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对于优胜劣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股市之所以充斥了垃圾股,甚至被称为垃圾市,退市制度不完善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看到,2012年证监会分别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实施新的退市制度。应该说,退市制度的安排反映了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对于这项制度,监管层要严格执行好,实现退市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常态化。

  第三,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同样需要进行进一步完善和改革。

  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日前发表的《保护中小投资者就是保护资本市场》指出,真正捍卫市场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就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仅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具体看,要全面构筑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要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健全上市公司股东投票和表决机制、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中小投资者赔偿制度。

  第四,在未来的资本市场改革中,法制建设也是一个的重要层面,这既包括《证券法》、《公司法》等市场基本法律的修订,《期货法》等基础性法律的建立,也包括既有制度规则的完善、修改。

  我们看到,在最近公布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证券法》的修改已经被列入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期货法》被列入第二类项目,即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应该说,不管是《证券法》的修改,还是《期货法》的制定都有望取得新的突破。

  第五,法制化也同样要求监管制度进一步改革,使监管部门更好回归监管本位,严厉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老鼠仓”等违法违规、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维护市场运行秩序。

  改革要走出去,绝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关起门来改革,就会造成路越走越狭窄。鉴于此,我们要善于倾听外面的声音,要汲取国外的经验,不断完善各项制度,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总之,当前,宏观环境正在朝着对A股市场有利的方向发展,股市具备了向好的基本面条件。在此背景下,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推进全面改革,使股市的运行与经济基本面形成良性互动,进而让投资者分享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成果。

  上海新一轮国资改革,大幕将启。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10月下旬在一场全国座谈会上,要求与会者“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占全国地方省市国资委委管企业1/9、1/8,净利润占近1/4的上海国资企业,其改革备受全国关注。本轮上海国资改革向何处去?淡马锡模式被普遍认为可资参照,其精髓在于完全市场化运作,政府并不直接介入。

  在此,《每日经济新闻》推出这组报道,梳理上海国资改革将涉及的企业,以及它们目前面临的情况,藉此为读者掘金资本市场提供参考。

  备受关注的上海国资改革方案,或许很快将出台,淡马锡模式呼之欲出。

  11月13日上午和下午,上海市委分别举行常委会和全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传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讲话中提到,要“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等各项工作”。

  更早之前,10月20日,在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提出,“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

  国资国企改革,上海是重中之重。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上海国资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占全国地方省市国资委委管企业的1/9、1/8,净利润的占比甚至接近1/4,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王坚也多次提及,要“努力使上海国资国企率先成为全国国资改革发展的排头兵,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先行者”。

  目前,上海已完成国资企业初步整合、重组、整体上市,国资证券化率超过35%。

  但长期以来,国资委在“出资人”与“监管者”的双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指出,国资委成立后,集管人、管事、管资产三项大权于一身,“一言堂”的问题难以避免。

  上海下一步的改革,很可能将聚焦于国资委自身定位、转型,以及理顺管理体系。

  稍早流传的一份上海国资高层会议纪要内容显示,此次上海国资改革将主要立足于国资委层面,核心在于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机制等。淡马锡模式被频频提及,视为可参照的改革方案。

  所谓淡马锡模式,就是指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营方式。淡马锡控股公司是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成立于1974年,新加坡财政部拥有100%的股权。

  淡马锡模式的特点是,虽然政府全资控股,但不干预淡马锡控股公司在运营或商业上的种种决定;在公司治理层面,淡马锡控股公司也尽量避免参与旗下各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决策,让这些企业充分依据正确的商业原则开展业务;另外,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理人选择,与政府完全脱钩,还拥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所需要的投资与管理团队,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搜寻。

  记者获悉,在今年上海市委确定的6项重点调研课题中,上海市国资委承担和参与了两项,其中就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上海市国资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等16个党委、政府部门,分8个专题开展调研,并“与新加坡淡马锡就开展市场化合作、加强专业化监管进行交流”。

  这次调研的成果之一,就是计划对上海国资企业开展“分类监管”。这或许意味着,上海的国资管理体系,可能转向“市场化、专业化管理”。

  当然,即便风声很盛,但上海国资改革最终将从何处着笔,是否会参照淡马锡模式,还有待上海国资改革方案的最终出台。

  改革背景

  旧病新疾叠加只能向改革要红利

  上海国资改革,正从国企联合、兼并、开放式市场化重组、资产证券化,迈向国资管理体系、管理模式变革的新阶段。前期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但也掩盖或新出现了许多问题。

  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旧病新疾叠加,最终还是只能向改革要红利,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改良。

  前期资产整合效果显著

  早在2003年8月上海市国资委正式组建伊始,就开始积极推动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形成了一系列成果,比如上海电气(行情,问诊)(行情,问诊)集团实施产权改革,百联集团横向联合重组,锦江集团与新亚集团联合组建锦江国际集团。

  至2008年,《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明确强调企业重组的开放性和市场化,要打造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大力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推动上海企业走向全国。

  同时,明确产业类企业(集团)的主业,推动优势资源向主业集中。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走上市发展道路,实现资产资本化、证券化,希望在3到5年内,使上海国资的证券化率达到30%甚至更高。

  当年,作为国内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上海深刻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全市当年GDP增幅仅为9.7%,是自1992年以来首次低于10%。上海对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的增速明显放缓。

  上述《意见》的出台及其提出的国资国企改革措施,也被认为是有效应对当时局面的重要举措,效果也非常显著。此后,上海建工(行情,问诊)(行情,问诊)集团、上汽集团(行情,问诊)(行情,问诊)、百联集团等纷纷完成整体上市,上海国资证券化率近36%。

  目前,上海国资系统上市公司合计65家,其中,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的有53家,实际控制人为区国资委的有12家,大股东控股50%以上的有20家。

  旧病新疾需改革来清除

  但是,上海国资仍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增收不增利”就是其一。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国资国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6万亿元,同比增长16%,但实现利润总额683.91亿元,同比基本持平。

  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曾撰文指出,上海快速发展30多年,主要推动力是资源和投资,通过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表现为企业“退二进三”。如今,上海新一轮发展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可批租的土地越来越少。

  张晖明指出,上海的工业产出中50%~60%跟外资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整体经营萎缩,加之出口订单减少,上海工业产出的增长能力受到冲击,这也证明发展方式存在结构性问题。

  GDP增速趋缓、土地财政难以持续、房地产市场调控趋紧,则使上海面临沉重的财政支出压力。

  “今天要检讨既有的发展方式,加快创新转型,进一步调整国有资产的配置管理方式。”张晖明在文中认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轮国企改革,基本都是被问题拖着走的‘改良’,化解一些问题的同时,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王德培认为,过去的改革虽然成效显著,但其他问题也日渐暴露,一旦旧病新疾叠加,最终还是只能向改革要红利,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改良。

  在王德培看来,当下国企面临的种种问题,已超过国资委能力范围,在某些方面,国资委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易贸资讯宏观分析师马泓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国资委既是政府机关部门,又是出资代表人,旗下集团“一把手”也均与国资委挂钩,说明制度上需要改革。

  改革关键

  出资人还是监管者?国资委身份需再定位

  出资人?还是监管者?国资委的身份摇摆不定,问题随之产生。

  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国企自身定位的矛盾纠结,正是国企功能发挥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强调做大做强,但这只是国企的一项功能,国企的存在还要补充市场失灵、体现公益性、落实国家战略意志等。在这些方面,国资委的作为明显不足。”王德培说。

  国资委职能需再明确

  在王德培看来,国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本身兼具资产的性质、产业领导者的地位、国家战略的承载平台和社会公益功能。但在现行机制下,国资委则盯着10%的利润增长目标不放。改革国资运行管理体系,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国资委的身份与职能。

  《企业国有资产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国资委不应承担政府监管职能,而应是一个 “干净的出资人”,即“不能再做监管人,出资人是老板,监管人是婆婆,不要做老板加婆婆,要当干净的老板”。

  李曙光表示,按照 《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资委的定位是一个特设的、法定的出资人法人,“它是一个法人,是以盈利为目的”。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更名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卸去监管者的角色,站在股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但现实情况是,国资委既承担着出资人的角色,又履行着监管者的义务,造成自身角色边界模糊,定位混乱。不少地方国资委还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国资运营平台,离“干净的出资人”角色愈行愈远。

  也有观点认为,国资委无需介入企业运营,仅需承担监管职能即可。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责,由从事资本运作的资产管理公司来承担。

  国企的定位也需明确

  “具体到上海国资改革,不可能走得特别快,脱离全国改革的步伐。”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章奇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短期来看,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承担监管者的角色,不可能完全撇清,但其中应有侧重点的考量。”

  “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应从市场化管理的角度出发。目前的国资委,集监督者、管理者、投资者于一身,所以中期来看,往淡马锡模式转型,是值得努力的方向,相对来说也是阻力最小的选择。”章奇告诉记者,“从长期看,国资委应完全转变为纯粹的投资机构。”

  这与李曙光等人认为国资委应转向“出资人管理”,成为“干净的出资人”的想法有相似之处。

  在章奇看来,明确国资委的角色,首先需要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位。“如果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做大做强,那么国资委的角色显然应该是服务于这一目标。如果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补充市场、完善市场的功能,那么国资委应该首先考虑如何帮助国企发挥这些功能。”

  “所以,国资委角色的转变,需先考虑究竟需要国有企业来做些什么。是否需要对国企继续设立一些看似非常市场化的指标,设定每年产值、利润的增长幅度?这些看似符合企业一般管理的功能,其实对市场功能的发挥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才是战略性方向的问题。在完善市场功能与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之间,不可兼得。”章奇补充道。

  兴业证券(行情,问诊)(行情,问诊)策略研究团队也在研报中表示,新一轮国资改革首先应是监管领域的思路转变。“国企改革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点在于国资出资人的地位和市场监管者地位的分离,这里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对于不同市场领域的国企,要分类。”

  这又给国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国资企业不同的功能分类与市场角色,如何履行不同的监管职责?

  好消息是,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上海国资改革也有所考虑。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王坚曾透露,上海国资计划完善市国资委系统企业分类监管,突出企业的市场属性,兼顾股权结构、产业特征和发展阶段,将系统企业分为竞争、功能和保障三类。

  具体而言,竞争类企业,以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兼顾社会效益、成为国际国内行业领先企业为目标。功能类企业,以完成政府重大专项或战略任务兼顾经济效益为目标。保障类企业,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对这三类企业,从定位目标、治理结构、管控模式、选人用人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管理。

  今年4月26日,国务委员王勇曾听取上海在改革分类监管方面的设想,并“给予肯定”。

  值得关注的是,这将改变传统意义上大多数国有企业承担着诸如解决劳动就业等多重社会责任,又无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尴尬现状。

  改革方向

  探路淡马锡模式:关键在“政企分开”

  根据稍早流传的上海国资高层会议纪要,此次上海国资改革将主要立足于国资委层面,核心在于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机制等。其间,淡马锡模式被频频提及。

  “上海需要淡马锡式的企业,需要组建更多纯粹从事资本经营的资产管理公司。”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曾撰文认为。但他直言,上海国资距离真正的淡马锡模式,仍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淡马锡模式呼声高

  上海此前也已作出尝试。

  2007年9月,国有独资的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定位为上海市政府重大产业项目的投融资平台。

  2010年成立的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当时更被坊间誉为“上海版淡马锡”,但成立3年有余,表现乏善可陈。

  易贸资讯宏观行业分析师马泓认为,“之所以公司没有大踏步进步,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就是资本运作与监督管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划分。”

  稍早前流传于市场的上海国资高层会议内容显示,本次上海国资改革,将聚焦于国资委层面,淡马锡模式作为长远目标,核心在于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机制,推广市场化激励机制与创新容错机制试点。除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由政府任命外,新版国资公司将获得较大的自主经营权,领导班子成员将按照市场化方式,由公司自主招聘,以化解国企内耗等弊端。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王坚也表示,上海或将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在加快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动企业成为公众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平台资本配置功能,形成国资有序流动的常态化机制。对部分上市公司股权和非上市公司股权等,进行统筹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实现 “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

  应从“政企分开”开始

  张晖明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直言,上海国资距离真正的淡马锡模式,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中国与新加坡的差异非常大。新加坡是都市型国家,国家经济结构、产业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发展落差比较小。而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产业存量、甚至人口密度的区别都非常大。”张晖明认为,“淡马锡模式可学,但无论是上海国盛,还是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距离淡马锡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市场发育水平、甚至干部队伍运作能力、政府其他职能部门与国资之间的关系等等因素的制约。”

  “市场经济深化的同时,政府也将转型,从全能经营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国企面对的将是‘全社会’的政府,而不是国企独享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企作为政府关系的总和,需要通过改革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失宠’后的新环境。”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说。

  “淡马锡模式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政企分开’,新加坡财政部虽然持有企业股份,但影响不大。”马泓告诉记者。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也提到,当前国资改革不顺畅,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不到位,就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向淡马锡模式看齐应该始于‘政企分开’。从上一轮国企改革可以看出,相对而言的中小企业,获得了一定发展空间,通过实施公司制的企业管理方式,引导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因此,建立健全国有现代企业制度十分重要。”马泓说。

  此外,在马泓看来,上海自贸区所提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核心就在于转变思考角度,重构政企关系,从以往“跟着政府做”,转变为“只要政府没有禁止的,都能做”。

  名词解释

  淡马锡模式

  指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营方式。淡马锡控股公司是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成立于1974年,新加坡财政部拥有100%的股权。

  淡马锡模式的特点是,虽然政府全资控股,但不干预淡马锡控股公司在运营或商业上的种种决定;淡马锡控股公司也尽量避免参与旗下各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决策,让这些企业充分依据正确的商业原则开展业务;另外,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理人选择,与政府完全脱钩,所需要的投资与管理团队,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搜寻。

  新一轮上海国资改革启动将至,市场传闻其核心方案包括下放权利、推行股权激励、修改考核机制等等。上海医药行情问诊)(601607,SH;02607,HK)作为上海国资旗下主要医药平台,被看作国企改革的先锋企业之一。

  昨日(11月14日),上海医药公告称,上药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向上海上实转让所持上海医药3340.75万股A股股份,占上海医药已发行总股份(26.89亿股)的1.24%。

  上海医药表示,股权结构变更属于其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调整,不会导致上海医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但这一动作仍被业界解读为上海国资加大了控制权。

    “倒腾”上海医药股权

  从上海医药昨日的公告来看,虽然上药集团向上海上实转让上海医药1.24%的股权数量不高,但依旧被市场解读为上海国资控制力加强。

  上海医药对此表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实集团)、上海上实、上药集团系其控股股东,此次股份转让实施前后,上海医药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其股份数不变,仍为9.55亿股,占上海医药已发行总股份的35.50%。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上海医药财报发现,上实集团、上海上实为上海市国资委的全资下属公司,上实集团被上海市国资委授权100%经营上海上实,而上海上实持有上药集团60%的股份,这意味着上海国资委通过上海上实间接持有上药集团60%的股权。

  上海医药年报显示,上海医药原先的股本结构为,上实集团及上海上实合计持有上海医药7.61%,此外,上药集团持有上海医药27.89%的股权。上海医药半年报显示,上实集团为上药集团控股股东。据上海医药2012年报,其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由于上药集团并非上海国资全额持股,因此,上海上实斥资362.21亿元将上海医药1.24%股权从上药集团买入,意味着上海国资对上海医药的持股有所增加,控股权也更加集中一些。

  一位接近上海医药的业内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股权变动只是一些内部的变动,实际控制人确实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上海国资加大了对上海医药的直接控制权。“这说明国资力量对上海医药不想放手,对上药的股权控制可能只会越抓越紧。”

  上实系医药整合已久

  从上实集团在医药板块的整合历史来看,公司在1995年出资1000万美元合资组建三维制药,标志着上实集团正式进入医药产业。1997年6月,上实集团控股收购国内A股上市公司——上海实业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联合),实现向医药业务的转型。两年后,上实控股将旗下正大青春宝等医药资产分拆,以上实医药科技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自此,上实集团海内外两个医药业务发展平台初步形成。

  2003年,上实集团决定启动医药产业重组,通过私有化上实医药科技、收购上实联合股权和成立医药事业部,统一医药投资平台。2006年11月,上实联合更名为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医药)。

  更为重要的整合发生在2008年,当年6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由上实集团控股并重组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药集团),以加快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2009年10月,上药集团重组方案正式公布。重组采用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手段,吸收合并上实医药、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600849,SH)和上海市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0842,SH)三家上市公司,形成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601607,SH),同时将上实集团(含上药集团)73.85亿元医药资产注入上海医药,实现上实集团医药业务的整体上市。2010年3月,在完成全部法定程序后,重组后新的“上海医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原上实医药和中西药业两家上市公司正式退市,上海医药成为上实集团唯一医药业务平台,组建成了“新上药”。

  “现在从上实集团的财务报表来看,上海医药已经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门,上实也不愿意国资委把上药从上实集团拿掉。”前述接近上药的人士表示,“虽然上实集团直接占到上药的比例不大,但是由于上药资产量很大,并且销售收入也很高,从报表的角度是非常重要一块,因为上实的报表是合并报表,要把所有的资产加进去。”

  适时推中长期激励计划

  实际上,在本轮国资改革中,更受业界关注的是:上海医药能否借国资改革的“东风”在国企改革中有所突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上海医药前一轮比较有力的改革是在吕明方时代。2010年更名为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新上药”迎来了首届董事会,由资本老手吕明方出任董事长,国资背景出身的徐国雄出任总裁。然而随着内部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抵触,吕明方的改革计划几乎寸步难行。

  如今新一届领导班子有何想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前不久上海医药三季度报告说明会上,现任董事长楼定波表示,“上海医药作为一家完整的上市公司,目前我们也正在高度关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同时我们要等待时机,将不遗余力适时推出对公司管理层以及骨干人员中长期激励的计划。”

  事实上,上海医药原本就是上海国资“股权激励”的首批试点企业之一,原计划在重组完成后推出股权激励方案,还酝酿在下属企业实施鼓励经营单元竞争,实现“超额分成”的方式进行激励。

  瑞银证券研究报告表示,公司作为上海国资旗下唯一医药平台,或将成为改革先锋企业。“我们预计公司领导层将充分借助国资改革这一契机,加速对公司进行管理改善,建立更加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完善激励、考核制度,管理改善有望促使公司加速增长。”

  营销体制改革成重点

  从业务来看,上海医药主营业务覆盖医药研发、制造、分销、零售全产业链,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87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2%、3.7%。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医药刚于今年上半年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新一届董事会重提“千亿计划”,强调要坚持工商一体化和内生外延并举的战略,到2015年实现规模千亿的发展目标,每年增速保持在15%以上。

  在今年半年报业绩会上,上海医药管理层坦言目前公司在销售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整个集团营销资源分散,子公司各自为政,在产品、渠道、品牌方面没有利用好集团的资源;第二、内部的17家企业在营销方面水平参差不齐;第三,企业在营销体系上、产品战略和架构、销售策略、团队建设等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针对以上问题,上海医药总裁左敏表示,将继续执行商业和工业两轮驱动的战略,公司接下来重点是三方面的工作:内部资源整合,尤其是市场资源的整合;加大工业并购力度,公司还在物色新的并购项目;继续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包括现有合资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方面的合作,同时也在寻找新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公司营销体制改革已经在进行中,公司已经成立了上海医药的营销中心,左敏担任主任。

  “主要就是想把我们分散在子公司的营销资源逐步整合到集团的平台上来,这个营销中心目前主要是对我们集团各子公司产品的规划、服务、指导和督促方面起作用,我们想通过营销中心较快地提升整个集团的营销能力。”左敏表示。

  ◎股权变更

  上药集团向上海上实转让所持上海医药3340.75万股A股股份,占上海医药已发行总股份 (26.89亿股)的1.24%。

  一位接近上海医药的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股权的变动,实际控制人确实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上海国资加大了对上海医药的直接控制权。

  ◎公司战略

  在今年半年报业绩会上,上海医药管理层坦承目前公司在销售方面存在不足,据悉,目前公司营销体制改革已经在进行中。

  上海医药总裁左敏表示,将继续执行商业和工业两轮驱动的战略,公司已经成立了上海医药的营销中心,“主要想把我们分散在子公司的营销资源逐步整合到集团的平台上来,较快地提升整个集团的营销能力。”

吴敬琏

吴敬琏

  编者按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理解“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什么?对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撰文表示,我们将建立2.0版的市场,这将是一个消除了条块分割、向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在规则(法治)基础上实现有序竞争的市场。

  吴敬琏 1930年1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我国的改革将在今后7年内全面深化,有望在2020年形成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上一轮改革建立了1.0版市场经济

  2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那是一个根据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制定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

  根据这个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我国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财税体制、银行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国有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

  其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作出了进一步界定国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和私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期确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正是根据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进行的全面改革,使我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

  我们可以把在上一轮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叫做1.0版的市场经济。这个初级版的市场经济,还带有许多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主要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了太大的作用,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

  21世纪初期以来,在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的问题上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倾向,国有企业在若干重要行业中加强了绝对控制和较强控制的垄断地位。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出现的改革停顿,以及各级政府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导致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两个大问题: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举步维艰,以致由粗放发展方式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货币超发、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另一个问题是腐败。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强化,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加强,以致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加剧了贫富悬殊和官民矛盾。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发展的情况表明,我们亟须通过全面改革克服现有体制的弊病,构建我国市场经济的升级版。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它正确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将要建立的2.0版的市场,是一个消除了条块分割、向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在规则(法治)基础上实现有序竞争的市场。

  需要划分政府的职能边界

  从世界各国和我们自己的发展经验可知,要在我国建立起这样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付出多个方面巨大的改革努力。

  首先,必须明晰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并且使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能够得到平等的保护。例如,目前土地产权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即使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限制,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须及时改进。

  第二,为把整个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不但要放开商品和服务价格,还要实现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这样,才能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通过交换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

  第三,按照“市场能办到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分政府的职能边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和改善审批办法。

  第四,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行业垄断和地区保护。

  第五,建设法治国家,确保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实现司法公正,确保检察官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第六,实行“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进入”的原则和“负面清单”的管理办法,简化工商登记手续,亲商利民。

  第七,改进市场监管办法,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中和事后监管为主,由实质性审批转向合规性监管。

  中国将进行规模巨大的改革

  我们现在所处状况的特点,是形势逼人,不改革就像邓小平1992年说的只有“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现在三中全会确立了2020年的宏伟目标,也作出了改革推进步骤的总体部署。各级主管部门必须群策群力,保证改革措施能够贯彻下去。

  正如三中全会公报所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将要进行的规模巨大和极其深刻的革命,必然会遇到来自陈旧的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阻碍。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方向,大胆实践探索,克服各种阻力和障碍,保证改革真正能够推向前进。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确保,中国也才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必须明晰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并且使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能够得到平等的保护。

  改进市场监管办法,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中和事后监管为主,由实质性审批转向合规性监管。

【作者: 王雅洁】 (责任编辑:赵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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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51稳定赢利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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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50宇辉战舰-丹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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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42自律耐心乘势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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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36黄琼上善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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