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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区域大棋局:着力打造三大新经济支撑带

白银大赛千万实盘资金派送中 2013年12月27日 06:55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网友评论(人参与

  【最新消息】李克强区域大棋局:着力打造三大新经济支撑带

        中国区域发展迈入“空间管制时代”

        统筹思考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碎片化”

        从开发区到自贸区:寻找区域发展驱动力

        区域发展 新型城镇化“红利”几何?

  【地方动态】区域发展促基金与飞地经济双轮驱动 长三角一体化加速

        绥芬河:自贸区申请已上报 正细化方案与政策设计

  优化提升三大增长极 着力打造三大新经济支撑带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培育区域增长极带动整体经济发展,成为鲜明特色。

  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都是在深圳、浦东、滨海为带头先发地区下发展起来的,那么,“习李时代”中国新的区域重心在哪里?

  9月3日,南宁。利用参观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之机,总理李克强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提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发展层次和质量的同时,特别要做好内陆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

  “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 李克强说,从现阶段各方面条件看,着力打造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西部沿长江区域、西南中南腹地三大新的经济支撑带是必然选择。同时,促进西北地区增强实力,在向西开放中形成新优势。

  至此,在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半年后,中国的区域总体战略清晰呈现:优化提升沿海三大增长极、着力打造三大新经济支撑带、促进西北向西开放。

  区域经济进入多点支撑时代

  “中国经济过去主要依靠‘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个点支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中西部地区一些地方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有可能形成一些新的战略支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说,区域均衡、多点支撑的发展理念是“新三大经济支撑带”提出的背景。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时期,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在减弱,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地理空间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行情,问诊)开始内移,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西部沿长江区域、西南中南腹地“具有成为我国三大新经济支撑带的基础条件”。

  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言,从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运行总体情况看,东北发展的脆弱性依然非常突出。用国家发改委官方的话来说, “东北地区缓中有忧”。东北地方官员亦呼吁,“东北振兴还需要第二个十年规划”。

  因此,李克强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仍纳入“三大新的经济支撑带”,既是对上一届中央政府政策的延续,亦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东北官员的呼吁。

  中西部沿长江流域,一贯深受李克强青睐。中共十八大新领导集体形成后,备受关注的李克强的首次外出调研,便选择了这一区域的江西九江和湖北恩施。

  “很多发达国家都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再沿内河而上。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李克强在这次调研期间说。

  他强调,打好“中”字牌,可更好地发挥长江带来的巨大交通便利,让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甚至跻身国内经济第一梯队,并将对中部广大腹地产生更大的辐射作用,进一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这对改革中的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

  “中西部沿长江区域人口稠密、市场广阔、人力资源较为丰富。随着当地居民就业的持续扩大,收入的不断增加,这一地区将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侯永志说,这一区域具有市场大、资源丰富的特点,其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扩大内需,升级经济结构,协调区域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战略性区域经济板块,“西南中南腹地”是首次出现在中国高层口中。但实际上是将“西部大开发”的“西部”细化为西南、西北的结果。

  “西南、中南腹地,就是云贵川、重庆、广西这一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久文介绍,这一地区面积广大,人口密集,经济相对不发达,所以未来发展潜力很大,“之所以称其为腹地,意即它是未来中国扩大内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区域和市场”。

  孙久文表示,随着东部三大增长极的渐趋成熟和新三大经济支撑带的提出,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将逐渐走向多点支撑的均衡格局。

  新三大经济支撑带

  在谈到如何打造三大新经济支撑带时,侯永志曾表示,这三大区域地理环境、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不一样,要打造成为经济支撑带,必须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

  “对于东北地区,虽然体制机制改革使东北地区的活力迸发,但旧的体制机制惯性依然存在。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密切和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经贸关系,实现互利共赢。”侯永志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则重点强调,东北应重视产能过剩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并更加突出生态自然环境的保护。

  据悉,东北振兴第二个十年规划已经征求了相关方意见,预计很快将会出台。根据相关消息,今后,国家除在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东北地区进行支持外,还将推进东北地区火电行业优化升级和结构调整,研究解决东北风电并网及消纳问题,研究支持分散式能源建设,推动大连液化天然气工程项目实现竣工投产。

  如何才能打好 “中”字这张牌?李克强指出,要建立长江中游中部城市群,发挥整个沿江城市的优势。同时,允许中部地区先行先试。他表示,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扶持力度;而中部地区也应该从自身出发,主动扩大开放,用开放来带动改革。

  “中西部沿长江区域要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大力度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推进城市化,让更多的农业人口有序进城,加强城际间联系,把发展潜力和空间释放出来”。侯永志说。

  对于中南西南腹地,侯永志认为,应按照国务院领导的要求,抓住中国和东盟合作新的重大机遇,紧密对接东盟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市场,充分利用好西南中南出海大通道的独特区位优势,努力建设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

  “西南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侯永志强调,这不仅关系西南地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西南生态环境对下游的影响不容忽视。

  比拼政策的时代即将过去?

  虽然区域发展思路已清晰显露出其战略意图,但在如何培育支持新经济支撑带时,政策手段或将面临调整。

  纵观此前30年的区域政策,通过税收和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大型基建和产业项目布局、资金扶持形成“政策高地”,是中央政府支持特定区域发展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人为打造“政策高地”这一曾经屡试不爽的政策路径,或将被迫调整。

  在宋晓梧看来,名目繁多的区域性优惠政策实际上是“画地为牢”,割裂了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企业竞争变成不是创新的竞争,而是追逐政策高地的竞争,并导致政府主导的区域性GDP竞争。

  “应尽早取消各种区域性优惠政策”。宋晓梧说,政府应该从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角度出发,尽量采取统一的政策,“这是一个导向问题”。

  基于此,孙久文认为,“不管是中央领导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新三大经济支撑带’,如果还指望像之前那样由中央出台一些特殊优惠政策,恐怕不太现实了。”

  中共十八大后,随着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等施政口号的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信号日渐清晰。尤其是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这意味着,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思路上已决心进入“空间管制时代”。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科技支撑项目组组长、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随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如,中组部刚刚出台的“不以GDP论英雄”的干部考核政策,主体功能区战略不仅将得到有效实施,还将推动中国区域发展方式转型、有助于避免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超前的发展理念

  《21世纪》:中央大力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信号越来越清晰,但异议仍然存在。有观点认为,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一个地方是重点开发区还是限制开发区,是不是计划经济思维?你怎么看?中国为什么需要主体功能区规划?

  樊杰:对主体功能区,实际上有一个认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过程。大家提出很多异议,都可以理解。

  首先,主体功能区率先运用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工业化文明时期就开始按照生态文明的思想构建国土空间的开发格局、进行国土空间开发管制,那么,既然主体功能区理念是率先、超前的,在整个社会和人们的认知还没有进入到生态文明之前,观念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再加上现行的各种制度安排滞后于主体功能区实施所需要的政策保障体系和体制机制安排,自然会导致异议。

  其次,中国的发展观念已进入区域协调发展时代,需要一个战略性、综合性、全局性、同时也是基础性的规划作为支撑。

  从解放以后到2000年之前,第一阶段中国实行的是均衡的空间布局,这个过程,基本上以经济发展、工业布局、GDP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作为主体。2000年之后,中国开始逐步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区域协调发展在现阶段应该追求的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如何逐渐贯彻落实到区域发展战略上来。到主体功能区规划出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框架——包括基本理念、战略目标、核心内容和实施途径已经搭建起来了。

  这个基本框架与 2000年之前区域发展的思路完全不同,是一个质的转变和提升,并已经贯彻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的战略思路里。但是4大区域板块的战略思路有几个弊端:一、它在时间尺度上是有限的,是针对一个时代性问题、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做的政策导向非常鲜明的制度安排,无法替代长远的国土开发战略和蓝图设计,而缺乏长远的、前瞻性的战略及规划指引往往会导致短期的、阶段性的决策产生偏差甚至是失误;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把它分成四大板块、实施四种类型的政策体系,针对性不足;三、在具体编制规划过程中,没有全国性的上层规划做基础,具体区域的规划总是缺乏指导,特别是涉及到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基地部署和区域间关系的方案设计时,对上位规划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三个问题使板块发展战略受到一定的限制,更不用说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整体的格局应该怎么设计才有利于提升核心竞争力来参与全球竞争。换言之,要把中国放在全球系统中进行整体安排、设计,四大板块的规划部署是不足的,必须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

  概言之,发展观念变了,现实需要也变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出现,对于引导中国空间管制的制度设计对上层规划的需求、以及基础性规划的支撑,是不可缺失的。

  生态经济将在主体功能建设中得到支持

  《21世纪》:在当前中国规划制定民众参与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凝聚人们对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一空间管制基础规划的共识?

  樊杰:支撑现代区域管理制度所需要的民主进程、法律环境,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建设和完善的过程。然而,随着中国整个民主进程、决策的科学化进程的推进和法制环境的逐步完善,这一课是可以逐步完善和补救的:因为规划的实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每执行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修改——修改就需要征求意见。因此,这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把很多凝聚规划共识的工作补上。

  并且, 应该明确一点:规划绝不是简单地代表政府与市场规律进行对立的工具。规划的编制过程,是对公共管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综合认知的结果,是在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的应对策略和适应策略及其调控策略的科学设计。

  《21世纪》:即便人们不怀疑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科学性,但地方官员可能会认为,你把我这个地区划为限制开发区,那我这里的老百姓怎么致富奔小康?

  樊杰: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不是反对将其所在区域划为限制开发区,而是跑到国家发改委主动要求将当地划为限制开发区。这不仅是因为,划入限制开发区可以拿到国家补贴,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一个地方如果不适合开发,即便规划成重点开发区,实际上也开发不起来。阻碍地方政府态度转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被两条线牵着:一是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财税体制,二是政府和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当然,还有其他很多配套制度确实没有跟上。

  另一方面,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主体功能是指该规划地区的主体功能,其他功能,只要与主体功能不相抵触、不冲突的辅助功能,该发展的照样发展、甚至还会得到优先照顾进行发展的机遇。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本思想是,每个地方都有其适宜的功能,规划应有助于把每个地方最适宜的功能做到最好。

  《21世纪》: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未来还会有哪些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出台?

  樊杰:三中全会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贯彻了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具体而言,首先,政策体制改革里最大的改革是“不以GDP论英雄”。按照功能区调整政府考核体系,将会是一个最大的杠杆。当然,这只解决了干部的发展观和决策方向的问题。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是通过自然资产确权——确权之后,就为生态产品收益提供了制度保障,比如自然资产入股——这是第二个制度设计。第三、短期内,生态产品在产业链中还处于底层、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国家确定了生态补偿机制——这个补偿是多种形式的:可以是国家财政买单,可以是通过碳交易市场等方式由企业买单,也可以是收益地区直接买单。

  其次,通过环境容量和生态红线的约束,来对增长的极限、速度和边界进行管制,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预警评估和调控体系,超过承载力的区域,对其发展要提出限制。再就是划生态红线,严格保障生态功能区健康持续的发展——提升生态功能、保障国家安全。

  再次,通过资源供给方面调控区域发展。在优化开发区的资源配给上,某些领域要零供给。像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用于工业生产的用地,就应开始零供给,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如过去十年那般,密集出台区域政策:仅从2005年批复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方案开始,到广州南沙新区为止,共53项。

  然而,在地方政府热情高涨的追逐“国家战略”之时,对于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密集出台的反思也日渐增多。

  为何这一时期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会如此密集出台?这对中国的区域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存在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碎片化”的问题?随着政经周期更替,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这一政策模式是否会改弦更张?

  《21世纪经济报道》就此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刘云中。

  区域规划从密集铺开到个别对待

  《21世纪》:过去十年,尤其是2005年、2006年浦东和滨海分别获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文件——截至去年9月6日广州南沙新区获批,共出台53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密集出台国家区域性战略规划?

  刘云中: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专门的区域战略,尤其是在早期小平同志讲“两个大局”之后,很少特别讲到区域问题,一直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政府开始意识到需要从整个空间上来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的格局与形势。

  从世界其他国家区域发展政策来看,推动区域政策的因素主要是区域发展问题和思潮。以英国为例,“二战”后的1947年,英国出台第一个区域政策,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密集出台了一批区域政策,背景主要是区域发展出了很多问题,如港口、煤炭等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突显。当然,也跟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思潮有关。

  中国也是在2004、2005年前后,因为市场化、国际化走得快出现一些问题,而出现呼唤“强政府”的思潮。在这种背景下,区域政策做出一些反应,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国区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对区域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客观上要求新的应对措施。

  具体来看:第一,随着区域要素流动的不断增强,过去基于单一行政区的规划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区域发展要求,越来越多的跨区域问题(如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不断涌现,急需突破行政区划进行协调。第二,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空间尺度仍然偏大,操作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向沿海地区集中,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区域差异,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拉动中西部地区和其它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缩小区域差距。第四,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可能进入一个较为长期的增长速度低迷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式难以持续,迫切需要新的举措和政策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出台“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的节奏看,2005年到2006年为启动年,分别只有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这两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规划被纳入国家战略。此后加快了节奏,2007年到2011年间共批复了43个重点区域规划。尤其是2009年到2011年,分别出台了12个、9个和16个“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占到了总数的70%。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区域规划不再全面密集铺开,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老少边穷地区、边疆地区等的规划或意见。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开始改变

  《21世纪》:在你看来,这一轮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文件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如何评价这些文件?

  刘云中:最大特点是:每个“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规划的落脚点最终都在建设项目和优惠政策两个方面。

  就这些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文件而言,四大板块的区域政策有很多的细化;对于一些重大的宏观和区域问题,如沿边开放、产业转移、生态保护等都抓得很准,非常契合往后一段时间发展的需求;组织方式上确实动员了地方、各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激发了发展的活力。

  《21世纪》:如何评估这一轮密集出台的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的实施效果?

  刘云中:目前,由于“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实施的时间还比较短,全面评价“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中建设项目和优惠政策效果的条件并不具备,只能是对此作初步的分析。

  首先,直接推动了规划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其次,区域规划推动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新增长极,区域发展格局由主要依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少数区域驱动,逐步向东中西多极驱动转变。2007年以来,中部和西部的增速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东部地区。再次,提高了区域内外一体化程度。

  对外方面主要是国家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增强,海西经济区、长吉图、喀什地区等一系列区域规划的出台,深化了对外的开放合作,构建了我国对外的开发开放地区总体格局并制定了相应的贸易促进政策,使国内外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区域规划缺乏统筹考虑

  《21世纪》:这一轮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存在哪些问题?

  刘云中:如果把目前所有的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放在一起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缺乏统筹考虑,整体的区域政策体系还有待理顺。自2009年开始,国家战略区域规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一时间,各类国家级综合改革区、示范区、新区等纷纷涌现,区域规划有一种“遍地开花”的态势。“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出得过快、过急、过多,就很有可能造成规划的引导性和方向性并不强,缺乏整体的统筹和综合的安排。

  第二、规划内容趋同。从公布的各规划文件来看,规划的整体趋同性仍然很高,如机械制造以及新能源、新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几乎成为每一个区域规划的产业发展重点。

  国家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地区竞赛,区域规划的出台在某些时刻成了各个地方竞争的结果。现实中,有的地方在区域规划获得批准后,各经济主体纷纷展开对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争夺,甚至各主体之间为争取外部投资者落户不惜竞相让利攀比。最终,区域规划获批不仅没有对各地开发提供正确指导,反而成为新一轮无序开发建设的开始。

  第三、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重视不够。区域规划虽然是政府出台用于指导地区发展的,具有公共政策属性,但规划重心在于确定地区发展的总体框架,对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等进行方向性的引导,而地区的具体发展要放手交予市场去做。然而,近年来出台的区域规划越来越倚重行政主导作用,而忽视或代替了市场的作用,间接上使区域发展与市场轨道偏离。同时,规划和政策没有明确区分。

  此外,区域规划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多头管理问题严重,规划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不能形成有效的实施机制,也影响了区域政策的权威性和持续性,不利于对地区发展形成长久持续的政策导向。再加上我国官员任期制所导致的短期行政行为等问题,区域规划的持续效果很难得到保证。

  《21世纪》:虽然在这轮密集出台的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文件中,也有类似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样的全国性宏观规划,但更多的是一个相对较小,甚至是一个城市新区的规划,以至于有观点认为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过于“碎片化”,体现不出“战略性”,你怎么看?

  刘云中:因为区域政策体系没有理顺,确实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如果规划遍地开花,容易出现宏观导向作用不强,政策优势泛化的问题。

  《21世纪》:从这些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的出台来看,虽然最终都是国务院批准,但其编制大多以地方政府的蓝本为基础、被认为更多的体现地方政府的意图,这是否会导致“中央政府被地方政府俘获”的问题?

  刘云中:中国的规划编制,其实还都是上下结合的产物,完全由中央政府来编规划,或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来编制都是比较少见的。在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地方政府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保证基础资料、基础数据、出一些思路,但还谈不上“地方俘获中央政府”。因为,中国四大板块的划分、市场化的一般规则,在编制规划时基本是不会被违背的。

  未来区域政策不再财政优惠

  《21世纪》:随着中央政府换届,下一阶段中国的区域政策导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刘云中:首先,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有一条,“建立全国的统一市场体系”。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区域政策,还是其他宏观政策或其他部门的一些政策,都不能违背这一大趋势。第二,至少有一点很明确,区域政策不要再指望财政上会有特殊优惠政策。当然,针对区域的独特问题,安排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一个发展的问题。第三,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要适度统一、精简。除了不同规划的整合,规划的编制单位、编制年限,完全可以整合起来,尤其是在地方一级政府。

  《21世纪》:循着这个思路,未来地方争抢戴国家战略区域性规划的帽子热潮是否会有所退潮?

  刘云中:对于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这个帽子,地方还是有积极性,但这并不是地区发展最根本的东西。因为,规划只是给了一个预期、一个引导性的东西,地方做不做、做得如何,还是由地方能力、企业、市场需求是不是符合来决定。

  在国家层面,开放是一种手段、一项决策;而在地方,开放则是清晰可见的区域经济支撑点——从开发区、保税区、自贸区到空港经济区等形形色色的特殊经济区域,成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

  然而,随着中国设立自贸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开放的边际红利是否在递减?作为区域发展动力,开放红利还能持续多久?中国区域未来的发展动力将从何而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采访了原国务院特区办综合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柳孝华。2008年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前,国务院特区办是中国中央政府负责开放事务的具体办事机构。柳孝华曾任该机构综合司司长,负责政策研究,其后其参与中国加入WTO谈判长达8年,熟稔中国发展开放经济的整个历程。

  特殊经济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

  《21世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从设立特区、开发区到现今的设立上海自贸区,以对外开放为动力驱动地方发展的路径可谓一以贯之,中国以特区、开发区、自贸区为代表的特殊经济区为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柳孝华:采用特殊经济区对外开放的方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定历史条件下“以增量带动存量”、“以国际惯例突破旧体制”改革路径的产物。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清楚地判断,中国面临的难得的国际机遇是“亚洲四小龙”要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广东地方官员首先向中央提出,广东可以仿照“亚洲四小龙”的做法建立出口加工区,以承接那些要转移的产业。随后,福建也跟上这一步伐。当时,小平同志很清楚,打破中国长期以来封闭和半封闭的经济格局,摆脱旧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束缚,就必须实行开放以增强改革的动力,首先要把中国东南沿海乃至于东部沿海地区拿出来参与国际竞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也是根据国情做出的合理决策。因为,当时只有东部沿海地区具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换的区位条件、工业基础和国际贸易传统。

  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开放,沿海开放城市随后跟上,也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区域都拿出去,这个区域里有很多旧体制,非常复杂。而是采取了更务实的举措:先拿出几个点,在里面创造能够适应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的体制和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建立特区和开发区。

  用增量、国际市场要素进行支撑的特区开发区,很快成为所在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使国民经济形成一个新格局。在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以特区开发区为代表的特殊经济区逐渐成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手段,并延伸出高新区、综保区、自贸区这样的特殊经济区,从而逐渐形成以特殊经济区为支点的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自贸区与内向型经济驱动力之解

  《21世纪》:中国在上海设立自贸区,有人将其与中国设立特区、加入WTO相提并论,并称之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形态,你怎么看?自贸区对上海、甚至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是否能与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相提并论?

  柳孝华:自贸区是中国现在最高、最开放的一种形态,这我不完全同意。自贸区是非常国际化和国际规范的概念,它可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指的是大的自贸区——国家对国家和大区域层面诸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第二个层次的自贸区是指在一个国家统一关税区内设立的一个特殊海关监管区,投资准入放宽、贸易便利化程度更高。如果从大的自贸区--国和国之间,尤其是跨洋的角度来讲,自贸区当然是一个开放程度更高的国际经济合作交流平台,但从上海自贸区这个小区域来看,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一种试验,主要适用外向型经济和离岸业务的拓展。因此,我不赞成不分经济结构、不问产业导向,一哄而起争抢自贸区招牌。一些改革的内容,如企业工商管理、投资准入、政府审批等,与自贸区关系不大,取得试点经验即可向全国推广。另外,自贸区也有初级形态、中级形态和高级的形态,真正达到完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还有很长路要走。

  自贸区对区域经济有多少带动作用,要看自贸区所在地方的经济结构:如果国际贸易量大,尤其是转口贸易多,如香港、新加坡,自贸区的拉动效果当然非常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外向度比较高,自贸区的拉动作用也会非常明显;而一些内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拉动就不会太明显。这由自贸区的功能所决定。

  特殊经济区迫切需要转型

  《21世纪》:如何评价特区、开发区乃至自贸区这样的开放举措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柳孝华:总体上看,特殊经济区对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率很高。以开发区为例:中国利用外资总数大约13000亿美元,国家级开发区大概集中了四成以上,贡献了中国GDP的10%、工业增加值的19%,出口的19%,税收的9%,而其所占有土地面积大概是国土有效面积的千分之几。

  总结起来看,开发区也好、高新区也好,中国的特殊经济区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现代工业文明的模式——园区经济模式,就是企业集群,产业链集聚,土地集约。所以,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在总结推广中国经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想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合作办开发区。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特区、开发区还是自贸区,这些特殊经济区并不是中国首创。爱尔兰最早就设立了香浓自贸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有各种各样的出口加工区,中国是借鉴他们的经验。中国的特区开发区则综合了多种功能,契合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具有很强活力,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撑力量。

  当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今天特殊经济区同样需要反思和总结经验,同样面临转型和升级的迫切性。现在这些特殊经济区成了各级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抓手,甚至是获得所谓政绩的工具,因此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首先,数量偏多。现在国家级各种类型特殊经济区有近600家,省级各类园区几千家,并且还有增加的趋势。违背科学规划,造成不良竞争。其次,规模小、散,特别是省级以下开发区还普遍存在引进项目技术水平不高,资源消耗较大,土地利用率低。再次,开发区过去的指导方针是“政府主导,市场运营”,政府把资源大量向开发区倾斜,市场运营程度不足,这未来会是个挑战。另外,大量的招商引资造成“捡到篮子都是菜”,各地互相争项目、拼优惠条件、甚至倒贴。

  开放红利边际效益递减

  《21世纪》:从新一届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自贸区作为经济升级的举措来看,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将对外开放作为撬动新一轮区域、甚至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为何对外开放会成为中国30多年来区域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已经35年,而中国依然只能依靠开放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否也需要反思?

  柳孝华:纵观30多年改革开放全过程,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确实是对外开放倒逼了改革。

  中国对外开放到现在为止,利用外资多年来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这是因为我们正确判断形势,抓住了三次国际机遇:第一次抓住了1980年代初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石油美元剩余,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奠造了中国制造的基础;第二次是抓住了1990年代初期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产业转移;第三次是抓住了本世纪初加入WTO的机遇——这个机遇的红利最大,中国这十年外贸、外资、外汇储备呈几何级数增长都得益于此。甚至可以说,WTO最大、最后一次红利被中国人抓住了,之后比中国迟加入的大国就很难获得这样的红利。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感觉加入WTO以后,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这三次开放机遇对中国很重要,但其红利也释放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问题是,下一步中国特殊经济区怎么办?

  区域发展未来需依靠内在动力

  《21世纪》:未来,随着自贸区的逐步成熟,其举措在国内的推广复制,中国与国际规则差距日渐缩小,对外开放作为区域发展动力将趋于稳定,届时将如何寻找、培育新的区域发展动力?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否也应调整?

  柳孝华:下一步,区域发展动力要依靠它内在动力:内在的资源,内在的科学定位和功能定位,然后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制定适合的政策配套。这个政策配套里,可以做很多改革、开放的文章。

  实际上,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中央在区域经济宏观指导上已经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一是打破了单纯的行政区划,把区域经济规划扩大到跨市跨省,力图使生产要素在一个摆脱行政区划束缚的、更大的区间进行流动和组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二是,区域经济里设定了很多主体功能区,明确优先,重点开发地区和限制,禁止开发区域,确定不同的区域承担不同的功能,这是个革命性的理念转变。

  妨碍这些理念、规划真正能够落实的根本问题是政策工具跟不上。这个政策工具,简单来说是两点:一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功能,宏观管理应制定不同的促进扶持政策,而现在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支持政策大都是促进野蛮开发、索要GDP的减税降地价的优惠政策。二是干部考核制度极端不合理。唯GDP指标害死人,这是中国经济不科学、不协调、不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源发性根子。最近中央决定对领导干部考核“不以GDP 论英雄”,虽然出台晚了,但应该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也是促进区域经济新发展的一种新的动力机制。

  在经历了诸多社会争议与焦急等待之后,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姗姗迟来。伴随着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的推出,意味着决策层将其视为解决国内诸多问题的一剂良药。

  新型城镇化究竟能否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动力?如果可以,将如何推动地区发展?哪些地区又将从新型城镇化中受益?中国的城镇化又将形成怎样的区域格局?

  中科院地理所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详解“城镇化红利”。

  不要期望城镇化解决一切问题

  《21世纪》:无论是新一届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城镇化都被寄予了厚望,在你看来,城镇化将给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方创琳:从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城镇化都曾是其推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正在经历这个阶段。关于城镇化到底对国家和区域未来经济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应辩证、理性地看待。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和今年刚刚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都把城镇化当作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把城镇化的战略地位提得非常高。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对城镇化的期望也很高。但不应对城镇化寄予过多的期望和过多的压力——因为城镇化对国家的贡献是有边界的,不要期望城镇化能解决一切问题。换言之,城镇化是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重要钥匙,但不是唯一的钥匙。

  城镇化是个差异化的过程,从不同的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城镇化的过程和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东部的城镇化,可能主要靠新型工业化拉动;西部可能靠一些特大城市或者是大城市拉动;东部的城镇化,市场和外资驱动力可能更多一些;西部则会少一些。

  城市群要逐步走向一体化

  《21世纪》: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着重强调发展城市群,这跳出了以往以单一城市为主体的政策框架,更强调区域间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分工协作。在中国下一步的区域发展中,城市群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方创琳:国际层面,城市群是作为中国参与国际地域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一个全新地域单元而出现的。因此,做强城市群不但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也会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国内层面,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起到主宰各城市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作用。中国的城市群以占全国不到20%的面积,集聚了全国56%的人口,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GDP,吸引了全国70%左右的内资和92%的外资!

  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各个城市群做得都比较好,但是产业发展布局一体化做得不好——原因是政绩考核机制不合理。社保体系一体化,现在做起来也比较难。城市群之间,同城化是一个漫长的目标,但是一体化必须要走。

  《21世纪》:在培育城市群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因政府强烈主导而造成城市群内部的隔阂?

  方创琳:城市群的发育也有阶段,其空间范围拓展过程有四次放大过程:从城市到都市区是第一次放大,从都市区到都市圈是第二次放大,从都市圈到城市群是第三次放大,从城市群到大都市连绵带是第四次放大——目前,沿海地区和长江经济带有形成大都市连绵带的迹象。处在发展雏形阶段的城市群,一定要以政府为主导来推动——这一阶段城市要均衡发展;到城市群快到成熟阶段时,政府一定要放手、改以市场为主导。

  从国家目前培育的城市群来看,绝大部分是政府主导。长三角城市群现在有16个城市,周边6个城市想进,却不让进;珠三角城市群,也应该相应扩容,发挥更大的带动辐射作用。

  城市群的 “5+9+6” 格局

  《21世纪》:城市群如此重要,那么从你的研究来看,中国未来会形成怎样的城市群格局?

  方创琳:通过严格的量化标准,再考虑到国家政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影响力,中国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个“5+9+6”的城市群格局。其中:

  “5”是指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重点建设5大国家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其中,前三个最终要建设成世界级的城市群。

  “9”是稳步建设9大区域性城市群:包括哈(尔滨)长(春)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

  “6”是指积极引导培育6个新的地区性城市群,包括晋中城市群、兰(州)白(银)西(宁)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

  这一格局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相衔接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21个重点城市化地区,“5+9+6”的城市群格局覆盖了19个,没覆盖的两个是东陇海地区和藏中南地区。

  《21世纪》:中国区域空间布局已形成“三纵两横”的格局,未来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区域发展格局是否会发生改变,抑或是持续强化既有的区域发展格局?尤其是“胡焕庸线”两侧的不均衡现状,是否会随着新型城镇的推进而改变?

  方创琳:“三纵两横”的区域格局被城镇化进程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两横三纵”五条主轴线上,交叉地带基本上都是大的城市群。而且,这些城市群基本上通过这五条主轴线串联在一起。所以,未来随着城市群发育程度越来越高,这一格局会进一步强化,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隆起带。

  至于“胡焕庸线两侧”的不均衡问题,要慎重考虑。“胡焕庸线”体现的是人口受地形地貌、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人口自然分布不均衡线。如果新型城镇化会加剧这种不平衡,会对这条线以北的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带来一种伤害,这是国家不愿意看到的。

  应推进公共资源均等化

  《21世纪》:就城镇化路径而言,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政策导向一直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但从结果来看,反而是特大城市越来越大。

  方创琳:因为小城镇是最能够确保农民工就近、低成本安家落户、完成城镇化进程。再者,发展小城镇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

  但现实和政策意图是有差距的。从现实来讲,2012年中国52.6%的城镇化率中,大城市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由1990年的27.01%提高到现在的46.09%,中等城市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由1990年的12.07%缓慢提高到现在的13.85%,小城市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由1990年的10.72%降低到现在的3.63%,而小城镇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更由1990年的50.2%降低到了现在的36.44%。

  现阶段,我国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等城市,都尚处在虹吸效应阶段,还没到相对扩散阶段,但特大城市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当这种产业转移过程开始之后,就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这个转移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刻意解决是解决不了的。

  《21世纪》:这次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确定的政策方向是,城市群做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那么这个政策重点应放在哪里?

  方创琳:政策重点应该是抓“两头”:严控“两大”、激活“两小”。所谓严控“两大”,是指把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严格控制住。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目前我国有6个,未来发展不能超过10个;市区常住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目前有12个,到2020年必须控制在20个以内。激活“两小”,是激活小城市和小城镇,尤其是小城市,应该作为农民工就近市民化的最佳选择。在未来对城镇化的贡献中,要把小城镇的贡献由现在的35%提高到40%左右,把小城市的贡献由现在的13%提高到20%,这两者加起来60%左右。要把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就近就地实现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最佳地。

  《21世纪》:从我们十几年前上中学时,教科书里就谈到中国要吸取西方的教训,防范“城市病”的出现,但结果中国依然未能例外,你认为“城市病”是否可以避免?

  方创琳:新型城镇化应从现在一步到位的激进的城镇化变为渐进式的城镇化。下一步,应发展民间资本对推进城镇化的作用,并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12月18日,南京。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党政一把手齐聚于此,召开“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会议规格之高堪称区域之最。

  该会议一年一次,由每年的轮值省份承办,在区域内也被称作“八巨头会议”,是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核心决策机制。2014年,“八巨头会议”将在上海召开。

  多年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一直走在全国区域一体化前列。特别是随着高铁时代到来,更是把这片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连结成紧密的共同体。

  不同于国内大多数地方区域协调发展难以破局,“长三角”在政治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还祭出经济手段:成立区域发展促进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治理,以及产业升级等。

  目前,该基金设立运行已有一年有余。

  区域合作试水资本纽带

  设立“区域发展促进基金”,是2010年获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要求开展的“重大改革试验”之一。

  根据规划,该基金主要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治理,以及产业升级等。

  2011年11月,在合肥举行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原则同意《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据了解,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政府共同设立,为政策性公益基金。基金首期规模4000万元,三省一市各出资1000万元,由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管理,在上海设立统一账户。该基金主要用于两省(市)以上合作共建项目,解决跨区域发展过程中任何一方难以单独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

  具体而言,每年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会确立若干合作项目,并对列入计划的项目及资金安排进行审查商议,最后确定资金的投向等相关问题。

  根据每年拟定的合作重点不同,该资金的投向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记者获悉,2013年,该基金更侧重于区域环境防治方面的合作。这一年,“长三角”区域公共安全保障机制合作成为该区域合作的重要课题。

  该课题由上海和浙江嘉兴牵头研究,包括城市公共事件应对合作机制和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机制两个方面。据悉,今年年初的黄浦江死猪事件,催生了这一机制的加快建立。

  也正是因为区域性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2013年长三角市长联席会首次把“绿色”作为主题,而协调会谋建的区域公共安全保障机制,也需要区域发展促进基金的支持。

  12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2013年度“八巨头会议”也指出,要发挥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的引导作用,激发各类社会组织参与长三角合作的积极性。

  区域合作的“飞地”模式

  在本年度“长三角”四省市共同拟定的12个合作议题中,以交通为首,包括能源、信息、科技、信用、涉外服务、社保、人力资源、城市、金融、产业转移、环保、工商。每年的长三角联席会议,会在这12个议题基础上做新一年的深化合作部署。

  “长三角政府层面的合作拟定了12个专题,我们现阶段最关注的是产业转移的合作。”安徽省“合作办”合作处处长、长三角合作处负责人汪路航表示。

  产业转移是推进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浙沪传统长三角地区与安徽构建经济同盟的重要落脚点。除了后发地区需要以长三角这块招牌来带动发展的需求,传统长三角城市的合作需求和利益驱动也成为区域一体化深入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在长三角地区风生水起的“飞地”合作模式,正是这一现象的最直接表现。

  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徽为承接东部特别是长三角的产业转移,制定了专门的规划。据参与规划制定的当地知名学者吕连生透露,皖江规划最早的想法就是走“飞地经济”之路,江浙沪与安徽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推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有序的产业转移。

  “合作共建园区是目前最直接的一个合作方式。” 汪路航说,安徽目前正在建设一个长三角产业转移合作信息平台,由安徽牵头,江浙沪共同参与,计划今年年底推出。该平台不仅是信息发布共享平台,还具备网上项目交易的功能。

  江苏淮安亦是这种“飞地经济”的典型。在今年4月于合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淮安市常务副市长王正喜表示,“把淮安作为南京的‘飞地’,南京转型升级后可以向后发地区转移产业,为自身‘腾笼换鸟’赢得空间。”

  不止是淮安,苏州与宿迁,苏州与滁州,常州与盐城,上海与绍兴等,近年来都建立了这种“飞地”合作模式。

  “长三角的区域合作机制和一体化进程,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中最为成熟的范例之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说,抛除行政划分的固有问题来看,该区域在各项合作机制上都日臻完善。

  放开卢布使用试点,让更多的人开始熟悉绥芬河这座边境贸易小城,然而,当记者走进辖区面积仅460平方公里的这座口岸城市,映入眼帘更多的是这座城市在金融危机之后的逐渐崛起。

  在绥芬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石金奇的桌子上,放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资料,翻到的页码显示:“《决定》提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石金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就是绥芬河未来的长远目标,并为此进行着相关的准备,希望成为继上海之后的第二批自贸区。

  那么,绥芬河决策者是如何看待此次开放卢布试点?这座边境小城的未来又是如何规划的?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绥芬河市委书记赵连钧。

  卢布试点有现实基础/

  赵连钧向记者表示,中俄有30年的合作历史,特别是在旅游和民间贸易方面,双方都迫切需要本币结算。而现在贸易主要还是用美元结算,存在一个汇率的成本和风险问题。俄罗斯企业包括旅游者也希望能够以卢布结算,这希望已持续多年。实际上,在民间小部分卢布流通已存在20多年,两国民间交往都需要卢布。

  据绥芬河金融机构权威人士向记者介绍,绥芬河正大力推进中俄两国本币结算。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1月末,绥芬河本币结算量达34103万美元,同比增长85.48%。其中,人民币结算量为19.3亿元,同比增长85.52%,占本币结算量的91.8%。同时,绥芬河还在推进对俄贸易投资结算中心试点,截至2013年11月末,完成结算量达31.19亿元,同比增长39.18%。

  今年3月,外汇管理局黑龙江省分局发文,允许在青云市场试点卢布兑换,仅几个月时间,绥芬河地区银行已完成了67亿卢布现钞兑换。

  赵连钧表示,预计明年全年卢布兑换将突破百亿。“卢布试点的作用开始显露出来,第一是方便了俄方的旅游者、从业人员和贸易公司;第二是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汇率上的损失,过去通过美元兑换有一定成本,结算比较麻烦,在时间上也有拖延;第三是增强了俄罗斯民众的安全感,用本国货币有一种亲切感、安全感,得到了俄罗斯企业和民众的欢迎。”

  那么,绥芬河推行卢布试点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赵连钧告诉记者,通过使用卢布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扩大双向开放。过去大家考虑更多的是中国的商品如何卖到俄罗斯,从2014年开始,绥芬河将加大对俄罗斯商品的进口力度,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进口,比如俄罗斯的食品以及民族特色产品,这些在中国都很有市场。

  “同时,这也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起码有利于人民币在俄罗斯区域范围内实现国际化。同时,促进与俄罗斯开展人文领域的交流,比如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体育等,更多的是希望俄罗斯的文化走到中国来,现在规模有限。同时,我们也想把中国的一些人文领域成果推向俄罗斯,加强双方人文领域深度合作。这有利于双方的互相理解,互相了解,进一步推动经贸发展。”赵连钧表示。

  成立自贸区申请已上报/

  “绥芬河的特殊位置决定了,除了中俄之间合作,还要在中韩、中朝和中日等国的经济领域和人文领域进行合作,让绥芬河成为多元的全方位开放的口岸城市。”赵连钧说出了对绥芬河的设想和规划。

  据记者了解,有关绥芬河自贸区的申请报告,在去年年底已报给国家有关部门,黑龙江省在积极组织方案制订。

  目前做的主要还是方案的细化和政策的设计,赵连钧表示,“绥芬河申请自贸区已有一定基础,一个方面是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已运行3年,上海自贸区也是建立在保税区的基础上。我们综合保税区的软硬件建设已经具备,自贸区初级阶段的软硬件建设,基本能够满足需要;第二方面,我们正在对公路口岸,铁路口岸这两个口岸改造,投资10个多亿,改造后,绥芬河口岸的通关能力在现有的1200万吨的基础上提高好几倍,预计用两年多时间改造完;第三,我们正在筹建直线机场,2014年开工建设,2015年会开通绥芬河到牡丹江的高铁。”

  赵连钧说,口岸改造完,飞机场建设起来,高铁运行起来,这里就会成为交通非常便捷的国际化口岸。同时,他们在协调俄方,加快俄方的公路、铁路口岸的改进,现在已有相关动作。绥芬河到海参崴高等级公路2014年能修完,2015年将全部贯通。开通后,从绥芬河到海参崴200公里的路程只需要两个小时,较之前节约一半时间。

  “我们面临的困难主要是政策问题,如果自贸区的政策能够批到黑龙江绥芬河来,我想对中俄合作会有一个很好的推动。”赵连钧表示。

  黑龙江省科顾委外贸专家组组长、省社科院研究员、黑龙江当代中俄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黑龙江省重大决策专家宋魁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绥芬河可以使用卢布,是绥芬河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前奏,综合保税区也是自由贸易区的雏形。

  “绥芬河成立自由贸易区虽然与上海自贸区有较大差距,但绥芬河作为东北亚对俄开放的重点城市,不仅在商品、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合作等发面都越发重要,而且在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升到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的今天,绥芬河的作用必将会显现出来。随着绥芬河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以及延边战略逐步实施,绥芬河发展最终会实现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发展自由贸易区,关键是要加大贸易量,进一步提升地方经济。”宋魁说。

  发力东北亚 建金融重镇/

  赵连钧介绍,绥芬河对俄合作的难点,主要是要同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联手和俄方的合作,推动“中+中+外”的合作模式,绥芬河的企业有信息和伙伴的优势,但缺乏实力。要搞一些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现在绥芬河积极推动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共同与俄方企业进行三方合作。“我们强调中俄合作‘互利共赢’原则,不能单单想到自己的发展,一定要坚持互利共赢,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绥芬河民间流传一句话:“国外打一个喷嚏,绥芬河就感冒。”2008年金融危机时,绥芬河的贸易立即降温,据青云市场副总经理韩兆光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绥芬河民贸市场受国际因素影响较大,美国、欧洲、俄罗斯经济一有点波动,立刻反映到上游厂商,因为那里浙江、福建的商户的很多用集装箱在往外运货,规模较大。

  赵连钧表示,目前绥芬河已确定一个目标就是建设东北亚国际商旅名城,提“东北亚”的主要原因是绥芬河的合作还包括朝鲜、韩国和日本等国家,这些年与他们都有频繁的交往和互动,有一定基础。绥芬河重点还是在发展商贸、旅游、金融、物流等方面。

  据其了解,金融方面,绥芬河提出了“金融重镇”,通过引进多家银行、保险、证券、担保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的分支机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在物流方面,记者了解到,目前绥芬河正在布局电商。上述金融机构权威人士告诉记者,俄罗斯电子商务企业交易模式多为“借船出海”,交易活动多为通过省外交易平台实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11月,绥芬河90%网络交易通过省外交易平台如阿里巴巴、淘宝、天猫商城等实现。

  “为此,绥芬河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通过引进宏美科技与阿里巴巴合作,同时成立专业的仓储配送中心——中俄云仓。”上述金融权威人士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中俄云仓”项目借助云计算及物联网技术,将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物流商、金融机构等进行整合。建设“中俄云仓”项目将使货物在绥芬河市仓储配送并过境,进而辐射整个俄罗斯。这有助于吸引中国国内电商对俄物流业务集聚绥芬河,使其成为对俄电子商务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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