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和反腐倡廉等互动发挥作用

2015-01-23 11:21:55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江欢

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贾康

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贾康

  金融界网站讯 由中国CFO发展中心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财务领袖年会暨中国财务领袖颁奖盛典”于1月23日在北京渔阳饭店举行。金融界网站作为独家财经门户,全程直播。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发表题为《中国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的最新解读》的演讲,对未来财税政策作出分析预测,财税改革的旁边,金融改革、价格改革、投融资改革、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司法改革、反腐倡廉等一定会互动的。

  以下为文字实录: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下面我用这个时间段谈谈自己作为研究者怎么看当下的形势和宏观政策。我们刚刚告别被称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当下宏观经济形势还是要从2014年说起。前面有三中全会,前面有改革部署之后,财税改革是作为开场锣鼓,打头阵的。这在改革开放1978年的时候以及小平南巡确定市场经济模式,1994年启动了分税制改革,逻辑都是非常一致的,大的逻辑是全面改革需要有一个财政对它的匹配和支撑。三中全会把财政表述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改革方面必然要发挥它的支撑作用。在2014年上半年经过内部的一些酝酿准备之后,政治局正式审批通过财税配套改革方案。这样的改革开创锣鼓敲响之后,后面的政策是密集型的出台,大大小小,是多少年想出台,但在2014年推出了。2014年公务车改革之前,几千辆车现在要拍卖了。接下来是事业单位和地方,2015年要跟上。当然,改革方案当中也做了一些妥协,朱镕基时代最后没有敢动的方案是从副部级开始取消,而现在是往正局级开始取消。地方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同时,明确说各层级的一把手还是要留专车的,以后改革怎么进一步的理顺,估计还有不少的难题。但是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绝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出了势在必行以前不敢动的改革。

  另外是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有明确的方向,不同的地方,最后会走向全中国户籍取消城乡户口的状态,推广的路线已经勾画清楚。

  再往后大家注意到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是非常重大而复杂的,现在已经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这方面有一系列的推动和改革这方面的具体先行先试的考虑和安排。

  我们在四中全会,非常明显的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为重点来推进全面改革的这样一个框架对接到了以全面法治化来覆盖的行政、政治、社会,实际上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更清晰的一个通盘配套考虑。随后政治局审批通过了建立巡回法庭。当然,还有金融方面、投融资方面、国有企业、经济领域以及现代市场体系,涉及到产权技术层面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项。同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在这个背景之下是确定进入新常态的基本概念,现在说的是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是经济工作会议上最新表述。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对2015年做一个简要的展望。2015年的经济运行,我的说法是在2012年中国经济开始明显的以破8为标志,寻求软着陆,开始新阶段之后,2014年继续下行,而2015年还要在对接新常态过程中间去继续探底。现在总的取向是要处理好下行的过程,软着陆的态势应该还可以保持,但是这个底部什么时候能够确立,还要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新常态的“新”,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在凝聚它的共识,就是告别我们过去30多年来总体来看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这是符合一般经济体在起飞的必然规律,中国必然要从高增长的状态转入一个中高速的新的增长阶段,新就新在表观上。跟着就是常,就是要稳下来,我们现在还在趋稳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趋稳以后要蓄势,完全探底以后,要对接到中高速的增长平台,这个中高速的增长平台时间越长越好。新常态的内涵,按照习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的讲话,可以提炼为三个关键词,一是速度上的中高速。二是更深刻的追求,中高速顶新的阶段上面,实际上追求的是要结构优化,结构优化带来的是我们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发展方式,这是实质性的追求和贯彻落实。这种结构优化,作出升级版的努力,还要回到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使人民群众得实惠,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我们奋斗目标之后再变成中国大地上的现实。

  第二个层面的所谓优化结构这个关键词后面,一系列的资源配置机制问题,相关的体制怎么实现转轨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新常态还有第三个关键词,是在有它有深刻内容的第二个关键词代表下的主观上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创新驱动,强调为改革创新者胜,在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的全球化的平台上面,我们要如愿地对接全面小康,再往前延伸到2015年前伟大复兴中国梦,一定要以创新驱动这个关键一招来支撑现代化过程。我们解读创新驱动里面实际上要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三个层面的创新互动结合在一起,这里面对于中国来说最关键的是全球视野的制度创新,是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改革。总书记说中国当代实现现代化命运所系的关键一招,是指的这个事情。克强总理说的最大红利指的是制度红利,首先要靠制度创新,释放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但是,反过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也会支持制度创新。互动的过程中间最关键的,还是要通过改革这个概念表现的生产力的相关的制度框架,生产关系层面的调整、优化,来释放潜力和活力,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大包容性增长的新境界。

  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就要看运行。运行当然就是要以最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中长期转轨的状态来配上它的相关的环境,运行在每一年度的角度来看,都是要对接中长期的。我们在2012年下行的过程中间,大致的状态是把这些数据处理以后生成直观的曲线图。看这张图,它的增速是2006年、2007年走到相当高水平之后,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2008年、2009年、2010年回调,出现了2010年仍然是两位数表现之后就一路向下,那个时候中央在2011年的时候,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稳中求进,稳字当头的方针一直延续到现在。稳中求进、稳怎长,在稳的情况下,每个年度处理一些复杂的带有不确定性特殊的矛盾问题。但我们毕竟运行还可以,2012年、2013年都是7.7,到了2014年现在看到了又出现了所谓目标值下方的一个结果。我们前面所说的7.5,实际的运行结果都是占到它上面一点。2014年是7.5左右,其实就有一个原来的预想,可能出现目标所说的经济运行结果预期值稍微低一点的状态。官方的基本的想法,是要容忍出现这种状态,而真正贯彻实质性的优化结构,提升增长质量的追求。估计在2015年会沿着下行曲线继续展开一个完成软着陆的过程。

  我们在GDP作为现在可接受下行旁边的指标没有一个直观的表现要提一下,就是克强总理提出实质性的更关心的指标,是和GDP所表现的景气水平相关的就业,在2012年以后的经济下行过程中间,我们的就业还是完成得相当不错。2013年的数据是新增1310万个就业岗位,每新增GDP的百分点可以贡献新增岗位是170万个以上,这可以说明我们调控当局所强调的调控的底气、定力从哪来,就是可接受的区间是让老百姓觉得过得去。老百姓这边过得去核心最主要的指标是就业怎么样。虽然经济还在下行,地方政府、企业都感觉压力沉重,有些地方还相当的悲观,动不动来一轮对外经济悲观论的压力。我们自己看就业相当不错,说明什么呢?说明结构和经济活力释放方面确实表现出一些成绩。这和我们这几年强调简政放权和让中小企业得到更好地发展,在工商登记方面更便捷,自贸区提出准公平待遇的概念,对企业来说采取负面清单,财税方面采取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对中小企业会有进一步的优化,以及给予其他的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等等。所有这些努力合在一起,就是服务业比较得更好,小微企业发展得跟好,就业跟着完成得比较好。

  总体来说,就业在2014年一至三季度看到的数据也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个时候前九个月已经完成了一千万个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最后三个月,每个月一百万以上,全年又是一千三百万以上。这个情况短期不会迅速改变,估计2015年就业方面还会有一些延续性。当然,我们不容忽视,总体就业不错的时候,主要受益的是粗工、壮工和农民工。反过来值得引领我们担心的是高素质的人才,高等就业的毕业生出现了最难就业季和最难就业年的时候,这是要进一步通过教育改革和各个方面调整加以校正的,不能掉以轻心。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表明我们掌握的底线和运行速度和可接受的区间的下线是防治经济政治化问题方面是相当敏感的。只要结构在越来越好,经济增长能够更多的体现出控制污染、保护生态,它的速度跌到6以下、5以下,都可以接受的,这就太简单化了。实际的底线,我自己的感觉,最好在未来一二年内要守住7这个整数的心里关口。

  接下来就要讨论2015年到底所谓年度经济运行的预期值怎么表述,达沃斯会议上,周小川已经明确说,两会上要讨论比原来更低一些的目标值。我们现在更愿意用预期值,政府定一个目标,实际上很难当做一个任务目标来理解。

  物价方面,去年是低位,CPI是7%左右的水平。上位不用担心,目前不会有上涨明显压力的状况。

  财务收入是有所担心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在波动期间,财政收入和GDP相比,总体来说,增速至少没有落到GDP以下。但是,今年如果按照2014年最新的数据,财政收入是完成了8.4,原来的预期更悲观一点,是按照7.4来运行的。8.4来说,表面上比原来报的7.4高一点,但是实际上出现一个多年没有出现的价格。把GDP和CPI同口径计算的话,要扣一个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2014年已经出现了财政收入低于GDP增长的年度,2015年、2016年很多人把财政收入看得非常的悲观。我前两天参加了一个会议,按照他们的预期,2015年一季度的财政收入会惨不忍睹,认为是零增长。我认为不会一下子变为零增长,财政收入一下子变为减收压力还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把运行的态势做一个粗细段的勾画。回过头讲一讲政策怎么考虑的?既然新常态要认识、适应和引导,就不排除人们主观这方面的能动性的释放。政府调控部门和各界怎么样在发挥自己能动作用方面考虑问题,就需要有政策框架,需要政策的合理设计。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是追求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并为中长期实现全面改革的任务目标提供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和操作条件。政策框架的通常设计一定要符合这种全局的。从改革来说,2020年有一个非常实质性的要求,离现在是五年多的时间。原来设定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从指标来看,完成它已经没有悬念,咱们实际上未来几年只要GDP的增长接近7,2020年的指标上所说的全面小康就可以实现。但是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其实是讲光全面小康并不解决对接中国梦的问题。如果不在2020年使改革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再往前走,我们可能就不如愿了。政治家不会讲中等收入陷井潜在危机,但是他关注,比如房地产调控的时候,说房地产要健康发展,防止福利陷井,因为看到了隐患和潜在危险。中国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定义上不太严谨,但是从实政上可以观察到,很多的经济体都不能越过去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要解决中等收入陷阱一路往上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以制度机制的改革创新来支撑这个过程。

  回到当下,这个政策就要稳字当头,服务全局,服务改革,中央表述上仍然是讲,我们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前面两年提出稳中求进以后,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把原来所说的货币政策在前面的表述,调整为财政政策在前。实际上按我们的理解,把财政政策放在前面,意味着整个调控哲理上更注重供给管理,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财政政策是配合总量政策一定要讲结构,一定要讲供给端的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监督一般等等,一条更复杂的考虑。现在讲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下,经济工作会议上有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跟下来的一些简洁的表述,比如财政政策说到,是要有力度,就这么四个字,他说的什么呢?实际上在扩张性有明显取向的财政框架下要让扩张的力度更大一点。但是话说得委婉一点,是想避免社会方方面面的,觉得政府急了,政府要不遗余力启动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要避免形成这种印象。但是有力度是说得非常清晰的。一定会在财政政策方面更积极。我们就可以预判,2015年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会表现在我们相关的代表性的指标赤字和举债规模是往上走,我们的赤字在上一年度它的绝对规模是13500亿,延续了这两年年度的赤字率和年度GDP是2.1的水平,2.1的赤字率显然在安全区的。如果再抬高一些,是不是可以设想,至少抬高到大概2015年赤字率2.3,我认为再高一点,到2.5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很可能有关的方面还是考虑谨慎一点,在这个过程中间适当抬高赤字率,给未来几年提供弹性空间,还可以继续观察经济整个走势。多这样一点相对指标上的赤字率,实际上绝对额会提高得更高一点。二千多亿,三千亿以上的赤字安排出去以后,它还会产生程度效应,财政支出的盘子大了以后,会拉动其他资金跟进形成合力。

  货币政策方面的说法是松紧适度,这话说得更四平八稳了,内在含义是什么呢?现在货币政策说紧,看不到它的操作点,它紧什么。前面刚刚做了一次降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再有动作是松的方面,松紧适度,它的解读是该松的时候继续松。按我们的说法,比较直率的讲,在前面降息之后,不排除再做降准。有时候不排除再次降息。这次降准和降息在市场调节当中可以认为不是大的政策转型,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它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对接里面,它是在不做强刺激的同时,是在贯彻所谓微刺激、温刺激,这个事情如果从学术讨论来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概念不变,不代表做的事情给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宽松的特征。最典型的回顾一下2012年,2012年讲稳中求进。货币政策从来没有宣布有什么转型,实际上2012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是屡屡放松,不断地出台了降准,然后到了6月间,不得不按照稳增长的要求在相隔28天的时间段,很紧凑的情况下,两次降低利率,动用了最主力型的货币调控政策。从经济学的解说来说,2012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的操作,实际上不是稳健的,是带有宽松明显的特征。因为,调控当局它要想表述这样的政策转型,它必须找到一定的背景,比如中央开经济工作会议或者有什么特定的时间节点,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时间节点的,上面操作过程就必须做。还有一点,当时也必然要考虑,刚刚从2011年物价一路走高,把控制物价作为重中之重,一致1走到2011年7、八月间,把CPI在6点几稳住以后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如果再一松再松的调节,会不会这个调节过后,经济又迅速反弹,下半年物价又走高,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轻易对货币政策作出转型。下半年是货币政策进入观望期,再也没有动用,2013年一直到2014年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货币政策稳健的特征,如果按照这几个年度连续下来是存在的,不排除某个阶段上按照放松银根来操作。当下几个月,实际上是非常明显,有节制的放松银根。前面说的定向降准和定向宽松,是把结构性运行下,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和创新。现在降息是全面降息,又结合了利率改革不对成降息等等要素。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中央所说的松紧适度的政策,2015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必要的时候继续松,现在看不出有紧的可能性。把两个政策合在一起,还是落在让市场充分起作用,政策框架之下也要根据情况相继抉择做微刺激、温刺激的状况。在财政上要考虑突出重点的结构安排。我们整个经济结构里面,是不可能排除投资怎么样起作用,我们前不久作为经济学给上面提材料的时候,相关材料也有发布,我们提出聪明投资的概念,聪明投资强调的不是政府自己上阵,什么按照前面的套路,直接的按照重点项目以政府为主操控,是政府更多的按照新的改革时期和市场关系的合理把握,强调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我们现在需要把补短板的投资事项作为重点,形成政府和非政府资金的合力,形成高水平的决策。这种决策后面,我们动用的资源空间是明显存在的,民间的社会资本方面财力的积累相当可观,整个国际范围来看,资金是不缺的,我们国内资金市场可以调动的资金来源也是比较雄厚的。政府这方面其实也有明显的动用空间,赤字率在提升,按照欧元那时候形成联盟,3%的赤字率设为预警线,我们现在还有一块空间,这块空间可以积极而谨慎的运用。公共部门负债率在审计署做了地方负债全面审计之后,形成了概率值,现在我们所有的负债额是40%,明显低于马云那时候划定的60%的预警线。这部分空间我们用一部分实际上支撑聪明投资的空间相当可观。这部分的空间,我们说可观、可用还非常的可贵,因为中国现在要更多的强调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去对接中高速、新常态、尽可能长的增长平台。投资方面可以起到积极的优化结构作用,补短板、惠民生等方面是一定要用这个手段了。

  在消费方面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我个人感觉,有时候认识上有些误区。消费真正活跃起来,是人们收入增长的同时,各种相关的中长期预期都要改善,不再那么谨慎的做预防性的储蓄,而更敢花钱,另外还有一些必要做的政策调整。这方面中国现行体制下的适应能力是不足的。说得直率一点,中国社会很多成员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当期的收入更多考虑存下来,对付以后要支持自己子女接受好教育,对付以后各种各样的改革之下,自己如果有了什么样特定的生病的事、家庭变故的事,要多存点钱。还有更复杂的问题,现在在政治生活方面,反腐总体是必须推进的,但是怎么样从现在对国外评价为选择性反腐必然有特征的阶段运行转为全面制度性的反腐,制度性的反腐要尽可能掌握政策界限,把一些惶惶不安的边缘性的官员拉一拉,解脱出来,这些事还在未定之处。我说消费的短期的情况下刺激是很难的。消费方面要继续鼓励,如果让我出主意,消费方面有一个实的事情是赶快做的,很遗憾,官方没有做。就是人口政策调整终于迈出一步了,单独二胎这个政策开了口了,夫妻双方有一个独生子女的就可以生第二胎,原来说这个政策出来以后,一年应该增加200-300万的新生儿,现在统计下来只有72万,种种制约对象,很多人符合条件可以生,但是有顾虑,不拿指标去生。现在中国马上要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为什么不赶快放开二胎。也有人解读他们靠这样的系统实现自己的既得利益,以种种努力来提出他们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决策的某些环节上还是很能够制约决策行为的。

  进出口这方面,中央有一个说法,投资、消费和外贸这三架马车里面要寻求新的平衡关系。无非还是说情况在变化,进出口值得努力的是要做的,但是要掌握好适可而止。

  总体的中国经济运行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我认为虽然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在交织,但是在2015年到2016年,也就是十二五和十三五衔接的时候,如果处理得好,我们应该能完成一个新常态探底过程,再往后会对接到一个尽可能长时间并具升级版特征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期。这方面展开的探索,大家还在继续做,时间关系我就不更多的谈里面的考虑。

  剩下一点时间,我勾画一下我观察的改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多的首先体现的是怎么样调控运行状态。在我们现在改革部署里面,财政税收是三大领域里的改革任务,第一是预算体系、预算改革,这里面包括了节能放权背景下要坚决继续推行预算公开。你把政府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预算信息尽可能公开,实际上是推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建设呢?就是要让公众、老百姓方方面面有政府履行职能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自然生长的是对政府的建议权、监督权,按照这个逻辑一路展开走下去,无非最后落实到公共资源配置这方面,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决策权,这是共产党最开始确定自己宗旨的时候就说清楚的事,制度建设这么多年,从国民党到执政党,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比较曲折。现在五位一体的总体部署下,财税改革从这个角度切入,后面制定建设的逻辑其实不言自明,必须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走向全面法治化,透明度是一个切入点,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的资源配置体现在公共资源配置,必然是拉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拉动我们企业的市场主体各种各样的行为。企业的活动空间,企业活动的由政府去影响的投资环境、公共服务环境,都和政府怎么做、怎么履行职能有关。政府这种相关履行职能的配置是透明的,大家实际上愿意参与公共决策优化的过程。有了这样一种制度建设,导向技术上一系列的要求,比如全口径预算,十八大明确提出的,这种全口径预算是把所有的政府财政预算体系,具体表现在现在所说的一般公共收支预算、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和积极预算,地方政府统一收入,统统要进入全口径预算。现在要进行跨年度滚动预算,以后地方要先行先试,最后也要走到滚动里面。多年以前我们就注意到,有一定管理水平的发达经济体,人们早就是滚动预算,美国连邦政府是每五年滚着来,美国州政府是每三年滚着来。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现在终于下决心,我们预算编制上必须靠这方面靠近,意味着以后的科学决策和管理水平提高,最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专业会打通,企业层面这些年在发展中间的管理科学决策方面,有政府公共领域接入的会计的概念,我们要引入权责化的会计概念,看起来这是技术性的事情,它关系到整个预算改革能不能达到想达到更高境地的境界。

  预算改革作为第一大项后面跟着第二大项,跟企业关联更直接了,就是税制改革,六大任务,一个是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开始先切入的,营改增。营改增当时启动以后就一个说法,倒逼财税改革,原来地方政府手上唯一一个像样的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现在体制规定,到了增值税是75%归中央了。这个全覆盖的营改怎,最后要把营业税的概念在中国取消,税制会更简洁。同时鼓励企业专业化细分,助推升级版的打造,而且有结构税减征等好处。财税配套全面改革,全面改革真正要拉开帷幕的动作就是营改增,营改增的时间表是2015年实现全面覆盖,后面房地产、金融业没有覆盖的要全部覆盖。具体怎么覆盖的,要等待方案信息的披露。比如金融,这方面我也可以探讨,它的抵扣额主要抵什么?当然,有点办公用品、有工作人员用的计算机,其他主要是大楼了,大楼建成以后,按照现在一般的标准,总得运行80年、一百年甚至一百多年,这个过程中怎么做抵扣。上海的车队是四年投资周期,四年走完,体现完以后,体现为结构性减税,不调税率,给一个过渡办法,财政出一笔钱,作为应急的基金。每个基金,这些企业可以算一个帐,不降反增的部分,当时退一半,这样周期走完了,问题解决了。这个模式套入到金融领域,内部讨论里面,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说了不算数。设想一下有什么办法,领导层这么肯定,要全覆盖。我一问,国际上的一些银行金融机构是怎样处理的,美国没有增值税,没法借鉴。欧洲有增值税,人家说欧美的银行金融机构根本不收流转税,人家靠所得税调节他们之间的利益格局。

  我又想中国不可能放弃对银行的金融机构有流转税这样的制度框架,最大可能性是换汤不换药,给银行机构的营业税比照小规模纳税额作为低频处理,前几年他们反映营业税水平是偏高的,如果把营业税水平调整到4%,把它推开,好处是什么呢?整个统一市场,税制精简以后,链条打通了,通过全覆盖巩固营改增的局面,到了行业内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实质性的改变,这只是一个例子。

  营改增后面的税制改革有消费税、资源税,都可以看到它的动作或者很明确的政策意向,比如资源税12月1日开始,它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以后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怎么样达到地方税,也体现了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消费税估计很快就有信息,要把中央原来100%的消费税,相当可观的一块让给地方,推到后面的批发零售环节,让地方去拿,不会刺激地方拿四分之一的增值税,拼命的在自己辖区内办企业。现在更多是关注怎样推动辖区内市场环境的提高。

  另外三个税,都是要等待前提条件的,房地产的环境税要等待立法,个人所得税要等待时机,现在没有时间表。最后一个改革是中央地方财政体制,这个从逻辑上讲,应该把最前四项放在第三块,我的解读是它碰到的问题比较棘手,有些问题也很难在公众面前说得那么到位,比如司法管辖权,中央和地方肯定说不到一起去。四中全会以后才推动了,我前面提到,要把司法管辖权变为垂直改革,给地方带有伤筋动骨的压力。这个事情只能放在后面,相对模糊的术语,争取循序渐进。

  财税改革的旁边,金融改革、价格改革、投融资改革、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司法改革、反腐倡廉等一定会互动的,在这个通盘的改革中间,我们可以结合着政策前面所说到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来理解,从经济到社会、政治综合在一起,决策层、管理层最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一定会尽可能地避免经济生活中间出现划出可接入区间的不良因素。什么叫可接入区间,具体的量值,领导人不会说,管理部门不会说,我们可以大致做一个研判。一句话,我认为从运行直观的角度来说,7%,GDP作为一个心里关口,2015年最大可能性会体现是为门线,在7个上的空间,我们可以从中观察,一些制度建设怎么往前推进,一些复杂的矛盾怎么从短期衔接、中长期过程中得到化解,而实质性的追求实现新常态。

关键词阅读:财税改革 金融改革 反腐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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