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酿大改:让天下英才奔赴中国

1评论 2016-06-14 04:25:13 来源:时代周报 疫情对A股影响持股跟踪

  5月31日,电视里正在播着这条新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看到这条新闻时,作为高级海归的李俭正有些发愁。北京的一所高校已经对他抛出了橄榄枝,希望这位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后可以回国在该校任职,并给出了让他加入“千人计划”的承诺。可他心里仍然有一丝顾虑—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回国后,我还能有设施齐全的实验室吗?”他坦言自己外籍的身份可能会带来诸多的不便。

  所谓“千人计划”,又称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据统计,该计划自2008年12月实施以来,截至2015年底,已经为我国引进了5208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与此同时,国内的科研人才体制却屡次被指阻碍了科技人才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在今年全国两会中,直言“官本位”、论资排辈、拼关系等“潜规则”使得“人才工程”变成了“戴帽子人才工程”。

  就在今年3月,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深化意见》),“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被列在了改革措施的第一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人才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加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才流动,以前企业与学界的人才向政府流动的渠道并不通畅,阻碍了人才的发展。”

  据中组部工作人员透露,新一轮的改革,除了破除既有的体制机制障碍,海外引人的要求也将发生变化,门槛在提高。

  “千人计划”弥补人才流失

  王辉耀在自己的书籍《人才战争》里曾写道,“目前,中国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仍然是最大输家”。根据中国科技协会的数据,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大规模外派留学生,截至2009年,我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60万,全球数量第一,但归国者只有50万。美国《科学》杂志甚至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相比之下,1995-2005年期间,美国工程及高科技公司的25%的创办人来自国外,其中一半在硅谷创业,像谷歌的缔造者之一谢尔盖·布林就是俄罗斯裔。

  面对这样人才外流的局面,2008年,有两个学者站了出来,一个是施一公,另一个是饶毅。前者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宣布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全职回到清华任教;后者则刚回国一年,在北大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当副院长。

  2008年5月,施、饶两人在中南海参加关于创新创业人才问题研讨会,并向中组部提交了一个关于引进高水平人才、实施新时期人才布局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也出席了那次会议。

  不久之后,2008年12月,中国开始了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从海外引进高层次的人才,为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学科、实验室和央企等机构服务,这些专家大都是来自国际知名高校与企业的顶尖人才。

  6月13日,中组部“千人计划”绿色通道服务窗口提供咨询服务的工作人员范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2008年以来, “千人计划”共计为我国吸引了16批、超过5000名高级人才回国,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

  此后,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又决定实施“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各地方也展开相应的人才计划。当时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就包括施一公与饶毅。

  根据第十二批国家“千人计划”名单公示,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这些高级海归回国后, 落地的大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等发达省份,北上广占比近3成。在创业人才中,“千人计划”落地江苏省的占到了36%,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在人才的国际争夺中,薪酬待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根据“千人计划”官网信息,仅就“青年千人计划”入选的人才而言,一次性便可获得50万元的补助,并根据实际情况,每个入选者都将获批100万-300万元的科研经费。东莞理工学院就曾对“千人计划”的人才开出基础年薪50万元,住房补贴1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最高5000万元的超高待遇。

  范竞还透露了引人计划的一些变化:从去年开始,“千人计划”引回国的高级人才多是创新创业型人才,他们大多携专利回国创业,在国内转化成产能,同时也让我们国家成为这项专利的持有国。

  这也使得原本主要为高校、研究机构乃至国企为主要引进人才受益者的局势被打破,在范竞展示给时代周报记者的名单中,大连、天津和上海等地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企业、民营单位通过“千人计划”吸引到高级人才。

  “要从80亿人里挑人才”

  在人才的国际争夺中,签证、绿卡以及入籍制度是引进顶尖人才并使其归化的基本门槛。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曾概括说:“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而美国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广纳人才。”

  实际上,“千人计划”的实施也间接改变了中国的绿卡制度。一直以来,中国的绿卡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申请的绿卡”,现在为了争夺高端人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承认双重国籍,例如韩国,就在2008年4月宣布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推进完成双重国籍。

  随着“千人计划”的推进,就在2012年9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开始降低海外人才落户中国的门槛。像李俭这样的高级海归,根据新华网报道,“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绿卡办理时间比普通人士少了整整一半。

  “对于通过中组部‘千人计划’引进或者吸引回国的人才,根本不需要为户籍的问题而烦恼,因为对于这一类人才,公安部是提供入籍直通车的。”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行情000931,买入)外国人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多位警官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目前对外籍知名专家、学者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权的便利措施是最多的。“来这里办理申请永久居留权最多的也是这些人。”

  范竞表示,通常来说,“千人计划”申请永久居留权者,如果材料齐全,便可以由中组部“千人计划”绿色通道窗口直接将材料递转给公安机关,一般是半年一次。公安机关收到材料后,通常会在50天内,核准下发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证。但如果遇到退籍等其他流程,有可能被延期核准。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纂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显示,近年来,移居中国成新热点,中国开始成为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29%的来华外籍人士年薪超过29万美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多。

  王辉耀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中国的高端人才也应该加大对外籍人才的引进,当下世界之间的人才竞争,中国就应当把人才的选拔从13亿人中挑人才变为从80亿人中挑人才,毕竟人才是没有国界的嘛。”

  “海归”对撞科研“潜规则”

  施一公回到清华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上了极具中国风的瓷器、山水画,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疯狂地进行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他向一个个科学山峰挥手,可当时的科研体制潜规则也开始向他“打招呼”。

  施一公回忆起,有一天当他刚刚周六参加某个项目的评审会,隔天手机里就收到了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内容全是“多多关照”。施一公很纳闷:“这些人怎么知道我当评审的?我的电话号码又是谁透露出去的呢?”

  施一公和饶毅在国内体制里经历两年的时间,就在2010年9月3日,《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由施一公和饶毅联合署名的社论文章《中国科研文化》。这篇文章直指中国科研制度的“潜规则”—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但“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并直言“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这篇文章,很多科学界的同行都表示赞同与点赞。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没能用在创新研究的刀刃上。李俭就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他担心回国之后,体制承诺他的实验室并不能实现。“现在是我科研的黄金阶段,假如因为回国而导致中止,这等于是在浪费生命。”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两位高级“海归”直接通过外媒“炮轰”中国的科研体制问题,在国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一个月后科技部部长万钢还邀请了施一公和其他科学界的人士举行了座谈会,就科研体制的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

  这件事情之后,2011年评选中科院院士时,施一公和饶毅双双落选。第一轮就落选的饶毅直接发了一篇博客,标题是:《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为施一公鸣不平。饶毅后来总结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良性发展,体制、人才和经费是三要素”。

  王耀辉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说:“现在的人才体制流动并不通畅,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学界、企业向政府流动的渠道并不通畅,很多学者哪怕专业是政治学,也很难流向政府。”

  实际上,不少学者都指出中国人才的晋升普遍存在“唯职称论”“唯论文论”,这也都曾广为社会诟病。华中地区的一所外国语学院,由于讲师有100多人,但每年副教授的指标只有两三个,院长戏谑称,若要解决现有老师的职称问题,“看来只有评到本世纪中叶了”。

  转变职能“四两拨千斤”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而她一没有博士学位,二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三来更不是两院院士。因而被称为“三无人员”,屠呦呦的获奖经历使得中国人才体制机制的改革,再一次被热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

  就在今年3月下旬,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其中谈及推进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的举措中,首先就提到了要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推动人才管理部门简政放权、消除对用人主体的过度干预”。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早在2014年8月,李克强总理在会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代表时,就强调在科研工作中,政府应当“四两拨千斤”。务必使得创新人才不为不必要的审批所累。此前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一名中国研究所课题组组长每年都要花去4个月的时间从事项目的申请工作,其真正可以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超过1/3的时间。

  《深化意见》印发一个月后,5月6日,学习贯彻《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座谈会在京召开。会上强调着力解决人才管理中行政化、“官本位”问题,解决人才评价中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问题。

  例如,在文件中规定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到了5月底,当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要精简程序、简化手续,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

  王辉耀表示,“现在的人才改革,就是要去掉这些不必要的资格证明考试,让更多的学者从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

  对于前几年的工作中,“千人计划”遇到的困难、挑战和应对之策, 范竞表示:“困难与挑战谈不上,如果说有就是协调方面的细节问题。不过公安部最新出台的政策,已经为有效解决上述困难打开了局面。”

  而对于新一轮的“千人计划”工作的重点,范竞透露,接下来“千人计划”工作将增加引进创新、创业人才的幅度。根据不同事业平台的具体需要,拟引进人才还应具备相应的其他条件。比如,创业人才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其技术成果国际先进,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具有市场潜力并进行产业化生产;有海外创业经验或曾在国际知名企业担任中高层管理职位3年以上,熟悉相关领域和国际规则,有经营管理能力;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海外跟进的风险投资占创业投资的50%以上等。

关键词阅读:科技体制改革

责任编辑:付健青 RF1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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