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退役运动员到官员: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体制?

1评论 2016-09-01 11:08:44 来源:第一财经 打板粤泰股份错在哪?

  历时半个月的奥运会结束了,中国队以金牌总数第三的名次完成了里约之行。近日,杰出运动员代表去了香港访问,享受荣誉和鲜花。他们或者金牌加身功成名就,或者虽名次没能突破但意志顽强表现卓越,可无论成绩如何,其中很多运动员包括羽毛球运动员林丹、女排选手魏秋月,都即将面临退役。在中国,退役的运动员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继续留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担任教练、体育官员;或者就此远离竞技舞台,去学习、或者下海经商。

  这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离开或者留在,体制。

  字典里,体制字面意义是指一定的规则、制度。但这两个字在中国,指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

  生活中,选择留在体制,或者想离开体制的,并不只是运动员。

  官员离职上头条

  汪峰想上头条难,但中国官员离职,走出体制,经常上头条。

  今年8月初,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离职,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堪称行业八级地震。

  去年9月,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去了市长职务,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因为他的厅级身份,此后的一举一动都被广泛关注。

  在上海,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加入了乐视公司,他的加盟得到了乐视网董事长兼CEO贾跃亭在微博上的热烈欢迎。

  在湖北,丹江口法院原常务副院长徐光明向法院递交了辞职信也引起了关注。因为他的《一名法院常务副院长的辞职感言》一文在社交媒体被刷屏。他前往了北京,“身份归零,起点归零”,从实习律师开始自己的新职业生涯。

  轰动一时的弃官从商,2014年也不少。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例是,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俞胜法辞去公职,加盟了阿里巴巴,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了奇虎360高级副总裁分管市场公关工作。

  这些官员在离职前,个个位高权重,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体制?

  经济因素

  从以上官员离开体制后的就业方向来看,个人收入的因素不可低估。中国的公务员工资收入偏低,不是秘密。

  北京市从2003年开始实施“3581”阳光工资体系,即科、处、局、部级干部月薪分别约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在上海,一副科级公务员晒出的收入账单显示,他全年总收入不超过8万元。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报告,2012年全国公务员的年平均工资是48608元人民币。2009年,正部级官员、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透露过,他的月收入大概只有1万元。而据中国《工人日报》报道,前副总理吴仪曾表示,副国级别的她年薪也不过十几万元。

  那么从公职离开加入商海,报酬如何呢?

  丰先生是北京一名资深公务员,年过四十,最近就为了高薪,辞职加入了一家世界500强公司。他的新工作是战略经理,据他透露,公司给他的税后薪水接近40万。而此前,丰先生也就是科级待遇,月工资几千。一转眼,月收入翻了近十倍。

  在拿到Offer(合同要约)后,他通过朋友找到我,问了我很多问题。问题之一是他很关心拿到的薪资在企业里到底处于什么水平。“这个Offer是高了,还是低了,未来的成长空间怎样?”面对高薪,他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给我这么多钱,会不会因此往死了用人?”

  他有这些疑问,我很理解。因为丰先生虽然在行业内公认能力超群,但从来没有在企业工作过,在这个年纪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一定要考虑很多——比如收益和风险的比较。我很难回答他的新东家将如何对待他,因为不同的企业,文化、组织行为都不一样,老板风格也不一样。从丰先生的薪资来看,在行业内已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所以我跟他强调,现在这份薪资已经体现了他在市场上的价值,就算做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再去其它地方发展也不会低于这个水平。

  丰先生的同事,一名科级干部也考虑过很多次离职去公司做,他已经工作了十五年,此前在事业单位,后来转做公务。虽然所负责的领域经常有突发事件发生,收入又不高,但他一直没有离开。“我现在收入不高,如果去企业,我希望的月薪是2万,这个数字是我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觉得合适的一个薪资。”

  中国的公务员工资,跟发达国家的公务员比,的确属于低收入。

  在新加坡,总理年薪高达200多万美元,而且其他高级公务员工资也很高。比如政务部长薪水在110万新元左右,常任秘书约60万至70万新元,中级官员则为10多万新元。在美国,以国务院为例,虽然初级公务员年薪只有1.78万美元,但最高级的15级公务员入门即可拿到9.96万美元年薪。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中级公务员薪资,都超过我们的部长待遇了。

  实现自我

  但这么多官员走出体制,就仅仅是为了一份在他们看起来没有铁饭碗保障的工资吗?

  我在成都,见到了前国家重量级部委的准司级干部景明。他仪表堂堂、思路清晰、声音洪亮且明快。景明在数年前就已经离职,现在,他的身份是某外资企业的高级咨询师,并身兼该公司在中国的董事。

  景明回忆,在部里工作的时候,他一度负责国家外汇管理工作。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但经过不断的刻苦业务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金融知识,并且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在欧元推出的那一年,他判断欧元会大幅升值,并建议通过相关操作充实国库。

  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景明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但是事后欧元的走势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从那时开始,他认识到,自己的专业有多大的价值。也是从那时起,景明萌生了去意,希望找到一个职位可以实现自己的真实价值的地方。

  他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企业提供咨询,因为他的专业能力,和自身的背景,很多企业愿意为了他的建议或培训支付数每天万美元咨询费。景明不仅在下海后实现了财务自由,更证实了自身的实际价值。

  跟景明一样,“辞职市长”梅永红谈到为何离开官场时,也称是要回归价值。梅永红对媒体说:“很多人都在解读,我为什么要这样转型。我在进行这样的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回到这样一个更能体现我人生价值的轨道上来。”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一下海就立即可以直挂云帆,乘风破浪。徐光明在他的《辞职感言》中说:“我知道,前方的路途充满艰辛,但自己能够追随内心,战胜自己,已经是人生的赢家,成功或失败,无论什么结果,都将是我生命下半场的精彩,我坚信:生命,只要向着梦的方向奔跑,一定无悔!”

  这种对梦想的追求,和实现自我追求挑战的勇气,激励着他和像他一样的很多体制内群体,前仆后继。

  生活平衡

  除了收入增加,实现了自我发展,据景明说,离开体制后,他在生活上,还有了更多的平衡。

  比如在外企,很多企业都有年假制度。普通的员工15个工作日的年假,每工作多一年还可以增加一天。景明的孩子现在在国外读书,当年因为他的公职关系,想去国外看孩子但是时间总是非常有限。“有一次,我家人都上飞机了,我的护照单位还没给我,让我哭笑不得。”他说。而现在,他只要能够拿到签证,基本上只要还有假期,可以想走就走。

  原上海知名三甲医院的文医生,离职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家庭。她曾是心内科医生,担任科室主任五年。“按照医院的工作节奏,三天值一个夜班,不夜班回家也很晚,白天还要补觉。有段时间,医患关系又紧张,医院怕出事让我盯在科室里。我怀疑,这么下去我会错过小孩成长最重要的阶段,甚至担心他都不认我这个妈妈了。”于是,文医生脱下了白大褂,现在在企业里做医学咨询。“像以前一样,我可以参加很多国际会议,也有时间研读医学前沿进展,通过接触以前的同事、专家,回答病人的疑问,我也是在帮助病人。最重要的是,现在我知道什么时候下班回家。”她说。

  转换角色之难

  近十年的“公务员报考热”,让公务员招考成为我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据有关资料统计,2003年报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研究生只有8.7万人。到2014年则达到152万,最终计划只录取1.9万人,每个岗位都可谓百里挑一。

  但从现实来看,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虽然对于厌恶风险的人来说,比较理想,但薪资收入低等因素已经让更多的公务员思考如何走出体制,弃官下海逐渐常态化。

  但是摆在他们前面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身份转换。

  金小姐也曾是公务员,年富力强的她去年选择了一家高科技企业担任政府事务工作,负责和政府部门沟通企业的目标,通过了解国家政策、解读政策,帮助企业改善运营。

  金小姐自认和政府的沟通不存在问题,因为毕竟她自己以前就在政府部门。但是刚离开体制加入商海的她对如何在企业里和上司制定部门目标、管理跨部门的期望值、寻求企业内部资源、汇报成绩乃至招聘下属一时间没有明确的方向。因为这个部门在企业里也是比较新的,老板的期望值又高,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在公司里一点点探索。“有时候办公室里的同事问我的问题我一时也没有答案,从他们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他们不了解我在做什么。”她问我在公司的工作方法时候,我建议她首先要保持和各个部门的积极沟通,这是在公司工作最基本的。

  而另一位做了多年记者的朋友加盟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后,也深感企业变化和自身角色转换速度之快。一年前他意气风发加入公司北京总部负责广告宣传和传播,一年后他又回到上海负责市场和销售。“变化快也许是企业太新,”他说。前一阵网传该公司资金链断裂,着实让他出了一身冷汗,“孩子刚出生还不到三岁,有点折腾不起”。

  在北方某省的金牌体育大院,我结识了一名体操运动员。她退役后开始读书,并正在适应从运动员到普通人的转变。“很难。”她说,“打小我就没正经上过课,在课堂上坐45分钟觉得好累,比训练还累。”她的未来理想是去做健身舍宾(Shaping)的教练,但自己觉得“没有知识文化也不行”。

  他们遇到的困难,代表了一部分想走出体制的人群。

  李宁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无限风光,但是走到场下开火锅店、看大门甚至街头卖艺的都有,却很少有人如李宁一样在体制内外可以同时成功。即使是作为球员风头无二的邓亚萍,从被任命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再到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开始创投,都步履维艰,很难说,她已经彻底走出体制。

  邓亚萍

  我知道有一家500强企业,全球有几万员工。在里约奥运会期间,该公司“曝光了”很多具有双重身份的员工。他们在日本工厂有技术人员是里约奥运女子曲棍球球员,在爱尔兰机械操作人员曾是奥运会自行车选手,还有伦敦的科研工作者以前参加过击剑比赛。他们都没有奖牌,平时工作,业余训练,从运动员到500强员工,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任何不合谐。

  他们没有走出体制之痛,也许,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体制,或者说,亚当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是这些国家唯一的“体制”。

  (作者为500强公司管理人士,文章不代表本报观点,欢迎来信liwenfangwei@163.com与作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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