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上海已被杭州甩下半个身位

1评论 2017-08-16 13:34:34 来源:大众证券报董秘第一圈 2018年A股放心王

  杭州,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正在愈益凸显。昔日,她是邻近上海的“长三角副中心”,而今,已在G20舞台上完成全球亮相的杭州,已不再是上海的“小弟”,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全国性引擎。

  今天的杭州,与其说是“1.5线”城市,毋宁说她已经是一个“一线城市”,她的多项重要指标早已超过广州,她的个别指标也已力压上海,早在2012年,杭州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上海,在那以后的这几年,她还保持着比上海更高的GDP增速。招聘行业的数据也显示:自2016年以来,杭州在高端人才引进数量上始终超过北京、上海和深圳位列中国第一。

  早在现任最高领导人主政浙江期间,就明确提出“环杭州湾经济带”概念,放眼当今世界,“湾区”已成为全球资源集聚、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的核心与枢纽。和粤港澳大湾区结构相似、体量相近的杭州湾大湾区,已具有冲击世界级湾区的潜力。

  杭州已生长出本土的世界级企业。作为杭州的名片、中国高科(行情600730,诊股)技企业的代表,阿里巴巴市值刚刚超过4000亿美元,进入全球上市公司第一阵营(位列第7)。拥有怎样的企业,对一座城市来讲即意味着拥有怎样的未来。由于阿里生态大本营(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菜鸟等)的存在与带动,在城市产业与生活信息化、数据化、移动化等多方面,杭州都在中国处于领先位置。

  近十年前的2008上海两会上,时任上海书记曾发问“为何上海出不了马云”,这一问题的先见性在10年后看来愈发凸显;对于上海而言,问题的严重性更愈发凸显:在科技新经济的赛道上,上海正在被杭州超越。

  未来的杭州湾大湾区的真正引擎,是上海,还是杭州?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数据显示,在“湾区对决”中,上海仍在许多代表体量的硬指标上领先杭州。在GDP总量,产业门类丰富性,大空港、大陆港、大海港、大信息港、大交易所等资源聚集能力上,上海在中国都可称一骑绝尘。

  但正如智谷趋势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分析:杭州的发展路径已不是通向下一个超级城市;在全球经济发展正进入“去体量论”的大背景下,以阿里巴巴这样的世界级科技企业所带动的移动数据时代新经济为抓手,杭州正在将科技与产业升级的权重远远置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之上。小、却有撬动未来经济形态的洪荒之力,像硅谷一样以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却成为全球科技、经济创新引擎类型的城市,才是杭州的方向。

  我们已可以大胆地预想,在未来的大湾区,上海是门户,而杭州是大脑;上海更像是“旧经济”的庞然大物,而杭州却是“新经济”的枢纽。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每一次文明形态的更迭,都会导致经济中心的变迁。从农业文明时代到工商文明时代,汇集全球资源的上海取代了昔日的“人间天堂”苏州、杭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而当信息时代取代工业时代,作为全球性信息门户和枢纽的杭州,又将重新挑战乃至颠覆上海的地位。

  01

  文明变迁,导致城市格局的变迁

  城市竞争格局的变迁,背后是所在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变迁史。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化,信息化已取代传统工业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首要动力。从工商文明时代到信息文明时代的转变,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竞争格局的最关键因素。

  回溯人类历史,经济运行形态的深层次变革,造就了世界城市格局的变迁。在农耕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水,人们便逐河流而居,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古城,几乎无一没有其闻名于世的“母亲河”,没有渭河就没有西安,没有台伯河就没有罗马,没有塞纳河就没有巴黎。

  工业革命之后,除了以前已经形成的中心城市继续汇集资源而成长为工业化城市之外,新的中心城市大体有两大类别,一类临海,凭借其在交通和贸易方面的优势,成为世界性的中心,典型代表如纽约、上海和香港,另一类则临矿,重工业离不开煤矿等工业原料,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工厂往往建在紧邻煤铁等资源的地方,典型代表如曼彻斯特、多特蒙德和鞍山。

  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和全球化进程的加深,陆上的临矿型工业城市,其地位普遍下降:轻工业逐渐取代重工业成为制造业的主体,“傻大笨粗黑”的产业不再是工业经济的皇冠;加之许多传统重型矿山经过长期的开发,早已濒于衰竭,这些城市的发展基础也进一步削弱。

  相反地,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全球化,更进一步走向资本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临海型港口都会,凭借其交通优势聚集人流、货物流的同时,更进一步集聚资金流,以资本力量,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有论者将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香港并称“纽伦港”,足见这类全球性金融贸易门户地位的显赫。

  从工业革命时代走来,“纽伦港”们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达到其地位的顶峰。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完成,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开始席卷的当下,传统的“贸易门户”+“金融门户”已越来越多地面临后来者的挑战,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硅谷”的兴起导致美国经济重心向西海岸转移,“硅谷”从相当意义上已取代纽约和东海岸,成为现代美国经济最重要的象征。

  “硅谷”并非传统的贸易中心,更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她代表了一种新的城市文明形态,她是知识和信息的门户。“知识门户”和“信息门户”的本质基因是创新,其形成的逻辑和人类过去历史上的中心城市完全不同。

  人类过去经济中心的形成,其核心逻辑都是基于对有形产品和有形资源的生产、集聚和交易。资源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人是基于资源(包括货物和资本)在城市的集聚,跟着这些有形资源来到相应的城市。

  进入信息时代之后,资源和人的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可以说,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基于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极少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凭借技术上的巨大优势,产生十倍百倍于普通人的强大生产效率,这意味着资源对人的驾驭乃至奴役在新经济领域被颠覆了,人真正成为资源的主人。

  在信息时代,经济中心就是创新中心,就是“知识和信息门户”。“知识和信息门户”不追求对有形产品的物理生产,也不追求对有形资源的物理占有,而是以知识和数据这样的无形资源来掌控和支配有形产品和资源的流动。硅谷并不生产苹果手机,但全世界所有代工厂生产的苹果手机,都会标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设计”,硅谷湾区既没有苹果手机的工厂、也没有为iPhone准备的大型保税区和货运机场,但iPhone和iOS系统产生的利润,最大的一块还是流入了硅谷。

  中国,在人类工业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追赶者。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通信和互联网浪潮中,无疑已是堪与美国相比的共同领跑者。如今,中国已拥有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在全球最大的六家互联网公司中,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已经占到半壁江山。美国有湾区和硅谷,中国版图上的对应者在哪里?

  十几年前,杭州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旗帜鲜明地打出“天堂硅谷”的旗号。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杭州作为长三角“硅谷”的地位已然凸显出来。

  02

  从历史尺度看生产方式变革

  信息时代,正在彻底地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这种改变,也必然带来城市竞争格局的新变化。

  人类对精细产品的生产,必将经历一个从个性化到规模化再到个性化演进的过程。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精细、复杂产品都是在手工作坊中生产,这些产品具有明显的非标准化的色彩,每一个工匠手下的产品,都可能不止有技术层面的价值,更具有其个人性格和文化背景带来的艺术色彩。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手工业升级为工业,流水线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原有的手工作坊,标准化产品满足了大多数人对“价廉物美”的需要,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而当人类从工业文明进入信息文明,这种格局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在物质相对丰富、技术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人们对产品质量和个性化的追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更完善的全球市场、更低廉的物流成本、工业服务的全面兴起以及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使更小的更富创意的生产单元的发展成为可能。大机构中的小团队以及独立的中小创新创业团队,将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骨干,而旧的大工业生产机制也必然受到冲击。

  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譬如上海,完全由大型工商企业主导。上海GDP中,由国资和外资构成的大企业集群占到经济总量的接近四分之三,2015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只占26.7%,其中还包括一些诸如华信、复星等在内的大型民营企业。可以说,在上海经济版图里,传统的工商大企业可能创造了八成甚至更多的产值。

  大企业固然有其突出优势,但对于城市经济形态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信息时代,这种以大企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形态正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疲态。

  其一,大企业通常“家大业大”、“财大气粗”,尤其是因为现有的大型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已经拥有了全球性的资源网络,可以支撑其比较高的运营成本,但凡是大型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主导的城市,营商成本往往较高。纽约、伦敦、香港乃至上海,都有这样的问题,大企业,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明显推高城市的写字楼租金、物价等各项指标,对其他产业形成了明显地挤出效应。

  其二,传统意义上的大企业,并非生态型企业,这种企业往往追求绝对意义上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以打击和压缩同业竞争对手为第一要务,因而大企业如同参天大树,树荫蓊郁之处,灌木甚至小草都难以生长。

  其三,由于大企业相对成熟,而创业企业相对而言呈现当期收入较低、运营风险较高的特点,在大企业聚集的城市创业,吸引人才相对困难。由于“打工”的收入预期很高,在上海、香港这样的城市,形成了相当根深蒂固的“代理人”文化和“打工仔”文化,青年人的创业氛围明显不足。

  其四,传统的大工业模式固然可以满足如大飞机、汽车等大型标准化产品的生产需要,但在越来越多私人消费的个性化领域,大企业提供精细化服务的能力在不断削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方便面产业近两年的萎缩,各种外卖O20平台,本质上其实只是渠道,提供外卖产品的是每一家相对有个性化的餐饮店铺,O2O平台兴起之后,大大蚕食了传统方便面的市场,正是“平台型企业”+“小微个性化企业”一起挑战甚至战胜传统的“大企业”的典型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世界的重要图景之一,就是许多类型的大型企业会出现明显的衰退和萎缩,自然,大企业集中的“总部经济”型城市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相较上海这样的大企业主导城市,杭州这样的“知识与信息门户”型的城市,正好能够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阿里巴巴的存在,杭州显然是中国电商之都,但电商生态中90%的环节都不在杭州发生,它连接商家、物流、客户,连接中国无数的城镇、企业,以杭州为中心,构建了一个无远弗届、且持续共同进化共同繁荣的商业世界。

  无论是在美国的硅谷,还是在中国的杭州、深圳,许多大型企业,并不再是从事传统资源配置的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而是为广大客户和用户提供数字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平台型企业,这样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不是“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类似鱼水一般的合作关系,小企业是平台生态的终端,而平台也保证了小企业低廉的商业成本。

  “旧经济”和“新经济”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在传统大型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相对老化的城市,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边界,是刚性的、实体的,此消彼长的;而在杭州这样的“新经济”型城市,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边界趋向柔性的模糊的,企业之间依托信息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业务联动,从封闭的单一实体,融入开放的生态圈。

  杭州已成为中国“新经济”创业的明星和热点,数据可以有力地支持这一论断。元璟资本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杭州的人均创业密度已超过北京,位列全国第一,企业服务、电商等于互联网深度结合的领域,也在杭州创业市场中占据关键地位。杭州初创企业的活跃,展现出“知识和信息门户”城市独特的魅力。

  在杭州,大型跨国企业相对较少。根据2013年的经济普查数据,杭州2013年杭州就业人口中供职于外资企业或港澳台资企业的只有不到10%,而在上海,同一数据的比例达到24%。外来大型企业相对较少,在旧时代曾被视为浙江获取外部资源上的短板,而今却成为杭州竞争优势的新来源。杭州的营商成本远低于上海,而本土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文化却明显优于上海。从长期来看,这必将使杭州经济具有更持有的活力和动力。

  03

  城市与企业相互成就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主体。一个城市的气质,从某种程度上就源于这个城市企业的气质。

  在中国的城市中,杭州一直有着一种独特的商业气质。虽然地处“人间天堂”,但在杭州的居民往往并没有“小富即安”、贪图安逸的心态,反而有着强烈的创业精神和赚钱意识。这种精神已深深地烙印在浙江这片土地上,也是这种精神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浙商”。

  “浙商”崛起的道路并不独特。回溯到十多年前,杭州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区别并不大,因为浙商起步早,民营经济高度发达,从数据来看,当时的杭州经济总量高居省会城市第二(仅次于广州)、副省级城市第三(仅次于广州、深圳)。但当时杭州的支柱产业,还是制造业和传统的商贸物流业。

  时至今日,杭州的GDP增速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算太快,但杭州经济转型的成效却是有目共睹。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物流之外,杭州发展出活跃的新兴产业集群。当多数和杭州经济体量相近的城市还在比拼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招商引资规模之时,杭州已在为下一个时代担当探路者(行情300005,诊股)。

  2016年,杭州信息经济增加值2688亿,占GDP总量的24.3%,到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提高到24.8%,杭州信息经济的比重已和坐拥华为、腾讯、中兴等一大批IT和互联网巨头的深圳相等。而临近的上海,2016年GDP是杭州的2.49倍,信息产业增加值为2944.33亿元,只有杭州的1.1倍,占经济总量之比也只有10.7%。

  支付宝总部2015年已迁到上海,上海电子商务的产值因而水涨船高,如果考虑支付宝本身作为蚂蚁金服子公司的“杭州基因”,我们可以说杭州信息经济的绝对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上海。在杭州湾或者长三角这个尺度范围内,杭州作为绝对意义上信息和数字门户的地位,已非常巩固。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正在加速开展新一轮调整,而杭州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优等生。就在今年7月,阿里巴巴宣布将集全生态体系之力推行“五新”(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战略,其实质即在于以移动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撬动中国商业和制造业革命性的智慧化升级、完成供给侧改革,并为之提供金融、技术等一系列配套保障。这相当于:以互联网产业为抓手延展至传统产业,杭州正在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探索一条来自地方和民间的通路。

  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应用,使杭州成为引领生活方式变革的试验田。阿里云ET已成为杭州的城市数据大脑,深度参与包括城市交通等各类公共服务;而环保、便捷的移动支付早已在杭州深入人心,杭州已成为全球移动支付的典范之城。

  在更宏观的商业图景方面,杭州正成为重构物流和金融体系的急先锋。21世纪的物流体系,核心是智能化的调度体系而非上个时代的物理输送体系;21世纪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大数据和信用社会基础上的更普惠的金融体系,而非基于传统持牌金融机构的相对“高冷”的体系。在这两个方面,杭州都做了极其有益的尝试。

  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正在打造全国性的智能物流体系,而杭州作为“菜鸟”的大本营,无论在TO B端和TO C端都成为新型物流体系的创新基地。而以蚂蚁金服为核心的阿里金融板块,则为杭州成为新型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所谓“新金融”实践,其本质是回归金融的“初心”,更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它不是对传统金融的颠覆,而是通过将金融产品与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手段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以提升金融和实业对接的效率。

  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金融中心和传统工商中心的体系是高度匹配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对接大项目和大资金;而新兴的金融中心,则将服务最广泛的中小企业和社会资金,其涉及的业务体量更大,也更切合中小微企业最迫切的需要。可以预见,信息流不仅可以锻造贸易枢纽,也可以形成金融中心。从知识与信息门户到资本与贸易门户的通路已经打开,杭州正在路上。

  如今的杭州,已经不是中国的浙江杭州,而是世界的中国杭州。线上的信息流,和线下的人员流、货物流的交织,正在加速形成全新的全球经济和贸易生态。阿里巴巴提出的“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电子世界贸易平台)”框架已然成型,并在2016年成为杭州G20峰会的成果,eWTP就是旨在服务全球中小企业的高效新经济交易和规则体系。基于21世纪生产单元个性化、定制化、小型化的趋势,杭州开展eWTP试验的模式价值和商业意义,将进一步助推其成为世界级的商贸中心。

  正如智谷趋势此前的相关文章分析:发端于杭州和阿里巴巴的电子交易模式,在中国成功地把中小企业和消费者连接到价值链中,显然,在阿里巴巴的全球化战略推动下,eWTP想把这一套经验复制到全球。

  eWTP目标是连接1000万中小企业和20亿消费者,若能有效推进,杭州的输出能力和连接能力将上一个量级。如同淘宝激活中国中小卖家,整个中国的商业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的中小企业和青年人如果被激活,被连接,那种颠覆性将无与伦比,杭州将真正实现全球赋能,“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04

  结语

  首先,从长远来看,连接型城市会逐步解构占有型城市。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并非所有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

  杭州则正在以土生土长的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经济”做一种尝试。至于是不是由它闯出一种新路径,并不重要。杭州不行,还会有其他城市去闯。这让我们想到了马云在创业早年的一段视频中所说:“至少我把概念告诉了别人,我不成功,会有人成功的”——毕竟整个世界已经站在了通向未来的拐点。

  其次,这些年来,人们越来越看到许多统计指标之间的背离。还有很多统计指标所反映的事实,很明显不符合人们的经验判断。其实,这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现象,旧时代的经济统计方式和当下“新经济”的潮流已不完全适应。

  旧的经济统计方式,关注的是有形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而在“新经济”的背景下,人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无形资产(知识和信息)的分布。当有形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被牢牢掌握在持有无形资产的人的手中时,传统上的许多统计指标,自然失去了本身的意义。以平台化企业为主体的城市,相对不那么在乎生产环节,区域内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自然不高。然而由于平台化主体服务全国全世界的规模效应,这样的城市的企业和从业者,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极高的财富,因而可能拥有极高的“GNP”(国民生产总值)。

  事实上,正是是GNP而非GDP决定了一个城市中高端居民的收入情况。真正站在生态链顶端的城市,供职于此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享受自己所在企业旗下全球任何国家的产值带来的收益。杭州这样的城市,完全无需纠结于GDP数据,虽然中国并不统计各个城市的GNP,但再过几年来看,杭州的GNP可能真的超越上海,那将是“杭州已立”的标志性事件。

关键词阅读:上海 杭州 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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