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华人银行的184项罪名

  [摘要]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到须入狱》导演史蒂夫·詹姆斯是在案件还在审理过程时就已经开始拍摄了。他的镜头记录下了这家人许多焦虑的时刻。

  《国宝银行:小到须入狱》入围奥斯卡

  一家华人银行的184项罪名

  时代周报记者 梁耀丹 发自广州

  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刚刚落下帷幕。一部提名影片引起了全球华人的关注,这就是由美国导演史蒂夫·詹姆斯执导的《国宝银行:小到须入狱》。

  这是一部描述普通华人家庭如何对抗美国政府的纪录片。本片主角之一孙仪文,迄今仍难以相信自己曾经历了纪录片里所有的事情。8年前,父亲孙启诚创立的国宝银行被指控贷款欺诈,作为银行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她和家人与美国司法当局展开耗时5年、花费上千万美元的诉讼抗争。

  与美国大银行“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恰好相反,人们把这家设于华人社区的小银行所经历的一切形容为—“国宝银行:小到须入狱”(Small Enough to Jail)。

  职员引爆贷款欺诈案

  2009年,一个秋日的午后,一对华人夫妇走进纽约唐人街的国宝银行总部,询问办理房屋贷款。这是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的第二年,银行信用审核变得日益严格,这对夫妇去过许多家银行,却无一例外被拒绝。

  国宝银行成立于1981年,创始人是华裔移民孙启诚。在创立国宝银行以前,孙启诚曾是位律师。看到华人贷款难、经常被主流银行斥之门外,他决定开一家专门为华人社区服务的银行。与美国的主流银行不同,国宝银行通过检验借贷人日常开销来评估信用,这套体系是专门为唐人街上习惯用现金交易、缺乏典型信用记录的华人们量身订做的。孙启诚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孙仪芬和二女儿孙仪文(银行现任总裁)都在国宝银行担任高管。

  一位叫余启斌的华裔职员接待了这对夫妇。接下来几周,按照余启斌的指示,他们开了2.5万美元的支票,并提交了相关证明。这对夫妇喜出望外,如果按余启斌所言,不出意外他们将很快拿到贷款。

  但在结案那一天,事情却并非如愿以偿。这对夫妇想确认之前的支票是否和其他支付款项一并存入了银行账户,作为结案负责人的孙仪芬却一头雾水—按照正常程序根本无需提前付支票。

  孙仪芬马上感觉到了不对劲,结案会议被迫取消。她和妹妹孙仪文向余启斌提出质问时,对方的表现十分可疑。后来证实,他不仅卷走了这对夫妇的钱,还曾多次对客户的资料进行造假。国宝银行立即开除了余启斌和其他两位职员,并且聘请了顾问,启动内部调查。

  然而,上述这对夫妇已经交了10%的房屋押金,贷款失败意味着损失惨重。询问国宝银行高层无果后,他们去了警察局报警。谁也没有预料到,正是这次报警,这起企业内部欺诈案最终却演变成了一桩严重的刑事调查。

  2012年5月31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塞勒斯·万斯(Cyrus R. Vance)宣布了对国宝银行的184项指控,其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欺诈、重大盗窃罪、共谋罪等重大罪名。检方认为,职员捏造贷款文件,银行高层涉嫌串谋。国宝银行向本来不符合条件的人发放贷款,帮客户在房贷申请文件上造假,使得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annie Mae,以下简称“房利美”)蒙受损失。而银行随意贷款,正是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孙家对这一切的到来始料不及。“起初,我们很配合给他们提供资料,以为他们要给我们出一口气。直到某一天我发现,噢,等一下,可能我们才是他们调查的目标。”孙仪芬说道。

  更具戏剧性的是,孙家的小女儿孙仪琳,正是曼哈顿地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事发之后,孙仪琳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挣扎。在目睹了银行职员被以手铐脚镣牵着的“侮辱性”方式带到法庭后,孙仪琳终于愤而辞职。

  为184项指控辩护

  国宝银行被起诉很快引起了整个华人社区的愤怒。很多人认为,国宝银行作为一家小型华人银行,根本无足撼动美国金融体系,审判国宝银行有种族歧视的意味。

  唐人街意见领袖李东(Don Lee)说:“这(抗诉)不仅关乎国宝银行罪名的洗清,而且和整个华人社区的洗清有关。”

  孙启诚不是第一次经历类似的风浪。2003年,国宝银行华埠坚尼路分行经理林美云卷款5000万元失踪,一度造成万人提款挤兑风波。当时银行濒临倒闭,岌岌可危,最终在他化解下,扭转了客户对银行的信任危机。如今,他已经把银行交给后代,比上一次更严重的危机发生了。

  孙启诚一家很清楚,哪怕184项指控中的其中一项成立,国宝银行的信誉都将遭受毁灭性打击,银行将开不下去了。

  孙家最终选择了不认罪。“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也非常昂贵的选择。”国宝银行的辩护律师凯文·普瓦罗斯基(Kevin Puvalowski)如是说道。

  2015年2月23日,审判拉开帷幕。

  点燃这起案件导火索的银行前职员余启斌来到了法庭。检方试图让他影射银行高管们有系统性地进行房屋贷款欺诈。

  但很快,余启斌破绽百出的证词露出了马脚。一开始,余启斌先是否认向上述那对夫妇收取支票。但当国宝银行的辩护律师公开那对夫妇与余启斌的通话录音后,他又承认的确是收了。而在录音中,他先是提到国宝银行对他收费行为之前并不知情,后来又称,“(在特定情况下)我会说他们知情(I will say that)”。

  这时,法庭上的陪审团中发出了笑声。“很快我们发现,他对撒谎是毫无保留的。”陪审员之一罗曼·富扎洛夫表示。

  与此同时,孙仪文一直愤怒地瞪着余启斌。“我发现他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但我就是要看着他。”

  不过,双方最大的争议还是“国宝银行在房贷申请文件上造假是否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

  检方指出,虽然国宝这些贷款至今运作良好,但一旦发生金融危险或人民币贬值,客户很可能就付不起贷款。按照检方的说法,国宝银行对借户贷款的审核不严,给房利美带来还贷的风险,而房利美的钱,溯其根源又来自于购买了次级债券的投资人,这给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都带来损害。

  辩方律师则指出,国宝服务的华人客户有其特殊性,这些客户的工资单或税表或许不符合“硬性规定”,但由于这些客户隐形现金收入占了更大的比例,他们实际赚的钱远远比报税的要多得多。

  辩方律师获得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数据。在为期五年的指控期间,国宝银行卖了超过3000个房屋贷款给房利美,而这3000个贷款中,只有9个不履行借贷,坏账率仅为0.3%,这是全美最低的不履行借贷率。

  辩方律师称:“说实话,如果每一家银行的贷款业绩都像国宝银行,就不会有经济危机了。”

  审判无罪

  2015年5月19日。审判进入陪审团讨论阶段。

  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到须入狱》导演史蒂夫·詹姆斯是在案件还在审理过程时就已经开始拍摄了。他的镜头记录下了这家人许多焦虑的时刻。

  孙启诚每天积极和女儿们讨论案件和文书的撰写。孙仪芬每天早上5点起床,在电脑前发完邮件后,就在银行与法庭间来回奔跑。孙仪文作为银行的总裁,每天需要处理的事情也不计其数。孙仪珍是医生,平时需要上班,只好通过电话获知家人们最新的进展。孙仪琳辞去工作后,就全心帮助姐姐们和父亲打官司。

  母亲曾慧琳没有参与到打官司的工作中,但她时常忧虑到吃不下饭。她曾对着镜头说:“我无法忍受别人指控我的小孩是坏人。”她还必须盯着孙启诚的身体状况,以免他过于劳累。

  一天,孙启诚和三位女儿在讨论庭审策略时,曾慧琳打来电话。“让你父亲赶紧吃饭,然后打车回来休息。”这天,孙启诚凌晨五点后起床就没有进过食,曾慧琳特意叮嘱,不能让他坐地铁回来,以免晕倒。“这么大个人了,又不是年轻小伙子……”

  镜头拍到了在一旁聆听的孙启诚露出一丝微笑。在母亲絮絮叨叨的话语中,女儿们开始留意到,父亲的确苍老了。5年前案发时,父亲才75岁,如今他已迈入了耄耋之年。

  但在一次次齐心协力的努力过程中,孙家的女儿发现一家人比以往更加亲密、团结了。

  终于等到了审批结果宣布的那一天。

  2015年6月4日,法庭人员念着180多条指控,总共240项罪状,每一条罪状后面,一次又一次地念着无罪。

  孙家成员高兴得流下泪水,彼此一一拥抱。

  “当事情涉及社区的安危时,我们必须让当权者知道,这永远不会再发生。”孙启诚后来对人们说道。

  孙启诚一家为这场审判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长达3年多的诉讼长跑中,孙家前后共向检方提供了包括电子邮件、内外审查报告等在内的90万页文件。而因为被起诉,国宝银行信誉大受影响,许多业务受限制无法开展,贷款业务从2009年的5亿美元,猛跌到1.5亿美元。此外,国宝银行聘请律师的费用已经花费了超过1000万美元。

  孙启诚一家终于恢复了生活的平静。两年后,该纪录片被提名奥斯卡,这个低调的家庭才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和该片的导演一众制片人参加一些访谈活动。

  直到今日,国宝银行依然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唯一被指控贷款欺诈的美国银行。

  一位华裔记者对孙启诚说:“美国正义,在你们这里变成了美国不正义。庆幸的是,你们为我们争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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