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迷你裙消亡史:经济学“裙边理论”的现实映射

1评论 2018-05-26 11:25:35 来源:环球老虎财经 抢反弹必备短线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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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伊朗女性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亲手断送了自己和女儿穿迷你裙的自由。

  每天,抵达伊朗的飞机上都举行着日复一日的“头巾仪式”。当飞机降落,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会根据广播提示,纷纷用头巾遮住秀发,怀着新奇或无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课。

  没人想找麻烦。毕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绘为女性权利最受限制的国度之一。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个女孩因为在街头摘下头巾被宗教警察逮捕。

  人们很难想象,就在40年前,伊朗还是个洋溢着自由之风的世俗化国家。

  回到那时,随便在号称“中东小巴黎”的德黑兰走一圈儿就会发现,顶着烫过的时髦发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儿的标配,酒精派对、摇滚乐、学托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态。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回忆中:“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随后开放的气象戛然而止。当纳菲西的女儿在伊斯兰革命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级就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公共场合露出来,就要受到惩罚。

  从上世纪30年代强制不戴头巾,到伊斯兰革命后强制遮住头发,伊朗女性的头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国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见证。

  伊斯兰革命后,姑娘们穿着希贾布(包裹头发的头巾)和查尔德(从头裹到脚的黑袍),俯瞰大城市的灯火。

  请叫我波斯 “玛丽莲·梦露”

  1925年,巴列维王朝靠军事政变建立了君主制国家。为了巩固政权,两代国王都实行去伊斯兰化政策,学习西方建立现代化国家。反映在服装上,迷你裙成为正义,罩袍才是弊病。

  本来,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规定女孩子9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要出门,就得穿从头裹到脚的罩袍,还要有长辈同行。

  一夜之间,国王禁止女性佩戴头巾,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改穿西装。当时的法令规定,政府雇员如果让妻子蒙面纱上街就会被解雇,最极端的时候,老国王甚至让警察当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在服饰改革的背后,是源源不断涌入的石油美元,和国王不断膨胀的雄心。

  经济学有个“裙边理论”,指出女性裙子长短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增速快时,女性买得起漂亮丝袜,所以更愿意穿短裙。

  在伊朗,脱掉头巾、穿西方服饰则成为了上流阶层的符号,仿佛成为“波斯玛丽莲·梦露”才能彰显女性解放和经济增长的自豪。

  到上世纪50年代,小巴列维掌权时期,伊朗石油产量大增。世界许多地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伊朗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九大富国。

  在美国支持下,这位留洋归来的公子哥在60年代初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华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修筑了鸟巢一般大小的体育场,插头也按照欧洲标准严格打造。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购买波音飞机的国家之一,全国建设了14个机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达航线,从纽约飞往德黑兰只要11小时15分钟。

  这些现代化建设让伊朗到今天也受用。在伊朗工作的中国企业员工开车进入德黑兰北部山区时,忍不住惊叹:“没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这么好!”

  上世纪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权利进一步提高,女性获得了跟男人一样的离婚权,女孩合法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

  同时出现的还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师、女法官,甚至女内阁大臣。到1979年,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

  在市民生活领域,娱乐受到鼓励,人们拥有了纵情声色的自由,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展的派对、酒吧、赌场、夜总会和色情电影业。

  此时的德黑兰街景常令美国游客有些恍惚,因为眼前的景象和美国加州看起来太过相似。1972年,一个洛杉矶人到伊朗自驾游,看着路边的大草坪和无暇的路面,不禁感叹像是行驶在好莱坞比利佛山庄。

  高档酒店成为思想开放的上流青年的游乐场。曾在德黑兰的洲际酒店当泳池救生员的老人回忆:“那时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围着我们,夜里也不回房间,让我带她们到城里去逛。通宵达旦,快活得很。”

  1976年,安迪·沃霍尔受伊朗大使邀请去伊朗访问,下榻在希尔顿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务送来的鱼子酱,很快爱上了伊朗的生活。

  比普通人生活更奢华的是皇室的生活方式,国王一家始终是世俗化改革的标杆。

  小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曾在巴黎学习建筑,在伊朗大使馆与国王一见钟情,几个月后就举办了堪称当时最豪华的皇室婚礼。

  在加冕典礼上,她穿着一件貂皮长袍,皇冠比在童话书中看到的任何一个都大,重达1600克,上面有1469颗钻石,36块纯绿宝石,36粒美玉和105串珍珠。

  1971年10月,国王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整了个大排场,希望以此传达出“我们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庆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马克西姆餐厅供应。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165位厨师、面包师和侍者来承担,所用的松露、鹅肝酱、江鳕、小牛肉等佳肴全从法国运来。”

  壮丽的表演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约为两亿美元。《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被黑纱笼罩的王国

  出乎国王的意料,极乐盛宴的八年后,表象稳固的巴列维政权就像“雪堆一样开始融化”。而他自己,则带着破碎的现代化梦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由于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城市享乐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占国家人口70%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农民工进城讨活路,看见了“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享乐生活,却只能蜗居在大片贫民窟中,向真主诉说自己的悲哀。

  为了消灭文盲,国王也曾让军人组成扫盲队,到农村教大家认字。然而在宗教势力顽固的乡村,下层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为保守的父亲觉得让女儿和男生一起上课难以接受。他们说:“一个男的来教我们的女孩,休想!”

  1978年,当一名记者问一个戴着面纱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国妇女一样吗?别人告诉我,她们有各种自由,但她们并不快乐,她们都要看心理医生。”

  伊斯兰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已经达到4万名,还建起了当时美国本土外人数最多的美国学校,引来保守派对“殖民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担忧。

  对外国人的优待同样惹恼了城市工人。美国人的薪水要高于为同一家公司做同样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项目中,只有美国人宿舍有空调,伊朗技术人员却要单独住在炎热的小屋。

  此外,秘密警察组织对左翼分子的打压让知识分子慢慢感到,娱乐盛行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极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种醉生梦死的办法,独裁者希望这类西方文化商品能培养愚民,让人不问政治。”

  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对国王不满。按照学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

  当各种变革诉求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缝合起来,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挥了反抗运动,让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戏剧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纪传统。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听从美国大使的建议逃到海外。连伊朗报纸头条都用大字标题欢呼:“国王逃走了!”

  令人吃惊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来自传统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对她们来说,参与革命与宗教无关,只是为了呼吁民主改革。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甚至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起来,以表达与下层女性的团结,共同对抗国王。

  就连在国外留学的女性也不例外。纳菲斯革命前在美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她参加了越战之后校园里的反美示威游行,并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维的统治。

  萨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对国王的一员,据她回忆:“霍梅尼回到德黑兰,我的父母高兴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纽约和欧洲的飞机上,充满了伊朗学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兰教徒,他们都唱着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当他们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时,我的母亲说,左派分子跪下并亲吻了停机坪,而伊斯兰教徒则欢呼安拉和霍梅尼。”

  革命成功后的短暂时间里,整个国家陷入胜利的狂喜。一时间,人人都说自己参与过革命,人人都曾对抗过国王。人们在街头焚烧国王画像,学生们撕掉教科书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个民主国家的到来。

  期待很快变成幻灭。随着神权国家的建立,强制戴头巾命令来了。就在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

  女性组织正准备要好好庆祝一下妇女节,而庆祝活动很快变成了大规模抗议。年老的和年轻的,穷人和富人、戴头巾和不戴头巾的人都来了。正如各阶层女性曾游行支持霍梅尼的革命,如今她们走上街头争取女性权利,反对他的政策。

  一位女性共产主义者后悔莫及:“我记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么激动。我从没把穿罩袍当成是社会运动,而仅仅是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我沉浸于共产主义理想,却忘了提防伊斯兰势力。”

  另一位“革命女将”萨拉在革命后逃到欧洲生活,她回忆道:“革命发生时我还很年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摆脱君主专制,一个新政权就会来,带来民主,但我们都错了。”

  1979年,四位将军在被秘密审判后执以死刑。革命后政治反对派被大规模清洗,程度比巴列维王朝时期还要激烈得多。

  反抗是无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者迅速扫除了所有不够“清真”的元素。1980年以后,任何不戴头巾上街的女性一经发现,就会面临最长达一年的刑期。

  按学校老师的说法,面纱和自由是同义词,良家妇女都戴面纱躲避男人的注视,不戴面纱如罪犯死后下地狱。用霍梅尼的话来说,“伊斯兰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恢复了面纱——如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成就,对革命也就足够了。”

  伊斯兰革命后,女孩子从9岁起就要戴上头巾,9岁也是她们的最低结婚年龄。

  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季,武装男青年也会在街上巡逻,寻找与男性走在一起的妇女,面纱下露出一缕头发的人,或是手提包中有化妆品的人。女性遭到鞭打,面临监禁,严重时甚至会被处以石刑。

  “感受风”的权利

  就像中国90后流行晒爸妈在80年代的写真,一些伊朗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妈年轻时的照片,惊为天人一番,然后翻墙上传到社交网络显摆。在这些零星信息中,许多人拼凑出了对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象。

  “在全球化浪潮下,经济裹挟着一切,席卷而来,即使在伊朗,没有主流的西方经济参与,那些看不见的流行都会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会成为现实。”在面纱之下,反抗从未停止。

  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地下发展”,年轻人眼中强迫戴头巾的反人类指数也越来越高。结果是头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头发、鼻子、妆容都当成艺术品来打造。

  有些年轻姑娘表面上戴着头巾,一进屋子便脱下黑袍,展露凹凸玲珑的曲线。

  一名女子一针见血地表示:“不是我们喜欢暴露,而是因为限制太严了,心情不免苦闷,所以,借着这种无奈的方式和管道进行消极的发泄。”

  2018年,女孩们穿男装混入体育场看球赛。

  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纠缠不清的情况下,古老的文明总是难逃传统和现代间的交融与对抗。不过不管世界怎么变革,生活总是要回归常识的。

  在Facebook“我的隐秘自由”页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发布了摘掉头巾的照片,以捍卫平等权利。

  向往正常生活从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理由。如一个姑娘发布摘头巾照片后留言:“我只是想要感受风”。

关键词阅读:伊朗 裙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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