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蔡昉:金融危机十年反思

  2018年11月13日-14日,第十六届“《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召开,金融界网站全程直击。

  会上,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主旨演讲中反思了十年到底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以及如何应对。他认为,发达国家针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在多年的量化宽松中,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都收到了负面影响。

 

  蔡昉指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治理金融危机的方式是通过经济政策把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回原有水平。对发达经济体来说是以前的趋势增长率,比如之前美国是2.5%。经济增长目标达到以后就开始逐渐退出,开始加息。

  而中国情况则不同,当中国遭遇上一次危机的时候,与很多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受到重创的情况不同,我们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我们的目标也是回归目标潜在增长率。当时的我们,采用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俗称的“4万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回顾一下上一次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也需要时间消化,但在非常时期采取措施让经济回归潜在增长率,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

  下附全文:

  蔡昉:大家好。上一个戊子年是2008年,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中国遭遇到了外部的冲击,来自于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冲击。这一次与上一次有何不同?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一系列其他的现象,我们的确遭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从这点上说上一次和这一次,我们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要看到一些共同点,更要看到一些不同点。

  首先,十年了,在今年这一年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看到有大量的人在反思十年金融危机,反思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也反思这十年到底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当事人都写了很多文章,或者发表讲话。比如最新卸任的美联储主席和经历上一次金融危机的美联储主席,甚至更早权威的美联储主席,都在分析这些事。我们国内,大家也都在谈,有一些谈的多一些,有一些谈的少一些。比如说,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分析的多一些,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对策分析的少一些。针对实体经济采取的措施,成与败,功与过,讨论的少了一些。讲需求侧的手段多一些,供给侧讨论的相对少一些。讲世界的、美国的多一些,讲中国的少一些。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分析成因也好,应对手段也好,都有它的缘由,讲应对的对策过程,我们也有成,也有败,总的来说,我们要记住一点,没有成功,毕竟金融危机发生了,毕竟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也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讲功过的时候,其实是哪种应对相对好一些,即使在好的过程中,也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条件在发生变化。我重要放在应对手段,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应对手段上。

  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持续了很多年,可以说持续至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金融危机无论是金融角度来说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更重要的是对实体经济具有长期的影响。因此,大家要做的是要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去,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就是它以前的趋势增长率,比如之前美国是2.5%,今年也许2.8%,至少是超过了过去,因此它开始要回归,回到了相应的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就业目标也达到了,他们看到了低失业率等等,就开始逐渐退出,开始加息。我们要看到一点,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是一个成熟经济体,长期几十年就是那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比如2.4%,在这种增长速度下,他很明白要回归潜在增长率,实现V字型的复苏,要回到什么水平上去,因此他参照以前的增长速度和失业率,它是有据可依的,因此它回归了,就可以退出宽松的政策。最近美国率先把基础利率提高了。

  中国有一些不一样,当我们上一次遭遇危机的时候,有一些跟发达国家不同的任务,我们没有进入危机,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当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大概10%。遭遇金融危机就必然达不到,因此我们就要采取宏观经济的手段,要刺激它回归尽可能靠近原来10%的目标,当时没敢说10%,我们说保8%。大家看这个图,绿色的这条线是当时的实际增长速度,是2007、2008、2009年,这是三架马车内需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加上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红色的线是当时的潜在增长率,这是事后估算的。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2007年实际增长速度是高于潜在增长率的,但是2008年就出现了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能力没有充分利用,这时候我们自然要想办法往上刺激。外需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消费需求也很难在一年中迅速恢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今天俗称的“4万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两个阶段:第一,我们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第二,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不寻常的返乡,因为他们不被失业保险覆盖,丢了工作就先回家了。农民工返乡意味着周期性的失业。但是,我们取得了好的效果,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的政策也是对的,但是这个政策对是有代价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代价是必然付出的。实施了4万亿以后,我们解决了当时回归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但接下来这个政策有一个惯性,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把它断掉,它很自然的延续了下来,保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多年。当时我们把产业政策、区域政策都和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以结合,形成了一个大家多元共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特别会随着你的产业政策的延续而保持长期的宽松,因此,大家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到,我们的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大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后来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等任务的来源,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广义不得了,因为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

  这次还会发生外部冲击,我们要不要采取当年的方式?我们就要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发生的非常早

  。看这个图,分类的线是中国人口的劳动年龄,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我没有划出非劳动年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在这期间是停滞不动的,甚至略有减少。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人口指标,叫做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也就是蓝色的线,在2010年之前,人口抚养比是一直在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意思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实际上通过资本的回报率,通过储蓄率,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充足,通过人力资本改善的迅速,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因素转化成有利于中国10%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但是我用绿色的线划了一条线,就是2010年,这一年我们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一看这个普查数据就发现了一个端倪,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那之后迅速减少,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也告诉大家了,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增长率就变成负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就快,这个比值(抚养比)必然要上涨,因此2010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人口结构是导致高速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你的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很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这个潜在增长率下降。2012年之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不是一点,因为在那之前是两位数,这几年每年都往下走。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追寻着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就是我们的增长能力,我们的要求供给和所能够达到的生产率提高速度。

  大家看,2000年是一个大的台阶,在这之前,如果剔除年度的波动,总体来说,潜在增长率就是两位数,10%。在这之后,第一个台阶是“十二五”时期,我们当时估算是7.5%的潜在增长能力,最后我们实现了7.8%,也还是比较接近的。接下来我们对“十三五”的估算,如果没有刺激,没有更大的改革,潜在增长率应该是6.2%,这是整个过程,实际增长率应该是逐渐向下降。当然我们改革,或许在必要的时候会有刺激的政策,甚至过去10年中的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在延续,因此它会使实际增长速度还高于潜在增长率。但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潜在增长率就是实际能力,如果把自己的实际能力用足了,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会利用不足。想一想,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不会出现利用不足,就意味着不会有周期性的失业现象,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是在潜在增长率下进行增长,因此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哪怕是6%。因为我们整个“十三五”时期平均6.2%,到“十三五”的末期到了6%,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信心应该有,因为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信心,那时候我们认为,而且事实上也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10%。十年以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到了10%以下,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外部冲击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

  回顾一下上一次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消化,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目的是回顾潜在增长率,10%,或者更接近一些,因此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错的。持续了十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惯性,也有失误,因为我们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用来实施区域政策,这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以后的做法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也就是说,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出手要狠,动作要快等等,这些并不一定在每种场合都是正确的。

  既然潜在增长率下降到了6%多一点,今天遇到了外部冲击,我们对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关税,下一步可能还会下来再加关税,影响到了我们的外部需求。内部需求,消费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时日,接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这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条经验,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今天大家有越来越多的共识,我们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外开放是一个信号,别人对这个信号做什么样的反应,取决于他对你的信任,而对你的信任取决于我们国内的改革。改革开放从1978年就变成了一个专用词汇,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两个分开了就不可能让这个体制是完善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的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可能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关键词阅读:市场 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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