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协调机制也需不断与时俱进。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货币格局的变迁,原有协调机制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并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形成新的协调机制。  
  过去二百年间,国际货币格局经历了英镑由盛转衰、美元主导地位确立和欧元诞生等一系列重大改变,国际协调机制也从由军事力量主导的政治利益协调,到国际组织牵头下的多方协调,再到不断兴起的区域协调。
  不难发现,每一次主要国际货币的更替都导致国际政策协调的发展演变,新兴国际货币都拥有自己主导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和平台。任何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国际货币,都要接受传统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考验”,不合格的只能被迫退出国际货币竞争;幸存者还必须积极打造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以赢得先发优势,为本币国际化构建制度基础。实际上,创新协调机制的成败,决定了新兴国际货币在新格局中的地位高低。显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必须服从这一历史规律。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会议信息

时 间:2018年7月14日—15日
地 点:中国人民大学

合作媒体


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指出: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40年前的1.8%,迅速攀升到现在的15%左右。中国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世界对它的影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背景下,刘伟校长进一步介绍到,今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围绕“结构变迁中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这一主题,以货币国际化决定理论为基础,通过国际经验借鉴、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集中探讨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目标与方向及其所需要的构建平台与机制。 [全文]

  2008年很多学者预测,金融危机将导致美元地位下降。但至今危机已经过去十年,向松祚指出,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美元地位进一步强化。
  向松祚强调,何为强势货币?强势货币就是避险货币,当国际金融系统出现动荡时,人们愿意选择哪种货币安放自己的财富,谁就是强势货币。   
  他进一步指出,外部影响因素很多,但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说到底是取决于本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总之,相比于担心外部,我们更加需要修炼内功。 [全文]

  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和出口的影响并不大,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它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和供应链调整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将会对我国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造成一定压力。   
  另外,宏观杠杆率过高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据统计,我国是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经济体中宏观杠杆率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去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已经达到了255.7%,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193.6%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很多发达经济体。由此可见,去杠杆势在必行。但是去杠杆会带来阵痛,带来融资环境的收紧,这可能使一些潜在风险显性化。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现。随着下半年中低评级信用债到期量占比提高,违约风险有可能增大。 [全文]

  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一些人觉得全球化正在崩塌,保护主义在抬头,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去澄清这个误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一看贸易在美国GDP的占比,短期内这个比重没有下降的趋势,特朗普加关税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在崩溃。

  谈及特朗普施加关税的真实原因,罗思义援引经济数据指出,这并非因为美国经济很强大,而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速很缓慢。特朗普认为唯一能与中国竞争的砝码就是减缓中国的增速。   

  罗思义认为,特朗普政策的负作用在明年或后年会显现出来。最近的一个由主流的美国金融机构摩根斯坦利所做的研究预计,特朗普的关税会减缓美国的经济增速,其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全文]

  王国刚指出,目前一些人使用“债务总规模/GDP”这一指标来衡量杠杆率有违经济学原理;同时债务总额和GDP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难以揭示出金融风险与杠杆率高低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讨论去杠杆这件事,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最适合的指标是资产负债率。

   从“去杠杆”来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总额在2017年是112.3万亿元,债务总额是62万亿元。中国是不需要去杠杆的。这样做会导致:第一,国民经济崩溃;第二,金融崩溃(因为这些债务主要来自于金融),这将致使多少企业关门,多少人下岗,由此可见杠杆“去”不得。

   债务性资产是实体企业经营运作资产的构成部分,去杠杆不等于杠杆率降为0。企业的债务主要来自两个部分[全文]

  他认为目前汇市“恐惧”是源于外部国家货币急剧贬值和危机的波及效应、媒体对新时期人民币汇率参照物和衡量标准的“无知”和由于贸易逆差和储备减少引发的外汇占款下降对市场“流动性”的担忧。为此要通过推进自贸区账户监管资本抽逃,通过“人民币资金池”让企业获得流动性。同时在货币政策空间压缩的情况下要及时推出结构性(定向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拳来确保企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下滑。目前人民币虽有贬值压力但不改变人民币稳定趋势

  新兴市场汇率大跌,市场利率大幅攀升,新一轮货币危机大概率爆发。6月28日,人民币中间价下调391基点,报价为6.5960,降幅创2017年1月9日以来最大,连续7天下调,带动离岸与在岸人民币继续下跌。[全文]

  张明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新的三难选择。一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第二是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第三个是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之前的两年,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加快风险防范步伐,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整个外部的环境非常确定、非常良好,全球经济在协同复苏,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回暖,中国面临的资本外流显著缓解。所以中国政府能够可以比较游刃有余地在防控风险的同时,维持宏观经济增长的大致稳定。然而,今年以来,风云突变。全球经济的协同复苏重新转为分化,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突然加剧,使得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急转直下。在这一最新形势下,想继续在防控风险的同时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就变得非常困难。[全文]

  一、从保护性的有限度开放转变为实行国民待遇的全方位开放。几十年来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保护性的有限度开放。在保护性的金融开放环境中,中资的金融机构面对的是低烈度的竞争。在经济超高速发展、金融市场超常规扩张的过程中,各项金融业务得以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箭在弦上,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对更加开放的中国金融业构成冲击。

  二、金融业扩大开放与从严监管同步:一是让财富管理业务回归本源。明确资产管理业务“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质,推动预期收益型产品向净值型产品转型,让投资者在明晰风险、尽享收益的基础上自担风险,打破刚兑。[全文]

会议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