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局: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 加大关注外部风险敞口

  新华财经北京4月1日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8年国际收支报告》的专栏中称,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其中银行渠道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内容。历史经验表明,从银行体系和监控外部风险敞口两方面来增强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助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

  文章指出,维持稳健的银行体系,保障银行系统充裕的外币流动性,可对外部冲击引发的流动性紧张起到缓冲作用,保持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格局。而在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时,应加大对外部风险敞口的关注。同时引导企业合理运用外汇衍生产品,防范隐性杠杆攀升和异常跨境资本流动。

  以下为《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稳定性特点及启示》全文:

  近十年来,在影响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稳定性的各种渠道中,银行渠道发挥关键性作用。当发生外部负面冲击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其境内的外资均主要通过银行渠道流出,以缩减跨境借贷为主要形式。总结经验,在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下,维持稳健的银行体系,关注外部风险敞口,有助于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

  银行渠道是跨境资本流动的关键渠道,对保持跨境资本稳定格局至关重要。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银行渠道资本流动对各国的冲击远大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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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银行渠道的资金流出主要体现在跨境借贷的大幅萎缩,资金流出呈现幅度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如 2008 年三季度前,发达国家的银行渠道资金流入量维持在每季度 1 万亿美元以上。雷曼破产后,银行渠道的资金迅速转为流出,峰值超过每季度 2 万亿美元。2009 年三季度后,全球避险情绪有所缓解,但银行渠道资金流入量持续萎缩,并显着低于危机前水平。

  其二,证券投资渠道呈现较强的顺周期性。证券投资渠道资金流出主要体现在境外投资者减持国内股票和债券资产。危机期间,新兴市场资金季度流出峰值接近 1000 亿美元,但持续时间较短。随着市场情绪好转,证券投资渠道资金从流出转为流入,完全抵消了危机的负面冲击。其三,直接投资渠道受周期性影响有限,资金流动变化相对较小。直接投资资金关注中长期回报,主要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如竞争力、产业链、税收制度和地理位臵等,受周期性影响较小。

  当银行渠道资金持续流出时,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渠道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的作用略有不同。发达国家的证券投资渠道资金流入恢复较快,对银行渠道资金的持续流出起到部分抵消作用。而新兴市场的直接投资渠道保持季均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是跨境资本流动中更为重要的缓冲因素。

  新兴市场国内银行与企业行为的自我强化加剧了美元短缺,引发连锁反应。以韩国为例,国内银行的美元负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远超美元资产,债务到期需要不断借入美元。而国内进出口企业单边看涨韩元,持有较多美元贷款,中小企业普遍通过外汇衍生工具押注韩元相对美元升值,同样积累大量美元债务。危机时,全球避险情绪加剧,美元融资成本攀升,跨境借贷萎缩,国内银行间市场极度缺少美元。银行停止向企业拆借,企业只能出售资产获取美元,加剧国内资产和汇率下跌,导致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减持韩国股票和债券资产,引发连锁反应。韩元实际有效汇率一度下跌接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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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至今,银行渠道仍是跨境资本流动最重要的渠道。2015年新兴市场面临跨境资本流出压力,银行和证券投资渠道均转为资金流出,其中银行渠道资金流出最为显着,季度流出峰值接近800亿美元。而直接投资渠道维持了稳定的资金流入,起到了缓冲作用。

  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其中银行渠道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内容。历史经验表明,从银行体系和监控外部风险敞口两方面来增强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助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一方面,维持稳健的银行体系,保障银行系统充裕的外币流动性,可对外部冲击引发的流动性紧张起到缓冲作用,保持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格局。另一方面,在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时,应加大对外部风险敞口的关注,如汇率对冲比例、外汇杠杆等,以防止银行或企业盲目扩大外汇敞口,放大外部冲击。同时,引导企业合理运用外汇衍生产品,防范隐性杠杆攀升和异常跨境资本流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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