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而兴]余永定:经济增速是一切的基石 扩张性政策下 借力基建

摘要
7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经济增速的持续走低,会加大解决其他问题的难度。

  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一年,粮食总产量2000多亿斤,2018年这一数值变成了1.32万亿斤。1952年,中国GDP为679.1亿元,2018年变成了90.03万亿元。70年,中国经济历经巨变,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成功实现飞跃。

  时代的车轮不会停止,发展还在继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时代红利真的消失了吗?如何解决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带着这些疑问,金融界与余永定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稳定经济增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

  在被问到最关心的经济、金融、民生问题是什么时,余永定没有犹豫地回答:“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

  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12.2%。现在,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是6.3%。9年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只在个别年份的个别季度持平,偶尔在更个别的季度出现反弹(2012年第四季度)。

  9年时间,从12.2%到6.3%,下滑明显,让余永定不得不忧心。

  较为公认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为“L型”。从数据看来,增长的“|”虽然实现了,但那保持平稳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还出现了下滑。余永定说:“如果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速稳定在6.3%,那也不是大问题。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没有观测到反弹迹象,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是比较悲观的,”随后他补充道:“实际上,按照中国的情况,6.5%的增速已经在降低标准了。”

  那么,经济增速降低的后果是什么?

  7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经济增速的持续走低,会加大解决其他问题的难度。因为经济增长是所有重要的、衡量经济脆弱性指标的分母。

  不良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1]。1993年5月央行加息,时任总理发表讲话,限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资产泡沫破裂沉淀为不良贷款。90年代中后期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不良风险逐渐暴露,数据显示,银行不良率由1992年的约20%上升至1998年的约33%。

  不良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也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讨论。余永定回忆:“1999年,经济学家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政府是否应该采取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当时,两派观点争论不休。[2]

  考虑再三后,中央还是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3]接着就迎来了经济增速的强劲恢复。1998年-2000年增速还处于过渡阶段,并不高。到了2003年,增速爆发,进入10%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不良债问题也迎刃而解。

  另外两个例子则是9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20年代初的银行改革,两次改革都取得很大进展。余永定认为,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增速的稳定。“如果在经济增速低,工人收入低的时候,关闭僵尸企业的工厂,那如何安置工人?这是没办法解决的,但类似的问题在高增速时期都不算什么大事。”

  余永定反复强调:“一定要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最好有较强劲的反弹。否则其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要抓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如何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

  改革不是一次性的,红利有,但要把握住机会

  “许多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余永定对这句话做了澄清,所谓的“一次性”是某些特定制度的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取消了公社、生产大队,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制。承包制之前,供应短缺,蔬菜哪儿都买不着;改革以后,粮食、蔬菜一下子都买得到了。“一次性”正是指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非常巨大的政策性变革。

  类似地,还有地方政府卖地以提高收入等,这类政策确实不会再有了,毕竟地就那么一块,卖完就没了。除此以外,学界普遍认为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尽,在大部分人的有生之年里,人口红利都不会再来了。

  但改革不是一次性的。

  索罗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一种比较重要、权威的模型,它指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人均收入,而不是收入水平。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收入还不够高。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距离成为成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但也证明了我们依然还具备相当的增长、发展潜力。余永定以农村地区举例:“很多地区还在探索,能否继续扩大生产规模,这都是机会。无论在什么时候,红利总是有的,关键是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多发国债,政府带头搞基建,推动经济由虚转实

  “由虚转实”是余永定关注的另一个话题,对于“如何让这句口号落地”,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加强监管。第二,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实体经济的增长。第三,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范围,将城市现代化建设融入基建。[4]

  针对第三点,余永定思考了很多:“现在很多人主张我们要进入城市化阶段,人口要向城市集中。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也认同这一观点。政府机构的规划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而且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也非常缺乏。比如,北京的停车场太少了,每次停车都让人头疼。另外,中国的自来水无法直接饮用,改造地下管道、净水也是个大工程。我还看到有学者提出建议,把城市分层,机动车、行人分开,互不干扰,都是挺有意思的想法。”

  除此以外,许多技术向的基础研发不仅有市场需求,也有投资需求。例如,芯片、再生能源等等。但这类项目动辄万亿,虽然在短期内很难有所收益,但对国家、民生都是有长远的益处。余永定认为,政府和资本都应该把更多目光放在这里。回顾历史,基础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然,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是,纯粹依靠市场力量的话,资本并不会流向以上这些地方。余永定指出,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时,哪怕在最市场化的西方国家,也需要政府发挥其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带头”投资建设(广义)基础设施,创造“挤入效应”。当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多的项目可以从中收益。如此,民营企业也就愿意进入市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钱,也就自然地从虚拟经济流入实力经济。同时,他也特别指出,政府要掌握时机及时退出,不应该与民“争利”。

  这同时也引出了余永定的另一个思考:“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民间投资缺乏动力?因为经济增速下滑,市场悲观,这时必须有人带头来创造需求,基础设施就是很好的方向。但私人企业是不会搞大型基础设施的,因为这种项目短期赚不了钱,可它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事谁来干?只能国家来干。但是国家要干,又没钱,怎么办?发国债。现在一直都在强调减税降费,入少了,需要出,怎么办?只好借钱。恰好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大家都愿意买国债。那就发吧。”因此,余永定认为,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国家应当增发国债。

  余永定向金融界表示,最近国务院常务会传递出不少令人鼓舞的的信息。他相信,如果我国能够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增加以促进城市化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企业的盈利状况会好转、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提升,虚无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会摆正。

  最后,余永定说:“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并非一切,我们的体制优势是否能够得到发挥,各种积极性是否能够得到合理调动,是正确的政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1] 债务规模=中央政府债务/GDP。当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杠杆率会不断上升。当债务增长速度降低,但GDP的增速降低更多,杠杆率会不降反升,对整个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从而造成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形成恶性循环。

  [2] 一种观点认为:财务状况已经不良,如果此时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推动杠杆率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非常巨大,因此反对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带动经济增速,经济增长速度上升,杠杆率就会下降。

  [3] 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考虑是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还要考虑是否有发国债的空间。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必须发债,而债务融资的重要约束条件是国债的收益率。欧洲之所以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正是因为部分国家无法承受收益率超过6%的国债,因此无法发行。不过,中国当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1998年,中国的老头、老太太都在排队抢购国债,所以我国国债能够保持较低的回报率。当国家能以较低的收益率发债时,就意味着可以筹钱进行投资。

  [4] 此处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是指再生能源、停车场、地下管道、自来水等等。

关键词阅读:GDP 经济增速 国债 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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