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政策靶向 激发消费潜能

中国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只要精准政策靶向,把城乡居民的消费潜能激发出来,完全可以推动经济尽快复苏并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学者观察 ■刘维东 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央采取了诸如减税降费、降准降息、扩大流动性、为中小微企业纾困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各行各业在政策推动下全面复工复产,全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在学界及工商界也有这样的疑虑,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尚未到头,我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持续复苏向好? 仔细分析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先看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依存度最高年份一度达60%以上。近10年来随着国内消费的持续成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去年出口在GDP的占比仍有1/3。由于全球疫情暴发并持续扩散导致贸易阻断,出口在短期内料难恢复。即便是疫后,西方各国也会不遗余力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恐难以为继,出口转内销将成为常态。再看投资。扩大投资可以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发展,但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会使我国近年来“去杠杆”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央已经明确推进新基建,不搞大水漫灌,因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传导力是有限的。再看消费。由于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出于安全考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消费,市场消费低迷,一季度国内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就很能说明问题。由于出口、消费双降,四月份经济复苏回暖趋缓,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仍须破题。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我国经济减速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复苏向好的关键不在生产端,而在消费端。中国是“世界工厂”,有庞大的工业产能,如果工厂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卖不出去,生产就会萎缩,产能就会闲置,经济循环就难以持续。目前就是这种状况,由于出口被阻断、国内消费不足,许多企业复工复产难以为继。因此,当下的关键是要为企业生产找出路、找市场,让中断的供应链转动起来,而要使供应链转动起来根本出路在消费。中央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来提振消费,扩大有效需求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只要我们精准政策靶向,把城乡居民的消费潜能激发出来,完全可以推动经济尽快复苏并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第一,我国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使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在低位徘徊,直到2012年才开始逐年增长,由此导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偏低。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大多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中等收入人群比重达60%以上,而我国2019年人均GDP已近10000美元,只有4亿多中高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30%。如果循着发达国家的发展逻辑,现阶段我国至少应有8到10亿中高收入群体。居民收入偏低制约了消费的增长,使得我国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远远小于美国3.3亿人口的消费规模。 第二,居民消费率是衡量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76.2%,但居民消费率只有39.1%,而美国同期的居民消费率高达68.1%。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人看到我国恩格尔系数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就认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消费已经升级了,我国的消费品生产已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了,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4亿多中高收入群体的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已基本饱和,更多地倾注于文化、娱乐、休闲等精神消费和健康消费;而对于众多中等收入偏下群体而言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对于近年来脱贫的农村低收入群体,他们的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才刚刚起步。2019年,我国每百人汽车保有量只有18辆,全球排名第130位,而排名第一的美国每百人汽车保有量84辆;我国大中城市家庭电脑普及率不足50%,而农村每万人拥有电脑不足20台;大中城市吸尘器、电烤箱、微波炉、洗碗机等小家电普及率还不到20%,而发达国家的普及率高达80%;在广大的农村,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还没有普及。笔者一直认为,我国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单就工业消费品产能而言不存在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是城乡居民购买力不足而导致的产能过剩,这部分产能不能用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实在可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抑制了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以致广大人民群众难于全面享受“世界工厂”带来的工业文明。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而广大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与之是不相匹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成就的获得感、自豪感。不仅如此,低消费政策导致消费与生产长期失衡,使得我国不得不长期过度依赖出口支撑经济发展,而且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只能用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现在是时候解决这一问题了。而解决这一问题,长远来讲要靠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短期来讲要通过调节再分配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当前,应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消费、支持消费,把低消费政策抑制延期的消费迸发出来,使我国超大规模人口真正转化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而为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样,不仅可以推动经济走出困境,稳定就业,实现“六保”目标任务,而且可以改善和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远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现在世界各国疫情暴发扩散还未看到拐点,什么时间结束尚难预料,全球经济大衰退是大概率事件,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改观。非常之时当采取非常之举。只有高强度、大规模刺激消费、扩大消费,让消费与生产饱和衔接,供应链有效转动,才能推动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向好。 具体建议:一是发放汽车消费低息贷款,支持中等收入偏下群体汽车消费,特别是鼓励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中等收入偏下居民购买家用汽车,提高他们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二是发放5—10年期低息消费贷款,鼓励城乡居民购买耐用工业消费品,提高家用电器普及率;三是发放普惠性数字消费、智能消费贷款,支持5G、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四是发放日用工业品消费券,改善农村脱贫群体及城市特困群体生活。笔者不赞同发放可用于旅游、餐饮等普惠性消费券,这类消费只是受疫情影响而暂时下降,待疫情完全控制、人们出行交往安全无忧之后就会恢复。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只要精准政策靶向,把城乡居民的消费潜能激发出来,完全可以推动经济尽快复苏并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学者观察

  ■刘维东

  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央采取了诸如减税降费、降准降息、扩大流动性、为中小微企业纾困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各行各业在政策推动下全面复工复产,全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在学界及工商界也有这样的疑虑,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尚未到头,我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持续复苏向好?

  仔细分析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先看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依存度最高年份一度达60%以上。近10年来随着国内消费的持续成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去年出口在GDP的占比仍有1/3。由于全球疫情暴发并持续扩散导致贸易阻断,出口在短期内料难恢复。即便是疫后,西方各国也会不遗余力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恐难以为继,出口转内销将成为常态。再看投资。扩大投资可以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发展,但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会使我国近年来“去杠杆”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央已经明确推进新基建,不搞大水漫灌,因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传导力是有限的。再看消费。由于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出于安全考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消费,市场消费低迷,一季度国内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就很能说明问题。由于出口、消费双降,四月份经济复苏回暖趋缓,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仍须破题。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我国经济减速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复苏向好的关键不在生产端,而在消费端。中国是“世界工厂”,有庞大的工业产能,如果工厂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卖不出去,生产就会萎缩,产能就会闲置,经济循环就难以持续。目前就是这种状况,由于出口被阻断、国内消费不足,许多企业复工复产难以为继。因此,当下的关键是要为企业生产找出路、找市场,让中断的供应链转动起来,而要使供应链转动起来根本出路在消费。中央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来提振消费,扩大有效需求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只要我们精准政策靶向,把城乡居民的消费潜能激发出来,完全可以推动经济尽快复苏并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第一,我国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使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在低位徘徊,直到2012年才开始逐年增长,由此导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偏低。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大多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中等收入人群比重达60%以上,而我国2019年人均GDP已近10000美元,只有4亿多中高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30%。如果循着发达国家的发展逻辑,现阶段我国至少应有8到10亿中高收入群体。居民收入偏低制约了消费的增长,使得我国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远远小于美国3.3亿人口的消费规模。

  第二,居民消费率是衡量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76.2%,但居民消费率只有39.1%,而美国同期的居民消费率高达68.1%。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人看到我国恩格尔系数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就认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消费已经升级了,我国的消费品生产已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了,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4亿多中高收入群体的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已基本饱和,更多地倾注于文化、娱乐、休闲等精神消费和健康消费;而对于众多中等收入偏下群体而言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对于近年来脱贫的农村低收入群体,他们的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才刚刚起步。2019年,我国每百人汽车保有量只有18辆,全球排名第130位,而排名第一的美国每百人汽车保有量84辆;我国大中城市家庭电脑普及率不足50%,而农村每万人拥有电脑不足20台;大中城市吸尘器、电烤箱、微波炉、洗碗机等小家电普及率还不到20%,而发达国家的普及率高达80%;在广大的农村,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还没有普及。笔者一直认为,我国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单就工业消费品产能而言不存在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是城乡居民购买力不足而导致的产能过剩,这部分产能不能用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实在可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抑制了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以致广大人民群众难于全面享受“世界工厂”带来的工业文明。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而广大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与之是不相匹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成就的获得感、自豪感。不仅如此,低消费政策导致消费与生产长期失衡,使得我国不得不长期过度依赖出口支撑经济发展,而且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只能用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现在是时候解决这一问题了。而解决这一问题,长远来讲要靠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短期来讲要通过调节再分配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当前,应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消费、支持消费,把低消费政策抑制延期的消费迸发出来,使我国超大规模人口真正转化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而为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样,不仅可以推动经济走出困境,稳定就业,实现“六保”目标任务,而且可以改善和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远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现在世界各国疫情暴发扩散还未看到拐点,什么时间结束尚难预料,全球经济大衰退是大概率事件,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改观。非常之时当采取非常之举。只有高强度、大规模刺激消费、扩大消费,让消费与生产饱和衔接,供应链有效转动,才能推动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向好。

  具体建议:一是发放汽车消费低息贷款,支持中等收入偏下群体汽车消费,特别是鼓励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中等收入偏下居民购买家用汽车,提高他们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二是发放5—10年期低息消费贷款,鼓励城乡居民购买耐用工业消费品,提高家用电器普及率;三是发放普惠性数字消费、智能消费贷款,支持5G、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四是发放日用工业品消费券,改善农村脱贫群体及城市特困群体生活。笔者不赞同发放可用于旅游、餐饮等普惠性消费券,这类消费只是受疫情影响而暂时下降,待疫情完全控制、人们出行交往安全无忧之后就会恢复。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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