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大萧条时代》新世界出版社
1933年，小麦歉收的前景使得这种农产品免于被毁，但在种植玉米和养猪的地带，两美元一头猪的灾难性前景，加上第二年春天的玉米减产计划，决定了600万头小猪和种母猪在劫难逃。农业部长亨利·A. 华莱士写道：“公众不喜欢宰杀猪仔的想法，这是预先就知道的定论。”华莱士从前是爱荷华州一份农业杂志的编辑，后来从共和主义皈依了新政。尽管他把毁灭农产品视为“对我们的文明所作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注释”，并发誓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令人绝望的形势，为孤注一掷的疗救措施提供充足的根据。新政参与者们认为，比起1930～1932年间“翻耕”掉数以百万过剩工人的工业政策来，有更正当的理由为农业限产辩护。
这次大屠杀产生了1亿磅腌肉，是政府掏钱加工的，并通过联邦剩余救济公司分发给了失业家庭。同年秋天，该公司购买了1.6亿蒲式耳小麦，被磨成面粉分配给被救济者。1934年，在24个遭受旱灾的州收购了700多万头牛。尽管被翻耕掉的棉花当然是不可恢复的，但联邦政府库存的棉花被加工成了褥子和衣服分发给了失业者。到1935年末，这家机构为了诸如此类的目的共花掉了3亿美元。
1939年5月，一个被称做“食品券计划”的项目，从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开始实施，到1940年末传播到了100多座城市，该计划旨在把过剩的水果、蔬菜、猪肉、黄油和鸡蛋分配给贫困的消费者。接受救济者每购买一张价值1美元的橙色券，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张价值50美分的蓝色券，可以凭后者（最终被政府赎回）到食品店换取眼下被指定为“剩余农产品”的商品。类似的“棉花券计划”于1940年5月从孟菲斯市开始，一直只是地方性的。剩余农产品的这些五花八门的用途，往往被AAA的反对者所遗忘，而只是一味地批评它的财政补助和统一管理，以及它在1933年的破坏性割刈。
时间和最高法院在1936年初的不利裁决，给AAA带来了一些变化。有些农民（他们当中有一些偏远林区的传教士）坚信，作物控制就像生育控制一样不道德，并把1934年的干旱看做是上帝对翻耕棉花的惩罚；但大多数人都嘲笑最高法院关于“州权”的争论，他们问：市场、大风和洪水是否会尊重各州的边界线呢。在两位社会学家采样的96个农业社群当中，司法废除仅仅在其中的一个社群被“平静地”对待。为了回应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国会在2月制定了“土壤保护和国内农作物种植分配法案”，取消了农产品加工税（最高法院反对这一做法），把工作重点从减少农作物产量转移到了土壤保持上来。农民如今因为减少种植消耗土壤的作物（像棉花、玉米、小麦、水稻和烟草）而获得补偿，改为种植豆类、草和绿肥作物。政府还希望他们遵循科学的修造梯田、耕作和施肥的方法。
新的计划仅仅是个立法上的权宜之计，当1937年带来了更大的丰收并导致价格回落时，它的解决过剩问题的间接途径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大多数农场经营者都指望总统能智胜司法部门。1937年初秋，紧接着他的“塞满最高法院”的计划失败之后，罗斯福做了一次宣传政见的巡回旅行，对玉米地带和远西地区的听众谈论减少农作物产量的利益，水利灌溉，土壤保持，以及水力发电的价格。在戴着宽边帽和太阳帽、身穿节日盛装和牛仔裤的人群当中，一位观察者听到人们把罗斯福称做“咱们的总统”、“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一位保守派报纸编辑愤愤不平地嘟囔道：“‘咱们的总统’这玩意儿在政治上倒是个新东西。有些农民和我认识的其他人想必认为罗斯福只属于他们——没准他们是对的。”
至于好处和选票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处的情形跟失业者那里并无不同。你能把关注农民与关注选票区别开来么？农业经济学家约瑟夫·S. 戴维斯提出了这种怀疑观点，他写道：
尽管政府的动机是纯洁的，但还是涉及到一种微妙形式的腐败；因为，当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政治措施、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社会给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所设定的经济价值的时候，他们手里的选票便有效地受到了影响。
1938年2月，总统和他的幕僚们终于从立法机关的帽子里拽出了那只期待已久的兔子。新的农业调整法回到了调控产量的老问题上，同时继续保持给信徒的补偿。国家对小麦、玉米、棉花、烟草和稻谷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的分配，设定在足够供国内使用、出口和储备的水平上。对这种分配的遵守是自愿的，但得到了很巧妙的鼓励，因为那些超出个人配额种植庄稼的人没有资格领取“平价补偿”，也不能按照合作社成员所享受的优惠利率得到商品贷款（以政府储藏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为了抑制市场上这五种农产品的过剩，在价格上升至（或高于）“平价”——换言之，就是这几种农产品在1909～1914年常规时期的购买力——之前，销售配额在所涉及生产者以三分之二的投票予以批准之后，被强加给所有农户，违者将受到处罚。同样重要的是，好年成所导致的剩余将不会被鲁莽地堆到市场上，也不会被销毁或过于浪费地用于救济，而是储藏起来，以应对短缺的日子。就这样实现了华莱士部长梦寐以求的“常平仓”，它是一个稳定供需平衡、把丰岁歉年等同起来的蓄水池。到1940年，大约有600万农民与这一计划合作。打那以后，为了满足一个被战争蹂躏的世界的需求，这些储备显得越来越重要。
AAA对普通农户的经济和习惯的最终影响很难评估。作为一项紧急措施，最初的计划是要提升价格、减少卡脖子竞争。棉花种植者的收入显示了惊人的改进，在这一计划实施的头三年，棉农的总收入是7.8亿美元（包括4.52亿美元的利润补偿），而烟草种植者的收入在两个种植季里翻了一倍多。美国农民1933年的现金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将近四分之一，接下来的两年分别出现了15％和16％的连续增长。当然，在该项收入中，AAA的补偿始终占到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补偿款来自于价格更高时向消费者征收的税——在某种程度上，更高的物价抵消了城市工人从工资增长中所得到的好处。包括政府的补偿在内，1939年的全国农业收入据报告是85亿美元，将近1932年的两倍，尽管只有1919年的一半多一点。
这次繁荣，其分布未必均匀。魔圈之外的生产者，尤其是家禽饲养者和商品蔬菜种植者，都抱怨山姆大叔把自己给忘了。更为严重的是，特别是在棉花王国，AAA的慷慨馈赠往往落入了地主和独立农户的腰包，而佃农（他们要么是太无知，要么是太胆小，不敢抱怨）则发现自己比从前更穷了。新政为土地所有者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生产风险，却没有设置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他把减少种植面积和季节性波动的冲击转嫁到佃农身上。例如，1937年，普通的种植园经营者总的现金收入是8,328美元，其中有833美元来自AAA的补贴，而一个佃农家庭的收入是385美元，其中只有27美元来自政府补贴。至少，AAA的原则——或者说实际做法——似乎是：让有者愈有。实际上，对佃户来说，唯一的风险担保就是救济。“政府不让我们种，于是我们不得不去领救济。”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幸故事。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地主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角，他在1938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他的经历并不少见：“1934年，我有4个佃户，我啥事也不干。我用政府给我的钱买来拖拉机，并摆脱掉我的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