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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10年,又一个十年的断代。回首过去十年,中国和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振荡转型,中国经济由过去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正向以挖掘内生力量的新经济模式转变。未来十年,加紧转型俨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的学界和企业家们的共识,作为 “大转型”的中期,注定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挑战和历史机遇。

本期导读

2010年过去了,回首过去十年中国和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振荡转型,中国经济由过去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正向以新经济模式转变。未来中国经济究竟如何转型,我们采访了社科院经济学家曹红辉先生一起谈谈未来中国十年的转型。

本期嘉宾

曹红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市场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
曹红辉,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南工业大学讲师,湖南省进出口总公司投资经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北京大都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筹备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金融室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市场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曾任联想集团、中国医药集团、中国吉通集团、北京通信、常德卷烟厂、港澳集团多家企业的顾问及独立董事等职。
曹红辉:新兴产业前景看好
新兴产业我觉得今后是孕育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的主要的领域,我不希望看到更多的所谓的财富榜的前一百位主要来自房地产业,恐怕是中国人的悲哀,我们的经济结构可能会叫积重难返,恐怕还会出现一些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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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红辉:降低房地产收益率是必然
房地产业我一直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支柱产业不等于是一个超额垄断收益的产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支柱产业它应该是获得比其他行业平均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一个收入率,而不是一个超高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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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红辉:缩小城乡差距是转型的条件
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是制定了发展新型的,战略新型性产能战略规划,大体上有七大产能,一方面我们来培育和发展新型的产业,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制定了各个产业的所谓的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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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红辉: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应该说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增长十多年,这里头有多种原因,一个有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变化,带来的制度影响,它极大的提高了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同时也有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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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实录

  

  主持人: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如何?能够保持高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又将如何应对?

 

   曹红辉:应该说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增长十多年,这里头有多种原因,一个有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变化,带来的制度影响,它极大的提高了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同时也有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效率改进,导致的高速增长,它反映在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竞争之中。

 

   我们的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转移,这都反映出了中国这种社会的形态变革的过程。也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的一个表现。具体反映在经济领域,通过投资去形成产能,去形成所谓的钢筋、水泥,就是城市化,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应该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增长模式到现在为止已经暴露出它的弊端,一个弊端是增长的效益不高,所谓的增长模式就是通过投资形成产能,钢筋、水泥浇到地上,然后建的厂房,买的设备安装,进口原材料生产,然后生产廉价的商品,廉价商品又出口,形成了所谓的出口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外汇储备。

 

   这种增长模式存在一个巨大的风险,它反映在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进口原材料,因为你自己的资源不足,进口原材料一旦在中国出现买入的话,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你的制造成本的上涨。第二个环节就是出口的商品可能面临着贸易的磨擦,也有所谓的销售终端网络和你的上游的制造商之间的价格的博弈,也有所谓的品牌的竞争等等,多种因素来压缩你制造环节的加工利润。使得你的产品的出口销售出现障碍,甚至会用所谓的汇率低估、高估,以及制造各种环保的标准,技术的标准,等等等等这些手段,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压缩你作为制造业环节的利润。前面我们讲是形成产能的过程进口原材料,也就是成本上升。第二个是制造业成本的销售的利润下降第三个环节就是我们换来的一点所谓以美元计价结算以储备的资产,面临着巨大的汇率波动的风险。大家都看到美元持续的贬值,看到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谓的QE1、2、3,但是牺牲你的资产购买力,之后资源的贬值。

 

   这三个环节存在着巨大的宏观经济风险,我们也搞经济转型,无非就是对冲这种经济带来的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虽然我们前面说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企业走出去,获取能源和资源,一个是专用我们的产能,提高我们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比如建立营销网络,强化我们的品牌等等。无非就是第一降低成本、第二增加利润。

 

   在金融领域我们也在推行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鼓励采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计价结算,今后我们还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减少美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实体经济的,第二方面是金融方面的。但是中国的经济要转型,面临着两大主要的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所谓的资源的储备不足,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巨大,这都是众所周知的,我就不多说。第二个就是技术的储备,和创新能力不足,我们要搞转型,就意味着原来是依靠外需为主的要转变为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也就是我大量生产的产品,不是用来供应出口,而是用来供给内部的消费者。这里头第一当然是要有足够的资源,去制造这样的消费品,不光是中间产品而是终极产品。资源够不够。第二是要有足够的技术储备能力,要有创新能力。提升你的产品的消费的档次,改善你的结构。你愿意让国内的消费者消费,他有足够的消费意愿,还有这种消费的偏好,培养这种偏好。当然要从多方面去改进,从消费的环境、倾向、能力和消费的意愿和消费的对象等多方面改善消费者这种环境。

 

   消费品本身就需要升级,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含量在里头,要有品牌在里头。这些都是需要国家的技术的创新,技术的储备。但这两个方面,应该说中国是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资源不足、技术储备不足、创新能力不足。如果还讲上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人才,创新型人才和具有高科技或者高技术的这种劳动者,我们讲高级技工这方面的人才不足,一方面创新型人才,第二个方面是高级技工不足,如果要补充三点的话应该加上这一个。我们如果看中国未来的,前面讲的是前三十年的,如果讲未来的十年也好、二十年、三十年也好,我们搞这种转型是势在必行,没有选择,你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那么这种转型当然会有系统工程,会转型的结构性的风险。但是不能因为有风险我们就不做,转型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以往那种超高速的增长,这种速度有可能有所减缓,但是我仍然认为保持在8.5%-9.5%之间的高速增长,仍然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不认为说一定要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才叫高速增长,所以我刚才讲的叫超高速,长期的超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的资源环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我认为次高速增长更加适合于中国的未来的发展结构转型所需要的一种增长速度。因为你增长速度过快会使得结构转型的难度会加大。通常来讲大家都有钱赚,谁也不愿意关停,谁也不愿意去搞升级,都有销售的产品不着急,但是如果说会有一个压力,给一些企业,给一些行业,我觉得这个给转型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对转型来讲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高速增长,次高速增长仍然是有可能的,在未来的十年。

 

   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如果从政治来说的话,未来政府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扶持中国经济的转型?

 

   曹红辉: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是制定了发展新型的,战略新型性产能战略规划,大体上有七大产能,一方面我们来培育和发展新型的产业,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制定了各个产业的所谓的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要压制一部分产能进行结构调整。对传统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和转型,提升它的产业的这种水平。对新兴产业来说培育要发展,所谓结构转型是在产业内部是这样。从区域来讲,我们是搞城乡统筹,协调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看我们现在的各种区域发展规划,是遍地开花,其目的就是要推动中西部的平衡发展,所以以前30年的不平衡战略转变为一个平衡发展战略,缩小区域间的产业。另外一方面发展,从城乡统筹思想的提出,就是为了缩小城市和乡村之间,和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尤其要加大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说我们从明年开始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和改造力度,增强农业的自我的发展能力和长期的发展内在的动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发展消费,就是要增强内部的消费需求,来降低所谓的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增加内部消费需求的主要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增加消费能力,就是要增加居民的收入,也就是要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结构。从改革收入分配结构什么意思呢?第一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的含义就是要在居民和企业,在国有收入分给中的比重大幅提高,换言之就是进行结构性的税收的、税制的改革。有些税我们要增加,有些税我们要减少,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对个人所得税进行全面的改革。牵扯到档次、层级,然后降低它的税率。对于资源税我们要增加它的,扩大它的范围,提高它的税率,资源是我们的一个瓶颈,对于资源的损耗,我们要提高它的成本。比如房产税也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方式,我们可以实现全面的房产税的增收,改革房产税目前的税制,主要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完善税制,另外一个也是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节,这是不可避讳的,有些人只说一点不计其余,都是这样的

 

也比如说我们对出口退税要进一步的降低出口退税税率,甚至取消为止。就是我们的发展既然不依靠外部需求,也就没有理由去补贴出口,补贴出口在某种意义上是补贴境外的消费者,等等,我们的税制的改革,当然在这里既涉及到了一次分配,也涉及到了二次分配,严格来讲税收是二次分配,就是再分配制。但是它的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一次分配。另外一个我们要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这个意思就是前期我们在收入分配上面存在一些缺陷,一些问题,劳动的所得所占的比重太低,它会制约整个国民的,作为劳动者的收入的比重,也会削弱它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对于财产性收入,一个我们是扩大投资的范围,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逐步的实行和建立财产性收入的相应的税制,比如说短期内,像房产,我们要改革税制,从长期来讲,我们要开征遗产税,要开征馈赠税,使得社会的公平的程度,随着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的改进。当然在十二五期间像遗产税和馈赠税,可能暂时还处于研究阶段,但是十年档次的话,未来会逐步的初步的探索。所以政策应该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综合性的。总体来讲就是要提高内部消费的比重,降低对外部小的依赖性。它的核心意思就是要转外需为内需,而其关键要点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要使得劳动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而建立一种工资的自动增长的机制。

 

   主持人:你觉得你看好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吗?

 

   曹红辉:房地产业我一直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支柱产业不等于是一个超额垄断收益的产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支柱产业它应该是获得比其他行业平均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一个收入率,而不是一个超高收益率。那么如果要维持它的长期的支柱产业的地位的话,应该说它的收益率是取一个大体平衡,也就是我们讲的均衡水平,否则的话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更多的资源进入这个行业,使得这个行业更扭曲。这是第一点,它会极大的损害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各种努力。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从宏观经济,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来讲。

 

   第二点,房地产业过高的收益率,会造成全社会的投机盛行的风情,不利于实业产业的发展。我经常讲从来没见过一个经济强国是靠修房子修出来的,而且讲修房子的水平,我们的老祖宗几千连修的房子都是世界最一流的,但是你难道说我们原来的经济早就现代化了吗?我们原来是农业社会,建筑业的水平不等于你的经济有个现代化的水平。我们讲房地产业,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个主要的产业,一方面它拉动了东亚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另外一方面它也占据了过多的资源,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扭曲,直接在97、98年导致了亚洲地区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说要高度的重视房地产业,过渡的扭曲的发展的这种体制或者这种发展的模式,所带来的系统风险,以及社会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讲到第三点就是房地产价格的不是过快上涨,说白了就是居高不下。我们现在有的表述是含含糊糊的,中国房地产的价格难道是过快上涨吗,完全是疯狂上涨,居高不下。有的机构,有的人还在那说房地产没有泡沫,到底怎么呢?如果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的房地产是没有泡沫,永远都没有泡沫。但是如果对普通的民众来讲,你这个显然就是泡沫。所以你怎么去定义泡沫,这就成为了衡量你是否认为房地产市场制度需要改革,房地产市场相关的各种,包括土地供给制度,财税制度、房地产金融制度需要改革,房地产目前的政策需要调控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泡沫,当然你需要去改,你不认为它是泡沫,你认为是很好、很健康,当然不需要采取措施。所以我们说房地产业,今后仍然是一个支柱产业,但是我们来降低它的收益率水平。我们的改革跟它相关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还有房地产金融制度等等,各项制度,使得这个市场的定价关系更加正常、健康。使得这个市场能够满足多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

 

   当然我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强调过,它首先应该分化,就是将不同的供给的提供者要加以分化。像高端的住房、商业地产,当然是应该有市场去解决的。像中低端的住房先应该是有政府去提供,或者有政府制定支持性的政策去发展。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教训,就是政府放弃了在市场上它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它完全将这个责任推给市场,有金融市场去解决,不管买不买得起房,还不还得起款的借款人,都到银行金融公司借款,因为这些人可能是永远不可能还起钱的人,你让他们去买房,本身就是个错误。这些人应该有政府来提供基本的保障性住房。这个意见我再三年前就提过,我现在还在重复这一点。问题无非就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结构问题、制度问题、分配方式问题,要进行逐步的完善。要更加显示它的公平性,来提高它的这种效率,提高它的所谓的服务的水准。你不能说建一些贫民窟,然后把它弄的天远地远,生活设施不配套,然后就鲜有人问津,以此为理由说保障性住房没有需求,因为价格抬高,地处偏远地区,又没有交通,又没有商业配套设施,医疗教育服务设施也不配套,你说老百姓怎么愿意住呢,你这是叫强人所难。

 

  所以我们说搞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是要建立一些贫民窟,不是要制造社会的分化和矛盾,我认为各种关于房地产的争论,如果不是从平衡各方利益,不是从维护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健康的发展的角度出发,去恶化、毒化社会的风气和社会的氛围,这些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各种过激的言论,各种偏激的一些思想,一些做法,我认为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缓解社会的矛盾都是不利的。最终恐怕有些人还要自食其果。所以我们说一个负责任的做法或者看法,应该说是要维护产业的一个基本的均衡的发展、健康的发展。同时要强调了政府在这个里头的基本的责任和它的义务。另外要加快各项制度改革的进程,不能以政策调控来替代制度改革。应该说我们的房地产调控已经搞了七八年了,越调价格越高,越调矛盾越激化,原因何在?我想有关的当事人、当局者是需要反思的。需要恐怕要加以改变。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头,还处以一个中期的阶段还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我们还有更多的农村的人口,还需要获得跟城市人口同样的生活的环境和达到同样生活的水准。城市化的进程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之中。城镇化就要求房地产业继续发展,但是城市化需要转型,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这种发展特大城市,城市群、城市面来发展,而应该是将已有的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通过高铁,通过轨道交通来连接,同时要改革财税的支出制度,也就是说使得政府目前占GDP三分之一的这部分收入,要改变投资的方向和力度,要正确所谓的社会保障性的支出,增加对于教育、医疗,对于各种公共服务的投入。恐怕我们在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改革,它的背后其实是作为对各级政府的管理能力、管理的目标的一种重新的调整。换句话说事实上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钱取之于民,是真的用于民,是怎样用于民,是谁来决定用于民。我们收了9万亿,将近10万亿的税收,2万多个亿的非工业费的收入,还有一万多个亿,一万五千多亿的土地的出让金,加起来将近13万多亿的收入,我们今年的GDP大概35万亿,也就是说政府收走的钱占到GDP的三分之一还多。这个比重不可为不大,可谓世界各国当中都前所未有的。这个钱是怎么花的?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很开心的跟我说,这个钱太多了,我们现在很富,钱花不完,我经常讲政府钱太多不是好事情,穷政府可能更好一点。政府的钱怎么花,今后我觉得更需要结合刚才讲的,未来的城镇化发展的转型,结合我们的由外需向内需的转型,要强化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说增加养老的支出,我们现在养老的支出存在八千亿的缺口。

 

 中国的人口的老龄化在未来二十年要加速,将近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的人口是60岁以上,在未来二十到三十年,这种支出的增长会加剧现有的年轻人的压力。所以现在叫未雨绸缪,所以政府的支出应该强化社会保障,强化养老的支出的体制的建设。谁都知道教育体制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之一,有人开玩笑,那说明什么?说明农民教育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本的问题还是对于基础教育的的不足,以前讲教育投入经费不足,按照教育法的规定,教育的经费要占到GDP的4%,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仍然是遥不可及,所以我觉得今后在这方面应该通过立法,不光要有立法,我们已经有立法了,怎么强制执法的方式,使得教育法和预算法要捆绑的实施,就是谁揽一级财政做不到就应该换人。不光是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让大家都很开心去上大学,发个文凭让他找不到工作,这有什么益处。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广大的消费者,广大的居民都说基础教育达到不到位。

 

  第二个问题就是职业教育问题不足,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虽然我们在教育改革纲要里面提出来,但是目前进展不大,我觉得应该加大这方面的进展,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和国民教育,建立了两套平衡的体制,同时要相互联通,这样使得大部分的劳动者受到良好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培训,要和基础教育阶段,逐步的要和国民教育分化,分化的目的就是使得我们原谅讲的满足未来的就业市场的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要进行分流。不要大家都去挤高考的独木桥,应该在基础教育阶段就逐步的分流。使得人尽其才,有的人就善于干活,做一个具体的事情,你让他去考数理化、背英文单词,他就犯困,但是没有机会去施展他的才能。中国几千年了多少能工巧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几个人会动手了,都光会练嘴皮子。然后去挤高考的独木桥,加剧了所谓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了严重社会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里头的,由于教育的投入不足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当然我们的教育本身的理念,教育的体制、教育的思想方法也需要改进,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加大医疗的投入,恐怕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普惠制的、全民的医疗的基本医疗的方面。这些都是随着我们经济的增长,随着我们国民财富的增加,而逐步的建立起来、完善起来。总的来讲使得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是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不应该只成为一个口号,要落实到具体的经济的政策里头去。尤其是要反映在我们的财政的支出的上面。因为财政支出我刚才讲占到GDP的三分之一,我们的政府支出占的比重太大,规模太大,这部分钱花的不好,它就可能会出问题,一个可能就是没有效益,一个可能会造成腐败,第三个可能会造成社会的矛盾。该花的钱没花,不该花的都花了,这都有问题。就像这几天在讨论北京的治理拥堵问题,讨论半天都是治理老百姓的汽车问题,公车怎么治?70多万辆,数字都不肯公布,那怎么治理。公车还在膨胀,所以这些问题,而且公车交拥堵费谁能交,还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很多人基本的思想观念纠正过来,没有转变,所以今后其实我们讲经济的转型的同时,是需要社会的转型,也需要我们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型,管理思想的转型,这一方面恐怕是对大多数执政者的一个挑战,它不仅仅是市场的参与者要适应这种转变,更多的是政府要适应这种转变。

 

  主持人:你有没有在转型期间看好的行业?

 

  曹红辉:刚才讲了一个是新兴行业,应该说都有希望,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动力的汽车,生物制药,当然还有创新的药物,中国人医疗生活好了,得的病也多了,需要提高它的保健水平,其实很多病在国外有治,但是在中国没法治,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自主创新药,你得等别人的专利保护期到期了,你才能进去仿制,前提是能够仿制出来你才能吃得起这个药,所以这些都需要时间,也需要投入,同时需要一个健康的定价机制。讲到这个药的时候我多说两句,我们最近在为了降低老百姓的吃药的成本,不断的搞药物的招投标制,总的来讲应该说这种政治上的取向是正确的,但是政治正确不等于在经济上是正确,有时候过低的定价会使得劣质药品会胜出,使得优质的药品,尤其能够治疗一些比较疑难杂症的药,因为成本太高,投入太大、时间太长,你把它价格压下来,它没有收益可言,他当然就不愿意去卖了,厂商不愿意做了,比如说像人体白蛋白,我举例,以前都是人血当中提取的,而人血存在污染的乙肝病毒艾滋病等等,不安全。假设我用生物制药的方式提取,比如像一些动物的细胞培养,而这样的话就使得来源安全了,效果也更好。但是你把整个价格压低了,人家成本太高他不做了,所以这种所谓的制度的改革,政府要看结果,不要仅仅是看你的动机,好像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满足这个,就不考虑后果,有压制价格。所以有时候思维思想,有些政府部门不能太片面化,不能脱离实际。

    总的来讲,新兴产业我觉得今后是孕育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的主要的领域,我不希望看到更多的所谓的财富榜的前一百位主要来自房地产业,那恐怕是中国人的悲哀,恐怕时间长了,我们的经济结构可能就会叫积重难返,恐怕还会出现一些系统风险。我说的是系统风险,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危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

 

  传统产业我也不是说没有机会,传统产业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重组、收购兼并,这种网络化的建设,比如像在物流、消费品,都有可能出现。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新兴产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在海外的市场,今后我们要讲资源要消除约束,要走出去,恐怕今后在海外的资源的拓展上,有巨大的商机会产生新一代的企业家,原来中国人做了半天都在家里做,现在真的是需要走出去。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一部分旧的产能有可能转移出去。别说我们钢铁产能过剩,能不能转移出去,在海外,南美、非洲等等。这些产能的转移,本身也会有新的商机,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们讲技术的创新,中国人在海外不仅仅是为获取资源,去销售产品,也可以通过收购兼并,通过投资去获取一些新的创新型的技术。这一些都会有一些新的机会。那么总的来讲,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应该是像新材料、创新型药物、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当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我想不到的一些产能的东西。总的来讲,这些新的产业对政策的依赖性应该大,它产生所谓的新一代的企业家的进程就会越慢,因为我们的政策虽然说主观上的动因去推动,但是它资源上的各种因素,可能会更多、更复杂。而对于这种政策依赖性越小,就是市场的影响越大的产业,今后可能脱颖而出的可能时机会更早一些,因为它需要替代。比如说刚才讲的药物,很简单的。你想治好病,你想长命百岁,市场自然会选择。

 

  房地产业还会出一批,但是不应该再出现在特大城市、一线城市里头,我认为今后房地产业转型之后,重点会向中小城市或城镇转移,事实上我也观察到了有相当一批房地产商,已经转移到了中小城市和城镇。比如对中小城市和县城进行整体的改造,提供专门的住宅的建设。我认为在这个进程当中,会产生新一代的房地产的开发商,这批人可能会在未来的5-10年会脱颖而出,因为它有规模,比如我们的县城就有5000多个,我们有大量的农民工,有3亿农民工到城市来打工。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不太可能留在特大城市,绝大多数都会回乡,但是回乡了他又很难回到原来的宅基地上,原来的房子里头去,因为那个里头没有水电气,没有通讯,基础设施。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很难缓解这种困境。这样的话返乡的农民工,尤其二代农民工,他可能在县城周边地区购置住房。这个需求是多方面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运作,而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预测这方面的进度还会加大,今后商机还会扩大规模,当然这就根据我们的政治体制、财政支出的改革,会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很多地方开始实行城管县的改革,就是把省对县的管理,也就是说今后省管县会更加普遍,省管县之后当然更多的财源会集中在县一级财政,使得县一级政府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去增加它当地的基础设施投入,等等当地的公共设施投入的管理。这样也会改善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使得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在县城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居住、生活。所以从而拉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县城这种地区的住宅的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5000多个县城如果能够发展起来,应该说中国城镇化进程基本上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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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增长十多年,这里头有多种原因,一个有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变化,它极大的提高了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同时也有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效率改进,导致的高速增长,它反映在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竞争之中。——曹红辉

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是制定了发展新型的,战略新型性产能战略规划,大体上有七大产能,一方面我们来培育和发展新型的产业,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制定了各个产业的所谓的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要压制一部分产能进行结构调整。——曹红辉

房地产业我一直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支柱产业不等于是一个超额垄断收益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它应该是获得比其他行业平均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一个收入率,而不是一个超高收益率——曹红辉

消费品本身就需升级,升级关键在于技术,含量,要有品牌在里头。这些都是需要国家技术的创新,技术的储备。但这两个方面,应该说中国是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资源不足、技术储备不足、创新能力不足。——曹红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