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2016-2020年的金融改革

2015.06.02 第124期

【编者按】在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新阶段。近日,国家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全文正式出炉,为2015深改工作指明了方向。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成为2015深化改革的的重头戏。金融改革如何推进影响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街会客厅》特邀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权威解读2015年的金融改革目标、展望2016至2020年的金融改革新规划。

陆磊:重要金融改革很可能都在15年到16年出台

金融界:目前,2015年的金融改革推进情况如何?

陆磊: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在过去5年里(2010年-2015年)各方都非常关注的一些金融改革,很可能在2015年到2016年出台,比如说利率下行,利率市场化。刚刚央行推出了降息,存款利率的上限提高到了50%。不再是央行限制利率,而是根据存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情况来制定。借贷双方的关切点势必会从基准利率转向风险溢价,会从双方的风险状况评定。从存贷款市场情况看,完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

当然大家还关注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很可能进入到世界主流的货币,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是,人民币肯定是世界的主要货币之一。

此外,2014年到2015年,我们还推广多层次资本市场。除此以外,应该来说剩下的都是细枝末节,不再是主要的工作。

陆磊:地方债改革是财政货币一体化改革的例子

金融界:在目前的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的方向有哪些变化?

陆磊:在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改的事? 我们可以看一下自贸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往往很多领域都跟金融有关。未来不仅仅是顶层设计,更需要经济中心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能看到的未来五年的发展。

我们从货币金融角度来看新常态有三个角度。

第一,原来的货币发行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再成为热点,外汇占款明显下降,比如说一季度1.04万亿外汇占款同比减少。外汇占款增长趋势发生改变,因此以往对外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应该用什么方式进行基础货币投放?需要改革。

第二,生产方式改变了。我们知道美国正在经历再工业化,那么在未来的五年,中国还是唯一的世界工厂吗?如果不是,那么金融资源应该如何配备?应该配置哪些?不配置哪些,这些都是市场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为我们在研究这些方面内容时,就要想实现与未来生产方式改变相匹配的融资方式。

首先,我们的广义货币太高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社会公众都要求20%的增长,M2与GDP的比值会越来越发散,那么在历史上能不能找到相类似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很高,最后也都出现了危机。于是我们回到微观,有没有一种改革能使我们的融资方式发生改变,从而解决广义货币太高的问题?所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就成为了未来改革的必然。

第三,很可能我们发展方式要改变,因为国家说了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专门说了金融创新。创新意味着时间看得更长。创造性的结构改变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形式,比如说互联网的兴起,可能会改变我们未来的商业地产的结构。因此当分配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整个的要素禀赋将相应发生改变。同样,要素资源的配置我们准备好了吗?刚才第二点说的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改变,现在是资源配置的改变,你有多少余粮能够支撑未来的改变?要发挥金融创新在企业和技术创新中的作用,降低政府的干预,实现中长期的调结构、促改革。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新常态,往未来看五年,所能看到的基本的场景。既然有了认识,我们就得有方法。在短期稳增长,在中期调结构,在长期促改革。这些矛盾能不能统一整个到某一个改革平台上。因此在短期还得做逆周期的货币调控的优化,以确保经济增长是稳定的,因为只有增长的稳定,不发生硬着陆,你才有调结构和促改革的能力。然后如果经济不行了,出现大问题,那你就得去救亡。所以救亡和启蒙之间的对立关系必须非常清楚。

稳定增长不一定是不改,那么中期就有对财政货币金融的综合改革,我们往往发现单一的金融改革也好,货币改革也好,恐怕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这个话是有不同认知的,比如说实体经济远远好于金融改革,仔细想想哪些国家能够将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当下的程度?,有哪些国家对它的主流银行在实体经济中进行股份制改造。恐怕在大型经济体当中,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只有发生在中国,这是可圈可点的。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的薄弱环节是不是有风险?比如说各方都在进行P2P的改革,于是我们希望尽可能的使得政府融资和企业融资,大企业融资和小企业融资更和谐。所以金融的灵活性,以及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的要求,都叠加在一起,必须要提供财政货币一体化政策。货币发行、债券发行,相互之间要搞好关系。比如我们现在推出的地方债置换改革以及地方债被纳入抵质押品范围,就是财政货币一体化的例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观察,这种市场的运作会不会使得实体经济健康的发展。

最后,一定要坚持金融跟实体经济的高度结合。金融是血液,所以金融能够向实体经济不断的输送养分,才能让实体经济继续发展。

陆磊:未来5年金融改革有四大方面目标

金融界:未来5年(2016-2020)的金融改革目标是什么?

陆磊:基于以上的认识和方法论,我们有四个目标。

第一是宏观调整改革、货币政策和监管体制。我们能不能建立起市场友好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金融业自身是不完美的,那么在市场这样的信号当中是不是还要进一步优化?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接近收官,那么我们货币性市场到资本市场,整个渠道是通的吗?价格发挥作用了吗?我们的汇率改革,可能还需要两三年来解决。然后是所有制改革,能不能降低不同资本的准入门槛,通过降低准入以及负面清单,进而充分解决市场公平和充分竞争的问题。通过内外重组,形成多元化的内外主体,公平的组成。市场一定要公平,如果资金充分和公平的,你想没有竞争都难。我们往往认为竞争性是拥有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第三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如果间接融资过高,那么看看我们曾经发生过危机的邻国,它的大问题在哪儿?微观杠杆率过高之后,企业家就存在为金融部门打工的感觉。所以直接融资在整个公司治理,创新力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需要加强金融创新,扩大直接融资,促进成长性好、优质企业顺利获得债权、股权融资。

第四,构建多元业态的金融服务体系。任何经济体都有薄弱环节,针对经济的薄弱环节,从基础设施薄弱的支付体系能不能发展到边远山区。还有市场竞争力弱的非国有的企业,在市场发展当中能不能有相关的扶持。所以能不能解决普惠金融,能不能推动科技金融,能不能有互联网金融,不见得是体制内的形式,只要能够降低金融运行的成本。此外,大家都饱受大气、突然、水的污染,能不能发展绿色经济。

这四个都是我们金融服务当中的薄弱环节,也是我们未来五年要做的事情。

陆磊: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重在放开民营银行的准入

金融界:针对不同的目标,具体都会有哪些政策措施?

陆磊:具体而言,在宏观调控当中,我们着重考虑货币政策是不是应该从数量性为主,进一步转向价格性为主。2008年以雷曼危机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传递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即便监管是无缝的,但是系统中重要金融机构的行为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这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改革监管体制,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之间的关系。宏观审慎是逆周期的,微观审慎是顺周期的。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意味着惜贷。第二个是坏账,经济下行,坏账上升,这种情况下肯定要形成坏账准备金,于是你的可贷资金量就下降了,这就叫顺周期,经济不行就收缩。但是刚才说了稳增长,你一定要有逆周期的宏观审慎观,这个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属于初创探索阶段。所以整个宏观调控机制很可能沿着这些思路进行。

第二,我们说金融资源配置,如果金融业能够在未来多发展直接投融资,可预见的是金融类的资产在资源的比重增加,到2020年还将上升一个百分点左右。这是比较乐观的。如果通过努力,非金融企业的境内的股票融资逐渐上升,以逐渐改变中国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的现状,预计在2020年可望达到25%左右,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企业融资将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来完成。

第三,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改革仍然要配套。

第四,金融业市场化的改革需要降低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比重,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推进民营银行试点。我们在5月1日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要使得公众相信小银行也有可能是安全有保障的。第二是利率市场化。当出现恶性的价格竞争时,利差或者收益不足以覆盖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出现了无法退出的情况时,存款保险就会兜底。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小银行要退出,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更多的发展多元的金融业态,比如小贷公司,金融性担保公司,我们只要给他适度监管,正确引导就可以了。那么在监管当中,在定向的结构性支持当中,还是应该有方法。最有优势的首先是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最有优势的是众筹,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未来需要市场创新,和我们改革的设计共同努力来完成。

(出品:金融界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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