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外资没有实力做空A股

2015.07.29 第129期

【编者按】2015年6月,上证指数从5100点开始连续大幅回调,半个月内累计跌幅超27.86%。中小创跌幅更甚,期间中小板指累计跌幅37.22%,创业板指累计跌幅达39.69%。市场持续半个月暴跌的惨状历史罕见。与此同时,A股打响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救市保卫战。这样一场震惊全球的股灾原因何在?是否真如传言所说有外资参与大笔做空? 海外大投行对A股的未来如何看待?本期《金融街会客厅》特别邀请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部主管朱海斌详解海外投行眼中的中国经济形势与A股本次大动荡。

朱海斌:未来一两年经济增速或低于7% 财政政策影响负面

金融界:最近统计局发布了2015年6月份及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您怎么看待中国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朱海斌:二季度或者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应该说短期是一个相对利好消息,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比较吻合。我们看二季度经济相对是一个同比企稳,环比明显好转。

当然从短周期的角度来看,二季度经济转好很大程度得益于服务业或者消费的拉动。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60%,这是二季度经济转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如果看下半年或者未来一两年,中长期还是不能太乐观。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新常态的调整期,还是一个三期叠加的过程。所以,在一个短期的反弹之后,经济可能还是会持续一个探底的过程。 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几个问题:

第一个,二季度虽然经济环比复苏比较明显,但是从投资方面,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包括像制造业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这也反映了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整,包括像房地产供大于求的局面只是有所缓解,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这些压力还是会存在。

第二,从政策来看,五六月份以后出台了很多稳增长的措施。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大家出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在经济数据比较差的时候,稳增长措施就会加码;但是一旦经济好转,稳增长措施又会回归常态。这个其实可能就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不能再搞强刺激,而采取相对比较小的或者相对比较弱的刺激政策,保证经济相对比较平稳的运行,这仍然是我们对当地一个政策的总体的判断。

但是我认为财政政策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对经济会有一个下拉的影响。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财税改革以后,尤其对地方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所谓的开前门关后门,就是地方政府允许发债。但是以前的平台融资这些规模会被挤压。这样,地方政府通过平台融资的能力比以前大大减弱。

第二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房地产行业,土地出让金收入今年大幅下滑,前五个月跌40%。那这两个因素合起来看财政政策其实对经济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但短期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货币对财政政策的支持,也包括一些财政的短期调整,比如地方债债务存量置换的安排。 但如果看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过程,应该说财政政策从以前的相对比较宽松逐渐收缩,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整体赤字水平会维持降低。所以财政政策并不是公开宣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对经济是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应该比较关注财政政策。当然中间有一个核心的环节就是房地产市场到底会怎么演化。二季度的房地产数据转好,包括房地产的销售同比增速反弹、房价在最近两三个月出现环比上升。但是从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来看,仍然是两位数的负增长。这会影响到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二季度大概是3%左右的一个增速。那反映到宏观经济数据上,虽然楼市在成交量和价格方面趋于稳定,但是对房地产投资来看,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负面影响的程度比去年要小。

金融界:您认为它可能还是要去再探一下底。

朱海斌:对。短期来看,今年应该说没有太大疑问,一季度可能是最弱,尤其是环比非常弱。二季度就相对环比明显增强。我们判断下半年同比增速大概会在7%左右,比较稳定

但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比如未来一两年看,我们的经济增速7%是否已经到了底部。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刚才提到的是几个比较大的挑战,包括经济改革往前推,都需要一些更积极的举措,否则要很难说7%的经济增速已经见底。

金融界:您觉得下半年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它的宽松方向也不太会改变?

朱海斌:股市这次的调整,和6月份市场猜测的货币政策是否出现变动,有一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6月底央行推出了“双降”(降准降息),其实对市场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货币政策基本的态势并不会有明显的变化。我们的判断,下半年还有一次降息,两次降准。

当然央行现在的货币政策整个框架也不仅仅局限于降息和降准,还有很多其他的数量型的,尤其是定向的数量型的工具,包括最近央行对政策性银行的注资,前段时间对地方债的存量置换也是央行通过提高流动性来支持。这个也是在新的形势下,央行货币政策的创新。

朱海斌:房地产税正式推出还需两三年 楼市整体还在调整中

金融界:那您刚才也提到房地产了,昨天有新闻报道房地产税的细节正在讨论。

朱海斌:房地产税我们已经考虑了很多年,应该说这个基调是定的,房地产税肯定会推出,只是时间的问题,或者是具体方案的设计,仍然有很多的争论。从短期看,二季度楼市有一些比较好的正面信号,应该说为以后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楼市政策,包括房地产税的推出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我个人判断,可能在未来一两年正式在全国范围推出房地产税的可能性仍然比较小,可能会等到大概两三年之后,经过讨论具体的设计,包括方案的设计咨询,然后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时点,在房地产市场确实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会适时推出房地产税。

金融界:这个税种推出本身对房地产这个行业还是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朱海斌: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年甚至明年推出房地产税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整体楼市还是在调整的过程。目前看,楼市分化比较明显。一线城市表现比较好,但三四线城市仍然是一个逐渐去库存的阶段。等到市场差不多出清,整个供求关系比较平衡的情况下,可能推出房地产税的时机会更加恰当一些。

朱海斌:救市的核心是救市场流动性 外资做空A股尚无条件

金融界:在上半年的数据里有一个比较亮点的地方就是金融业,它实际上对GDP的拉动有一个百分点。

朱海斌:可能超过一个百分点,略高于一个百分点。

金融界:您怎么看待现在A股的情况?

朱海斌:A股6月底以来的调整超出市场原先的预期。当然这次调整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在股市上五千点之后,一些小盘股的泡沫化倾向比较明显,和宏观经济面,包括企业的基本面并不一致,出现了背离。所以本身市场在到达一个高位以后,会出现调整。应该说这是它内在的一个因素。当然也包括了市场预期的一些变化,包括像6月份以后IPO发行加速,包括证监会对两融配资的清理,也包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都是导致市场调整的因素。当然,后来监管或者国家队出来救市以后,我们也经历了大概三星期非常大的震荡。包括目前我们看整个市场开始逐渐出现一些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 那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这种不确定性仍然会存在,但是大起大落的情况比以前要小。

金融界:您是否也认为从危机角度来说已经控制住。

朱海斌:对,我们认为救市的目标,救市效果怎么判断,不应该以股指的点数来判断,因为救市的核心是怎样恢复市场的流动性。从市场调整的角度,A股从5000多点到现在下调了近30%,这样的规模,从真正全世界历史上股灾来对比,我们其实调整幅度还排不上号,只是一个小型或者中型的调整。

但是为什么这次政府要出来这么多举措救市?关键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曾经出现过千股跌停的现象,市场流动性在消失。市场流动性消失就说明可能不能发挥一个正常市场所起到的资源配置的价格发现的作用。所以救市的核心就是怎么样恢复流动性。在很多股票恢复交易之后,是不是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能够进行股票价格的正常发现。到那个程度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是成功的。并不需要特别地去关注到底股指涨到多少个点位,最后停留在多少个点位。

金融界: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流动性,可能流动性到一个最危急的时刻,是在7月的8号到9号,周三晚上其实已经引发了全球包括大宗市场,还有所有全球市场上对于中国股概念股的这种全线的恐慌。

朱海斌:对,那一周其实在香港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当然有对A股市场的担心,尤其是短期太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政府救市以后,当时市场并没有稳住。而之前海外投资者总觉得中国政府一直是比较强势的政府。所以,一旦政府出来救市应该就能稳住。但实际上政府在救市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包括救市措施的一些调整,也有一个过程。尤其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时点,就是从海外的角度相对它看不明朗,所以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海外投资者做一些调整,对香港市场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再加上当时希腊是不是推出欧元区也是当时市场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就是在双重夹击之下,对港股有过一个非常短暂的影响。但港股其实在最近几个星期也逐步趋于稳定。

金融界:从国内角度来考虑,但是很担心会出现国际上对于人民币的做空,市场上还会有一些阴谋论的说法,您是国际大行的背景,您怎么看?

朱海斌:市场上多空观点共存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有一段时间市场流传外资投行在做空导致了这一轮股市的暴跌。应该说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第一,从中国A股的投资构成来看,外国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它整个占的比重不到2%,非常非常小的量。再加上我们资本项目目前并没有开放,所以外资在进出中国市场上,仍然存在比较大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今年MSCI对A股争议比较大的地方。它特意提到了有一些基础性的因素,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再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的开放。从当前的大环境来看,应该说外资并不具备做空中国A股市场的实力。

另外有一段时间,市场上也有声音说是不是我们要单方面禁止做空。我觉得无论从金融交易的产品,或者说一些金融创新的工具,都是双刃剑。像杠杆或者期货市场,它有活跃市场交易的功能,有提高市场价格发行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产品能够出现,并且成长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们从国际的金融市场的演化来看,往往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举个例子,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新衍生产品开始。CDS(信用违约掉期凭证)、CDO(担保债券凭证)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普遍认为它们是有利于信用风险的转移,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配置的改善。但是当这个市场演化的过度以后,它也带来很多副作用,次贷危机以后,就是新的衍生产品在中间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事后的反思来看,应该说我们不应该单纯地停留在要把某产品关掉。比如,我们在90年代当中,当时国债期货327事件发生之后,国债停了18年以后才重新开。

我们监管方面要做的思考是,是不是一个产品在过度的发展以后,导致一些金融市场问题以后,我们就关掉。还是说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去研究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应该说每个产品都有它正面的意义,也有它的局限性。所以从监管的角度,应该说更细地研究市场的数据,包括它背后的一些交易,包括风险的演化。然后通过这些的分析和判断,怎么样完善规则。因为金融市场中监管或政府的作用边界,在于你怎么样制定一个规则,然后保证市场的有效的运行。而不是说,政府经常动不动就进来,成为管不住的手。你不能同时做裁判员,也同时做一个球员,这个其实对整个市场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金融界:如果中国金融市场不稳定,引起全球危机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朱海斌:中国的金融市场跟国际的市场应该说直接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大。毕竟我们整个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并不高。那为什么中国最近几年,无论是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或者宏观经济数据,对全球的影响比五年前十年前要大得多?当然第一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比以前大很多,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中国是在过去的在金融危机之后,是全球最主要的大宗商品的需求方。包括像7月的8号、9号股市的波动对全球大宗商品的影响很大。今年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表现都不太好,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中国目前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调很有关系。当然从长远来经济结构转型是好事。但是从大宗商品的需求来看,尤其在中国的需求,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尤其在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的情况下,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出现下滑,这不仅影响到大宗商品,也影响到很多大宗商品的出口国,比如像巴西、澳大利亚。最近澳元贬值的幅度远远超过人民币,因为国际金融市场是把澳元作为对整个全球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大宗商品需求的工具来进行操作。中国对全球的影响更多的我觉得不仅仅是体现在金融领域,这方面效果可能并不是那么大,关键是中国对于全球的宏观经济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现在需要市场内生的力量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市场自己能够正常的流动起来之后,国家队就要考虑如何退出。很明显,估值过高的神创小票,只是去救流动性,不会去维持它的高估值。

朱海斌:黄金暴跌反映美元强势 下半年人民币贬值空间1-2%

金融界:您刚才提到大宗商品。20号的上午国际现货金价惊现了一分钟闪跌,然后那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您怎么看待现在国际的金融环境。

朱海斌:对金价的闪跌,其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从整个全球的角度,黄金的价格通常来说和美元,和美国经济的走势基本上是负相关。这是我们从这个几十年长期的走势来看,通常美元走强,黄金就会下跌。从今年来看的话,整个全球金融市场有几个较大的事件。第一,我们知道最大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加息?什么时候加息?,而且加息以后的步伐是快还是慢?这是全球现在最关注的一个事件。因为从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中央银行现在都处于一个持续的货币政策宽松,从最开始的降息到后来非常规的量化宽松(QE),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新常态。

美联储加息的意义在于,这是第一次主要市场的中央银行开始慢慢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走向正常化的开始。从目前看加息最可能的时间还是9月份,但是从最近几次美联储的声明来看,加息以后的步伐可能会比市场预期要来得慢,所以还是比较谨慎的加息过程。

而另一方面,欧元区,日本,量化宽松在持续,而且它的规模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相对地出现两方面的对比,美元从去年下半年以后明显地走强。未来一两年美元的强势,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黄金价格在未来一两年可能仍然会处于相对下降的通道。

金融界:您刚才也提到了希腊,就是从欧元区,包括其他的方面金融或者说对我们还会有哪些影响?

朱海斌:从整个欧元市来看,应该说希腊问题离解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其实我觉得希腊退出欧元区也并不是一个太坏的事情,可能对双方也都是一个好事。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演化,可能希腊还是会继续呆在欧元区。希腊的问题在于它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结构性的改革,实际上仍然有相当多的具体工作要做,而且这个调整会非常痛苦,民众的支持度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所以,这个我们今年看到就是说希腊内部民众对紧缩政策的反感程度,包括希腊与欧元区的核心像德国、法国他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应该说仍然会在未来几年会持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欧元区从整个宏观经济走势来看,今年是超出市场预期的。从上半年的经济表现来看,无论从核心国家或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经济表现都明显处于一个复苏的通道。

从目前来看希腊问题其实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不像三四年之前那么大。这一次其实整体来说,包括欧元的变动,欧洲股市的变动,幅度是比较小的。主要原因是四年前相比,整个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不一样。四年前,除了希腊之外,其他的很多边缘国家,非核心国家,像葡萄牙、西班牙,也都存在问题。所以当时很担心一旦希腊脱离欧元区,会不会导致向欧元区其他国家蔓延的风险。今年这一风险相对较小。另外,从希腊债务持有人的角度看,经过过去三四年债务重组,现在主要的持有者是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市场上私人债权持有者已经没有了,所以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比以前要小很多。

所以整个判断来看,应该说希腊的问题会持续。但是对整个欧元区,尤其对中国的影响不是我们最担心的。

金融界:全球是在一个经济缓慢复苏的一个大环境中,特别是发达国家。

朱海斌:对,其实从今年看的话,我们看整个经济来看,发达国家要好于发展中国家。从2007年以后,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发展中国家明显好于发达国家。但是从去年开始,情况出现反转。尤其今年我们看几个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欧元区跟日本的经济走势基本上都蛮像的。反过来看我们看新兴市场国家,中国7%跟我们自己过去相比是下降的,但是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印度今年超出中国,但是它有一个计算方法的调整。从整体来看,中国和印度在新兴市场国家仍然是经济增速比较高的主要经济体,但是金砖五国中,像俄罗斯,巴西,南非,今年的经济表现都非常差。巴西和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从增长的速度来看都低于发达国家。

所以近几年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分化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此外,货币政策上也有分化,美联储加息,而欧元区和日本会继续推动量化宽松。

金融界: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吧?

朱海斌:从中国来看,当然发达国家复苏强劲是个好事。但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非常缓慢,出现负增长。这其实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先简单从出口的角度看,其实在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中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力度。发展中国家今年表现不好,我们会有一些压力。包括今年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对美元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近一年升值了10%以上,对我们下半年的出口也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中国的问题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关注自己国内的问题,怎么样通过我们往前推进经济改革和再平衡,怎么样挖掘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在一些产能过剩或者一些传统行业调整的过程之中,怎么样尽量缓冲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这其实仍然是非常大的挑战。

金融界:现在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会不会引起一些热钱外流的压力?人民币未来的贬值压力是不是也增大了?

朱海斌:对,美联储升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通过传统的贸易渠道,这其实是一个利好消息。美联储加息它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国内经济相对比较平稳的增长,具体反映在失业率上,失业率必须要降到一定的程度。另外一个是通胀。也就是说,一旦美联储确定加息的话,说明它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判断比较正面。从全球需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第二个角度,从新兴市场国家来看,最担心的就是美联储加息以后会不会导致国际资本的一个重新流动。之前几年,新兴市场国家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美国加息后会不会导致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应该说,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是目前新兴市场国家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对中国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的影响要弱于其他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因为毕竟在国际资本流动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说可能整体退出新兴市场国家。但是新兴市场国家里那些经济表现相对更差一点的国家,可能应会更大。具体比如说经常项目有逆差,或者政府的赤字规模比较大,这些国家相对弱点比较明显。

中国资本项目仍然是有一定的保护,并没有完全开放。此外就是经济增速,我们在新兴市场国家里面仍然是处于比较高的。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也还较高。应该说资本流动对中国直接冲击要比其他国家要小。

中国最担心的是第三个渠道的影响,也就是说美联储加息以后会导致美元可能会进一步升值。在美元升值的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怎么走,这个是可能对中国面临最大的一个难题。因为从目前看,下半年人民币汇率仍然可能对美元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到年末大概会有1%到2%一个贬值的空间。但整体人民币在国际货币里仍然是处于比较强势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稳增长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以后,会对出口形成负面影响。

朱海斌:人民币国际化不会受股灾影响 A股何时纳入MSCI变数会增大

金融界: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资本项目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开放的。那您觉得包括这次的咱们股市的风波,它对于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还有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朱海斌:这个可能影响不会特别大。股市的震荡,可能更多的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建设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包括本来大家预期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推出注册制改革,这个很可能会因为这一轮股市的震荡而推后。

包括另外一个就是MSCI什么时候纳入A股,应该说可能变数会加大,会有一定影响。海外的投资者会担心中国市场的效率。尤其在救市过程中,我们有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可能也会加大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的疑虑。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加大MSCI纳入A股的变数。当然这个变数会不会成为一个现实,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未来几个月市场到底怎么样走势,这个流动性能不能恢复。也包括未来我们在市场稳定以后救市政策退出的安排,这些都非常重要。

但是从资本项目开放改革来看,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第一,股市和对外资本开放,虽然都是在金融改革的大框架下,但是两个相对不同的领域。资本项目开放在更大程度上,也牵扯到其他的一些战略性目标,比如说像IMF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一个篮子货币。其他的相关目标包括我们一直在推的人民币国际化,还有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亚投行,金砖投资银行。从扩大人民币对于整个全球的影响这个角度,我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会如期地往前推。

而股市的这种震荡,大家现在可能会比较担心,是不是会影响中国政府推动金融改革的决心。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期推进改革会非常有利于重建市场信心。我们也注意到,几天前人民银行公布了外国中央银行,主权投资基金,以及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放宽投资国内银行间市场的规定。前两天人民银行在发布一些数据的时候,采用了IMF的新的标准,包括像宽口径的外债数据。我认为这是人民银行希望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的资本项目开放的目标并不会因为最近股市的波动而受到影响。

金融界:证监会在上周五的发布会上提出深港通还是会如期地推出。这个是否也是对资本市场表明国际化的决心不受影响?

朱海斌:我更看重一些重点的改革措施,比如像深港通,像海外企业在中国发债,像QFII的规定可能会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可能都会如期推行。对于监管者来说,无论从央行、外管局或者证监会,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对市场的监测机制。周小川行长在IMF春季年会上,做了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发言,特别提出资本项目开放仍然是有管理的开放,包括对反洗钱,针对热钱留出的宏观审慎措施。另外他也提出央行会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从数据上分析一旦有一些风险因素形成,怎么样提高风险监测和风险防范的能力,我觉得这会是从这一轮股市动荡的过程吸取的教训。

朱海斌:中国股市向上空间仍存在 关键在于企业盈利是否恢复

金融界:国际投资人可能会对股市有一些担心,多空分歧现在也比较大。您是看多还是看空?

朱海斌:之前股市处于高位,很多股票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泡沫化倾向。在经过调整以后,回到相对比较更合理的水平。这对整个股市的中长期的发展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从短期来看,怎么样恢复市场流动性,恢复市场的信心,是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金融界:和全球历史上的各次股灾相比,您觉得A股本次调整更像是纳斯达克2001年的泡沫破裂?还是台湾87年的泡沫破裂?

朱海斌:应该说每次危机都有它各自的原因,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历史不会完全地重复。股市的涨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某种程度上,市场永远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可能在大部分时间有效,但是往往不可避免在某些阶段会出现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和非理性的危机。这种现象在以前存在,现在也存在,未来也会存在。

在中国,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改革很多地方也没有完成。包括像投资主体,原来我们以个人投资主体为主,出现很多非理性的趋势。还有整个宏观经济中,像国企改革,地方政府改革,财政改革其实都没有完成。所以在整个金融市场上,也存在很多的扭曲行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确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整个中国最近的情况来看,我们政府的力量仍然太大,所以改革的趋势,应该是简政放权,尽量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这是大方向。另外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怎样通过政府的作用完善这个规则,怎么样保证在我们目前这种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效果。我觉得政府的作用在于规则的制定和裁判,要尽量地弱化政府作为一个球员的作用。市场冲到5000点的时候,已经脱离了宏观和企业的基本面表现。股价定多少,最核心的从中长期还是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中国的企业盈利表现在最近一两年是持续下行的。

未来中国股市是不是还有往上的空间?当然有,但关键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不能恢复。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救市现在只是目前推出一些治标的措施。但如果想股市真正发展最终还是要治本,治本最核心的还是怎么样让企业有更大的盈利空间。所以还是要回到经济改革,包括宏观政策,包括加快去产能的过程,关掉僵尸企业,这样可以给一些真正有效有活力的企业提供更加有利的空间。

另外在整个金融市场上要尽快地打破刚性兑付的现象,有一些坏企业该淘汰就淘汰,包括金融机构的破产机制的建立。市场进入一个常态机制之后,才会恢复它的功能。现在,货币政策整体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样给企业去产能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财政政策上,我们一直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减税或者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这方面的力度。真正让企业的盈利水平恢复,股市中长期可持续的牛市才可期待,这才是一个基本面的因素。

(出品:金融界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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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部主管。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2001-2011年任职于国际清算银行,先后担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研究方向专注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传导,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研究成果发表于各类专业学术期刊,并在房地产和金融学研究方面获得多项国际学术论文奖。自2011年9月担任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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