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2016中国经济或阶段性探底

2016.04.29 第156期

【编者按】2015年年末以来,“供给侧”成为经济热词,但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众说纷纭,放眼全球,美国曾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供给学派,两者之间有何差异?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在“供给侧”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其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又该如何克服?PPP模式的创新和落实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怎样的正面效应?本期《金融街会客厅》特别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详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PPP创新发展。

嘉宾简介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贾康: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心不止减税一方面

金融界:“供给侧”是2015年年末以来的经济热词,学界和政界对供给侧的理解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您倡导的新供给和传统的供给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

贾康: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冠以“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的思路和主张,与中国现阶段着力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都是从供给侧入手,但其内涵却有多方面的不同。

首先体现在明显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在20世纪的70、80年代突发的“滞胀”。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平抑了通胀,并有效地提升了经济活力。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滞胀”明显不同,中国面对的是经济中长期增长面临结构不良的瓶颈制约。过去30多年经历的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但2010年以来的发展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从内部因素看,前些年的高速增长与自身技术水平提升、内需扩大、加大投资、改革红利等有关,然而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高速增长作为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普遍增长形态,会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而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向成熟经济体水平逐步收敛的态势,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具备的技术性后发优势、帕累托式的改革红利将趋于消失,中国经济在这种意义上的收敛已经开始。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面开放条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红利作用下的全球化份额攀升有关。然而,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中国以欧美日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样促使微观经济主体的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如何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与动力体系。

第二,从宏观政策主张方面来看,美国供给学派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别,主要可从对财政赤字、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运用等方面来认识

首先,美国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问题,而中国供给侧管理则确认货币政策是对总量调控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时确认财政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从服务全局与政策协调配套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政府财力分配的作用空间。

其次,美国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是刺激增长最有效的手段,认为减税可以让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报酬和利益,这种收入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立法所造成的成本费用以后的报酬净额;更注重税率削减,尤其是对累进税制高税率的削减,具体措施包括:针对企业实施的加速折旧政策、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资本增值税、企业研发支出可抵税等,针对个人实施的对利息及股息收入减免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强调的减税,是在多年结构性减税基础上的深化,此轮从税种变化到税基、税率等的变化,目标均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而不是仅仅以减少税收总量的手段刺激短期增长。从带有结构性特征的内容来看,中国税制改革强调:一是继续切实推行“营改增”,降低间接税比重,提升直接税比重;二是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转变;三是个人所得税应在以家庭综合收入为基准的探索基础上更多体现累进调节特征;四是房产税作为地方基层税基的立法和开征;五是探索开征环境税;六是探索消费税征收环节由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后移等。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并非仅落在减税一个方面,而是强调税制整体的改造、优化和现代化,以及与宏观政策下的精准产业政策、灵活微观政策、现实改革政策和托底社会政策的组合。

再次,美国供给学派基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度干预货币发行量,并认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缓慢在于储蓄率低,并试图通过提升储蓄率来缓解通货膨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要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并在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在结构性调整中的针对性作用,同时以国债及政策性金融等有效结合点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科学调控。

贾康:供给侧改革有三大阻力 制度创新是解决问题龙头

金融界:供给侧改革提到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但是目前各项任务的推进都遇到了不少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您觉得目前供给侧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贾康:供给侧改革主要面临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巨大的能源、环境和空间压力约束。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胡焕庸教授首先勾划出“胡焕庸线”,以中国黑龙江省瑗珲(黑河)为起点、以云南腾冲为终点画一条直线,形成大约45度角,将中国版图分成两个区域。直线的右下方是东南半壁,国土面积大约占36%,而人口却占到当时人口的96%。换句话说,当时差不多4亿中国人中,绝大多数聚集在这1/3多一点面积的国土上。当年的约4亿人到现在大约近14亿人,其中仍然绝大多数聚集在1/3多一点的国土上,大家可以想象,这种“半壁压强型”状况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更多地耗费资源、能源的情况相结合,就又叠加了第二层因素: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总体上是粗放式发展,由此带来的不良因素积累越来越多,而且演变的速率是超乎一般发展状态的。另外再叠加能源结构问题,压力就更大了,我国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而且我国已是贫油国家,石油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60%以上,水电、核电这几年的相对数量是在下降的,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努力发展太阳能、风电,但是由于基数太低,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撑起大梁。现在企业、居民用电中,约80%来自燃煤发出的火电,这种情况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而煤从开采到利用所造成的污染特别大,煤的清洁利用也特别困难。因此,这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非常之局”,破解这个“非常之局”,必须依赖于系统工程式的供给管理方略。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取得了显著发展,近年的人均GDP达到7000多美元。但是再往前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必须要考虑。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忽视一些不良因素的积累。从目前的突出矛盾来看,在物的方面,比如雾霾问题以及农业上长期过多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壤板结、污染进而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等等,都会对整个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在人的方面,比如收入分配、财产分配、公权体系与公民关系、管理部门与纳税人关系等等很多关系还没有理顺,容易引发社会冲突。我完全不同意有人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问题。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专家团队所总结的是统计现象,若要推翻这样的认识,也需要拿出相关依据。这个概念表述的推敲可以做,具体分析量值也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这个统计结果的本身,就是前面大半个世纪有103个经济体在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再想往上走时,绝大多数都上不去了,而成功的案例寥寥可数,其中大多数对于中国毫无借鉴价值,比如赤道几内亚是个小国,依赖于近海发现的石油资源提高了人均收入;毛里求斯也是小岛国,基于旅游业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等等,对中国来说都不具可比性。对中国特别有借鉴意义的是日本和韩国,有很多特殊之处,但有很多方面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必须认真分析。对于中国来说,从“十三五”再到下面这十几年,是最关键的阶段,是中国能否如愿地避免重蹈他人覆辙,进而真正继续提升、对接中国梦的重要时期。

三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中的严峻挑战。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发展势头起来之后,他特别关心的是“共同富裕”,这事关改革的成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至十八届五中全会非常明确地强调坚持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因此,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如何将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保持在各方面都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并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严峻的挑战,并将深刻地影响、联动发展进程中的供给环境与机制优化问题。

金融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贾康: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是要否定过去的需求管理经验和已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而是要突破认识局限性。首先是制度供给,以制度供给为龙头,释放整个供给体系要素的潜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现在正在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守正出奇”是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守正”就是充分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出奇”则是“守正”后更要成功创新,把好的政策对接到继续追求赶超成功、发展创新中去。如何让制度优化配合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般来说,供给侧可以分成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和管理制度。现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攻坚对象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最后两项,这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这一要素的重要性已非常明确,而调动积极性使科研人员持之以恒地创新,需要制度环境的配合,制度高于技术,制度供给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龙头。

如何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呢?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如果我们从原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搭配,转入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适当宽松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搭配之后,坚持有所区别对待“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包括制度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

另外,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势必要去除无效供给,促进过剩产能退出,腾出资源要素、市场空间。例如,“僵尸国企”要被关闭、被兼并或被重组。而供给侧改革可以提供促进过剩产能退出的另一思路,即通过促进新供给形成新动力,让过剩产能自然消除。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促使生产要素合理转移,提高供给效率,引导新供给形成,替代老化的过剩产能,进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体系,构建稳定长效经济增长基础。在要素转移过程中,通过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实现去产能。另一种则是通过老化供给产业内的整合创新,将老化供给附加“新价值”,形成新供给,进而带动过剩产能转化为新供给产能,实现过剩产能在老化供给内部自然消除。

金融界:您刚刚提到改革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处于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识别“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之全球市场风云变幻,带来了不可预测、又不可控制的外生变量,您对破解这一难题有什么样的建议?

贾康:国际视角下的考察告诉我们,1950年以来,仅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步入高收入阶段,而且其中多数样本属于小规模或极小规模经济体,对于中国基本不具有借鉴意义。多数未能完成追赶的经济体则在较长时期内滞留于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在过去及未来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经历“黄金发展期”,近年又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进入新常态,因而我国讨论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可针对“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几个主要方面做出一些努力:第一,技术赶超时间紧任务重。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基于产业革命的重大契机,理智看待“后发优势”。若从经济赶超的视角看来,产业革命更迭的时间区间恰是后来赶超者可实现超越的时间区间,若在上一次产业革命阶段没能因为技术后发优势实现崛起,被动地进入下一次产业革命阶段后,势必要发起和实现新一轮赶超,才有可能达到崛起目标。从三次产业革命兴起的时间上来看,其更迭在不断加速。以中国目前所处的信息技术时代发展态势来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已先声夺人,产业革命的加速更迭使后进赶超者的发展时间更加紧迫,越紧迫则越容易追赶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应该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施经济赶超过程中,还必须将新技术方面基于创新的战略储备提上日程。

第二,避免落入多面夹击格局。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尽管在绝对数量上无法与美国相较,但在排序上已然跃至世界第二的位置。作为一个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世界老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今非昔比,种种摩擦、制约因素接踵而至。随着国际竞争进入新阶段,除老大压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怼因素和麻烦制造行为,原来的“穷兄弟”们也容易离心离德。因此,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如何将特定情境处理好,避免落入多面夹击,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下力争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打开国际贸易的共赢局面,是我国“十三五”及中长期发展中的重大挑战。

第三,资源环境压力不容忽视。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制约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更具有特殊意味。以日本为例,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出现由曾引以为豪的重工业转向加工组装型产业,主要原因就是不得不面对“石油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资源制约。中国作为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经济的空间发展不均衡,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的“半壁压强型”这一基本国情,对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引发的负面因素不容忽视。以重化工业为主要支撑粗放发展模式若不能较快地进入集约式增长的“升级版”,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势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从而以雾霾等环境危机因素形成社会承受力的极限,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若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势必要经历十分艰难痛苦的转型期,并且要以技术超越和制度变革的成功为基础。

此外,除了资源环境这一基本国情之外,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所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和老龄化,总体上已呈“未富先老”之势

总之,基本的发展战略思路要更为侧重复杂的供给管理,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策略破非常之局。只有处理得当,克服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和障碍,把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从而在制度变革的探索中解放生产力、进入新常态、打造升级版的成功,我国经济社会才能够相对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如愿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

贾康:目前中国经济筑底恢复 2016很可能出现阶段性探底

金融界:3月份制造业指数明显好转,官方PMI50.2%,创9个月新高,经济数据整体态势向好,但近日,继穆迪后,标普也下调了中国评级,您怎么看待目前的中国的经济形势?

贾康:制造业指数明显好转,主要是由于节后企业复工、步入正常生产阶段,即便与春节前数月相比,也达到了相对高点;而非制造业指数则回升幅度相对偏弱,更多体现为季节性下降后的回调。民新指数走势反映我国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各项经营指标已经明显回升,货币政策方面的扶持效果也正在显现,但仍需持续发力,对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需要有所警觉、作出前瞻性对策;非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复苏程度相比制造业尚不如人意,尤其资金状况的改善相对迟缓,可能需要持续加力。但不难发现,目前经济形势正处于筑底恢复的通道之中,只要供给侧改革能够不断推进,成效将逐步显现。

看今年的经济形势不能极端化,应该看到经济中的亮点。经济形势确实有一些令人担心的地方,市场预期不好,地方政府、企业层面有困难,但只要不犯大的错误,现在的稳增长措施,再加上必要的一些调节,2016年应该有很大可能,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探底。未来“十三五”期间,6.5%是年均增长速度必须托住的一个底。“十三五”期间,按现在年均增长速度计算,要达到6.52%以上。去年经济已经在7%以下运行,今年一季度还会继续下行,可接受区间底线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这个区间之内,还得把精力放在优化结构、提高增长质量上,权衡点更加微妙。因为调结构不是简单扩张生产,有些领域要去产能,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贾康:PPP良性发展需政府当好“球员”而非“裁判员”

金融界:现阶段,PPP风起云涌,尤其是2015年以来,社会关注和推广的实际更可以说是爆炸式的发展。但是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很多人担心PPP会像P2P一样泡沫破灭,您对PPP的持续健康发展有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吗?

贾康:PPP机制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关键是如何管好地方政府及代表其出资的国有资本之“手”,不至于让民资沦为JQK(勾住民资,框住民资,PK掉民资)的尴尬局面。地方政府及国有资本应与民营资本一样,都需当好“球员”,而不是“裁判员”,谁是裁判员呢?“裁判员”应是各级法院。

大家过去的基本认识是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归政府,划清市场和政府边界。但发展到PPP创新时,却是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合作。就PPP而言,确实在竞争形态上是一个螺旋形的否定跟否定,原来是政府要收敛自己的便捷带来一系列的深化,而螺旋形到现在正深化创新。在工程基础等一系列的PPP项目里面,政府和企业都要一起做事情,在一个项目没有走到最后,政府和企业作为伙伴关系签约之前,这个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身份确实不可避免带着裁判员的色彩。

但项目要给出规划和政策信息,在这方面利用公众权利的职能,要处理只有政府才能处理的和规则相关的事情。进入实际操作之后,政府是什么身份?从签合同开始,政府就是运动员的身份,裁判员到哪里去了?裁判员是法,因为国家的合同法和与合同法相关所有的法规作为裁判员,不光要求企业,还要求政府一起守约,履约。当然,这里面要根据实际的复杂问题做进一步的整个流程优化。

金融界:PPP模式对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有什么作用呢?

贾康:PPP模式对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增加有效供给等方面体现出正面效应。PPP带来的最直接改革是融资机制的升级,最终将实现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包括提供制度供给、规划供给、政策供给、投融资供给、高科技供给、人才供给等。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7710个PPP项目中,片区开发已经有450个项目立项。而地方连片开发把产业园区和招商引资拉进来,从准公共产品切入形成一个更广阔的覆盖面,实际上也就是对接了私人产品的生产领域,这可能更容易形成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兴奋点。

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合作,回报机制、配套设施、政府规划、风险分担等是影响供给效率的重要因素。在PPP项目的落地中,政府起到设定开发规划、认定规划的作用,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绿化、宜居城市建设都放在规划;企业则负责筹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投入各种各样的管理力量,利用相对优势去其他市场主体,一起做大、完善项目的实施,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方式,促进供给效率的优化。

追求效率的提升对PPP项目的法制化进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PPP立法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希望建立法制化的环境来保持政府和社会资本等各方稳定的合作预期。PPP模式要求的法治环境,实际上可以起到倒逼机制的作用,促进整个社会供给体系的优化。近期财政部PPP中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也密集召开了PPP立法研讨会,表示PPP立法工作已经驶入“快车道”

(本文由贾康老师授权,根据他近期发表的公开观点整理而成。)

(出品:金融界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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