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6.06.16 第163期

【编者按】今年年初以来,经济持续低迷,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经济走势如何?是否已现底部?中国老龄化渐趋严重、人口红利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否难逃中等收入陷阱厄运?人民币是否会延续贬值趋势?本期《金融街会客厅》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详解中国经济走势和老龄化问题。

嘉宾简介

蔡昉,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连任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被视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符号性人物。著有《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转型》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专著。近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软科学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华人口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国家出版图书奖等。

蔡昉:中国已跨越刘易斯拐点 延长人口红利预防断崖式下跌

金融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一个梯度,所以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实际还有人口红利有待挖掘,可以建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或者农业发展也可以挖掘,并不存在刘易斯拐点,您怎么看?

蔡昉:我不这么认为。首先我判断中国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说劳动力还存在,但是不涨工资就雇不到人了。以2004年为拐点,在这之后,我们就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无论是工资的上涨,劳动力的短缺,还是其他的一些相关指标,我用的就是平均的中国数据,所以做出的判断自然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但并不是跨越了就不能发展,而是必须注意到劳动力的短缺、工资上涨的问题,并不能说不存在,总体是这样的结论。

同时,中国城乡、东中西部差距很大,我觉得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整体化程度,中国不是分割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充分的劳动力,特别是新成长劳动力的来源,即从农村出来的农民,他们是这些年劳动力主要的供给来源,事实上他们很少去自己的家乡周边,都是奔向大城市,经济的中心。所以中国经济整体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不能完全说地域有多大差距,通过国家统计局这些年的农民工监测数据,能够看出工资在不断上涨,而前些年,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更快一些,现在东中西三类地区和省份之间,农民工工资的差距几乎没有,所以不能说绝对的,实际上都是同步相对的,事实上,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很严重。

金融界:就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太大的地域差别。

蔡昉:市场决定的工资部分,各地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差别,可能不同地区集中的企业类型不一样,有些企业不完全是市场决定的工资,甚至特殊行业有垄断的倾向,可能是有差别的。他们现在是在各省各地区之间分布,造成人口结构系统都差不多,工资也差不多,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看,这些人可能最终还要回去,按户口看,可能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年龄会小一些,即还有潜在的人口红利。

同时,如果各地的工资比较一致,但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工资上涨的压力更大一些,也就是我拿着一样三千元的工资,在老家,一个县级市,觉得可以接受,因为生活费用比较低,离家比较近,不用支付转移成本,但是,在北京我认为没法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西部地区有劳动力相对丰富,供给相对充足,工资上涨压力较小的优势。所以,如果把基础设施条件、营商环境、政策的这些差别消除,中国劳动力产业仍然可以在中西部延续更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延长十年,也正是如此,我曾经提出,把过去东亚各个国家经济体制间的雁阵模式应用到中国的地区之间,形成一个国内版的雁阵模式,可以让我们的人口红利有所延长,让人口优势能够发挥得时间长一点,虽然最终也会消失,但是时间长一点能够有时间让人们进行适度的调节,不会产生陡然的优势丧失。

金融界:人口红利的断崖式下跌,是这几年出现的,还是在此前研究就已经预计到的结果?

蔡昉: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过去一直在下降,下降速度越来越慢,是渐进式的,但是下降到了最低点之后就上升,这个转折在一年中就发生了,下降是小事,它能带来人口红利。

金融界:这个曲线早就可以看到了,因为孩子都是二十年前生的。都是经济学家预测的。

蔡昉: 对,这些都是预测模型的变量。过去人口抚养比的符号是负的,突然在2010年之后的一年内变成了正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由正到负也是在一年内发生的,对模型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陡然的现象,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就是从2010年之前的10%,一下子降到十二五的7.6%,到十三五又下降到百分之六点多,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平缓这个趋势。

蔡昉:二胎放开响应度低是经济发展规律 学前教育应免费

金融界:这两年对二胎政策、计划生育等政策讨论很多,您在这方面会不会感到很多压力?

蔡昉: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一方面,我一直倡导调整政策;另一方面,我不是人口学家,很多人口学家认为要赶紧放开,放了就管用了,我是经济学家,我只是把人口列入我的经济分析中。

从经验和理论看,生育政策调整最主要的功能是两个:第一,以人为本,老百姓自己有生育的愿望;第二,取信于民,此前我们说了三十年以后要调整,三十年过去了,生育率也已经很低了,自然要放开了,这是政策对民生的贡献。但是,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不要指望生育政策调整,允许生两个,大家就都生两个,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生育率通常就会降下去,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例外,中国更不例外,而且中国生育率下降地更快,有政策因素,但主要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所以,即使调整了政策,有人还是不会生,后来也证明,单独放开二胎到现在已经全部放开二胎,没有太多的人响应。所以,改革是好的,我们也正在朝这个方向改革,但是不能把宝压在这项改革上面。“未富先老”是没有逆转的,所以要把劲用在致富上,要发展,富和老一致了,至少可以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去应对,否则未富先老,就有额外的挑战,更难应对了。

金融界:现在人口绝对数量的红利下降已经成为共识,大家都觉得现在是知识资本的红利时代,就是有很多的人才和知识分子。

蔡昉:就是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用人口的质量来弥补人口的数量。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的人力资本是怎么变化的呢?它是一个不断用增量优化存量的过程,因为教育发展得比较快,越是新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因此他加到存量中来,人力资本总体就改善了,当增量慢下来,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新成长的劳动力进来越来越少的时候,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会放慢,所以按照原来教育发展的速度,已经不能满足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所以教育必须有一个超前发展,一个特殊的跨越。

此前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到要强化人力资源,这是培养中等收入阶层的一个措施,但是按原来的速度和发展节奏,很难做到强化人力资本,甚至比原来更弱化,所以总书记提出来就意味着,教育和培训是培养人力资本的两个基本途径,虽然原来的步伐在全世界比较不算慢,但是中国潜在增加率陡然下降,必须填补这个,所以人力资本要有超乎寻常的发展。

现在,可能有一些观点还不能被接受,比如,怎么能让大家接受更多的教育?费用是最核心的问题,因为人力资本就看一个指标,即受教育年限,所以,如果不能做到更多,至少把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变成义务教育,最基本的费用由国家买单,尽管还有很多间接费用,还有机会成本,但至少中国人是比较爱教育的,所以政府能够买单,至少也能减轻很大一部分的家庭支出。

对农村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而且现在很多研究证明,学前教育能够带来最高的社会回报,而且对孩子的终身会产生最重要的影响,高中学到这个知识不重要,因为可能已经过时了,甚至以后也可以学,但是学前教育是对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是对人的好奇心、精力集中、性格、社交能力、自信心等的培养,会影响你的终身,决定你的学习能力,未来学到什么不重要,会不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蔡昉:成功人士集中投资拉高一线城市房价

金融界:您觉得目前国内的高房价,对人力资本的流失影响是不是很大?

蔡昉:生活费用对人才积聚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哪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去留?做实证研究才能确定,其实,在一线城市,特别是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很难遏制房价的上涨,因为所有的人都要集中过来,而且不像有些地区,是靠年轻人过来创业,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房价推上来,但是在经济高度活动的地区,一些成功人士把这儿作为进一步更大投资的集中点,或者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些人有足够的能力把房价拉高,比较一下一线城市的房价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差距,这个巨大的差距靠什么弥补呢?没有办法弥补。因为三四线城市的房子搬不到一线城市去,唯一的办法是把经济活动聚能化,也就是减少城市作为一级行政部门的职能,因为赋予它行政级别这个身份,就会带来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不均等。有人觉得这个城市好,我有钱就到这儿买房,反过来,只是让城市履行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的职能,也会有人认为,这个地方资源不足,发展不够,意味着在这儿投资回报率高,所以很自然就要到这个地方投资,这样各级城市经济的活跃度就会均等化,那个时候,人口就分散化了,而分散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过高的房价,消除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过剩。

金融界:北京工作机会很多,但是买不起房,就回到了二三线城市,但又发现工作机会太少,所以人口城镇化,除了户口转移之外,是不是还有产业要转移到二三线城市的意思?

蔡昉:对,我主要是针对农民工说的,把你说的这个加上就是我想表达的。经济发展,过去是单项,只要把人从农业生产力最低的部门移向任何一个非农产业,我们把它叫做库茨涅兹过程,就是生产力提高了就能带来经济增长,能带来财富,未来我们到了中等偏上收入迈向高收入的时候,就得更加经济化的去找,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是什么?还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过去急风暴雨式地转移劳动力很容易,今后要找的就是投资不足的城市,人们为什么不在那儿买房?不在那儿落户?因为投资不足、产业不足。现在最中心的城市,已经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了,自然要转移到有投资潜力的城市。

金融界:但是它也承受不了那么多的人口。

蔡昉: 是的,其实它本身也有经济规律,但是为什么有时候经济规律没有发生呢?因为还有一些政策的扭曲,从体制上消除这些扭曲,就为资源重新配置开辟了更好的政策环境,所以在大城市解决了户口,能待下去,劳动力供给更充分了,不是说把一线城市变成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而把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变成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如果真是这样,一线城市能解决户口,三四线城市也能引来投资,人口结构也能够一致,接下来经济活动也就统一了,收入水平也统一了,基本公共服务也就聚能化了,所以,我们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的当前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可能更长期地应该把它定义为,所有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及生产力提高的任何体制性的调整都是结构性改革。

蔡昉:货币多发但没进入真正创业创新企业 必然产生泡沫

金融界:目前为止,特别是您刚才讲的三四线城市,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增长点,没有可投资的地方,很多投资已经集中到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对于这种矛盾您有什么看法?

蔡昉:这里确实有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的那些年,大城市发展很快,中小城市也得到了发展,甚至一些原来不是城镇的地区,比如苏南、珠三角,到处都是城市,但是当年都是农村,因为它有丰富的劳动力和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变成城市了,为什么这个过程不能继续呢?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可以简单地靠兑现人口红利就可以得到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必须找到能够带来收益的产业,但是在这个时候比较难,一方面创新创业要承担风险,可能成功可能失败,过去不用,过去我只要有钱,雇到劳动力,就能生产鞋,外国人就买走了,现在不行。

要让企业能够承受风险,就必须有相应的金融制度支持他们,现在虽然发放很多货币,但是只想给那些不用承担风险的国有企业、有地方政府保护的企业,那些真正创业创新、进行风险投资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资源,并不是没有资源,而是眼睛不往那儿盯。能够得到这些资源的人,贷款太重太多了,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时候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一些财政政策,目的是想让大家乐意投资,其实还是发展实体经济,结果发现,在新常态下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在下降,因此有钱,我花在哪儿呢?有没有一些领域和比较优势无关?和竞争力变化无关?你就想到,房地产可能和这个没关系,股市和这个没关系,甚至到国外购买资产、收购文物、买印象派的画也没有关系,所以钱就从实体经济,甚至从基础设施领域迈到了相对容易带来泡沫的这些行业,这就是80年代日本的状况,过渡到这些行业以后,泡沫就是必然的。

金融界:今年1到4月份民间投资下滑的很厉害,和房地产发展有关系吗?

蔡昉:其实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要做很细的研究。但是我觉得,投资下滑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现象,因为整个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自然需要的投资降下来了,而且在这个时候,投资是有难度的,过去只要有钱就有地方投资,现在投什么都不一定赚钱,所以必须优胜劣汰地选择投资主体,所以,投资一定程度的下滑是有道理的,但是相应的货币也不需要那么多,或许你会觉得还有短板需要,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识别什么是真正的短板,投资真正的短板就不会转化为虚拟经济,但是如果你只是支持短板政策,没有真正进入到短板中,或者短板选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强,货币量太大,然后就会外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克强总理力推“放管服”,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通过“放管服”,才能让你想要达到的目标真正到那些活跃的民间经济,即承担风险去创新的经济,否则,缺乏“放管服”,那些具体的创新创业者是无力打破各种规制、各种审批的,很大的企业很会主动批准他干什么事。所以改革是综合配套的,必须全面推进。

蔡昉:人民币长期无贬值趋势 不认为中国经济有底部

金融界:最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严重,您怎么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蔡昉:我很难判断,但是升值也好贬值也好,现在有更多的自由度,就是让市场反应人民币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变化是好事,也让过去长期批评我们操纵汇率的国家看一看市场怎么决定,它有短期的因素,但是长期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最终更长远一些看,我倒觉得不会是贬值的趋势。

金融界:汇率对您研究的人力资本等,影响是怎样的?

蔡昉:不同的发展阶段汇率会有不同的趋势,但是汇率的周期性变化可能会有一种冲击现象,所以我最主要想说,有一个比较难的点,包括对经济学家来说比较难的点,就是长期经济增长和周期现象其实是两回事,你可以讨论周期现象,有很多自称宏观经济学家主要研究的就是周期现象,但是宏观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研究增长,而这部分是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会放弃的,因为增长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和你每天见到的,包括物价怎么上涨了,失业率怎么提高了,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对中国来说,观察增长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常态是增长现象而不是周期现象。

金融界:您对中国经济走势持什么样的观点?

蔡昉:我不承认经济有底部,而且权威人士也说了,我们不追求V形,我们追求L形。L形的含义是什么呢?你看世界经济史,一个高收入的国家,经济学家叫新古典式的国家,所有的增长都必须靠生产指标,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这些都没有了,所以,越是穷国越有机会高速增长,特别是在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就会减速,而发达经济体没有一个经济增速会在3%以上。

中国是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我们只是相对于自己是减速了,因此我们越来越富,越来越走向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肯定是越来越往下走的

要注意,第一,我们也在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因为毕竟我们不想往下走,潜在增长率下降陡,但是实际增长速度,我们不希望陡,所以把它平滑了,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必须改革,改革是能够带来红利的,如果只说不信,唯一的办法只能刺激政策了。所以我们做模拟,就是把各项改革充分发掘以后,可以画出图形,一个是潜在增长率一直降下去,这也没关系,权威人士也说了,降不到哪儿去,还是因为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比大部分国家要好,改革一点经济就会好一点;另一个,在比较理想的改革状况下,就画出了L形的图形。

金融界:到2017年人口达到峰值也没有关系?

蔡昉: 一是劳动力短缺情况还会继续,人口红利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一个结果;另外,它也带来压力,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工资上涨可能太快,工资上涨快,劳动生产率跟不上了,单位劳动成本就提高了,竞争力必然会下降。

蔡昉:中国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警惕刺激经济成泡沫经济

金融界:您说经济没有见底,意思是潜在增长率还会一直降吗?

蔡昉: 如果我们好好改革,到了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5万美元,我们就是一个发展国家中的高收入国家了。那个时候就不太可能维持3%—4%以上的速度增长了。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能力增长,就是按照潜在增长率,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金融界:就像美国现在只有2%,但它也是在增长,增长已经很强劲了是吗?

蔡昉: 那就是它的能力。它的潜在增长率可能降了,本来可以通过创新升高,但是也超不过3%,这是注定的。

金融界:现在为了2020年的目标,定下6.5%的增长速度,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太大压力?是不是定高了?

蔡昉: 必须得靠改革。

金融界:如果不到6.5%,是不是我们现在要好过很多?

蔡昉: 那改革压力就小了,必须得改革。

金融界:中国有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呢?

蔡昉: 我要澄清一下,我们从来没有“掉入”过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说蔡昉说过,2030年中国不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错的,我从来没有说过。

而且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掉进过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潜在增长率加上改革红利计算,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6万美元。如果实际情况差一点,改革没有带来那么高的红利,那么按现在预计的潜在增长率计算,我们也会逐渐“毕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唯一的风险在哪呢?就是当经济增速降下来的时候,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就去刺激经济,像日本人一样刺激经济,刺激的结果不是实体经济的增长,甚至不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是泡沫经济

泡沫一旦破灭有什么后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直到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到一个百分点。如果90年代的时候日本是中等收入国家,那到现在它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它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们也只能给它起一个名字叫“高收入陷阱”。

新常态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理解这个,就难免犯政策错误,犯错误就有风险。只要不刺激,经济就跌不到哪去,除非犯错误

(注:近日,2016年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在深圳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办。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大会作了主旨发言,会后接受金融界网站专访。)

(出品:金融界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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