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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13日 (上午)

  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3日 上午

  会议主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十周年院庆

  参会嘉宾:

  深圳市副市长 唐杰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海闻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樊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卢锋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燕生

  巫和懋:

  各位贵宾,各位参会嘉宾,各位老师、同学,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巫和懋,北京大学教授,由我主持这次会议!

  今年是中国经济学年会第十四届,很高兴能够在深圳举办,非常感谢承办单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承办。主办是由我们中经学年会秘书处跟北京大学主办,我们马上要开始开幕式,我们今天开幕有三位嘉宾,首先我要邀请我们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我们的理事长,海闻教授从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主办到研究,都在他的呵护跟关注之下,中国经济学年会办到第十四届,我们热烈欢迎海闻教授上台致辞!

  海闻:

  尊敬的刘遵义教授,尊敬的唐杰副市长,尊敬的白志强副秘书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会和秘书处,也代表承办2014年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感谢年会各理事单位和全体与会学者对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支持!

  中国经济学年会创办于本世纪初2001年,志在搭建中国经济学者交流合作的平台,提升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水平,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14年来,年会始终坚持自由开放,严谨规范的标准,追求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关注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涌现出许多高水平的论文,并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年会也成为中国高校每年一度的学术盛会。

  每年的经济学年会分成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学术交流,一个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探讨。

  学术交流方面,我们经济严格评选,今年的年会共有235篇中文的论文和58篇英文论文入选,会在70多场进行宣讲与讨论,相信这些论文的交流与讨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水平。

  年会的经济问题探讨方面,我们根据经济发展形势选择主题,并邀请著名学者或政策制定者来发表主旨演讲。去年我们的主题是“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全面发展”,及时的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了探讨。

  今年,我们确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发展”,随着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束,这一主题也正在成为学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今天大会的主题保函两个重要内容;

  一、如何认识新的经济形势?

  二、如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继续发展?

  这里面就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新常态,另一个是改革创新。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七位著名经济学家,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今天上午发表演讲的将是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还有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相信他们的演讲,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深思与启迪。

  朋友们,世界政治经济的风云不断变换,中国经济也正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作为经济学者我们有责任认真研究新的经济形势,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推动中国经过的改革创新,为国家的繁荣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最后,再次欢迎和感谢各位的光临,感谢无本次年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年会秘书处同仁和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师生,祝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巫和懋:

  我们来到这么气候温和的深圳,我们又看到深圳是的建设这么进步,我们又很有机会能够邀请到深圳市政府的副市长唐杰先生为我们致辞,欢迎!

  唐杰:

  尊敬的刘遵义教授,尊敬的海闻院长!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在汇丰商学院十周年的院庆之际深圳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聚集讨论深圳经济学的探讨,如果仅凭深圳我们还请不到大家,特别祝贺汇丰商学院十周年庆典,也祝贺海闻老师在十年之内将汇丰商学院打造成著名的品牌,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巨大的发展一定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转型时代一定会促进经济学巨大的变化。

  其实走到今天我们发现经济学面对着新一轮的发展,三十年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新常态的研究,将会有新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学理论,中国政策制定的重大变化。新常态就是从数量走向质量,新常态就是国家提升竞争力的一个变化。这样一个变化应该说只有理论的提出是不够的,我们可能要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其实在我们现在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片混沌的状态,混沌的状态就是我们不清楚前面的路,我们需要不断的理清前面的动态,需要理清若干政策的边界。其实应该说我们现在的体制,应该是二十年前逐步确定的金融、财政和经济管理的体系。

  这届经济工作会议上是超乎寻常,每年经济工作会是讨论短期的,这次的经济工作会应该是面向未来三十年一个中长期的经济工作会议,它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调整,一系列重大的转变,也会引发风险。当一个经济从高速成长走向一个中低速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大量的行业都会面临转变在这样的风险当中如何安然的渡过?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案例的介绍。

  其实应该说转型,深圳这个城市是转型的。其实深圳的速度是从45%、40%、35%、30%一路缓缓下降,下降到现在的10%,它有一个成功的降速的过程,有一个成功的质量提高的过程,假如我跟大家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深圳经济总量9000万亿,去年深圳的经济总量超过了14500亿人民币,大概是2200亿美元。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深圳的人均GDP是200美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去年超过了22000美元,相当于全国的3倍。这些都是数量,如果我给大家报告一个质量,大家可能会能够额理解的,比如我们刚刚公布的全国的专利申请的前十强公司,有五强在深圳。全国公布的十大创新人物五个在深圳,全国公布的十个创新型企业五个在深圳。过去十年,中国申请专利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当然我们专利质量还有问题。那么在国际专利申请上,一半来自于深圳。其实大家可能要问,深圳没有大院、大学,国际专利何以能够站到全国的50%?

  那么,首先应该从北京数,然后从上海数,还要数到武汉,可能西安也是当中一个,那么如何在深圳产生了50%的连续十年国际专利申请第一,我跟大家报数量还有一个数据,深圳的对外贸易总量占全国的1/8,深圳对外贸易总量跟中美对外贸易大概相同,在一个高速转型当中这个城市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重大的变化就是它产生了一批依靠创新增长的公司,这个城市从一个非常低端的产业,走向了高端。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想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其实经济学最多的做法,是做KIS编辑,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在深圳做一下KIS编辑,它会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很多不太清楚的东西。一个城市如何转型?一个城市如何从一个非常低端的产业走向一个高端的创新过程?最近其实在微信圈里发了很多的小文章,大家可能看到过,也可能没看到过。像我在深圳总看到,其中一篇就是“大水退去后只有深圳还穿着底裤”,讲深圳的财政。深圳财政状况在目前为止在中国大城市当中最牛,财政负债率只有20%几,还有一篇是台湾新闻发的,“一个深圳打败台湾”,讲了深圳高科技的成长。最近一篇是日本的“中国硅谷的产生”,讲了深圳从服装业,从缝钮扣开始,走向一个高科技创造。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现在两款手机最牛。一款手机就是小米,一款手机就是华为的脉7,小米被誉为高速度成长的手机,华为的脉7被誉为是苹果的手机。小米现在也遇到麻烦,在印度跟爱立信专利的诉讼。但是华为没有,为什么没有遇到?华为连续十年处在中国专利申请前两名,连续十年在全球这个行业处在专利申请的前3名,带动了一个行业。其实深圳讲这样的故事,大家如果有时间,讲这样的故事可以讲很久很久,但是我想最后结束,一句话“在一个市场化,在一个深化改革的过程当中,一个落后的城市它是有可能走向世界前端的”,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改革、深化改革、深化开放,是我们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的核心关键,谢谢大家!

  巫和懋:

  谢谢唐市长的精彩演讲,下面要介绍代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白志强教授,欢迎!

  白志强:

  尊敬的刘先生,尊敬的唐杰副市长,海闻理事长,各位专家、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美丽的深圳隆重召开,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祝贺年会的召开,向莅临本次年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立足深圳,辐射华南的发展原则,运用学术国际标准的办学方针,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社会责任的培养目标,历经12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为北京大学扎根深圳的应用研究型国际校区,也是北京大学促进一流学院的战略组成部分。

  深圳研究生院目前共有八个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环境与能源、城市规划与设计、新材料、汇丰商学院、国际法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学科还是相对比较齐全,而且主要是应用型的学科为主。

  其中汇丰商学院在包括在座的各位经济学家的大力支持下,快速发展,虽然成立仅有十年,今年是汇丰商学院成立十年的日子。经过这样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商学院,感谢经济学界、商学界的各位专家,还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对汇丰商学院的发展献计献策,在教学科研等各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

  与此同时,希望大家对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予以关注,并给予支持,谢谢!

  最后,祝各位在深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预祝本次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巫和懋:

  谢谢各位嘉宾,我们接下来进行主旨演讲,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第一是刘遵义教授,他是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也是我们国家第十二届政协委员,我替他做过助理,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他昨天是生日,我也是趁着今天这个机会祝他生日快乐,接下来欢迎刘遵义教授做演讲!

  刘遵义:

  谢谢,海闻院长、唐杰市长、樊纲教授,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一聚,研究讨论中国发展的问题。

  我是准备用英语讲,因为我普通话可以,但是讲这个专题的演讲还是不太行。

  (英文)

  大家看一下中间这个部分,从1978年之后开始,中国的GDP一直在非常快速的增长,现在中国的GDP仍然占到美国GDP的一半左右,但是中国还是稍显落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GDP的增长体量,是在中国发展的如此长的时间之后,仍然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一下人均GDP,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在1978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中国的18倍多。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大,就像深圳,像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增速中美之间的人均GDP的差异已经缩到8倍以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在继续。那么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在7000美元以下左右,所以中国要想追上美国还有一段时间仍然任重道远。

  下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贸易,在1978年初始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开始增长,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贸易大国。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发展非常的快,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增速更加快了。

  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经济发展全球的脉络,我们看到事实上每一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最后都会放慢脚步。像在美国的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事实上是在1970—1990年代之间,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像日本是在1950年左右,也就是1950—1975年之间,这是日本经济发展特别快的时候,特别是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极具的下降。

  事实上世界上每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预测到中国在经过了那么快经济增速之后,追究会放缓下来。但是我想说,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到中国的收入差距,因为接下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为什么我会如此自信?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基于像人工、劳力等等这样经济投入,但是中国人均积蓄量是最高的,我们可以看PPT,红色的部分是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均储蓄,在GDP当中的占比,从1970年开始,这个数字就已经超过了30%,甚至超过了40%,有时候超过了50%。蓝线表示的是中国在GDP当中投资的占比,大概占到了45%,也是世界排名第一。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中国的可见资产的发展会非常的快,那么也是可见资本不断的发展。

  第二、中国的发展事实上是不借助于外力的作用,也不借助于外力的资源,因为中国有很大基础的经济体量,所以我们不需要依靠、外汇、外币以及外资,不管是外资直投还是外资交投我们都不太依赖外资,所以一般来讲中国是不太依赖于外资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所以中国是完全相对于独立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外的经济体,看一下日本、美国、拉丁美洲,可能在接下来5—10年之间的增速会非常的快,但是如果投资者退出投资,拿走钱的话,事实上就很快会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因为比较少的依赖外资,所以中国的经济受外资波动的影响会比较小一些。

  那么这里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红色的部分是中国,这是中国的储蓄率,已经比很多国家高了,绿色的这根线是新加坡,当然新加坡目前还是比较高的储蓄率。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亚太地区,中国人均的储蓄率仍然是非常高。

  下面来看一下,劳动力。这张图向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在不同的细分领域,从1952年开始以后中国GDP的占比。分别表示1、2、3,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蓝色的部分代表的是农业。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比较基础的领域,事实上在1950年的占比不足50%到现在占比不足20%,对于服务产业来说,已经占到了46%,过去是44%。这是根据不同产业的GDP的占比。

  我们看一下中国劳力的雇佣关系,从1952年开始的区分图来看,在1952年的时候,有80%左右都是农业雇佣劳动力,但是到现在为止,农业雇佣劳动力的数量已经不足30%。像制造行业、采矿业以及建筑业,现在已经占到了整体雇佣的30%。像服务行业事实上占到了40%—45%之间,这些信息向我们展示着什么?事实上也就是说,在农业领域还有很多的富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像农业行业我们有30%的人都是在从事农业领域,但是农业领域占到整体GDP的占比只占到10%,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的待转移的劳动力,可以从传统的初级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5年,这35年也指引着传统的农业产业从原有超过70%的GDP占比,到了现在不足30%的占比。所以我认为,从这样的一个比例来看,我们还会有20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保证初级领域产业,也就是像农业领域产业的雇佣占到总体雇佣率的10%以下,我相信可能农业在GDP总体上占比可能会不足5%,现在农业毕竟在美国整体经济增长当中只占2%,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市场来说仍然会有充足的劳动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然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是肯定可以的。

  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所谓的中国的一些退休法案的一个出台以及修改,因为有些时候对于女士来说,55岁退休已经不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年纪了,因为大家的寿命都在不断的提升,很多人都活到90—100岁左右,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用担心劳动力的充分与否的问题,还有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谈到的中国市场规模,中国的市场规模非常大,有13.4亿人口。事实上13.4亿人口对于市场的需求量,包括对房地产、服饰对于中国来说,你事实上可以生产所有产品,其效率也可以最高。比如说你建一个汽车厂,你每年可能生产300—400辆汽车,你的功耗非常高。当然了,相当于美国来说,在中国凭借着如此丰富的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你的功效是可以达到最高的。

  还有一点就是创新,如果有任何的新的产品,新的工艺出现的话,你试试上由于初期的一个投入的成本,以及研发成本比较高的话,如果你将这样的新产品新工艺推向中国市场,并且做好品牌活动的话,事实上市场比较大就可以帮助你不断的降低这样的一个研发初期的成本。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中国市场经济体量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中国市场比较大的优势。

  还有一点,正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同时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依赖于内需的,所以在这张图上,我想和大家展示的是中国在GDP当中出口的占比。中国从左向右看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大国,但是对于香港来说事实上出口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新加坡,如果大家一直朝着右边看,第六个是日本,日本相对来说出口量也比较小,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但是日本的出口量在整体的GDP当中占比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所以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来说,对于外资的需求量,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还有一点就是进口,事实上在日本来说,进出口业在GDP当中的占比相对小。但是对于中国来说GDP出口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因为对于中国服务行业来说,进出口是推动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这样的一个投资以及贸易在GDP当中的占比和日本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我想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里我想和大家展示的是我们的产品出口的增速在亚洲国家当中的发展,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亚洲经济危机,在2000年的时候出现了经济泡沫。第三个阶段是在2008年我们所谓的全球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数据综合起来看一下,对于中国的出口来说,事实上和其他国家一样,是经过了比较激烈的振荡,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是同样的情况。但是对于进口来说,也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振动。

  我们从PPT上可以看到红线,它是比较稳定的,这意味着即便出口、进口波动很大,跟其他经济体一样波动都很大,但是中国GDP的增长它也是受到影响,但是它还是很稳定。但看其他国家的话,它的变化就比较大了,这样让我们有一定的信心,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主要是以内需为驱动的,所以它也会相对比较稳定,不管世界发生什么它都会比较稳定,并不是说它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会受到影响。像广东深圳是一个很大的出口经济它会受到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问,中国的经济基本面非常好,中国经济基本年1949年—1978年经济基本面也是一样的,储蓄率也很高,经济也很大,当然没有很多的服务业,为什么当时中国经济没有增长呢?就是1949—1978年?它的基本面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苏联,苏联资本累计额是非常高的,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为什么苏联之前也没有很快的增长呢?我想这个答案是因为他们是有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这样它的经济本身效率很低下,时间问题细节就不讲了,但是我想说三点,如果你想做中央规划的话你需要有完整的信息,如果你没有完整信息的话你无法做到完整的规划,无法确定规划的效力。第二点即便你有了完整的信息,精确的信息,你仍然无法对它进行优化,这也是另一个原因,为什么可能这些经济体无法获得他的效力。

  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它缺乏激励。这样规划是缺乏激励的,计划经济缺乏激励。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我再描述一下,在中央规划之下,所有企业都会分配一个任务,一个目标,如果你是企业的经理的话你就开始思考,我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超过这个目标。但是,我需不需要超过这个目标呢?你会想一下,如果我超过这个目标的话,我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好处,所以没有奖励,更糟的是,如果超过目标,明年我的目标会更高了,这样的话我明年工作就更困难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达到目标就好了,这里是没有激励的,人们不愿意超越目标,即便他可以人们也不愿意,这就是他的反面效应。这个时候我们不想这么做,你会暴露自己。所以,在所有的这种中央规划的经济体中,大家都喜欢在后面,没有人愿意到前面,大家都比较懒散,如果有懒散的话也就是说有出口盈余可以实现的产出的盈余。

  我们看一下中国,在1978年的时候好像这种产出的盈余是得到了利用。我们再看一下前苏联,也是这样的。应该是在1989年的时候,应该是有可以利用的产出盈余,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是怎样的?其实它的变化是从计划经济到到市场经济,他们两个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前苏联是属于另一个结果,我这里给大家看的是真实GDP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真实GDP的增长率,1989年的时候所有的增长率都是负增长,只有几年之后才开始出现正的增长,有些经济体很多年之后才出现正的增长,红线是苏联,1989年的时候是很低到1997年才出现正增长,所以真实GDP一直是在下降,几乎是下降了十年之长久这是真实GDP的增长率。

  不光是苏联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其他的前苏联,还有东欧的经济体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的通胀,这是16000%的通胀,跟其他国家相比其他国家都很小了,所以它的通胀率非常高在所有的经济体当中。

  这是人均GDP,你看一下红线,可以看到俄罗斯还没有恢复到人均1989年GDP的情况下,到2007年也没有达到这个情况,这是8年之后了,你看一下俄罗斯很糟糕,因为人均GDP,18年一直在下降,18年之后才达到18年前的水准。在这段时间之内,收入的分配在俄罗斯变得更糟糕,如果你真的是中低阶层的话,这是非常重大的苦难。

  比较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看一下中国的过渡,它非常好。即便中国出现了1989年的事件,我们的变化还是很稳定的,这是GDP的增长和人均GDP的增长,它一直在持续增长。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中国能够平稳过渡?而前苏联和东欧无法平稳过渡?我想这和中国采取的政策有关,就是没有输家的改革,有过一些论文正式,基本的论点很简单,也就是中国没有采取大爆炸的短期的策略,中国采用的是双轨系统,计划经济还是存在的,但是你会说,一旦他达到了你的目标的时候,你还是有自己的权利来做自己所做的事情,你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你的产品,所以是双轨的。同时,你有计划经济体系,同时也有市场经济体系,并且我们给大家看的是,双轨系统需要改善,这样让大家变得更好。第二点,它也可以达到效率。但我们今天可能没时间讲那么多,确实事实就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平稳过渡的原因。

  上世纪末的时候,计划经济部分,对于总经济体量相对比较少了,而市场经济体比例占比越来越大。所以上世纪末中央的一些企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最后,中国所做的正确的一件事情,“新人新办法,旧人旧办法”,这就是你怎么能推动改革?同时尽量减少人们对它的反对。所以如果中国要改变退休制度的话,他们应该做出一些选择。你可以选择你退休,可以在60岁退休。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在60岁退休。或者让老人有选择。那么新的这种青壮年劳力他们没有选择,他们必须要退休晚一点,这也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就是说你的祖父他们得到了保障,但是你这个体系又可以向前推进。

  我想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原动力,在过去36年来自于三点;

  1、之前体系的松散;

  也就是说它有潜在的,可以实现的多余的生产力;

  2、有形资产和劳动力的增长;

  因为储蓄率很高,所以它在资本市场增长很快,另外劳动力增长的也很高,因为有农业人口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3、规模经济效应;

  很多国家没有的,如果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话你的增长就会更快。这种规模经济效应它有什么好处?首先所有的资本和劳动力都增长10%的话,如果有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的增长会超过10%的增长。如果你增长更高的话,它会超过10%。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差别就更大了。复合利率,也就是说你每年增长1%的话,36年之后它远超过36%的回报,这是很大的一块。这就是我们增长的来源。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的东西就是,夜蛾飞行模式,这是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工业增长的情况。

  日本的工业化,随着日本的工资越来越高的时候,并且他们在美国有一些进口,它的工业变化就有一些转移,在50年代转移到香港,60年代转移到了台湾,之后又去了南韩,然后又到了东南亚。之后是中国开放,这些制造业就来到了广东、江苏、上海、浙江,这也就是日本产业的转移。所有其他经济体都成了发达国家。

  我想讲一下中国,中国规模足够大,工业化也可以在中国国内扩散,就像市长刚刚讲的,深圳之前的增长率是45%,现在减缓了。但其他市场可以增长,这就是中国所发生的事实。因为有行业的变化,不是说从国家到国家转移,而是从国家的地区域之间转移,和省之间转移,这样可以让中国能够保持其总体相对比较高的增长率。这也就是夜蛾飞行模式的一个洞察力。

  我还想讲一个概念,中国现在成为一个顺差经济,我们知道社会资本,资本的英语,我们在很多行业之内,还有很多的盈余。港铁、水泥、玻璃、造船、铝这些过剩的生产率,冶金包括光伏面板,这些产业都有过剩的生产力,平均的生产力的利用率,大概是70%甚至还更低,这意味着一方面这浪费了资源,因为投资过渡,跟需求相比吧,另外一方面它意味着中国的GDP,没有说供应的问题,主要是供应过量的问题,如果有需求的话总有供应,因为供应的产量是过剩的。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了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寻找怎样适合发展的之路?当然靠出口来增长的方式如今来讲是不太可能了。像固定资产、房地产等等之类的,已经不再会成为经济的主要引擎了。因为我们知道像在中国现在出现了所有的供大于求的问题。主要是有哪三大问题?

  第一点,我认为是最比较关键的是,公共设施的投资。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城市的一个交通运输系统,因为我们要不断的鼓励我们市民使用城市交通系统,而不再传统的是驾私家车,我并不是不鼓励大家买车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搭建起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有100多个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200万,那么这些人口都可以使用城市交通系统,不一定是地铁,地上交通也可以,但是这一点也不是说不允许人们驾车,但是要更鼓励人们使用公交系统,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这一点,中国到2030年中国整体的排污,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有一个质的减低和量的降低。

  第二点,我们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事实上现在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互联网的服务,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点,我们城市的改革以及换新貌。这些所谓城中村的改革也需要政府来提取相关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府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就像所谓的市场交通以及城市交通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不再仅仅是传统依靠市场,而是适当依靠政府。

  第四点,我们所谓的家庭支出,包括像教育、日常支出等等,还有所谓的健康教育,以及健康领域的投资。事实上像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要向人们供应干净、安全的水、空气。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健康生态系统的话,事实上是非常难的,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惠及所有的老百姓。如果我们只是改变了传统的领域,是没用的。我们必须要从根本的角度来对健康的生态系统进行更改,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中国不断发展的人口需求。事实上像西方媒体,一直都在指责中国的能耗,但事实上中国的能耗现在的节约率非常重要,但是我想说中国现在收入率占到整体GDP,还是低于50%,我相信对于其他的西方媒体来说,我想跟他们说的是,我们不可能期待这样一个家庭传统的支出,成为中国GDP的一个引擎。

  还有一些事情,我下面要跟大家提到的几点;

  事实上产品可以推动GDP的发展,但是产品的发展一般不是来自于GDP,除非中国开始做绿色GDP。事实上这样环境清洁的结果不可以以GDP来进行量化的。即使GDP降到原有40%—50%的水平,但是如果北京生存环境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事实上也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讲环境优化的后果是没有办法用GDP量化的。

  每一个人都在谈中国经济增速,我想说中国经济相对来说会放慢,也会不能稳定,这是中国整体产业附加值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在今年,有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但是总得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是所谓的新常态。这样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总体来说比较稳定,这是固定资产的投入有所下降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我想说对于固定投资来,像在中国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固定的资产投资,主要是在制造方面,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对于服务业来说,固定资产的投资已经在不断的退后。

  像零售行业来说,目前来说总体的分数还是在10%以上,它也占到了整个GDP发展的10%左右。当然了,即使有这样快的零售产业发展,对于整体的需求方面来说,仍然是任重道远。这里事实上每一个人对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有他们的一些预测,有些人说大概是在7%左右,我想其实7%是我们一个可达到的目标,对于很多的西方媒体来说,当他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速是7.5%,跌到7.2%、7.3%的时候,西方媒体会比较敏感,但是我想说这完全就不是什么比较大的事。对于我来说中国经济在接下来几年会在7%左右,而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我认为也是比较乐观的,可能是在3.5%的增速左右。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些所有的数据放到2019年,放到2030年去看的话,我想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体量会差不多跟美国达到统一的水平,那么在2030年左右,中国和美国将在经济体量上相互比肩,当然总的来说美国的人均GDP仍然会比中国要高出4倍。这也就是我们人均的GDP的水平。我想在2060年左右的时候,很有可能中国的人均GDP会赶上美国的人均GDP的水平,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谈到的就不再是1000多美元的人均GDP,我相信数字可能会更大,这就是我今天的演讲非常感谢各位,谢谢大家!

  巫和懋:

  谢谢刘教授非常全面的分析,我下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樊纲教授,他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他的领域大家都知道宏观经济转轨经济学,在2006—2010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也担任很多国内跟国际经济组织的顾问,他在2010年被《外交政策研究》评为“全球100位思想家之一”,接下来我们欢迎樊纲教授做演讲!

  樊纲:

  谢谢巫教授,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同行,非常高兴这么多同行今天欢聚一堂,既然同行在这儿也就非常想讲一讲我们经济学的各种问题。

  一方面我们自己总在讨论,我们自己总在互相辩论,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也经常在挑战其他人的各种说法,各种概念。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追究一些概念上的问题,想在理论概念上,我们怎么能更清楚的思考一些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更深入,使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够更加深入。

  我提了一个题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先不是讲发展经济学本身,我想先区分一个问题,就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这是经常被大家混淆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差异问题;

  第三个问题要追究一下,一般性的问题和我们中国的国别的特殊问题;在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上的特殊问题,围绕这三个问题讲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短期和长期问题,这里涉及到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差异问题。

  这个问题最近的混淆发生在关于新常态的概念上,我个人有一些不同观点的。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有所下滑,但是这个下滑究竟有多少是短期的问题?就是周期性因素?有多少属于长期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具有多少下滑。

  潜在增长率可能也有下滑,但是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慢变量,可能是零点几个点,在五年十年当中有所变化。但是这样一个变化,从2007年的增长速度14%,2010年还到过12%,到现在7%左右,这里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是短期因素,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波动问题。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现在没有PPT但是刚才刘遵义教授演示了很多PPT,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增长速度,我们过去30年现在通常的说法,过去30年我们10%以上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但是事实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绝大多数年份不是两位数增长,很多年份很低的。我们从1997—2002年那期间就是7%左右的增长,我们那时候还通货紧缩。

  而且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一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一超过10%一定又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泡沫。所以什么意思?两位数增长是我们周期性波动中的过热增长,如果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所谓的正常增长,这是我们经济学的术语,如果7%以下需要通货紧缩。

  我们在2007—2013年当中有三段是CPI通胀紧缩,待会儿我再讲现在的情况。

  低于7%通货紧缩,高于9%是通货膨胀,按照滤波法,我们正常增长就是7%—9%之间,就是这个速度。也许某一个时段,90年代可能低一点7%—8%,因为那时候国企职工下岗、制度调整,2010年代高一点加入WTO我们的潜在增长率8%、9%,但是两位数增长从来不是中国的正常增长,从来多是过热增长,从来我们的宏观政策要避免的事情。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过去常态是两位数增长,现在新常态不是两位数增长了?所以在我看来现在不是新常态,现在是回归正常状态, 是回归到潜在增长速度的正常状态,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在争议一些当前短期的问题,我们现在7.3%、7.4%,正常不正常?

  在我看来也不太正常,我们到这个月为止,3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有通货紧缩,轻度通货紧缩,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还长,上一次是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是31个月PPI负增长,我们现在已经是34个月PPI负增长,我们CPI还是正的,但是一点几,很低。因此现在的状况,从周期性的角度来讲确实低于我们的潜在能力,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讲两大因素,第一我们毕竟现在的压力在于,我们要清理过去两轮,过去十年当中,我们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这些后遗症,我们还得清理。哪两次大家可以想一下。2004—2007,2009—2010年。第一次不是我们刺激出来的,那一次是政府一直在压着,现在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说法。好像以前的常态就是政府不断的刺激经济,其实大家想一想,2004—2007年宏观政策,很多人脑子里的宏观政策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私人企业建个钢厂就关了,一直压着。但是2009—2010年是政府刺激的,因为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刺激了一下,结果刺激大了,又搞出一个不大不小的过热。两轮过热叠加到一起,2008年那时候调整是自己调整的,没调整完世界危机来了,又刺激了一把两轮叠加在一起现在确实很多过剩的生产,钢铁水泥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这个压着经济增长会低一点,这个跟90年代末期有点像。

  第二个因素,政府因素。

  政府什么因素?我们2010年非常正确的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但是一直没有退出。中国这一次采取了一个最大的力度的刺激政策,但是也是最早退出的,这个退出现在很世茂,美国到今年才真正退出。新兴市场国家多数都是2012年退出的,日本从来没退出过,日本一直在刺激政策。欧洲2012年退出了,现在又要重新来,欧洲要学习日本安倍经济学,要大放学,要再刺激。而中国2010年退出刺激政策,标志性的一个是住房限购,限购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紧缩性政策。然后我们的准备金率到了20%以上,我们的利率3%,其他国家都是0%,我们的3%利率。然后这些政策放到那儿,四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经济回归正常了,宏观政策没有回归正常,宏观经济每年退出,紧缩性的政策,忘了,忘了那是刺激政策,最近才刚想起来,把住房限购多少放一放,很多地方放了,中央还没完全放。最近刚刚调了一次利率,我们很多紧缩性政策还在那儿。迟迟不放,迟迟不回归中性,回归正常。现在很多不是刺激政策,实际上是退出之后回归正常的政策,迟迟没有施行,压的我们现在经济过低,其他因素不多讲,这块讲一下。

  大家来了,都很关心中国目前情况,把这个短期、长期的关系,再通过现在的情况讲一讲,如果我们现在处理完了,再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把过热的因素基本处理完,政策只要回归中性,7.5%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我们最近在研究十三五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基本结论7%以上,7.5%是不成问题的,刚才刘遵义教授也在讲这个观点,还有几个十年都可以保持较高速增长的,但是潜在增长率会慢慢变化,但是它是一个慢变量,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经济学有增长理论,也有发展经济学,差别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前沿里面都会讲很多差别,发展有制度,增长没制度。发展有幸福、福利,增长只是物质等等。我觉得都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深在其中,这30年来我们在其中认识到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增长理论是一般的理论,任何国家都需要增长的因素,都需要有劳动力、资本、制度、知识,四大要素。

  这是一般性的,当然增长都要搞教育,都要搞科研,都要创新,哪个国家要想增长都要有这些东西,这是一般性的。

  而发展,什么叫发展?发展经济学特殊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落后国家的增长。什么意思?英国200年先,我们跟英国的差别大概200年,1780年瓦特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开始,我们是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经济起飞,他200年前或者150年前,他的增长不叫发展,因为他不落后。他那时候就是最先进的国家。他没有我们现在落后国家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落后国家的增长。而落后国家的增长,特殊的难处在什么地方?你处处落后,你还得比发达国家增长的快,才能够实现追赶,才能够趋同。

  刚才刘遵义教授讲了中国大概2060年才能够和美国的人均GDP趋同,我看我们的书上“户永泰”教授写的,户永泰教授最近一直在研究追赶指数,我说我们中国人,中国到2030年追赶指数如果上到30%到了40%,如果能到30%—40%之间,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个追赶指数怎么比的?是中国的GDP比上美国的GDP,中国人均GDP比上美国人均GDP。如果我们那时候都到30%、40%,了不起的成就。

  现在世界上,二战之后除了四小龙以外,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到了30%以上。日本不算,日本是战败国重新崛起。日本达到我们下来追赶指数的那个年代,他当时跟英国比,当时最最近的国家,我们现在追赶指数13%,日本到13%的时候是1929年。他战后50年代、60年代是战败国重新崛起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一个落后的状态当中追捕追赶的过程。这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些问题属于一般性的增长率的问题,而我们要在当中看到的,需要研究的是哪些是我们特殊发展的问题。早年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落后国家,怎么落后,怎么跳不出那个怪圈,怎么跳不出那个怪圈,发达国家统治市场,发达国家有各种优质的生产要素,然后在世界贸易当中,落后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其实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些问题。那时候发展理论大概都是讲这些东西,现在也有这些问题,就是差距造成的压力,差距造成的特殊困难,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真正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发展经济学一定要研究增长理论,一定要有增长理论为基础,一定要有各种增长模型,但是我们要思考哪些是我们落后国家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发展理论一定要讲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在一般意义上是一般性的增长理论,任何国家开始要经济起飞,一定会出现一个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一定需要有一个新的部门开始成长,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技术,或者新的市场,或者一种新的机遇等等,开始有一个部门能够使传统社会得到改变,传统的劳动力的分布得到改变。一定是这个过程,所以刘易斯模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般性的。但是他所描述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在200年前,15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正是我们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是一般性。

  到了我们今天哪些是特殊的,落后国家当出现,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后,落后国家特殊问题在刘易斯模型当中体现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当你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时候,你的增长的过程,你的起飞的过程。

  第一往往借助的是一些外资,借助的是一些现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这些科学技术成果不是你所发明的,而这些科学技术这些知识,包括这些资本,它的价格可能更高,因为它对你来讲它的稀缺度更大,发展国家稀缺度比较小,在你这儿稀缺度比较高。结果是什么?这些要素的回报率往往就更高,比正常情况下还要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利润率特别高。

  刘易斯模型工资总是恒顶的,如果你资本要素差别不是那么大,稀缺度不是那么强,那些要素回报率没有那么高,而我们的回报率特别高。我们中国的利润率这三十年来在世界上都处于高水平,尽管我们现在说中小企业利润率不高,而这个利润率高解释的是什么?当然后面还有一个国别要素,我们要达到刘易斯拐点,最后不断累计,这个利润率就越来越高,解释什么问题?解释我们中国这么储蓄率问题。大家现在都知道,中国的储蓄率高,不是因为中国人作为消费者特别爱存钱,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储蓄特别高,企业储蓄高从哪儿来?企业利润高。未分配利润就高,未分配利润就是企业的储蓄。这是我们落后国家的特殊解释。

  落后国家如果你实现增长了,如果你有制造业,你的这些企业的制造业的利润率特别高,外资的回报率也特别高,然后我们的稀缺要素,因为稀缺要素现在掌握在世界比较先进的这些知识,我们的白领,受过教育的人,高等教育的人,因此差别就特别大,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点,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概念,通常的说法是什么?通常说法就是,你的工资提高了,因此你现在已经竞争不过工资比你低的人,但是你又没有高新科技能力,你只有廉价劳动力,你还没有高新科技能力,因此你又没法跟发达国家竞争,高不成低不就,你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定义就这么定义,这个我在国际会议上跟世行写这个报告的专家辩论过两次。我说第一世界上不是光有低端技术和高端技术,有大量属于中间的技术,大量的产品也不是卖的很贵,像德国那么高,也不像我们以前过去产品这么低,大量是中间。可以看一下淘宝,不都是低端的吧,价格也是中端的,技术也是中端的,质量的也中端的,这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不谁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第二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刚刚走出贫困,刚刚走出低收入的国家,刚刚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就变成有发达国家那样创新竞争能力的国家呢?怎么可能?

  第三世界上就是很多国家,他们用着中等的技术,挣着中等的钱,持续在发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定义是不对的,我不去讲其他。他们还跟我辩论,你们没有这些问题你们有其他问题,你们有政府管制。我说你们可以命名为其他陷阱,政府陷阱、国企陷阱也好,这些问题早就存在,没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一直存在,今后可能还存在,高等收入可能还存在,你管它还能叫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等收入的特殊问题是什么?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特别大。

  相当于什么?刘易斯拐点的前后,收入差距是最大的。过去劳动力收入压的非常低,又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你的工资还不能跟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提高。整个社会这时候差距是最大的,一切国家到了这个阶段,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这个阶段,我是用刘易斯拐点去解释酷斯列斯(音译)曲线,酷斯列斯(音译)曲线有一个倒U字,有一个低端,收入再往前发展,收入水平再高慢慢又逐渐平等了,中等收入的时候收入差距最大。收入差距最大可能导致两方面问题使经济陷入陷阱,一方面可能社会进入动荡,政治危机,政治革命。另一方面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可能就搞了过大的社会福利,入不敷出,导致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危机,也使经济掉入陷阱。

  这是一般性的问题,就像刘易斯拐点对于任何经济来讲都会发生的问题。落后国家特殊问题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英国、欧洲。150年前法国大革命,法国第二次大革命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那时候当时贫富差距最大,工人没有权利,收入非常低,社会动荡,整个欧洲都在起义。后来是被镇压下去的,当时工人都还没有选举权。而那个时候,发达国家不是落后国家,那时候的英国,不叫中等收入,那时候的英国仍然是最高收入。我们现在的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是因为有了发达国家跟我们比着,有了这种差距的比较,我们叫中等收入国家,他从来没当过中等收入国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结果就出现两方面的结果。

  第一方面可能我们出现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特别大可能有腐败的原因,跟这个对比也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说它。还有两方面,可能使我们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掉入陷阱的危险性特别大。第一有发达国家那儿比着,他们已经比较平等了,他们的社会福利已经比较高了,我们天天比着。落后国家的人特别不幸福,现在大家想想,网上天天传的什么东西?都是传着发达国家最美好的事情,来比我们最糟糕的事情,比得大家都不幸福。有这个参照系,有发达国家好的参照系,落后国家特别容易发生政治动荡,社会不满的政治动荡。

  第二方面,想想英国那个时候,他们坚持不搞社会福利。德国最后是先搞的,社会保障这些东西。而我们现在,发达国家那些优惠的福利政策,天天我们那儿大家在比,看看人家走进医院政府全包。很多人在说这个话,于是落后国家就特别容易在人均GDP2000美元的时候,3000美元的时候,要实现人家20000美元、30000美元的时候搞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天天跑到你这儿来也跟你宣讲,题落后差距,你看看我们的福利制度,你好好学习学习。现在他不说了,因为他财政危机了。

  然后我们就特别容易掉入福利陷阱,入不敷出。这就是拉美,大家想想。我们现在一说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就想到拉美。你想想拉美的例子是不是,从贫富差距开始,要么社会动荡,制度动荡。要么入不敷出,高额债务陷阱,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因素,这就是重要因素。

  因此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的特殊问题是各个国家都容易发生的,法国第二次大革命的时候,那个阶段相当于我们这个阶段,各种问题爆发,包括污染等等,都差不多。但是他过去了,他因为没有各种比较,拉美没过去,失去十年,可以说他调入陷阱,这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的特殊问题。我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体会这些问题,感受这些问题。这是负面的这些因素。

  讲讲正面的,发展经济学我们落后国家怎么发展,我们怎么才能增长?

  我们落后又要增长的比别人快,我们靠哪些要素增长?哪些是我们发展经济学可以研究的特殊问题?在差距当中来思考的问题,落后国家特殊问题,特殊的一些增长的要素。

  这一块我首先要说的是后发优势的问题,作为落后国家我们没有知识,大家都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们没有那么知识,我们教育水平比较低,我们科研水平比较低。怎么办?我觉得这个要素其实比比较优势还重要。就是我们通过开放,让别人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儿来。现在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有一个外溢效应,外溢效应当然首先指得是互相影响,互相知识碰撞产生新的知识。我们通过开放让别人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儿来,使我们知识这个要素在增长过程当中,迅速增长,迅速扩大,迅速发挥作用,你仔细想一想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其实这个要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出国留学,包括引进外资,包括观察人家怎么生产,包括山寨之类的东西,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比比较优势还重要。这也是我们到今天,我们能够为发展经济学作出的贡献,就是说我们落后国家怎么增长?赶快开放,我不具体讲各种要素,我们的经济发展,都是因为这个因素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差距可以迅速缩短,我们可以保持持续的增长。

  第二,怎么利用好比较优势?

  在这儿我想说的一个特殊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要用好我们现有的要素,你没有知识,制度也有问题,你怎么把现有的要素用好?你最初很穷,没有钱,积累的又比较低,怎么用好劳动力?但是用好劳动力使劳动力怎么能够更多的进入制造业,发展制造业?是你能不能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这个就回到前面所说的,发展经济学最早研究的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落后国家跳不出,我管它叫资源陷阱。它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卖,又没有能力搞制造业,发达国家都是搞制造业,然后他就开发一些自然资源,从农业到矿业,这个也是现在世界上的一大问题,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估计到今后若干年都会有这个问题,世界资源价格暴跌,很多人都怪中国,你们中国经济放缓了,资源价格暴跌。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制造业的这些发展国家,现在掉入了陷阱里。跟过去一样,为什么那时候发展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关系问题,是依赖边缘国家,中心国家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发达国家提供制造业,你拿什么东西跟他交换?你拿资源。而资源的价格,包括粮食的价格是不断下降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因为它的需求不断提高,叫做收入的弹性比较高,结果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然后你的增长,你能不能增长,取决于发达国家想不想要你的资源。现在很多国家就掉入了这个陷阱里。

  而中国能够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制造业,现在很多人还在批判中国的制造业,说我们服务业不够高,说我们只会制造不会创造,你发展中国家先要能制造,这是你的根基,你就跳出了资源陷阱。你就能够逐步的在制造的过程当中,知识可以不断增长,你可以持续的产生增长。但现在世界上比较大的国家,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墨西哥,拉美、非洲、南非现在也掉下去了,几内亚也掉下去了,想想真是墨西哥,因为有美国人、加拿大人到那儿投资建厂,他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了,他还在持续增长,其他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都是依靠资源的话,现在的话必须依靠其他国家。刚才刘遵义教授讲,中国是一个大国要依靠自己,其实你没有制造业的话很难依靠自己,不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我们有了制造业能力多么宝贵,从这儿开始走起,我们这创造之类的事情才能说得起来,这是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我觉得过去老说掉进怪圈,走不出去,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那些问题,我们真正的出路在什么地方?要赶紧通过引进外资,我们来发展各种制造业,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发展我们的制造业。

  这几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增长理论是一般的理论,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我们落后国家特殊的问题,着重于落后,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增加模型为基础,着重研究我们落后国家特殊问题的这套理论,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努力思考的,通过我们新的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通过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真正发展出一套。有用于落后国家增长的一些理论。

  讲完这些之后,最后你要说把这个概念真正讲清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国别因素和一般理论,一般理论应用到一个国别,一定有特殊的东西,中国哪些东西特殊。你比如说中国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殊问题。其他国家都没有农民工的问题,就是农民工来了,在城里打工几年又回去了,回去了这件事,农民工我们称为农民工早退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早退这件事让大家看上去好像中国到了刘易斯拐点,而且确实导致了我们劳动力短缺,工资过早上涨,一系列的特殊问题。但是这是我们的特殊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等一系列问题造成的,今天不多讲,这属于我们特殊问题。

  然后我们的然后特别多,劳动力充分就业,刘易斯拐点可能特别晚。你别看农民工回去了,农民工回去了是回到农民低生产力,低收入状态当中去,贫富差距还固化了。你说表面上好像工资上涨了,劳动力短缺了,其实远远没有到刘易斯拐点,我们还有30%的劳动力是农民。

  但是人口多,确实使得我们高速增长时期特别长,四小龙都有了三十年的高增长,我们至少得六十年,所以再有三十年的高增长,在我看来是完全合理的。顺便说一句,刚才说的追赶指数,韩国1979年就到了13%,他那之后又有20年高增长,我们至少还得20年。再一点,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就有地区差距,地区差距就产生了一个,最近的新词“回旋余地大”“韧性强”,刚才刘遵义教授也讲这个问题了,用我的话说,我们可以有两个中国,三个中国持续发展,先是沿海地区,现在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有东北,逐步一些其他地区,我们制造业可以不转移到越南去,不转移到孟加拉去,转移到河南去、湖南去,我们还可以持续增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看到一般性的规律,同时要看到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看到我们中国的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优势,通过这个理论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我们可以提出更好的,更清楚的,更正确的政策建议,使我们中国的经济能够真正的持续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梦想,谢谢大家!

  巫和懋:

  谢谢樊纲教授非常精辟的演讲,下面一位是卢锋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他也是我们国家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财政部、人社部、央行的咨询顾问,他对开放宏观经济研究非常深入。我们欢迎卢锋教授!

  卢锋:

  谢谢巫老师,也谢谢海闻老师的邀请,来到漂亮的汇丰商学院新楼,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心的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

  我今天想讲一下中国持续追赶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樊纲教授,实际上从理论的定义的层面,我觉得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的背景,也就是说增长是一般的原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增长,一个落后国家它要在一个成功的,要实现跟国外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数量,它的经济增长数量就要更高一些,就要追赶。

  我今天把追赶的问题把它锁定在一个稍微具体的背景下,我想讲三个问题;

  1、中国经济追赶提速;

  2、改写全球经济版图;

  3、站在历史新起点上;

  所以我第一点,会给大家来通过观察一些数据,来对提速做一个描述,也对这个提速背后的原因,我们做一些探讨;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所以它的经济的提速,不仅标志着它的一些追赶指标,包括刚才樊纲教授讲的追赶指数在提升。实际上意味着对全球经济整体的格局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我们对这个影响做一些观察。第三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怎么看未来的追赶前景,有各种观点,我想侧重的,正好跟刘遵义教授讲的思路有点接近,像从中国的高储蓄,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比较高,从这样一个角度,我想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增长的前景,做一些探讨。

  我的结论就是,由于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如果我们能够贯彻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使得我们的制度,能够支持高储蓄,变成一个高效的资本,中国今后的追赶,实际上还是有望持续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表;PPT上的表在说明,过去30几年我们分成两段,一个是新世纪以后的十多年,一个是早先的20几年。实际上我们看这两个阶段它追赶的形态和一些指标,有了一些重大的区别。

  首先可以看到,实际的用本币衡量的指标,无论是增长率,人均量的增长率,都是接近的,也就是刚才讲的大概是9%—10%的水平上,所以后期除以前期的指数,一个是1.03,一个是0.89很接近,但是如果用汇率衡量的美元国际货币这样的指标来计算,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量,还是人均量都有了一个空前的变化。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率,基本上是早先20多年的两倍多,增量扩大的幅度是早先20多年的7、8倍,也就是说我们在新世纪一个基本的事实,对增长形态的描述,就是增长的速度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和提升。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提升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超预期的提升,简单的说2005年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在一个国际的场合,专门预测了中国未来的增长的美元的衡量的数量水平。他认为到2020年,也就是5、6年以后,中国的GDP的总量用汇率衡量,美元是40000万亿美元,人均量达到3000美元。

  我们知道今年如果不出意外,中国GDP总量用汇率衡量就会超过10万亿美元,因为去年9.5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000多美元,大大超过了胡主席的预测,因为胡主席说的这个话代表了官方甚至学界在八年前对这个问题主流的预测,也就说我们这个增长的提速,我描述的这个提速是大大的超出预期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超出预期的变化?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我第一章表格里面显示的,这个汇率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点,经济的解释,我觉得是因为可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也是樊纲教授刚才强调的,他的生产率有一个实质性的大幅度的要迁。

  第三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制度的变革,使得我们整个增长结构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刚才唐市长讲到的深圳案例,我觉得为这样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或者说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案例。

  我们只有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诞生必须汇率有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后,最初的20多年,10几年,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持续的贬值。大概从1.6贬值到2.3然后有一个汇率的基本平稳,2005年有一个升值。我觉得新世纪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奇稳,以及升值趋势的展开,是构成了我刚才讲的,中国经济增速提速的一个直接的解释。

  为什么人民币汇率要升值?或者奇稳呢?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个人觉得这些意见都有道理,但是我个人也做过一些研究,我个人觉得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角度,开放宏观经济一般规律角度,最重要的最基础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充分条件,就是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持续的追赶。

  也就是说你没有可贸易部门的持续追赶,你这个汇率的持续升值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有了这个持续的追赶,你不升值可能会带来开放宏观经济很多的矛盾。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是大家关注这个文献可能知道,我专门做的数据。这个数据在显示,早年制造业生产率相对增长速度是很慢的,实际上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的追赶,那么他对汇率到新世纪开始发力。我们就问了,为什么生产率会有一个持续的追赶?甚至生产率的追赶在新世纪有了一个巨幅的提升?

  我觉得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国经济的特殊的一些特征表现,刚才樊纲教授介绍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从制度分析的角度,之所以像深圳这样的地方,从一个小渔村能够发展成现在1000多万人的城市,全世界著名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企业的城市,一个重要的背景,它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因为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的降低了制度的成本。

  我记得2008年也是在深圳大学开中国经济学年会,请周青教授他讲到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比较优势是一个必然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持续的降低制度的交易成本,这个要素的比较优势是没法发挥的。

  第二点,我觉得仍然可以从增长理论一般要素来分析,中国仍然符合高储蓄率,高投资回报,通过高投资有效的高投资,然后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生产函数的结构,提升它的效率。从而实现我们讲的,可贸易部门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的追赶。为什么生产力的追赶会集中在表现在可贸易部门?

  传统的服务业实际上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他的生产效率的差别,相对来讲跟他人均收入的差别,这个比例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最突出的显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于可贸易部门生产上不去。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经济要到新世纪以后才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背后实际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早年是乡镇企业,他通过把农业的资源,转移到工业和制造业部门,就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个时候整体的制造业部门,因为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当时的国有企业,他绝对水平并不高。但是由于他把农业本身原来效率很低的资源利用方式,做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他到最后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跟宏观经济有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要进行价格改革。我们要把过去抑制的价格让它自由化,让它作为市场经济必要的信号功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显著的通胀,这个通胀实际上导致了实际汇率的一个过高的上升。它所以需要一个民意汇率的持续贬值来接受,这两个因素到了90年代以后,慢慢的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开放宏观经济,通过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追赶,推进汇率的升值趋势的持续的展开,这个规律到了新世纪以后,就开始发展出来了。

  中国经济的追赶,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因为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不仅是一个小国经济的增长,同时意味着全球格局的改变。我可以说中国经济新世纪的追赶,应该是在21世纪以来,中国以至于全球范围经济,和政治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事件,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做一个观察。实际上这个追赶从危机前就已经发生了,危机后仍然在持续。我这里边准备的是几组数据,宏观经济的数据。

  你比较一下,它在危机前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跟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标杆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做一个比较,危机前的6、7年,中国的制造业的增速,比发达国家要快10倍上下,那么危机后的7年,中国的制造业又增长了将近1倍,但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主要经济体消费增长也有这个特点,尽管要小一点。危机前6、7年,中国总消费增速比主要发达国家要高2、3倍,危机后的7年,比发达国家的累计增幅要高10倍以上。实际上我们的消费整个的增速,也是在快速提升的。主要经济体的资本形成,在危机前6、7年,我们的增速比发达国家高10倍以上,危机后的7年,发达国家基本上是0增长,我们又增长了1倍左右。

  最后一点,刚才讲的是消费,最后一点GDP的增长,危机前6、7年,中国GDP增速比发达国家高4—8倍,危机后发达国家大概增速不到10%,中国经济的增速增长了近1倍。我刚才讲的实际本币衡量增速的变化,如果是新加坡或者是加蓬这样的小国,这样一个增速的变化,导致了这样一些国家增长比较快,那对全球格局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型的经济体,审计上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导致了全球格局革命性的变化,我定义了一个指叫“增量贡献比”,什么叫增量贡献比?全球经济增长1万亿美元,中国如果增长了3千亿美元,到最后中国增量贡献的比例是30%,我定义了一个增量贡献比,这个增量贡献比波动会非常大,另外一个增量贡献比如果全球增长是负数,到最后增量贡献比就没法定义,所以我取的是几年的平均指标,这样避免了全球增长负值不好定义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增量贡献比作为一个度量的指标看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我们就能清晰的观察到,中国经济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

  首先看,中国总需求的增量贡献比,也就是GDP的增量贡献比。基本上现在红线显示的数据,去年的数据应该是在38%左右,因为它取了一个趋势,这个变化是上升的,边上是具体的数值,其实也能看到尽管不是38%,但是在30%上下波动。

  第二个是资本形成,资本形成贡献更大。也就是20世纪时期大概7%,也就是说大概2/3的资本形成是在中国的。

  第三个我们看一看消费,尽管消费中国相对的增长速度比较慢,相对来讲我们增个消费比率比较低。但是我们的增量贡献比从2001年5.3%,上升到去年的28%,显著超过发达国家,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

  最后一个是大宗商品的贡献,这个是一个更加惊人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你看到大宗商品我列了4个,油、铝、铁矿石、铜,最高180左右,最低石油也是80左右。我定义的增量贡献比超过100什么意思?中国如果没有增长,全球的增长应该是负数,也就是说这都是历史的数据,他在衡量中国由于快速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毫无疑问的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全球范围内的,增长贡献。跟最大的美国做比较,中国的贡献增加值201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我觉得这是美国在是一世纪末,19世纪末、20实际初第一次超过英国以后,全球经济体换位的一个标志,只不过当时我们注重的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可能我们对这个传承历史中标志性的变化我们没有注意。资本固定,固定资本形成也是这样的规律,也是2010年左右中国超过的。因为美国把固定资本形成,在今年还是去年,调整成资本形成,所以提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要不然会更小一些。

  第三个是国民储蓄,中国现在看来国民储蓄,可能是中国,或者美国和欧元区加总到一起的总量。最后是中国的GDP,中国的GDP和美国比较。2001年,中国GDP用美元衡量,大概是美国的12%左右。到2008年是31.6%,去年是50.8%。也就是说安全过去的几年,无论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这样一个速度即便把这个速度往下降一个比例,降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大概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体。

  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中国经济追赶使得中国成为最大的增量的动力来源,同时这个趋势仍然在强劲的展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这个里面有大量的争论,无论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观点。大家注意到,美国最近在10月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跟另外一个哈佛经济学家,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基本上就是通过观察100多个国家很多年经济增长的经验,他发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要回归到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值。按照这个规律他预测中国已经高增长了好几十年了,所以中国在今后二十年当中,平均增长大概在3.8%—3.9%,仍然比较高。但是这篇论文他做的非常细致,我们专门深入研究了整篇论文,我觉得他就他本身来讲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运用解释或者预测中国经济增速,无非说了一句话。要想继续保持高增长,那是很不容易的。从统计的规律来讲,很少有这样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样规律的讨论,单用在中国具体一个国家,也有它的局限性。

  因为第一不能解释,为什么按照他2008年增长报告,仍然有十几个国家在二战以后保持长期增长,并且达到了跟美国经济的缩减,因为中国经济人均GDP只有10%,所以还是要考虑中国本身经济的增长的条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很遗憾Summers论文种种原因没有考虑这些,仅仅是政治经济体现局限性来考虑。作为一家之言我们尊重,但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考虑,这个不同角度还是可以从高储蓄率,如果通过经济改革,推动制度变的更有效率,使得高储蓄变得更多有生产率,高效的资本,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能持续。很有意思,这个角度我理解,也是刚才刘遵义教授我们大家看到,他讲到未来增长前景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讲中国高储蓄,为什么都会重视中国高储蓄?其实这个是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的一般的观点。

  我们回忆一下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从刘易斯一直到张培根教授,以及包括哈罗德、多马、索罗他们的新增长理论,其中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变量就是储蓄。因为储蓄能把它变成高效的资本,资本跟劳动力结合以后,人均资本高,人均资本高了以后必然派生出一些,按照新增长理论,知识的外溢,那就会推动经济持续高增长,因为我觉得这是现实中国经济本身的经验,也是国际比较的经验,也是经济理论的一般的道,只不过这个问题在中国,在短期政策讨论下,我们更多讨论的是中国投资太高,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储蓄太高,甚至我们把它解释成中国外部失衡的问题。这样一些讨论,不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它短期宏观讨论的分歧思路和结论,无条件的简单的推延到长期的场合,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本来叫灯下黑的问题,可能忘记了长期增长和发展机制的一些基本道理。其实为了做这个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我专门把经济学术史我刚才讲的这些文献,我没有时间展开讲,我那一次到华中讲过这个问题,当时讲资本回报率,我专门讲了学术史上各种观点,其实学术史你概括十多个几百年大家的观点,我觉得基本结论可以说三个方面。

  第一个,储蓄投资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储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它可持续的增长率是相关的。

  当然合理的投资率,它是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你这个发展阶段里,又有一个特殊的投资,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优投资。

  第二个是中国经济,特别是战后经验,刘易斯跟张培根(音译)教授理论提出以后的经验,特别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有条件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制度条件。某种意义上50年代上增长理论是把制度因素抽掉了。增长理论按照樊纲教授刚才讲的,发达国家他的制度是完善的,基本微调。但是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政府管制、计划主导都行,这个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体制和机制的选择,对于储蓄投资效率,和他的可持续性,具有直观重要的作用,超越市场经济单纯依靠国家来投资,难以解决他的高效率。最后一点就是,物质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嵌入式技术进步,实际上具有交叉连带性的。

  所以索罗模型假定它可以区分,那是作为模型理论区分的便利性,实际上我们观察到,我记得我多少年前就到深圳来看比亚迪,我第一次对这个企业有了特别深入的特惠,同样中学生他开手动机床、数控机床,但是最后生产效率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开数控机床的有了一个几十倍以上的效率,他一定是需要人力资本的,需要物质投资,还需要供应链的配套。然后再需要培训,再需要工人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把这些问题考虑起来,我觉得可以对中国未来增长的前景,从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做一些分析。中国有一个很高储备率,仍然有一个相对很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我们通过深化改革,包括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能够把海量的资本储蓄,变成一个高效的资本,那我们就有可能激活这个企业创新的能力,并且推动技术和产业继续的进步,从而推动中国追赶,能够持续的进一步的延续。

  后面我们就讲一些数据,投资回报率包括资本回报率的数据,把这个观点做一个阐述。

  首先我们看刚才刘遵义教授讲到的这个问题,中国的储蓄率仍然远远高于美国,我觉得发达国家,今天不是讨论发达国家的经济,我认为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我为什么不是很看好美国,我认为他的储蓄率太低,他的储蓄率大概现在是18%左右,按照资本产出率是3倍的资本产出率。意味着他整个投资增长率,毛增长率只有6%,他的折旧大概只有5%—6%,也就是说他整个资本存量没有增长。如果资本存量没有增长,一个经济能够持续的高增长,这个好像是不符合广泛的国际经验,也不符合新增长理论强调的,通过投资,实现知识外溢,实现人力资本得到提升。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跟全球化的环境,跟中国恰恰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是有关系的。

  在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化的市场背景下,一个经济能不能具有一个很相当规模的,所谓自主的,可自生的投资能力,本身是受竞争规律约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很幸运,中国总体的资本回报率,仍然是很高的。可以用两种方法计算,一个是宏观的方法计算,一个是用收入法GDP营业盈余,再加上资本的估计,大概折旧来计算,生产税的扣减这样的方法来计算。实际上中国整体宏观的方法计算的回报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在11%、10%以上的水平,远远高于我们的外汇储备到国外投资,用本币衡量大概0收益的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放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源配置还有很大改进的途径。

  第二点,从部门的分析角度,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刚才樊纲教授也介绍到了,我们的制造业还需要发展,同等制造业还需要延伸,空间延伸和品质的提高。这个离不开资本回报率。中国的工业资本回报率,尽管在过去几年经济,因为它顺周期,所以有回缓的变化,但仍然是相对比较高的,中国的权益资本回报率17.5%,中国的资产回报率,仍然是7.4%,特别重要的是。你看不同的经济性质企业的回报率,完全不一样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这显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通过鼓励竞争,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进一步的提升资本的回报率,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另外再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工业资本的回报率跟美国、日本比较,我前几年写过一篇论文讲到,中国资本回报率超日赶美,现在依然是这个专题,但个讲的是平均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把民营资本回报率跟它比,那中国资本回报率有好多。

  但我还想讲的是,光讲资本回报率还不够,中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在过去十多年中,增加了一亿多,而美国就业总得来讲持续的减少,他是在不断的通过外包,把他回报率低的部门甩到国外去,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资本回报,中国是在快速的就业扩大的过程中,保持了一个很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经济含义。包括上市公司和银行资本回报率都很高的,从增长理论也好,发展理论也好,一般理论原理和国际经验,我觉得中国资本回报率仍然很高,通过合理的投资,变成有效的资本。

  我顺便说一下,我觉得中国可以说缺资金,但是仍然缺资本,我觉得中国我们输出的不是资本,我们输出的是储蓄、资金。那恰恰说明了,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改革,提升效率,把我们的储蓄变成有效的资本,跟我们的不可贸易的要素结合,我们推动中国的持续。但是我刚才讲的,从理论上来说,发展经济理论来看,战后发展经济理论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一个共识性的看法,就是说要把储蓄变成资本,制度是重要的。不是说制度是无关的。选择什么制度呢?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要选择一个市场化的制度。中国在这一方面,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无论三中全会决定,还是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九大阶段性特征,部署了五大任务。最后强调改革开放,要加快推进改革和开放,分段论述改革和开放,我认为跟我的论述是一致的,从我的论述至少要加快三方面改革。

  第一、加快金融体系改革;

  第二、充分重视和发挥企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激活他的创新能力。

  刚才市长讲到深圳这种地方市场化程度高的,我十多年回到深圳一个突出感觉,很多著名国际品牌能看到标志,TCL、腾讯,鼓励这样地区的企业家发挥作用。

  第三、需要认真的应对环保的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一句重话,我们现在资源承载的压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我认为这个话是对的。包括应对,我觉得收入分配不公,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差距过大这方面的问题,从而提供可持续的,有效投资的保障。这三方面具体的观点,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就不展开了。

  我觉得金融改革至少包括三方面;

  1、要素价格改革;

  2、准入改革;

  3、资本市场改革;

  怎么利用资本市场短期繁荣推动市场化改革,避免最好的企业家创造的最好的企业,我们需要到美国上市,而美国买我们这些企业的钱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借给他的钱,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态,推进中国储蓄变投资的变化,第二点要激活企业家的能力,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事情。

  1、依法治国,提供一视同仁的产权保护。我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不同寻常,不仅讲短期问题,实际上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9方面的趋势性的阶段性的变化。有两方面特别强调,要保护产权,要鼓励竞争。我认为这个是抓住了中国经济深化改革的关键,我个人研究宏调史,我觉得宏观调控的政策,市场化、科学化,避免过渡的产业化,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打压民营企业,我觉得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环境保护压力和收入分配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收入分配一方面分配不公,第二分配差距过大,我觉得分配差距过大要应对,要采取社会政策托底的政策应对,我非常同意刚才樊纲教授讲的,不能过渡的扩大福利标准,陷入福利陷阱。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托底社会福利的建设。第二方面我觉得大量分配的问题是不公的,我们正在查处大量的贪腐案件,这说明什么?我们全力介入经济程度,尽管35年改革仍然过于大,仍然过于不够规范,导致了大量的贪腐,而官方的贪腐跟企业的行为往往纠缠到一块,导致分配不公,这就需要依法治国,争执贪腐,政府改革。

  最后一点环境的问题,中国传统的环境压力,已经是非常严重了,现在又出现了PM2.5这样一些雾霾,微颗粒物的压力,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严控排放,包括转移产能,包括条件需求,多方面措施来应对。

  总体来讲,我的结论是,中国新世纪十年的高速增长,它用美元衡量的一系列指标显示,追赶的速度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提升。由于中国是超大型的巨型的经济体,所以中国经济追赶速度的提升,实际上它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我们看到世界上重大事件无不跟这个基础有关,中国仍然有很高的储蓄率,仍然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我们能够深化改革,保护产权,鼓励竞争,激活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活力。我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把海量储蓄变成高效的资本,来推进中国结构的提升,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来继续叙写或者演绎中国经济追赶的历史的篇章,谢谢大家!

  巫和懋:

  谢谢卢锋教授非常深入的分析,我们再请第四位嘉宾,张燕生教授,他现在是国家发展改变与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曾经担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多年,荣获孙冶芳经济科学奖,而且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的讲师,我们知道他对政策形成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欢迎张燕生教授!

  张燕生: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

  今天上午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大餐,也是一个头脑风暴。我们前面也听了很多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从学术上,深入讨论了当前中国的国际、国内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作为政策的研究,我觉得更多还是谈一点现实问题。

  今天想谈三句话,这三句话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报告讲三话,第一句话,三种全会讲“下一步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里头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外向型经济体制,和新35年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在制度上究竟应当发生什么变化?

  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角度来讲,我自己有一个很将列的感觉,过去的35年很成功。包括外向型经济的模式,解决了我们的外汇短缺,资本短缺,商品短缺的约束,解决了我们引入外来竞争压力,促使我们体制的转型,而且解决了过去35年干中学的启动。但是我们知道,过去35年外向型模式再成功,它也将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外向型的模式,它是小国模式,因此在新35年,这种小国模式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么未来的大国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究竟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可以感到,也就是说过去的35年这一页,再成功都翻过去了,新35年开始了。所谓新常态,也就是我们重新站在1979年,也就是说新35年探索的开始。新35年头7年是关键,也就是2020年。

  2020年,也就是目前从国家来讲,确定的目标有三点;

  1、三中全会确定2020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

  我们可以预期,从今天到2020年每一个年度改什么?2020年交的答卷是什么?将会有年度的计划,改革的计划,中期的评估,我估计中期的评估可能会发生在2017年年后,然后期末的盘点,也就是2020年的盘点。这一份答卷,中国人和全世界都将看到,中国新35年的第一个阶段,究竟走的怎么样?

  2、全年建成小康;

  重点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一个指标是城乡人均实际收入要翻番。这两个指标,尤其是第二个指标,实现应该讲是有相当的难度。在新35年,也就是国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观,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下一步的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也就是下一步的发展,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将摆在首要位置上。

  第二句话,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在今年的APEC会议上,中国宣布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达到封值,也就意味着今后在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将实现绝对下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几年,各地GDP至上的指标导向,将会改变为低碳发展,绿色转型和节能减排。这些指标将比GDP指标还要硬,也就是约束性指标。第三句话下一步发展,必须遵循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也就是下一步,将会给最广泛的老百姓创造公平参与,发展过程的机会,同时能够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

  刚才我们卢锋教授给我们讲了危机前的6—7年的数据,那组数据从增长的角度看,是非常辉煌的。可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我经常问自己,那个数据代表的是排他性的发展,还是包容性的发展。也就是在我们发展最快的时候,GDP的增速年均10.7%,人均9.4%,城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4%,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是7%。因此我们下一步如何能够实现包容性发展,如果能够实现基尼系数能够持续下降和收敛,我觉得这是我们新35年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第三句话,三中全会讲到法治将成为治国的主题。

  新35年我们将的最多的一句话将是规范、透明、公平,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两个问题。在新35年,2014年是关键的拐点。刚才樊纲教授、刘遵义教授都非常好的讲了,也就是2014年按照MF,按照世行的预测,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将在2014年超过美国,而且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中国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超过美国的幅度将达到20%。但是我自己就问自己,未来我们将有十座山要攀,我们现在仅仅攀上了一座。也就是我们下一步按照汇率计算的GDP,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

  刚才我们卢锋教授给我们讲,大致上是2020—2030年之间,什么时候我们在人均计算的GDP能超过美国?可能要到本世纪中叶前后。什么时候我们发展的模式,能够由血汗支撑的增长,转变到用智慧支撑的增长。这个转变,可能未来35年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看一看过去的35年,我们说过去的35年,全要素生产率走的最好的是哪个时期?是1992年—2001年,我们说走的最部门是哪些?是充分竞争的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入市后,我们的全要素增长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没有跑过入市前,从这个角度讲也就是刚才我们前面几位教授卢锋教授讲的,全面深化改革,落实三中四中全会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总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有这样一个表述,也就是说下一步从2015年开始,要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要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为什么2015年要提出这个目标?能不能考虑在不远的未来,1993年以来双顺差的局面,有可能会出现拐点性的变化,当我们谈贸易顺差的时候,我们知道一般贸易,中国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是逆差,服务贸易是逆差。而贸易顺差主要是外商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可是从去年的数据我们看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去年的增长率是负的0.3,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是正的10.1,但是从顺差情况看,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的顺差去年是总顺差的150%,加工贸易的出口站总出口的比重,已经从55%,下降到32%,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前35年的待工的模式,前35年嵌入跨国公司工序分工的模式,正在走向终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可能从2014年开始,在2015—2016年会表现出来。也就是我们的ODI有可能会大于FDI,我们的证券投资,我们的服务贸易都将是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5年的外汇储备,长期持续大幅增长的局面,正在进入一个逆转的拐点。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出口的产品看,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出口产品的增长率,最高的是传统产业。也就是纺织、服装、鞋类出口的增长率,明显高于高新和机电产品的出口。为什么?我自己对这个数据的解读是,传统产品受到的打击最早,是从2005年开始,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实施特保制裁,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受到的打击最早,调整最早。因此初步见效最早,因此我们即使在去年到今年,棉花价格倒挂6000块,也就是传统的纺织、服装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纺织服装的效益指标,比2010年仍然是趋于上升。

  因此我通过这组数据我联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中国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的调整,结构调整是第一波,极点会不会是第二波,高新会不会是第三波,在我们所在的深圳,我们所在的珠三角,正在发生从贸易到工业,到整个调解的调整,正在初步取得显著的成效。因此前9个月广东GDP只有7%,明显低于山东、江苏,但是克强指数三个指标,我们明显好于江苏和山东。这就是结构调整带来的变化,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三中全会有一句话叫“形成权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亮剑突出表现在今年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主题是贡献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成果是三方面。

  1、批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

  2、统一大力推动亚太地区结构改革;

  3、批准APEC互联互通蓝图。

  亚太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主要是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如何破解区域经济碎片化的风险,什么叫碎片化?三中全会有一句话,也就是说,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这个新形式突出表现为全球贸易规则编剧,也就是我们讲到的TPP,我们讲到的TPIT,BIT,ITA。今年3月4日,美国副总统有一篇文章,发表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那篇文章非常明确的讲,TPP就是针对中国的。因此对中国来讲,也就是面对全球规则变局,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下一步的中国,究竟是想做一个全球负责人的大国,还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大国。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这次的,今年博鳌论坛上,克强总理明确代表中国政府表态,中国对TPP持开放态度。中国的应对战略是寻求超越零和驳议的战略,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今年的APEC会议上,中国政府第一个建议,推动亚太区域的一体化。因为我们知道,亚太自贸区的方案,包括美国和TPP的成员,包括中国和RCEP的成员,他是一个能够包容我们整个亚太地区,各种经济体他的开放的利益。这是中国今年APEC会议上第一个亮剑。

  第二个亮剑,也就是中国和美国正在寻求下一步如何能够使TPP包容中国,RCEP包容美国,双方寻求开放合作避免对抗的方案。

  第三个亮剑,也就是我们和美国学者在过去的3—4年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中美之间,有没有可能先签BIT,后签BITT,然后最后寻求建立中美之间的FTA。

  学者们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国和美国各委托一个单位,开展研究。美国就委托的是彼得森,国家经济研究所。他的名义所长勃艮思腾(音译)去年我们在华盛顿学术交流的时候,他代表了他们课题组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是,如果中美合作,中美机制性合作,双方带来的收益将是对等的收益。勃艮思腾第一次讲的是能够给美国国民收入带来1%的增长,能够给中国的国民收入带来2%的增长,但是后来正式发表的正式的英文文章,他修正了他的结果,修整结果也就是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中美双方学者目前,来讨论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双边投资贸易开放协议,中美双方FTA协议,这里头核心的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新兴国家,能够给予中国多长时间的过渡期。在我们今年在北京的对话的时候,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他讲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曾经给墨西哥15年的过渡期。当时我马上回应,我说中国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最后能不能给,这是两个大国,战略博弈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BIT在这次的美国财长来北京之前的谈话是说,上海的试点,和2013年的负面清单,和2014年的负面清单,对美国关键领域并没有开放。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亚太地区,如何解决区域合作碎片化的矛盾,如何解决全球化正在走向四分五裂的矛盾。那么最后的几个问题,我点一下,也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中国的一代一路像刚才卢锋教授所讲到的,下一步中国不缺资金,缺资本。中国6万多亿美金对外金融资产,ODI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也就是10%,6000多亿。因此下一步中国过一带一路,下一步中国通过走出去,将把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0%提高到15%,提高到20%,提高到更高,也就是下一步的中国将从全球视野来考虑我们的产能配置,资本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配置。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步三中全会提出“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我们应该讲,从现在中国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我们会发现,中国培育新优势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5年,2012年以前的数据,代表了一条旧趋势线,2012年以后开始了中国新35年的新趋势线。这条新趋势线,和过去的35年,也就是我们在供给,需求、创新,我们在绿色环保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叫新35年中国,也就是我们面临着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对下一步中国的增长,我觉得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谢谢大家!

  2014年12月14日(上午)

  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4日 上午

  会主主题: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参会嘉宾: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海闻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 冯学钢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巫和懋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 胡永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副院长 黄益平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副总裁 肖耿

  主持人:

  各位嘉宾,各位参加会议的代表,相信大家在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三个论文的分会场,多得到了丰厚的收获。我们现在,再回到主会场,进入到第二个嘉宾演讲的环节!

  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主讲嘉宾,第一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分校经济系的胡永泰教授;第二位也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第三位同样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现在在香港经纶国际研究院的肖耿教授。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第一位主讲嘉宾胡永泰教授;

  (英文)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胡永泰教授!

  胡永泰:

  早上好!

  我非常感谢海闻院长给我这个机会,来这儿跟大家交换意见,关于在新常态人民币和上海,对中国梦能作出什么贡献?

  (英文)

  拉丁美洲最大的五个国家,他们1990年的时候平均是30%,今天还是30%,因此我们才有了今天中等收入的观点,他们追不上美国的生活水平。他们1960年的时候,平均已经是30%了,今天还是30%……(英文)

  说到西欧,说到拉丁美洲,看看在亚洲的情况怎么样?

  亚洲,我们看PPT,第一条最高的是日本,第二是南朝鲜,第三是台湾,第四是马来西亚,第五是泰国。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是超过泰国和台湾的。

  在1994年马来西亚已经到30%了,今天马来西亚还蹲在30%。

  泰国1994年也到了27%,今天也是27%。因为他们这两个国家,是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边。……(英文)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他们把他们的资本账户打开以后,就有了金融危机。……(英文)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刚才胡永泰教授的演讲非常引人入胜,我相信大家都听的如醉如痴,下面还有更加精彩的演讲。

  第二位主题演讲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先生!

  黄益平教授同时兼任澳大利亚国利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华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亚洲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等。

  黄益平教授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下面有请黄益平教授!

  黄益平:

  谢谢主持人!

  刚才在念介绍的时候感觉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感谢海闻院长、汇丰商学院和中国经济学年会给我这个机会,今天上午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我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

  刚才大家听了胡永泰教授的富有哲理和充满激情的演讲,我每次觉得跟着胡永泰教授后面讲话,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前面讲的好,后面压力就很大。而且他讲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人民币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想了想,我没办法,我不可能在大话题上跟他竞争。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可以跟他竞争。

  我觉得胡永泰教授我认识他20年,中文进步不是很大。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我跟他比一下,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他刚才讲了一个国际金融的问题,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国内金融的问题,是一个很小的话题。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金融改革,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融资这么难?融资这么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应该说,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因为钱总是不够的嘛,最简单的来说。而且我们通常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所以任何国家,你到每一个经济区看,跟投资者讨论,每个人都会说融资很难,成本很高。但我似乎感觉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尤其突出。而且最近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我想大家如果关心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问题,大家已经感受到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下了很多文件,试图要解决我们现在融资难的问题。

  就在不到一个月以前,11月中的时候,国务院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出了10条措施,专门要缓解企业融资成本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究竟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说国务院其实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融资成本的问题,得到根本性的缓解。问题在什么地方?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其实要说融资难,我们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当中,其实钱并不少,钱并不少一个最综合性的指标,就是我们用M2,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中国现在大概是200%,这个在世界上已经属于最高的水平。钱很多,但是融资难,同时我们的融资成本很高。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我们央行,我们监管机构,包括很多学者,也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杠杆率太高了。杠杆率太高了,所以可能导致最近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没有大幅度的放开货币政策的宽松,我们看到过去一年经济走势一直向下,政府在采取微刺激的手段。

  但凡微刺激的措施一放缓,经济就开始下行。所以这似乎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政策,来刺激增长。但是央行在今年以来,一直很保守,应该说很谨慎。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的一个猜测就是,很多官员觉得我们现在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杠杆率已经很高如果再进一步增加杠杆,很可能会加剧我们的金融风险。

  杠杆率到底高到什么地方?有几个比较简单的指标。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中国2013年的数据,看非金融部门总的负债占GDP的比重。现在大概应该是在220%,这个比例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平均大概150%相比,已经高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杠杆率和负债,其实已经比较高了。尤其是我们看我们的企业部门,企业部门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在全球危机以前,大概是在80%左右。现在已经提升到了130%。所以杠杆率在不断的增加,钱的总量很多,为什么我们的融资还会这么困难?

  这个问题其实是令人疑惑的,感觉我们政府也经常说,其实钱不少,钱很多,流动性很充裕。但是我们企业一直感到很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要理解这个问题,可能首先还是要往会退一步。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个境地,简单的来说看过去30几年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市场化改革的道路。

  但是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我们其中又采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策略,是一个“双轨制”的策略。我自己的概括,其实我们实施了两个“双轨制”。第一个双轨制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双轨制。在改革初期,我们要往市场走,但是我们采取的措施和前苏联、东欧不太一样,不是把计划经济全部都给打消了,把国有企业全部都给私有化了。而是保留了国有企业但是同时创造条件,创造环境,让民营企业更快的发展。

  当然最初的设想是,如果非国有经济快速成长,那么最后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会不断的下降。我们自然就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是我觉得我们做的第一个“双轨制”。

  这个双轨制应该说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应该还不错。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去30几年10%左右的GDP增长,经济增长很成功,所以觉得这个双轨制可能是做的不错。

  但是,我们今天也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国有企业在这么多年来,其实对经济贡献,尤其是对宏观稳定的贡献,可能不是十分正面。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三次比较大的改革。

  第一个改革是“财税改革”,做了分税制。为什么要做财税改革?就是因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初期的36%,到90年代下降到了11%,很多地方连吃饭财政都保不下去,所以后来进行财税改革实行分税制度。

  第二个改革是90年代中期,我们实行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为什么要抓大放小,因为在当时国有企业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当时说法是1/3明亏,1/3暗亏,1/3持平。其实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做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都不用民营化、私有化这样的词。但是其实是在一夜之间50、60万的国有企业都不见了,所以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改革,当然留下了一大批规模比较大,盈利状况比较好,我们认为是在很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留下来了。

  第三个改革在90年代后期,“银行的改革”。1998年前后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国家银行平均不良贷款比率大概在30%—40%。大家可以想象,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一个银行的坏账比例如果这么高,肯定是发生了银行危机。当然我们没有发生显性的银行危机,因为政府把它们给兜起来了。但是随之我们推开了一系列的银行讲话,包括引进战略投资者、国家注资,最后上市,现在看起来我们银行都很赚钱。

  为什么在90年代做了这么多改革?我自己觉得就是前面第一个双轨制,不是特别顺利。国有企业尽管他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还是在不断的放大,或者没有减少,或者甚至放大了。所以我觉得90年代我们碰到的三个危机的情形,财政的问题,国企本身的问题和银行的问题,都是跟国企所出现的问题带来的效益损失是有关系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去年11月开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共有60条。国企改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其实是说到今天,国企改革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双轨制。

  第二个双轨制主要是我自己学术研究的兴趣,是看我们过去30几年的经济改革,市场化的过程。其实是不太平衡,不太对称。我们看到产品市场几乎都已经放开来,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产品,你去买产品基本上都是随行就市,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还存在户口制度,在能源市场政府还在调控价格,土地上农村和城市都是公有的,最严重的干预当然是在金融市场,我们都知道在金融体系当中,政府还管制利率,干预汇率、影响资金的配置、控制跨境的资本流动。政府有各种干预,我自己的看法,我们过去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或者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可能是理解我们过去30几年,一方面经济增长很成功,另外一方面结构失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最重要的理由。

  当然我今天想特别强调的,关于第二方面的要素市场扭曲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刚才说就是金融市场的扭曲。我们在经济学里头把它称作为金融抑制,其实是指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金融。政府干预到底有多严重?RFM有一个指数,它一贯刻划了金融体系七个方面政府干预的程度,综合起来91个国家提供了数据,中国金融抑制在这91个国家当中排名第87,也就是说我们金融抑制的程度在全世界几乎是最高的,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是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其实跟我们过去金融改革的特征是有关系的,我们金融体系看上去金融抑制程度很高,政府对金融干预很多。但是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庞大。我们今天知道,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世界都可以排到前10,在国际体系里头,现在要认定系统重要性的银行,我们在四大银行里头有三家列入到里头。这两个看起来似乎都是比较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是我们的规模做的很大,一方面是我们的政府干预还是很多,我用一个简单的话来概括是,我们过去金融改革30几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十分强调体系的建立和规模的扩张,但是没有特别注重市场的放开,和治理的改善。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到1978年12月份开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三中全会决定我们要搞经济改革,当时的时候中国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叫“中国人民银行”,它同时承担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任务。30几年过去,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非常的庞大和完备,从一行三会的监管制度,从三个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无数的城乡银行,包括现在有很多各种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等,从体系上来看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几乎市场经济国家有的金融机构,我们都有。从这个金融规模上来看,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规模其实已经很大了,我们的M2占GDP的比,这实际是一个金融规模的相对指标,在全世界几乎都已经是最高了,举个例子,我们认为债券市场是最不发达的,债券市场最不发达,但是我们现在的债券市场,已经在全世界排到第三位。去年我们在债券市场上的融资,在全世界占的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的规模,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的体系已经很完备。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市场搞的这么大,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利率、汇率、资金配置、资本的流动,其实政府都是干预的。再加上我们的治理结构,我们大部分大型的金融机构都是国家控股,它的行为和市场机构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但是在这里头我特别想提出跟我们融资成本有关系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利率的管制。

  政府对利率的管制,在过去几十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形成一个利率的双轨制,也就是说政府在正规体系把利率人为的压低,这样它的好处就是能在正规体系融到资的企业和机构,可以获得比较便宜的融资。但是,只有一部分机构可以获得融资,可以想像。所以利率压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必须对信贷配额进行管制,必须对数量进行管制。那么数量管制以后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政府要干预信贷的分配,所以大型的企业,国有企业可以比较容易的获得融资,但是剩下的中小企业、一般的个人,在正规部门融不到资,只好到非正规市场去融资。如果大家学过数学都知道,在一个有双轨的市场,如果正规市场价格被人为的压低了,那么在非正规市场的利率一定会被人为的抬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正规市场,银行贷款利率、基准利率6%左右,在非正规市场,信贷、理财等等其他形式的影子银行,我们的利率在12%—15%,在地下钱庄更是30%—50%,这两个其实是有相互联系的。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为什么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首先是跟我们的利率的双轨制,其实是有关系的,政府在正规部门把利率压的很低,意味着相当一批,本来应该获得融资的企业,在正规部门融不到资,中小企业到银行贷款就比较困难。融不到资的一个直接结果,只好到外头去融资,到外头去融资这个体系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融资成本将会非常高。这其实是正规部门压低融资的一个直接的结果。那么我们现在还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说,我们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部门。我其实不是特别理解,什么叫金融没有进入实体部门,因为你去问银行、信托产品,钱最后都是到了企业,没有谁说谁钱留在口袋里每天看着,这样的人还比较少的,除了个别的官员有这样的爱好,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大多数钱其实都是下去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不行?我觉得跟我们的利率双轨制是有关系的。

  利率双轨制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钱都是流向了大中型的企业,不客气的说,大部分钱都去了国有企业。我刚才说的企业的负债,占GDP的比重现在已经到130%,这其中的80%都是国有企业的负债。所以可以想像,其实国有企业把大部分债都拿走了,剩下的给我们中小企业给其他的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当然很少了,我们现在知道,在总的工业产出当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到20%。但是,在总的负债当中,我刚才说的他们拿走的债务,他们所占的总的债务当中的比重还占到80%,你可以想象一下,剩下的贡献了80%左右的产出的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能拿到的钱是多少?他们的融资成本是多少?是可以相信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经过四万亿政策的刺激以后,我们产业当中的过剩产能从2007年的25%,现在上升到35%。很多企业继续在生产,继续在借钱,但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其实是没有出路的。或者我们把它称作为僵尸企业,过剩产能最突出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钢铁、电解铝、造船、化工等等”,实际上在这些行业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但是他们继续可以从正规部门融到资,他们不生产。所以我们总体的感觉是很多钱都下去了,增长没有上来,领导也很着急,觉得我们钱是不是没有被用起来?我的理解是,钱是下去了,也在用。只不过是钱到了效率非常低的地方。我们现在的过剩产能的比例,已经接近1997年韩国的水平,接近1989年日本的水平,大家都知道,韩国1997年以后,日本1989年以后都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恐怕不是简单的一个表面的融资难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一个双轨制,利率的双轨制,或者更宽泛的说,我们现在金融抑制的政策,在过去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伤害,起码我们看到了,一方面金融抑制很严重,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金融增长还是很好的,为什么还要担心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在过去做过的一些研究当中发现,中国的金融抑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的。但是到了新世纪以来,对经济增长的变成了负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理解,我猜测金融抑制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好的,但是后来发现早期是对金融好的,但是后来不行了。后来我们理解,也可以从文献当中可以看到,也许金融抑制它有不同的功能。

  首先我们大家都理解的叫麦金龙效应,就是金融抑制必定是降低效率,必定是遏制金融发展,所以是不利于金融发展,这个应该说是麦金龙(音译)教授的观点。但是后来也有别的观点,在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变得越来越频繁,为什么越来越频繁?其实跟这些国家的金融开放有关系,金融自由化有关系,也许在你的市场不够发达,你的监管水平不够高的时候,任意放开你的金融体系,可能对经济是不利的,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也许在一个低收入国家,适度的金融抑制有可能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处置、应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们理解,把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成两种效应。

  一、麦金龙效应;(负的影响)。

  二、一种是正的效应;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段,可能主导是不同的。

  我现在的理解是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经济水平比较低,正的效应占主导。现在更好反过来,麦金龙效应主导。过去我们金融抑制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很严重的伤害,现在这个形势已经改变了,不改革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我自己觉得,我们最近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这么快,跟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开放是有关系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不光是对增长有负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过去的很多抑制性的政策,已经很难延续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热钱流进流出,我们有很多影子银行,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现在还保留着跨境资本的管制,尤其是短期资本是不允许随意流动的。我们很多影子银行也并不是被允许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热钱的流动,和这么多影子银行的活动?我觉得它反映的就是正规部门的金融抑制政策很难持续下去。简单的换一句话说,我为什么去买理财产品?因为我不想把钱放在银行里头,因为放在银行你给我存款,每年的存款利息是3%,每年的通胀3%左右,当然现在低很多了1%左右,也就是说你把钱放在银行一年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所以我就到市场外去做,所有的影子银行的活动其实就是银行脱媒的一种表现,我不想跟银行玩了,这是我觉得很多人把它称作为叫自发的利率市场化,不在正规系统里,把钱拿出来,在外头来做。这样的一个自发的利率市场化,无论是理财产品、信托产品还是委托贷款,应该说对于效率改善是有利的,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这些新的非正规市场,可以获得融资获得贷款。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自发的利率市场化,是一种不好的利率市场化,我把它称作为一种坏的利率市场化。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坏的利率市场化?有两个问题;

  一、在产品市场发展的时候,没有相应的监管体系,所以风险没有得到控制;

  比如说发产品的人不知道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买产品的人也不知道产品到底有什么责任?我这里头酝酿了很多风险,我们现在都知道,但凡听到哪一个产品要毁约,整个市场开始动荡。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机制没有设施好,所以以后要加强监管,这是一方面;

  二、我们在这个变相、自发的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准政府的机构也参与进来。

  举个例子来说,地方平台在这里头使劲的发债,地方平台到这里融资直接的结果,第一抢钱,本来中小企业可以在这里头融资,地方平台一进来他的规模比较大,他就抢走了很多钱。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的是这些地方平台他尽管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但是他是地方的蒲台,大家都相信政府最后是会给他兜底的。最后会给他兜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他发这个产品的利率10%、8%、12%等等也好,变成了新的无风险利率。也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平台好,或者不好。但是它肯定不会违约,因为政府会兜底。政府会兜底,这是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率,这样的话,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另外一个企业如果想再来融资,他就很难按照地方平台的利率来融,他必须要往上走。所以说,地方平台的进入其实是人为的提高了无风险收益率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降低融资成本,实际上效果不明显。11月中有10大措施,最后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有一些我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有一些很难操作,他说要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定价,还有金融机构避免信贷结构喜大嫌小的倾向,这些可以说但是很难做到。如果大家同意我刚才的分析,我觉得现在融资成本这么高这么难,核心问题两条。

  第一我们前面说的利率双轨制,人为的导致了市场上的融资成本很高。

  第二我们尽管出现了自发的利率市场化,但是这个自发的利率市场化不是一个好的利率市场化,尤其是这些准政府机构平台的进入,人为的提高了无风险收益率,把每一个机构的收益率都提高了。

  到底怎么才能真正降低融资成本?我简单说三条;

  1、从总量上入手;

  如果你觉得企业融不到资,钱太贵。当然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在短期内要想办法,我觉得还是要从总量上、政策上入手。比如说降准、降息,央行现在担心会不会降准、降息,会不会进一步增加杠杆率。这里头可能有一个问题,但我特别想提出的是,我们不要把宏观审慎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混在一起,这是两个问题,短期内你认为经济增长下行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就要采取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放松、货币放松。你觉得杠杆率有问题,采取其他的措施来控制,但是我觉得如果融资成本很高,总两政策是必须的。

  2、解决利率双轨制的问题;

  利率双轨制要解决的前提是,我们国有企业怎么改革?我刚才说的这些僵尸企业、过剩产能,他们如果不能被消化掉,还要继续生产,还要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很多融资。我们融资成本很难下来。

  3、推进好的利率市场化;

  好的利率市场化意味着要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存款保险制度,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地方平台。应该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硬的预算约束,政府不该兜底的,不会兜底的,要不给他兜底。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无风险收益率,也就是国债的收益率。

  万一央行以后真的放弃了对利率的调控,银行存贷款利率的调控,我们需要有新的货币政策操纵的目标,拆解市场也好,回购利率也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策框架体系,谢谢大家!

  主持人:

  黄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第三位演讲嘉宾是肖耿教授,肖耿教授现任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副总裁及资深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会执行委员、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及汇丰银行(中国)独立董事,下面我们掌声有请肖耿教授演讲!

  肖耿:

  非常感谢海闻教授邀请参加今天的会议,很多年前我参加过几次,好多年没来了,来到这个校园也非常亲切。

  今天两位朋友,胡教授和黄教授讲的刚好给我要讲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我看也要到吃饭时间了,所以我很快的用一些案例,来对他们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二、金融抑制;

  以前我在这里讲过课,1992年的时候我回到香港,来北大讲课的时候,我跟所有同学讲的都是,在你们这一辈子两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一个是房价要涨,结构性通胀,从1992年开始,因为我当时在香港。还有一件事情人民币汇升值。

  20多年过去了,学生听进去的都发财了,没听进去的现在也知道了。

  前几个星期我来参加汇丰商学院十周年纪念会,同学就问我,“接下来20年什么会发生,有什么机会”。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接下来的机会就是金融深化。什么叫金融深化?刚才黄教授已经讲了,金融深化就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要大发展。当然了,我不是鼓励你们去买股,回头你们就知道了。

  我今天要讲的是,想用佛山的案例,佛山的案例具体很复杂,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其中一个,就是用佛山的案例来说明中国的金融抑制到了什么程度?金融抑制就是说,一方面融资难融资贵,另一方面存续高、回报低。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是不成立的,按照经济学的理论。

  在中国确实存在,说的更具体一点是,在中国最好的企业,最有活力的企业,最好的城市,最有活力的城市,没钱。但是有很多僵尸企业,鬼城,他们霸占了大量的资金,这个就是一个金融抑制的问题。

  我在这里用佛山的数据,给大家看看,看一下严重到什么程度?

  佛山,按照麦肯锡报告,全球有79个自主国立城市,佛山排名第13。在这个图里面,如果是按照人口,佛山按照人均GDP,人均GDP就是劳动生产率,也可以说是效率。按照这个来排,佛山是排在非常前面的,在这里我们有16个城市,是中国最城市,最有效率的城市,也是最有规模的城市。排第9位。

  超过了北京、上海,但是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它住房的价格,排倒数第八位,第一是比较便宜的,长沙最便宜,效率比北京上海高,但是住房比北京上海便宜很多。

  我要给大家讲的其中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它排第四位,什么意思?佛山这么有效率的城市,它的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到GDP的32.2%,全国平均是70%,这是2012年的数字。这个数字不是一年,而是过去十年佛山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很低,这是一个数据。

  这反映什么?佛山实际上投资的冲动不如全国,最重要的数字就是贷款占GDP的比率,佛山排第一。什么意思?最低。你们看这个数字,85%,全国平均是121%。什么意思?在中国最有活力,最有效率,也是最市场化的城市,最多中小企业的城市,佛山每20人当中就有一个民营企业。他们得到的信贷是最低的,在我们这16个城市当中。你去看杭州、北京、上海,北京是220%,上海是180%,杭州也是180%。这个说明什么?这就是金融抑制。好的拿不到钱,但是全国平均你看,全国平均就是说有很多坏的,有些城市效率不高的,占用了大量的信贷,这就是金融抑制。

  讲完金融抑制以后,因为时间关系其他我就不讲了,我就讲一下未来。

  刚才我讲了,你们感兴趣的是未来,未来没有谁可以预测未来,但是你可以做梦。我给你讲一讲中国梦里面的金融部分,可以怎么做?

  这个梦很简单,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60%。但是这只是个梦,要说可不可以实现?有可能实现,但是很难。我们就说,如果中国的改革,所有的事情都做的非常成功,30年以后我们就实现这个梦了。实现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金融的制度,金融的结构,经济的效率,都赶上了美国。至少它的效率达到了美国的6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假设,用美国现在的金融结构,也就是他的银行贷款,股票占GDP的比例,还有债券占GDP的比例,用他过去14年的平均值,然后用到未来的30年以后的中国。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可以算出来。

  等一会儿给大家看结果,但是重要的是如果按照中国梦实现了的话,中国经济规模会迅速超过,在十年之内就有可能跟美国一样大,这是以美元计的。到了30年之后,有可能是美国的2倍,这个是梦,这不是一个预测,先讲清楚,这只是一个梦。这个梦如果实现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因为那个结果是,我们要去努力做的。但是这个梦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这张PPT,这是中国最主要四个金融行业的趋势,金黄色的是股票市场的规模,股票市场的Market cap,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跟美国非常不一样,中国银行占GDP比例是120%,美国它股票市场的Market cap占GDP120%。中国的股票市场现在大概是占GDP的比例只有40%几,跟美国银行占GDP的比例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结构要做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这就是机会。为什么中国需要做转变?因为股票市场,是处理风险最有效的,买股票是自愿进来的,现在大家都买股票。等到股票市场跌下来的时候,非常清楚谁亏谁赢,你自愿承担风险。所以股民在他损失的时候,就是英雄,因为他为这个国家作出贡献,是烈士。因为他进来是自愿的要奋斗,他要赚钱的。但是他亏的时候,他没有抱怨,基本上是没有抱怨的,特别是在香港,在中国可能有的时候有抱怨。但是,股票市场是管理风险最佳的制度。这就是中国梦,实现这个中国梦难不难?首先我们这个假设里面,实际上不难。

  所要求的增长率,中国的名义GDP的增长率,只要求8%。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实际增长率,哪怕是5%,你有另外3%的通货膨胀,或者是人民币升值,也就够了。当然这个是平均的,经过30年的。

  那么有什么困难?困难非常大,为什么说困难非常大?

  到处都是障碍,但是用刚才黄益平教授的双轨制,非常贴切。都是双轨制的问题,中国从改革最开始就是处理双轨制的问题,但是双轨制的问题更深一步是什么?货币化。我们生产的货币化,贸易的货币化,房地产的货币化,还有公司的货币化,政府的货币化,政府的货币化就是发债,公司的货币化是发股票,房地产的货币化就是房贷。

  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双轨制,最后要把双轨制变成一轨,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情,双轨制导致的,就是全球金融的双轨制。这个麻烦就大了,国内我们还管得了,可以改革,可以深化改革。但是在全球范围内里,我们面临一个利率的双轨制。美国的0利率,欧洲的0利率,日本的0利率,但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我们采纳0利率,那就是灾难。因为这里面的套利行为,它对经济的稳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认为金融监管部门,还有中央银行,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渡过难关。

  一、不能让中国经济出现通缩,当然也不能让中国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的通货膨胀一定需要高于美国、日本、欧洲,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比他们高很多,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结构性的资产价值的重估,包括人力资源的资产,房地产还有其他资产。这都意味着结构性的架构调整,也可以说是结构性的通胀,所以我们必须要有。

  二、必须保证实际利率为正;

  长期来讲为正,大家看PPT上的图就可以知道,这个黄色的是我们的实际利率,中国实际利率波动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民营利率基本不动,然后我们的通货膨胀波动非常大,实际利率=民营利率-通货膨胀。现在的是我们看到的高出来的,我们实际利率非常高,为什么?我们现在是通缩,PPI是通缩,CPI是1.4,1.4什么概念?美国的目标,通货膨胀的目标是2%,我们比美国通货膨胀目标还低。

  我认为,为了要实现我们的金融深化,我们需要提供大量的货币,但是我们必须把握货币的价格必须是合理的,而且不光是短期合理、中期合理,长期也要合理。这个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利率双轨制不光是国内,而且国际也有利率双轨制,不光要处理国内的问题,还要处理国外的问题,包括资金跨境流动的问题。

  最后,因为我现在在国际金融论坛帮他们在建研究院,我们正在招收博士后,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么多问题要研究,在座有很多老师和学生,如果愿意做博士后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强的队伍,张燕生教授、曹远征教授等等很多,都在这个团队里,也希望跟汇丰商学院合作,希望有一些优秀的学生能够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具体的你们可以到网上查,谢谢大家!

  主持人:

  非常感谢肖耿教授,肖耿教授实际上把大的宏观背景,以及我们涉及到的城市、企业、个人的微观机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使我们一系列的演讲更加完满!

  同时今年年会新增的一个内容,举办了高校的招聘会,肖耿教授实际上也把招聘会带到了我们的闭幕式上,非常感谢肖耿教授的支持。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做总结致辞!

  海闻:

  闭幕词是有内容,不是光说客套话。

  经过一天半的讨论,我们会议即将结束,我想讲三方面;

  一、总结一下今年的年会;

  首先,今年年会还是比较成功的。

  具体表现在,首先我们的主旨演讲紧跟形势,我们每年对开幕式的主旨演讲,当然我们定调一般都是在中央开会之前,能够把握住现在经济的方向。重点也比较明确,像开幕式我们四位专家专门谈了增长的问题,闭幕式我们三位专家专门讲的是金融问题,总的来讲他们的研究非常深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领会?作为我来讲,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有很多启发,不同的眼界,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些我们所认为的热点问题。

  论文交流方面,今年也有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我们更加国际化了,今年有58篇英文论文入选,研究领域也更加宽泛,而且更加前沿。前几年追踪热点,比方说除了宏观、金融以外,今年我们有很多新的领域,比方说创新、创业、文化、社会冲突、基层民主、兴奋感,还有照料经济,有同学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随着我们中国老年人增多,所以什么叫照料经济?以及还有消费,中国将来的消费将越来越成为我们需要研究的领域。从这些方面来讲,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论文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水平也越来越高,非常高兴的看到很多我们专业的杂志都愿意为我们的年会论文出专辑,现在已经愿意的,首先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季刊准备专门出一个专刊,就像美国的美国经济评论,每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他专门有一个专刊,这个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来到这儿参加经济学年会,不仅仅是一个交流,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发表论文的机会。黄益平教授也表态,也愿意准备出一个专辑。

  经济学季刊应该讲在很多学校都已经作为一个参考、一个平台,总而言之可以看到,我们将来经济学年会,将越来越的学术化,能够作为一个学术的平台。

  今年我们还比较新的一个方面,就是进一步推动高校的师资招聘,我们曾经搞过,后来停了。今年又恢复,而且将来可能还要继续搞下去,今年有12个高校来参与我们今年的招聘工作,这是关于我们年会的一个简单总结;

  另外每年年会我们会召开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今年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是讨论新形势下经济学的教育,各个学校很多学校院长、系主任都进行了交流,开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议,尤其是在新形势下我们教学内容、学员定位等等这方面进行了讨论。

  理事会昨天下午照常召开了理事会议,我们现在18个理事单位,理事会听取了秘书长的工作报告,关于年会的工作,网站的工作、培训工作、财务报告等等。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是我们经济学年会的一个官网,这个官网原来是由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现在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现在已经移到了北大汇丰商学院,所以说中国经济教育科研网,会继续成为我们经济学年会的官方网站,很多关于年会的消息,都会继续在这个里面,关于学校的经济学的状况,所以希望在座各位大家继续关注这个网站,而且这个网站又进一步的提升,成为经济金融网叫EFM,希望除了关心我们高校的经济学教学科研以外,更进一步的成为将来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源,可以发表很多第一手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消息和知识,和研究。

  理事会也专门讨论了新理事学校的申请,今年有四个学校申请,我们进一步的建立了规则,理事会是一个不断扩大影响,让更多的学校参与的一个渠道,为什么要不断的扩大理事会?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理事会的办法,使我们更多的学校能参与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最主要希望能够推动很多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有些学校通过积极参加理事会,我昨天也专门讲到,我说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十年是什么时候?是九十年代,因为我们要参加世贸组织,所以参加世贸组织的过程本身就是提升开放的过程。因此我们关于将来,因为我不知道在座还有多少是院长、系主任的?我们讨论的新理事会将来申请的基本条件。

  1、第一个条件要积极参加年会,我们要求今后,你在申请以前,起码要有5次以上年会参与,当然不一定是连续,至少你要积极参加。不能说我对年会基本不感兴趣,院领导都不重视。这个本身也是希望我们进一步,你的学院领导重视了,大家就会按照我们年会的要求,来促进我们的青年教师做更多的学术论文。

  2、第二要有一定的论文入选,这个论文入选本身就是要促进你这个学院的科研水平,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

  3、第三在学校要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是你这个院系,现在应该来讲每一个经济学院系在学校都有影响力,基本上都是最大的院系。因为经济学目前是一个热门学科,这里面具体要表现在什么?你有没有能力承办年会?你说我没有能力,你承办能力要学校支持,学校能够支持你就说明你有影响力,学校说我不管你自己办,那说明你在学校还没有影响力。

  所以说这三个条件,之际上更多是作为我们院系,其他院系加入我们理事单位的一个努力方向。我们原来的规则是这样,新的理事单位的加入需要半数以上理事单位同意,每年不超过两个。我们也不是说交了钱就进来。今年有四个学校申请,经过大家的不记名投票,最后通过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成为我们新的理事单位,在此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理事会又进一步讨论了年会的问题,我们明年年会是由华东师大在上海举办,大家对年会将来怎么来进一步改进,也提了很多意见、建议。2016年的年会基本上没有最后定,是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我们实际上已经把2017、2018、2019年的都排下来了,但是那个都不公布,因为变化到时候再说,现在基本上明年的年会确定了,明年将在11月21—22日在上海举行,比今年早一点,因为上海比较冷,尤其是大厅里没有暖气,考虑到上海冬天比较冷,比北方还冷,所以我们改到11月,是11月21—22日。一会儿我们会请华东师大院长来进一步表个态。

  关于年会的未来,我相信我们进行十四届了,明年十五届。十五届也算有一个小庆了,明年我们想通过秘书处,把我们这十五年来,我们走过的路程,虽然缓慢,但是还是在坚持,在不断成长。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年会在未来,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我们主要三个方面努力;

  1、更加学术更加专业;

  要提升我们的科研水平,使得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叙述论文,至少在中国是最高水平的。

  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应该讲是最学术的一个年会,论文的交流、发表都非常专业,我们并不是一帮有名人的聚会,而更多的是这些潜心作学问的这些学者的交流。

  2、更加规范和高端;

  包括我们今后年会的筹办,也是越来越精炼。这次华东师大专门派了十个人,来了解情况,相信明年他们会搞得更好;

  3、更加国际、开放;

  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就像今天胡教授讲的,中国的经济在不断扩大,我们的年会。美国经济学年会是8000—10000人,按照我们现在的比例,今年不错今年我们是600多人,按照金融中心的要求比起来的话,我们将来也会成为我们经济学的中心。再过50年,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那时候我们经济学年会要比美国经济学年会大2.5倍,所以说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正当年,除了我以外,我希望2050年我还非常健康,能够参加我们2050年的年会。

  再次感谢在座的我们参加经济学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很多我们都是年轻学者,包括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提高就是我们的未来,你们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希望,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而且一直是到最后,你们是最伟大的一批人,中间有一帮人是次伟大。其实我们需要沉下心来,一年像这样的活动,特别像今天上午还有很多交流,包括今天闭幕式我们非常重要的演讲,很多人很可惜到深圳来,自己讲完就走了,其实是很可惜的。我希望我们明年的年会,至少在座的人一定要坚持到底。

  再次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这次为年会作出很多贡献的汇丰商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当然秘书处的这些,包括我们的秘书长,和咱们国家发展研究院秘书处的同仁,谢谢大家!

  主持人:

  最后我们有请下一届年会的承办方,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冯学钢教授致辞!

  冯学钢:

  尊敬的海闻院长,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中午好!

  我是华东师大商学院的院长冯学钢,非常荣幸能站在这里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进行年会交接仪式的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对本次年会圆满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感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给我们呈现如此精彩的一场经济学的声言,同时感谢所有的理事会成员对我们的信任,将承办下一届经济学年会的宝贵机会给予了我们。

  作为第十五届中国经济学会年会的承办方,在此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情况。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有着辉煌悠久的历史,以及较为深厚的学术底蕴,我们1981年世界经济专业,当时也是国际金融,是我过高校当中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商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国家千人计划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以及一批活跃在经济学界的中青年教师。

  近年来,商学院在国家教育部,上海市政府等多个城市研究成果当中,都是有较高的显示。我们还注重产学研一体化,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诸多著名的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华东师大商学院将会以新视野、新思维和新特色,迎接新挑战,努力建成一所国内外有影响的商学院。

  从今天起,我们将正式拉开筹办第十五届中国经济学会年会的序幕,在此我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承诺,我们绝不辜负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会成员的信任,将不懈努力,传承历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优良传统,尤其要接见本次北大汇丰商学院举办年会的成功经验,努力将第十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经济学盛会,欢迎大家明年相约上海,聚首华东师大,谢谢大家!

  主持人:

  最后,我们祝愿大家在深圳渡过美好的周末,留下美好的回忆,并且热切欢迎大家今后多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指导、交流、合作,本次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