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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一:探寻全球平衡发展之道

  张燕生:中国今年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 风险大于机遇

  张燕生:秦总讲了全球的不平衡和全球的平衡,国际社会对平衡的定义。平衡还是不平衡,我们讲的都是全球化,人类社会到现在一共有过三次经济全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终结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世界经济的大萧条。第二次全球化的终结是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绽和全球经济陷入滞障。

  当前这一轮的全球化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我自己的看法是1990年—2015年,25年的本轮全球化的上半场结束,上半场可以看到,谁推动本轮的全球化呢?美国。美国在本轮的全球化确确实实陷入了产业的空心化和经济的虚拟化、资产的泡沫化。下半场经济全球化以全球10月份美国的量款撤退和有可能这个月进入第二次加息。由此看到经济全球化的上半场以美国加息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引起的全球经济新一轮的振荡。

  在这个时候,国际社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在全球化的下半场全球宏观政策怎么协调?二是全球贸易投资的开放,未来的前景会怎么样?三是寻找新一轮全球化或者全球化下半场全球增长的新动力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对我们来讲,都是很严峻的。

  对中国来讲,当美元进入到加息周期,当美元进入到升值,大宗商品价格激烈波动的时候,中国经济应该怎么办?怎么适应全球化的下半场。最近人行一揽子货币,一揽子货币在我理解,就是改革,用市场化的改革来适应。另外一方面是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还有一方面是主动地转向新常态。

  在全球贸易和投资开放方面,今年前10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负8.5%,应该讲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成绩,但是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是从去年年底的12.4%上升到了今年前10个月的13%,也就是很不好的答卷在全球还相对比较好,说明全球的外贸形势很不好,而且我们预测可能会长期不好。

  这样一来,怎么能够继续推动全球化,避免出现全球化的回潮,这对我们国际社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今年前10个月外贸很不好的是哪个部分?加工贸易,过去35年的中国参与国际供需分工的外贸,已经从2005年的55%下降到了今年前10个月的35%,20个百分点的加工贸易供需分工的贸易退出了,而且下一步会继续退出,哪些东西在上升呢?“一带一路”的贸易,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投资带动商品输出的贸易,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贸易。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看到全球的贸易投资的形势是很不乐观的,再加上TPP,也就是区域化、本地化的趋势。

  为全球提供新动力方面,今年前10个月,中国消费的增长贡献是58.2%,而且今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将可能会超过外商对华投资,也就是从今年开始,在全球化的下半场,中国开始进入资本净输出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下半场,对我们来讲,可能风险要大于机遇,怎么适应?对我们来讲,对这个国际社会每一个国家都是挑战。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由中国友谊促进会主办,《财经》杂志承办,于12月11日-13日在海南三亚举行,主题为“新经济新动能”。

  姚余栋:中国经济可以为全球提供流动性

  就我们熟知的,全球化过程中有一个商业周期,这个周期大约是十年一次,比如说燕状的飞行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转移,第二个是货币政策周期,特别以美联储加息或减息为标志的,往往十五年为一个周期。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一个全球流动性的周期,全球流动性的周期,以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资产负债表加总折算成SDR为标志的,我们认为大约有60到70年,按中国的话就是一个甲子。过去一百年以来,看全球流动性周期,从1900年以来到1945年二战的时候,整个资产负债表,主要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资产负债表的高峰。从1945年到1971年是在下降的,这基本是70年一次。从1971年之后,整个资产负债表主要指的是美联储的、英格兰银行等等折算成SDR开始上升。预计到2017年达到顶峰,这是欧央行、日央行、英格兰银行结束购债,如果不是2017年就是2018年,终究会退出的,顶峰之后就是下降,下降的时间至少有20年到30年,下降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我猜想可能要等待中国经济出现经常性帐户逆差,可能要等到2035年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时候结束这个周期。从1971年以来到2035年。我是1971年出生的,我的前半生是整个流动性过剩,后半生可能是流动性紧缩,但是希望中国将来不断为全球提供流动性。

  欧央行、日央行继续购债应该是最后的秋天,将进入漫长的冬季,这个冬季可能是二、三十年。但随着10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人民币将在明年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全球央行逆回购,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使这个冬天不那么寒冷,可能是一个暖冬。

  所以,中国经济可以给全球提供流动性,全球经济也需要人民币的流动性,怎么提供呢?可以向“一带一路”来提供,可以通过我们的资本帐户来提供,中国企业全球投资,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在全球提供人民币贷款。同时,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应该主动找中国的企业投资,找中国的银行,特别还要找亚投行,找金主,未来多了一个金主,就是中国的经济。

  宋敏:世界经济都是结构惹得祸

  宋敏:全球经济平衡也好,不平衡也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结果,更多是各个国家本身的经济体的内在的矛盾,最后反映出来的一个综合的结果。实际上,我们讲到怎么样去纠正这样的全球经济上的不均衡,还要看各个国家经济内部的调整。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个全球政策方面的协调,包括货币政策的协调和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协作,可能更重要的是每个经济体本身怎么样调整。从这个角度,对于全球经济做一个我的看法。我有三个关键词:分化、结构、改革。

  分化,全球经济差别是非常大的,在发展中国家也好,在发达国家也好,其实都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发达国家也好,或者穷国富国,这样简单的分是有问题的。美国经济是在向好的,这是大家看到的结果,比如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5%左右,通过金融危机以后六年来的调整,减杠杆,地产的去泡沫还是相当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是最少的。欧洲来看,它的问题就很大了。欧洲经济体里头,本身的分化就很大,我没办法展开讲。大家可能知道,欧洲有南欧,包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问题,但也有很好的经济体,德国、英国。德国的失业率是低于5%的,但希腊可能是高于20%,特别年轻人的失业率是高于50%的,事实上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欧洲不是铁板一块。日本,日本的问题是非常长远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的,可以说冰火两重天,看金砖国差别也是非常大的,俄罗斯和巴西非常糟糕,印度还可以,我们也不是那么差。这里头的影响,货币政策流动性的问题,美元的加息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影响。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和巴西,都是石油和大宗商品的主要出口国,随着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减缓,它会受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美国的Q1结束和加息,对这些发达国家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外汇储备比较高,汇率体制比较灵活,贸易项可能有顺差,其实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但是对其他国家,刚才说的这几个指标都不好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结构,世界经济都是结构惹得祸。美国的经济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欧洲很大的问题还是欧元的问题,虽然欧元危机现在谈的少了,但我相信迟早还会出来的,因为欧元的整合是基于政治的逻辑,不是经济的逻辑。按照经济的基本面来说,不应该有这么大一个欧元的体系,应该从小做到大,只有这些国家在资本市场、劳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各方面都很一致的时候,你可以引入同样的货币。政治上的逻辑可能强过经济的逻辑,欧元可能还会长期存在,但是它会不断地遇到挑战。还有欧洲讲的是高福利和劳工市场的问题,这是欧洲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高福利没有被高的生产率支持,高福利本身不是问题,北欧德国也是高福利,做的很好,像南欧,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日本呢,最简单的就是老年化,因为老年化的问题,又加上劳工市场和移民政策不开放,它的结构性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安倍的所谓的三支箭: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结构。货币政策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第二支箭没有看到射出来,第三支箭还在苦苦地等。

  改革,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改革的话会牵扯到政治逻辑和利益的冲突,还有一些惯性。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全球经济的改革是很困难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改革,还算是比较成功的,结构性问题,所谓的经济不均衡的问题,不是我们协调一下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何刚:请问一下宋老师,您刚刚提到改革,但觉得改革非常难,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在明年主要的一些经济体结构的变化,有没有一些可以预见的亮点和突破?

  宋敏:欧洲比较困难,比如欧元危机,其实没有完全过去,将来可能碰到特殊的情况又会出来。刚刚讲到分化,欧洲要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的话也比较困难,财政政策有空间的国家,是不需要刺激的,那些需要财政刺激的国家,财政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赤字等等的问题很大。财政政策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财政政策这块是很难做的。货币政策现在也遇到很多问题,欧洲现在又在做QE,比如QE买一些好的资产,但按照欧盟内部的安排,应该是按比例来买的,对于南欧的国家,债券已经不行了,已经不是有质量的债券。所以,货币政策下一步的空间是受限制的,必须要有一些创新,当然他现在也在买一些其他的东西,MBS等,像日本的都买ETF,因为它已经做了很久了,国债已经没有了。必须要在货币政策上进一步创新,他才可以有QE的空间。再加上地缘政治,最近发生的恐怖主义的问题,我对欧洲是不乐观的,欧洲的问题都是很长远的结构性问题,日本我也不乐观,日本老龄化的问题,而且安倍的三支箭后面两支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财政问题是更严重的,还有结构性改革,农业问题,很多方面的保护问题,这些都是国内政治问题,我不觉得能够看到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法。

  何刚:宋老师,刚刚谈到了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体,没有提到美国,能够展望一下明年美国在全球增长当中有什么贡献吗?

  宋敏:美国已经非常富有了,美国经济体已经在最前沿了,失业率也下降到5%,当然这个5%有一定的水分,因为所谓的劳动参与率没有恢复到08年以前,可能还有2%的差距。事实上,劳工市场,也不能说完全那么好。但美国毕竟是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的结构性问题比较少,美国的问题就是创新,美国真正要走出一个很好的情况,必须有一个新的技术,又会引领全球往前走,但技术的突破是很难预测的。但是新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引擎,包括国内,现在大家盯的都是一些传统的指标,比如GDP,更多的是传统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上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了,包括互联网,手机,今天的手机和两年前的手机很不一样的,价格很便宜,已经有了很多功能,这是经济的改善,但是没有反映在GDP里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太多去关注GDP增长多少,这可能会误导,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在上升的,因为质量的改进,它没有完全反映在价格和GDP里头。

  我补充燕生讲的,对外投资,“一带一路”,这是一个大的课题,这也是全球的一个亮点。因为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像美国,也有很多基础设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可能问题就更多了,“一带一路”,实际上是把中国三十多年成功的经验试图输出,但不一定成功。我们在基础设施上的成功经验,再加上我们外汇的积累,有钱和有技术。当然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牵扯到制度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但至少是可能的一个亮点。

  Randall Scott KROSZNER:美联储不会快速提升利率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财经杂志能够举办这样一个非常棒的论坛。我们在全球化方面所遇到的挑战都已经得到了一些触及,同时我希望专注在美国上看一下,加息的逻辑以及对于美国和全球市场带来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还有现在提出的创新的浪潮,人民币也加入到SDR的篮子。对于新兴市场上的流动性,以及对于潜在的人民币的国际化,也许有一些影响。

  大约是七年前,我在美联储,那时候我们决定把利率设到零,下一周我们决定第一次提高利率。在那时候,我们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是否要把利率接近零,而是人们认识到了,在那种状况当中,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真正地讨论就是怎么样设定它的特征,它只是一个短期的、临时的措施,还是它会长期持续下去。那时候我们进行非常多的辩论,08年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利率,那时候人们觉得接近零利率的状况不会持续七年,但是七年之后,我们仍然在讨论是否要去提高利率。可能下周也不会马上提高利率,关键的是怎么样描述它的特征。七年前,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描述利率发展的状况,要把它下调,而现在要上条利率,是一种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当时格林斯潘也有相关的理论,在2005、06年的时候非常低,每一次会议我们不断地下调。七年之后,有非常多不同的人仍然会觉得这样的调整速度并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按照比较平缓的速度进行利率的调整,这对于市场的反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下周美联储的一些举动,不会是说1/4的调整,现在世界经济是如此脆弱,我们必须要特别谨慎,必须要看看将来发展的趋势是怎么样,美联储究竟怎么样调整利率,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还有日本银行、中国相关的银行,都有哪些不同的想法。现在会有加强的状况,按照每次0.25的比率提升利率,我们不会快速提升利率,主要看一下目前的经济状况。接下来的一年,我们怎么样发展呢?主要看美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怎么样,同时看一下我们上调利率会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美国,我们的经济还会保持过去的增长的状况,消费还是可以的,但是投资是比较脆弱的,在投资方面,主要是有很多不确定性,涉及到税收,政府的支出,监管,这些不确定性不会得到解决,在投资方面,接下来的一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通货膨胀是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会影响到美联储的选择,现在我们发现通货膨胀是比较低的,尽管失业率已经从10%下降到5%,将来会有更大的加息压力。现在我们看看是否通货膨胀还会上升,现在通胀的压力是比较小的,我们要密切地关注它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比较有意思的是,美联储提高利率,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是下降,而不是上升,我们要看看它是怎么具体演变的。

  美联储调息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反过来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提升利率造成了很多国家资金外流,也要看一下中国的汇率政策出现什么样的调整,在8月份的时候,中国央行开始进行汇率的贬值,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步骤,但它并没有提供非常好的解释,在汇率调整之后一两天的新闻发布会,并没有给人们提供非常好的解释,当时在市场上造成了非常多的猜想。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提供特别合理的解释,尽管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而不仅仅只是参考美元。当然这是比较合理的,但当时人们并不是特别相信这样的一种解释,造成了非常多的其他新兴市场的担忧。中国汇率的变化,对于巴西、印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不同的国家都是密切关注中国汇率变化的。央行所做出的选择,至少是和美联储所做的选择一样重要的,还有一点比较重要,我们要考虑到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现在已经成为SDR的一部分,由IMF把它放在SDR当中,但是必须要提高透明度,促进市长的发展,还有中国的金融机构的信任也要增强,否则人民币国际化是比较难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日本,三十年前也是快速的发展,日本的贸易率是非常大的,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日元进入到了SDR当中,但是日元从来没有实现国际化,主要是由于那时候日本银行的透明度并不是特别好,而且还有资本债务市场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对冲市场的发展,人们不希望签署长期的合同,这样的货币他们不太确认,不太确定这样的合同是否真正得到执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必须要开展非常多国内的改革,我们也进行了非常多的探讨,必须要不断地进行金融部门的自由化,鼓励更多的竞争,加深企业债的改革,要进行更多的对冲等等。所有这些,再加上利用一个参考篮,而不是挂钩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我们觉得将来会存在更多的波动性,在美国的增长是比较合理的,但并不是非常强劲,因为在大雪年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长期来讲,我们觉得稳定性会下降,如果有非常好的美国的政策和中国的政策,波动性就会下降,也会给中美市场和世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好的消息。

  话题二:中国经济增长压力下的新动能

 

  许善达谈调结构:清除僵尸企业的制度环境还有不足

  许善达:现在调结构是说的比较多的一个新的战略。我个人觉得,调结构现在有两个重点:一是产能中间有一部分要淘汰的产能,这些要淘汰的产能,所谓僵尸企业要倒闭、关闭,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制度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安排。比如,一些企业倒闭的话,这些企业的职工是要领失业保险的,我们现在失业保险金收支的情况,能不能支撑有这么多所谓僵尸企业的职工去领。包括失业以后自找就业岗位的宽松程度,能不能容纳下这么多新的需要新增就业的。我们过去考虑,每年新的就业人口和新的就业岗位,现在看就业的存量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制度环境,对于很多僵尸企业真的要倒闭,可能承受这种倒闭的结果,还有很多制度环境不足的地方,需要改革来推动。要是完全按照现在的制度格局,把一大批僵尸企业都破产、倒闭,我们的整个经济可能还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创新。现在讲新的增长动力,新动能,就特别提高创新,现在的经济体制有很多内容对于创新的导向是负面的。我们曾经有一个报告,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新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美国等这些发达国家都已经跟进了,中国还没有跟进。按中国的指标体系是哪个地区的研发投入越多,哪个地区的GDP增长率越低,哪个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哪个企业的利润越低。这样的一种统计制度和财务制度,包括税收在内,都对企业加大研发的力度是个负面的导向,类似这样的还有,比如折旧率,对于技术进步的折旧,企业考虑的成份是很弱的。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资产,从物理上还是很好的,但是从市场上,它的资产已经没有价值了。这样的一种制度,也对科技创新体制是一种逆向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真想把作为一个创新作为经济发展主要的动力,不是国家仅仅拿出一些钱来鼓励搞一些科研项目,还必须有一些制度的改革,使得整个经济制度形成一个对创新是正面导向为主的制度,这样才能使得新的动能实现。

  摩根大通朱海斌:中国未来经济新的增长动能主要来自三方面

  朱海斌表示,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新的增长会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土地改革跟土地财政相对应的,新一轮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对应的是户籍改革跟新型城镇化概念,这是在未来10到15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相同的都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内容,农村的话,主要是农村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包括农村土地的流转。跟以往不同,农村的土地改革产生的收入具体支持什么,上一轮是支持住房、土地财政、基建工业化。这一轮更多的保障的是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五中全会提的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创新”。狭义的创新就是技术升级跟产业创新。联系到最近几年经济下滑,从供给方生产要素方面来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07、08年以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下降,相对应的,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现在谈调结构,从投资到消费,投资和消费是不是能够解决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从经济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中长期,劳动生产率小优抚的话,关键的一点是从中高端的制造业和中高端的服务业的发展开始。

  第三、开放。这一轮开放,朱海斌表示更多的并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内的开放。对外开放,像中国的一带一路概念等等,中国都会尽力往前推。但从全球的环境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的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再加上中美之间的战略的关系,可能变得更加微妙。对外开放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有多大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中国一家的努力,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

  中国能掌控的是对内的开放,打破国内的贸易壁垒。

  在目前的调结构过程之中,地方保护主义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对经济,尤其对调结构方面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去产能,目前现在很多地方上涉及的问题,如果关掉当地的煤炭企业、钢铁厂,政府财政怎么办,就业怎么办。所以政府更多强调的是并和转,而不是关和停。另一方面是新的增长动力,比如电动车、新能源汽车,未来肯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进入其他省份的市场里,经常看到各个地方要保护自己当地的汽车企业,对外地的新能源汽车设很多障碍。如果在中国未来能打破过么的地方区域的保护主义,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形成非常强的增长点。朱海斌表示,最近互联网+或电商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平台,它可以打破在物理上空间的障碍。

  魏加宁:政府改革首先是统计制度的改革 主张统计局对人大负责

  魏加宁:我想,寻找新动能,首先要把现在经济下行的原因说清楚。为什么经济下行这么快?一般来讲,影响经济走势有三种因素:一是趋势性因素。二是周期性因素。三是短期因素。

  从长期看,所谓新常态的理论依据,就是说潜在的增长率下降了,我们也看到,不管经济学家用什么样的方法分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普遍的结论是潜在的增长率在下降。我想说潜在增长率下降固然有客观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的减弱、创新跟不上、投资的效率降低。但是,我想说一个意思,我很赞成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邱宏斌先生的观点,他说改革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当前潜在增长率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改革放缓、滞后造成的。光用潜在增长率下降,能解释一部分原因,但是解释不了为什么经济下行这么快,还要从其它角度找原因。

  第二个角度就是从中期的角度,或者周期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年研究改革,最近出了一本书《改革方法论与推进方式》,我们改革的时候回顾过去改革经验的时候,发现中国存在明显的改革周期,改革开放35年来出现过三轮改革周期。而这个三轮改革周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先有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进了联产承包、吸引外资等等,8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升温,以致于出现两次过热。90年代初,我们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邓小平南巡讲话一下子把改革开放局面翻过来之后,投资者信心上来了,消费者信心上来了,经济快速升温。90年代末,国内经济速度放缓,我们提出保8%的口号,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我们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展开了第三次思想解放,朱镕基抓住机遇,推动国企改革,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推动金融改革。到了本世纪,上届政府经济快速增长靠什么,中国不加入世贸能出现那么快的增长吗,如果没有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相关产业能那么快增长吗?显然不可能。从中期的角度看,改革具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今天经济下行,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思想解放还没有到位,思想解放没有到位,改革开放就没法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不能大踏步往前推进,经济不可能止跌回升。

  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出口遇到了阻力,政府主导的消费遇到了八项规定,投资遇到了什么?政府主导的投资遇到了审计地方债。作为各级政府官员,你整天查我欠多少债,我还有心情借新钱搞投资吗。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些举措,政治上的正确性,就否定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实事求是地讲,它对经济增长确实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反过来讲话,也不能因为它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就否定政治上的正确性,该干还得干,而且我认为应该制度化。像八项规定、反腐败、审计地方债。中国未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把民间消费搞上来,通过改革把民间投资搞上来,让民间投资替代政府投资。最近老说换档,从高速档换到中高速档,我认为换档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从政府的档换到民间的档,这是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无论你是从长期看,还是从中期看,以及短期看,都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改革。改革还没有到位,改革之所以没有到位,是因为思想解放力度还不够大。

  戴小京:各位嘉宾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所谓新动能基本上是一个将来式,不是一个已经切换完成的,最多也就是一个进行时。显然还需要调结构,需要深入地改革,机制变革,才能把新动能释放出来。当然我就在想,无论是调结构,还是改革,它本身又是需要一个环境的,魏加宁先生也谈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思想氛围,思想解放,这种改革也是很难推进的。除了思想氛围的环境,作为调结构和改革,在宏观经济的环境上,也需要一定的环境。比如调结构,基本上是用把大家给憋住的办法,这个憋住的结果,会不会该长的没长出来,反而憋死,该调下去的没调,僵而不死。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看法?

  魏加宁:我是这么看,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主张:一是输血,打激素,继续大力的投放财政资金、货币信贷来刺激经济。二是把新常态理解为什么都不要做,忍一忍,适应一下就好了。就好像打麻药一样。三是动手术,止血。为什么要动手术止血呢?国有企业在大量失血,地方政府债务在大量失血,主动脉在输血,你这边发货币,你发多少货币也流不到实体经济,流不到中小企业,不仅流不到,而且还可能心脏受不了了,人民银行会出问题,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出问题。如果为了动手术,输一点血打一点麻药,是可以理解的,也可能是必要的,如果光输血,不打麻药,光手术,中国经济可能会出大问题。大家知道,阑尾炎最忌讳的是吃止痛药,吃了以后,会感觉好一点,等到药劲过去以后,可能会发现已经穿孔了。谈到改革,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改革,好像和这个动能没有世界关系,但是它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改革,政府自身不改革,光是改别人,改国企,改商业银行,没有用的。现在这一轮改革,很多改革都是在改别人。我一直研究政府改革,提出一点政府改革首先是统计制度的改革,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统计制度,有可能掩盖了现在问题的严重性,经济下行的严重性。

  再有希腊债务危机,现在说了各种原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入欧盟统计数据全面造假,现在IMF逼着希腊改革,第一件事情就是统计。再有昨天媒体上报出来,东北的数据造假多么严重。

  从这些事情上,我想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把事情搞清楚,统计独立。我是主张统计局应该对人大负责,去年我在《财经》杂志上专门发了一篇文章,专门讲统计制度的,如何防止各级统计部门数据的造假动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话题三:构建新雇主经济

  郭盛:新雇主经济是平等 让员工发挥能量促进企业成长

  “新的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旧雇主关系逐步被新雇主经济取代,新雇主经济是互相平等和尊重,互相不再是雇佣关系,更多是合作伙伴关系”,12月12日,智联招聘CEO郭盛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郭盛表示,这新雇主关系中,更多以员工为核心,我成长,同时我贡献,而不是以雇主为核心。很多企业的重点已经不再是人力重点,更多的关注和员工的关系,对员工的尊重,让员工发挥自己更大的能量促进企业成长。

  谈到新雇主经济,他还提到几点,第一是改变,只有放下架子尊重员工,企业才会成功。第二是尝试和探索,尝试和探索一定会找到路在哪里,等在原地肯定是死路一条。第三是HR角色发生巨大变化。

  IBM胡劲松:企业可从技术层面增强与员工互动、交流

  “企业可以从互联网、社交、移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层面实现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体验互动,沟通交流。”12月12日,IBM大中华区人力资源业务伙伴、战略转型总经理胡劲松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他还指出,在这样的转型阶段,IBM在全球,不管是业务线的老板,还是HR的经理,或者是所有的员工,更注重对员工体验的关注,更注重雇主品牌建设,以及与员工沟通。

  以下为胡劲松发言:

  胡劲松:作为IBM来讲,昨天晚上是IBM非常激动的一夜,坦白说拿到了智联招聘最佳雇主的第一名,很直白地说,当初不知道能拿第几名,之前问智联招聘的老总和手下,这都是秘密。应该说,拿这个奖,在IBM干了这么久的员工,很惶恐又很激动。其实看到IBM的报道,我们在转型的阶段,今天上午听了主会场嘉宾的发言,讨论中国遇到的转型问题,怎么听就像IBM面临的问题。传统的业务有下滑的趋势,找新的动力,新的出发点,感觉到幸运的是,听完嘉宾的讨论,还是有点疑惑,中国新的增长点在那里。

  IBM来讲已经找到了增长点,过去两年当中,大数据,移动,社交全速的转型,转型当中的痛苦,带来的挫折,大家应该能够想到。怎么打造支持新业务的人力资源,组织能力以及大家的技能,过去两年,自己在内部,坦白说,即使我拿到了最佳雇主的第一名,但是在IBM内部,并不是员工幸福感爆棚的阶段,我们不是因为幸福感拿到了第一名,但是我们凭什么拿到第一名,这引起我深入的反思,正是很艰难的阶段,从整个IBM的全球,不管是业务线的老板,还是HR的经理,所有的员工,更注重在这样的转型阶段,对员工体验的关注,更注重雇主品牌建设,以及与员工沟通,让它感受到IBM作为雇主的魅力。

  这个奖项对我们很大的激励,这方面的专注取得了公众或者员工的认可。虽然在IBM没有提到新雇主经济主义的口号,过去两年当中做的事情,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联合利华一样IBM是百年老店了,员工发展的注重,薪酬,工作环境,价值观,员工的尊重,其实这是我们传统的基因,但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IBM内部有全方位的,大家知道IBM全球37万人,全球37万人航空母舰型的企业里,推广整个企业文化的变革,它的走向转到以人为本,员工体验为本的工作环境文化和打造上。为什么?

  既然企业已经以人为本了,企业为什么做这么大的变革,我的观察三方面:

  第一,有我们雇员急切需要的,更强烈的,个人尊重,个人成就,个人关爱的企业文化,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进入职场之后,带有这代年轻人强烈特点,可能跟我们生长的背景,与我们成长的中国经济环境,现在的年轻职场主力,需要迅速的认可,迅速的反馈,以及迅速的成长,这是员工的迫切需要,希望企业发生变化。

  第二,作为雇主,像IBM在高科技行业,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里,对于雇主来讲,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达到的局面。现在在市场上脱离了那样的阶段,只有老板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其实已经不是这样子了,整个市场的快速变化,客户需求不断的调整,真正了解我们的市场机会和需求的。高手在民间,其实来源于我们的员工在一线,富有洞察力和创新力在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雇主来讲,希望和员工之间有迅速的互动,它的体验带回到作为雇主,作为管理层,能够产生业务的创新,以及达到我们业务目标的实现。第二点是由于雇主作为企业来讲,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

  第三,IBM是搞技术出身,所以我会不断的提技术,现在的技术,不管是互联网,社交,移动,大数据分析,从技术层面支持了实现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体验互动,作为IBM37万人的企业,能够了解,能够收到你想传达给企业的信息,同时我还能够懂你,从技术方面,IBM内部将列使用,移动、社交、大数据,影响到所有HR的政策制定以及沟通,以及不断的革新。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大家一块在往新雇主经济主义在去奋斗,谢谢大家。

  联合利华张伟:今后员工和雇主将是结盟关系

  “今后员工和雇主的关系就是结盟关系。作为雇主,要以员工为核心,因为员工是你最重要的财富。如何留得住?关键是留住心。”12月12日,联合利华北亚区人力资源副总裁张伟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他指出,企业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打造一个致胜的企业文化,齐心,并对行业有信息;二是,继续加大人才的培养跟发展的力度,把组织打造成学习型组织;三是,打造开心工作,健康生活的理念,从软实力做大文章。

  以下为张伟发言实录:

  张伟:我们这行业观念中比较传统,新的雇主我的理解,跟行业没有什么关系,今后员工和雇主的关系就是结盟关系,作为雇主本着以员工为核心,这是一个方向,跟行业区别不大,因为员工是你最重要的财富,如何留得住它,关键是留住心,心这件事很难量化,很难描述清楚。

  本周三联合利华,在上海领了一个大奖,2016年中国杰出雇主,几百家一流的公司里头,一不小心混成了第一。拿到榜首以后,你们作为传统的快销行业,怎么在杰出雇主做的这么好,总结三个方面,第一,打造一个致胜的企业文化,实际现在的竞争非常激烈,只能做到与时俱进,去年业务碰到很大挑战,整个快销行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件就是如何把企业文化,打造成致胜的文化,解决的两个问题,心齐,所有劲往一个方向,二是信心,这个行业是有前途的,做了一年结果不错,大家都更积极,致胜文化作为人力资源的公司,应该放到战略意识看;

  第二点做继续加大人才的培养跟发展的力度,把组织从过去传统的方式,打造成学习型组织,看到在什么方面不足,比如电商、数码营销,传统行业无法想象,去年打造人才学习发展周,一系列业界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一流的企业家学者,有独到见解的到我们公司开大讲堂,听他们的见解。利用好国际资源,推出了再现学习中心,什么地方不足,应该学习什么东西,想解决一个问题是,给今后的人才梯队加强,光送到国外轮岗的人才40多,力度之大是空前的,虽然我们的业务有压力,一定送人去海外轮岗。

  第三,如何把人心留住,我们的理念开心工作,健康生活,如何让大家待得住,外企竞争,拼工资不一定拼得过,最有钱的本地民营企业,把我们的人,100%,200%挖过去,我们的人很容易挖走,软实力做大文章,弹性工作制度,员工可以一周在一天工作,上下班措峰出行,提倡健康生活,健康跑,健身教练,健身房,今年花了大力气把办公室装修了一番,想让外资企业把魅力和吸引力放大,给员工心理咨询,压力培训,包括教儿教育都有培训,上海有个邻居叫博士,他们男员工比较多,我们的员工女员工比较多,给男女搞相亲大会,员工认为公司多贴心,让员工觉得公司有温度的感觉,员工走肯定会走,走起来纠结度很大,黏性加大,人走的时候很纠结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曾湘泉:创造性解决企业的问题 是企业精髓

  “惠普和摩托罗拉一起办公,企业完全不同风格,惠普上班可以不按要求上班。摩托罗拉一进门就搜包,但是,两家企业做的都不错,创造性解决企业的问题,是企业真正的精髓。”12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对于“以员工为中心,分享经济”的出现,曾湘泉表示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二是员工第一位的不是薪酬了,第一是员工发展,第二位技术变化;三是区域竞争的关系导致。

  以下为曾湘泉发言实录:

  曾湘泉:新雇主经济主义,新雇主也可以说叫好雇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评价只评价最佳雇主,将来是不是可以评最差雇主?像美国餐馆的评价,雇主评价很简单,通过互联网,设计APP,最佳雇主评价APP,发给主要的企业。新雇主经济主义,刚才三位讲的都是做的好的企业,都是好雇主。昨天郭总讲这些问题,以员工为中心,分享经济上升出来,三个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大家能解决温饱就不错了,但是,90后的人是这样吗?上次有人跟我举了案例说,90后怎么对待欠薪,以前欠薪在监查大队报告,现在90后挥手说再见不要钱了,这就是90后的变化。我的学生在美国公司开一门课,怎么管理90后的员工,专门请人讲了一门课,经济发展阶段中员工的变化。

  第二,员工第一位的不是薪酬了,第一是员工发展,第二位技术变化,智能化生产影响非常深刻,7月份去法国开了一个会,发展经济学家主题是新经济动力对劳动的重要,全球请了200多人,上千人讨论这个问题,比如互联网,出租行业,严格意义上可以消失,郭总讲兼职的比例10%多,快车的司机,很多是这样,美国出现很多人在家里上班,不在企业上班。很多人做类合伙制,海尔、万科模式等等,为什么这么提出来,技术变化对我们冲击很厉害。

  第三,为什么企业很关心这个问题,区域竞争的关系,以前是东亚竞争,现在是全球竞争,国外的企业进入中国,外企面临新的问题,十几年前中国都不知道怎么做薪酬调查,外国企业都输送到国企,竞争的加剧,怎样管理员工,怎样激励员工,竞争优势在哪里。过去讲管理学,管理学没有统一个阶段,永远面对问题。管理永远面对的沟通认识,就是怎么看待人,霍尔教授在康乐教授写过一简文章,2000年时写了一篇文章,对一百年的总结,分四个阶段,25年一个阶段,现在讨论的问题,很多在上个世纪第一个25年都讨论过了。最近我和教授完成了一本书,研究了晋商,徽商,中国为什么二十三十年代做的好,实际上,在座的优秀企业,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对人的认识,国有企业对人的认识,还有港台的企业,应该从优秀的企业学习,提高对人的深刻认识,新的时代人的需求,新的时代技术变化对管理的要求,新的时代怎么取得竞争的优势。

  曾湘泉:企业的管理人员,理论上每个人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中国企业之间,我在大学当院长,你说X理论,首先,讲开会按时到,站一个小时,原来是中法社会,农业社会,X理论约束就有效,这些东西根据企业的状况,企业的发展不断阶段,包括企业的规模要考虑,股份制的问题,虽然股权很重要,企业的管理,叫委托代理关系,股权最起劲的人,惠聪网的CEO讲基础很激动,包括互联网公司跟多人都发财了,也有大变车的问题,如果简单是股权的话,管理干什么,它不是那个问题,郭总讲的很好,要给股权,全世界都是一种出路,一种解决办法。这些企业的做法,是根据他们企业的办法。

  举例:惠普和摩托罗拉一起办公,企业完全不同风格,惠普上班可以不按要求上班。摩托罗拉一进门就搜包,但是,两家企业做的都不错,创造性解决企业的问题,是企业真正的精髓。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员工不是全部都是好的员工。还是客观、准确地把握问题,很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卿涛:新雇主经济主义要从“雇主为中心”变为“雇员为中心”

  “新雇主经济主义这个提法很创新,雇主为中心变成以雇员为中心。”西南财经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卿涛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卿涛还表示,新雇主经济主义管理要有变化和转变,要从“控制为主”变为“承诺为主”,不是雇主进行管理进行控制,而是雇主雇员相互承诺,这可能更加符合支持员工的特点。

  以下为卿涛发言实录:

  卿涛:企业HR的老总,都讲了那么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新雇主经济主义这个提法很创新,雇主为中心变成以雇员为中心,具体的转变当中怎么理解,怎么落地,通过评选最佳雇主的活动,调查结果对于尊重是放到首位的,关键词是对员工的尊重。对员工尊重的问题也一直在谈,也不是新的东西,我联想到,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1999年的时候,国际劳动大会提了一个概念,就是叫体面劳动,要实现体面劳动,实现员工的体面性,体面比尊重含义更加广泛一点,让员工工作过程当中,它受尊重,它的工作本身是体面的,无论在企业里面做的是什么工作,哪怕是清洁工。组织内部,组织的环境,让它觉得是受尊重的。比如,有一家企业,它的做法,把农民工变成自由化,比如保障的时候,不需要领导签字,还有到食堂吃饭不刷卡,也不付现金,自觉放。这就是一种尊重,实实在在让它感觉到它的人格受到尊重。再比如说,普通的超市,二三层级,最黄金的一个楼层,黄金地段的二层不做卖场,而是给员工做健身房,一线的清洁工休息时间可以做健身,它就会觉得人格受到了尊重,当时顾客与员工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是说,有些企业提的理念,不管什么情况下,作为企业要站在顾客这一边,顾客是上帝。当即分析原因,不是员工的问题,而是顾客的问题,坚决站在员工这一边。有一个航空公司,顾客无理取闹,CEO出来把顾客列为不能乘坐的黑名单里面,这就是保护,这就是尊重。员工是临时工,脱离什么关系,究竟都没有搞清楚是什么问题,员工就会觉得当时有问题的时候,组织不是尊重,不是在保护我,这样的一种尊重,换来的是员工在组织当中的快乐工作,只有他们快乐工作的时候,才有职业幸福感,追求员工的幸福感。

  卿涛:接着曾老师讲的,非常同意曾老师讲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新雇主经济主义了,不论什么行业,不论企业管理水平,不论员工什么样,就做实质性,根本性的改变,观念理念先行。首先,要认识这样的转变,转变给企业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分析每个企业具体的情况,谈的比较多是支持新员工。技术产业升级换代,比如互联网。尽快实行新雇主经济主义快一些,有一些行业不尽然,刚才胡总谈到的,就是IBM,严格的控制管理做的非常规范,标准化的一种,这种恰好所参考的以雇员为中心的理念,恰好就是不一致的,新雇主经济主义管理要有变化和转变,可能要控制为主,变为承诺为主,不是我进行管理进行控制,而是相互承诺,不是员工对组织承诺,不是组织对员工承诺,可能更加符合支持员工的特点。从过去,主要关注工作为主,向关注发展为主的转变,可能过去更多的是关注它做的怎么样,是不是符合组织要求,技巧能不能达到,没有可以给你做培训教你怎么做,这也是以雇员为中心的,雇员职业的成长和发展,即使是它有一天离开了我的公司,就像昨天谈到的,来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就会想到他会离开的,在我公司里面有没有得到成长和提升,这就是以雇员为中心,以前提的就是提高它的可雇用性,包括企业品牌带来的,IBM工作过的一定很牛,找下一个工作的时候,更加容易一些。刚才胡总讲到的,一个境界,实行新雇主经济主义,可能也是我们的境界,一个理念的导向。现在是经济人的角色,或者社会的角色,管理就不同,企业家办企业的理念是什么?传统的回答就是赚钱,他说不是,这不是我办企业的目的,我办企业是要创造幸福的,给谁创造幸福,包括雇主和员工全体参与到里面的人创造幸福。

  全会三: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

  主持人:掌声有请《财经》杂志社高级观察员兼副总经理张燕冬女士。

  张燕冬: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由我主持上午的第一场,就是“中美关系和全球格局”。大家知道,2015年中美关系波折不断,尤其在南海问题上和网络安全等等问题上,究竟如何看待这些波折?如何比较准确地去评估现阶段的中美关系?这个现状的背后又透视着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次的原因?今年9月份习主席到美国访问,我们又怎么来看到访问后的一些新的变化?怎么样去看待它可能存在的风险?今天我们请到了五位嘉宾,他们是: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院长包道格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ve ORLINS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沱生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我想给沱生老师,请您谈一下2015年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哪些?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张沱生:我来谈一谈怎么看待2015年的中美关系。有两个基本的观点:第一,今年中美的战略互宜和摩擦进一步发生,美国国内舆论对华更趋强硬,没有的情况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民众中引起了较大的反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更趋负面,美国有意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牵制。摩擦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网络、南海、经济、人权。

  在网络空间方面,因为美国起诉中国军人,双方的对话一度停顿,并且陷入了严重的僵局。美国怀疑指责他的公务员档案网上被盗是中国所为。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甚至放出风来,将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制裁。在南海,美国更深入地介入了南海的海洋权益整顿,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反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不久前,美国派军舰进入南杀岛礁附近的海域,并称这一行动将常态化,引起各国的高度关切,增加了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经济上,这本来是两国的一个压仓室,但今年却摩擦频生,中国反对中国亚洲投资银行的建议,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疑虑重重,人民币汇率下降,中国股市股灾,对美国经济也带来了一些影响,美国对中国能否深化改革持怀疑态度。中国对美国主导的TPP的签约,也有种种的担心。在人权方面,今年又有升级的趋势,美国对中国制定NGO法充满了疑虑,反映非常强烈。美国还认为,中国加强对国内的政治控制。而在美国方面, 今年也发生了诱捕中国学者,以间谍罪起诉,这也引起了中国很大的震动。此外,年内美日制定新安保指针,提出将实行全球无缝合作,美国还支持日本制定解定集体自卫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担心。事实上,这些摩擦背后是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相互不适应和双方竞争的加强,美国尤其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在亚太影响力的上升,担心中国挑战其领导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美之间的分歧与摩擦仍然是可控的,两国总体关系仍然是相对稳定的,只要我们把中美关系和美俄关系比较一下,把中美关系和今年的中日关系相比,就看得更清楚了。我也有几点理由:第一、两国的双边对话交往,在2015年都得以保持,并继续发展。原来两国关系最短板的两军关系,在对话交流方面还是可以说是一个亮点。第二、两国主要摩擦在习主席访美之后,虽然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解决,但却或多或少有所缓解,有些方面,如网络安全、经济合作,还取得了一些积极地进展。习主席访美期间,全面回应了美国的关切,从国际秩序到网络、南海,甚至包括NGO法和中国的股市,并再次表明了中国致力发展中美大国关系的信心。访问取得的成果均表明,虽然双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流。第三、两国当前在双方最突出的南海摩擦上,实际上是可控的,并非像媒体炒作得那么紧张。中美双方一直保持着有关对话与接触。第五、两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开展许多重要的合作。巴黎气候变化,安理会通过反恐决议,中国人民币加入SDR等等。

  中美关系是否走到了一个临界点?如果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即将发生冲突的估计是太悲观了,我是不同意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力量对比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上的许多议程都难以进行,很多大事都做不成,中美关系如果恶化,不仅是给两国关系,而且将会给地区和世界的格局带来重大的影响。我们90年代有一段话,就是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这是有道理的。但现在的形势和那时候确实不同了,我们要争取在中美之间达成新的共识,要有一些新的方式,新的作为,新的合作,并且要有力地加强双方的危机管理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逐步相互适应,建立起一种更好的有利于两国和世界地区的关系。

  张燕冬:谢谢张沱生老师。您的意思是中美的摩擦还是在上升,但是这种上升是可控的。同时,您也不完全同意关于临界点的说法,您同时也觉得这个临界点是必须的。包道格先生,您同意吗?

  我觉得张先生说的是非常对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这里,我也希望让我们的对话进入另外一个方向,但是同样精神下的。2015年以及过去,在中国有很多战略方面的改变,我们在2013年就看到。包括一些关于外交事务的工作会议,多边外交政策,2014年的时候相似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从这些事情当中可以看到,中国对于邻国之间在策略上的变化,我们相信它的源泉就是中国在1997年稳定亚洲的经济体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及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举办了奥运会,又非常成功的有了一些外交政策的变化。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了,在那时候有更多的问题以及紧张局势,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也包括中国和邻国之间的,跟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升级,以及跟越南、菲律宾在南海上的问题,也包括缅甸。我觉得在过去一直是非常好的,成功的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系统性的、策略性的,并不是战略性的。包括中日韩的关系,习主席参加了APEC会议,和越南的局势得到了更好的挑战。这也跟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是保持一致的。

  当我们把它看成一揽子计划的时候,中国有非常多策略,非常成熟精妙的计划,对它长期经济的增长和邻国发展的利益 做出贡献,而且有政治的成本。但是在美国还没有出现坏效益,我们的政治体系,依然还是关于南海的情况上处理,尤其在习近平主席非常成功的对美国访问之后的一些努力。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下,到底中国会不会真正降低这种紧张局势,这还需要一些时间。因为美国又在政治的进程当中,在大选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听到美国的一些新闻,并不是非常愉快。但是像张沱生先生讲到的一样,9月份之后,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包括网络安全问题探讨之后,帮助我们能够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让我们度过美国进行的大选时期,而且度过2017年总统上位以后的变化,避免各种类型的冲突。

  张燕冬:您的意思是说,事实上中国改变了它的策略,尤其在对邻国关系问题上。我想问您的是,您非常关注美国亚太战略,您认为冷战以后,尤其45年以后,美国构建了一个亚太的军事,里根届内的时候,美国是对亚太的全盛时期,到克林顿时期,你认为他错失了在亚太的机会,但小布什时期,又是好像加入了反恐,现在是觉得是奥巴马时期进入了一个正常。美国的亚洲政策,您对近期是怎么看的?

  张燕冬:您的意思是说,事实上中国改变了它的策略,尤其在对邻国关系问题上。我想问您的是,您非常关注美国亚太战略,您认为冷战以后,尤其45年以后,美国构建了一个亚太的军事,里根届内的时候,美国是对亚太的全盛时期,到克林顿时期,你认为他错失了在亚太的机会,但小布什时期,又是好像加入了反恐,现在是觉得是奥巴马时期进入了一个正常。美国的亚洲政策,您对近期是怎么看的?

  张燕冬:贾先生,能不能更深层次分析一下在这个现状下的原因?

  贾庆国: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双方都有很多人相信修西迪德陷阱,尽管历史上并不是完全这样,但是既然人们相信它,就有问题。像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很多人觉得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做,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守城大国是不是要限制中国的崛起。在不少美国人的眼中,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怎么做,也会反映出中国的战略意图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双方的互动特别容易出现负面的现象。第二,崛起中的中国有双重的身份和双重的利益,比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穷国又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弱国又是一个强国,身份决定利益,双重身份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有双重的利益,这些利益常常是矛盾的,比如在气候问题上,中国一方面要坚决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另外又要大力节能减排,中国在确定自己利益问题上,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它的对外的一些做法,常常出现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这给外部传递的信息非常不确定。恰恰因为中国的崛起,全世界都很关注中国到底想干什么,这个时候中国自己都很困惑。因为他不知道你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他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防范,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中国人看来,就是想围堵中国,于是也需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在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负面互动的情况。

  第三,政治方面,中国自己觉得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同时,为了更好的改革开放,需要加强政治上的一些管控措施。但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加强政治上的管控措施,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是不一样的。他们对未来的中国会做什么产生了很大的担忧,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一些措施,给中国施加压力。中国这边也是觉得,你这是挑战我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双方也容易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负面的互动。

  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现在两国关系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我同意沱生的观点,中美关系尽管有负面的发展,但同时两国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两国在未来的发展方面,合作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张燕冬:谢谢贾院长。您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现在这种双重的身份,也会导致一些矛盾的结果,包括美国怎么看你。也会导致一种误解。下面问一下Steve ORLINS,您怎么认为?

  Steve ORLINS:我们谈到了所有两国之间战略方面不信任的状况,但是今天早晨,美国的总统向美国人作了发言,说由于中美之间的合作,我们现在能够达到巴黎气候的共识,这真是具有历史的意义,他告诉美国人说,我们是和中国共同引导着促使巴黎达成了气候的协议。实际上这对于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法国的大使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召开了会议,指出中美之间使这样的协议达成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早晨美国总统也指出,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成长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协议,巴黎气候协议是在中美双方的努力下促成的。习近平走访了美国,他的走访是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种成功往往是被人们给低估了。正如包道格讲的,现在美国正在进行大选,人们在讨论中国的时候,往往会有非常多负面的信息,在习主席出访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共和国的候选人说:我们不应该给他提供非常好的晚宴,应该给他提供一个大汉堡就行了。还有一些人说,应该取消他的访谈。在网络上,人们也觉得中国的政府在支持黑客的行动,黑美国的公司。实际上,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癌症”,但是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能够做的,就是创造一种路径,朝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走,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至少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走了。他们也是会见了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还有大律师,他们进行了会谈,都指出现在中美的方向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征程是更好了,确实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在南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还有我们之间的价值观也有一些差异,中美之间价值观的差异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近期也不会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在谈这些问题,正如包道格讲的,领导人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共同谈这些问题。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非常好的进步,这样的会谈应该被美国和中国的媒体广泛的宣传。人们可能会说我是乐观主义者,是的,我是乐观主义者,因为我觉得最后美国人和中国人是需要获得经济安全的,他们需要共同反腐,也需要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都需要进行共同的合作。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外围的问题,我给大家讲几个数据:一个是125亿,什么意思呢?这是苹果的收益,在上一个季度在大中国区域的收益。当有美国的公司无法在中国很好的开展业务,我说你去问苹果吧。第二个是500亿美元,它是追踪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有500亿,而且这样的投资在不断地增加,这也驱动着我们的关系往前走。第三个是34万,这是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还有5万到7000万的学生,他们是读美国的中学。这些数字真的会改变两国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谈到战略性的不信任时,需要去看一下这些孩子的教育,这对于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张燕冬:感谢Steve ORLINS,您认为中美两国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您也讲了,有一些方面中美的合作有很多机会,在您看来,哪些方面哪些方面是有风险的呢?

  Steve ORLINS:我们需要去管控一些冲突的区域,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现在美国也有一些航行的努力,并没有出现一些爆炸的状况,还有价值观的问题,这种问题管控起来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有成百上千的记者从中国到美国进行报道,还有美国的一些记者来中国报道时是没有相应的自由权的,这会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如果去CCTV,或者美国的《人民日报》的杂志,可以自由去,但是你要去《纽约时报》,是无法访问中国网址的,这样会使美国人觉得这些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张燕冬:下面把这个问题给百家,你能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谈一谈中美关系,怎么样看待现阶段的中美关系?

  章百家:目前的中美关系,特别是从媒体上看是比较紧张的,我觉得这里头有多方面的因素,我现在觉得,首先一个问题是中国人需要调整看国际问题,包括看中美关系的一个视角。如果比较一下这三十年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以前我们分析形势的时候,总是可以比较客观的看外面的形势是什么样,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做出反应。按过去的套路是,国际、国内、本单位,今天我们看世界的时候,必须了解中国的成长,使得其他许多国家在研判国际形势的时候,首先要看中国可能是什么样的,然后再采取对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再判断形势的时候,就必须把自己带来的世界变化估算进去,如果不能把这个估算进去,那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充满敌意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发展壮大的一个非常带有积极性的因素,我们塑造世界的能力更强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关于中美关系,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出现的摩擦,实际是在双方的力量发生变动之后,重新寻求一种互信的基础,这个过程会有摩擦,但现在看来完全是可控的。因为两个国家处理好相互关系的时候,不仅仅是看对方说什么,而且要了解对方有能力做什么,没有能力做什么。比如70年代初,中美经过长期对抗以后,中美两国实现了和解,我们经常讲各种各样的原因,两国的领导人如何有远见,如何如何,实际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美经过三十年的对抗,在对抗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种互信,这种互信是什么呢?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没有能力侵略中国,这曾经是中国最担心的。但是中国看到美国连越战都打不赢就不可能入侵中国。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共产主义向亚洲的扩张,美国人也看到中国自个儿的文化大革命,国内已经乱七八糟,他没有能力向外扩张,这实际上是中美和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当然双方也有共同利益。

  今天的中美双方要在力量变化的基础上取得互信,也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我认为这个互信的基础很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在国内继续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在20世纪面临的问题和20世纪后期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20世纪后期的改革,基本上是要完成经济的转轨,那些问题是有大量的经验,你三十年的经验,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那个改革的目标是比较明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下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个改革比以前要困难的多。改革后期必须完成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固定化、完善化,这也是中国目前改革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决定着中国仍然会把内部的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时候中国就需要一个外部相对安定的环境。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虽然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但美国现在在进行一个力量的适当的收缩。

  这两个因素就会促使中美之间仍然有更多的合作,特别是现在面临全球的问题,以及各自国内所面临的某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双方的合作。总的来讲,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

  张燕冬:谢谢。中国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变化的一部分,在这种相互变化的过程当中,双方怎么去建立这种互信的基础。我记得你有一篇文章叫“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你认为影响世界的关键点,还是中国要自己解决好改革开放的问题是吗?

  章百家:对。我认为这还是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改革开放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处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时候,始终国内问题优先,就是邓小平的话,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张燕冬:我知道沱生老师对日本问题很有研究,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日本因素还是一个既微妙又重要的因素,您能不能谈一下?

  张沱生: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美日三方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在过去几年里,首先是中日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钓鱼岛问题发生以后,中日关系一度恶化,并且双方在建交之后首次出现了军事对峙,这是令人遗撼的。但是我们看到,去年以来,中日关系,特别是去年的APEC,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原则以后,中日关系出现了逐步稳定改善的迹象。在今年双方的外交对话基本上已经全部恢复,防务对话,双方进行海空行为准则对话,至于两党的交流,议会的交流,基本上在恢复。这一点非常重要。中日关系的相对稳定,对于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美日是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对于美国来讲是最重要的。中日走向冲突的话,美国很可能就要卷进来,中日关系的稳定有利于中美关系。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日关系也不是很乐观,现在两国领导人只是在国际场合见面,双方的互访原来规定是一年一次,这些都没有恢复。所以,任务还很艰巨,特别是今年的日本通过了新的安保法,实际上获得了集体自卫权。下面一个看点就是,美国现在要求日本到南海来联合巡航,日本也表示要认真考虑。如果日本这样做,可能会不仅使南海的形势更加复杂,而且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破坏。所以,明年中日之间应该继续稳定关系,而且日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介入南海事务。中日之间还有一个历史问题,今年来讲,七十周年有很多的节点,相对平稳的过去了。例如安倍的讲话,中国人给他的评价是,对他自己来讲是个进步,但是实际上跟村上比还是有退步的,我希望中美日逐渐能建立一个合作为主、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关系,这对于地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中美是有共识的,就是希望中日之间要加强危机管理机制,防止走向冲突。在这方面,中日之间,从去年开始有了很大的进展。

  张燕冬:包道格先生,您怎么看待中日的因素?

  包道格:其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跟日本的官员和非官员,还有一些学者的讨论,我们看到的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以及日本对中国的看法,非常清楚的一点,美国和日本对于中国看法的差别,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在下降了。但依然还是有一些误解,还有非常深的一些,过去对于中国的看法,这还需要非常多的小心的管理。在东京政府层面,他们可以管理好这种敏感度,而且他们在自上而下的过程当中发生着变化,他们是非常依赖危机的,如果出现危机的话,双方的领导人都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就非常危险了。如果在中国和日本当中,我们总会选择日本,因为他是我们的盟友。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预见可能出现的危机,以及更好的有一个危机管理机制。在过去我们进行了两场会议,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对话,他们讨论的是如何处理一些没有意向的水域上的问题,我希望最后能够有一些成果,会有一些机制让军事方面的领导,或者相关的官员,可以把风险降低。我们也看到,在两方面都非常紧张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一年半当中,确实有了多方的备忘录,还有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我们如何应对危机,我们已经看到成功的落实。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备忘录当中设定的做,这是非常好的进展,这样的话,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非常紧密的联系,以及在中国能力不断增长的时候会需要的。我是非常乐观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后代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张沱生: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美日三方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在过去几年里,首先是中日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钓鱼岛问题发生以后,中日关系一度恶化,并且双方在建交之后首次出现了军事对峙,这是令人遗撼的。但是我们看到,去年以来,中日关系,特别是去年的APEC,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原则以后,中日关系出现了逐步稳定改善的迹象。在今年双方的外交对话基本上已经全部恢复,防务对话,双方进行海空行为准则对话,至于两党的交流,议会的交流,基本上在恢复。这一点非常重要。中日关系的相对稳定,对于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美日是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对于美国来讲是最重要的。中日走向冲突的话,美国很可能就要卷进来,中日关系的稳定有利于中美关系。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日关系也不是很乐观,现在两国领导人只是在国际场合见面,双方的互访原来规定是一年一次,这些都没有恢复。所以,任务还很艰巨,特别是今年的日本通过了新的安保法,实际上获得了集体自卫权。下面一个看点就是,美国现在要求日本到南海来联合巡航,日本也表示要认真考虑。如果日本这样做,可能会不仅使南海的形势更加复杂,而且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破坏。所以,明年中日之间应该继续稳定关系,而且日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介入南海事务。中日之间还有一个历史问题,今年来讲,七十周年有很多的节点,相对平稳的过去了。例如安倍的讲话,中国人给他的评价是,对他自己来讲是个进步,但是实际上跟村上比还是有退步的,我希望中美日逐渐能建立一个合作为主、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关系,这对于地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中美是有共识的,就是希望中日之间要加强危机管理机制,防止走向冲突。在这方面,中日之间,从去年开始有了很大的进展。

  张燕冬:包道格先生,您怎么看待中日的因素?

  包道格:其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跟日本的官员和非官员,还有一些学者的讨论,我们看到的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以及日本对中国的看法,非常清楚的一点,美国和日本对于中国看法的差别,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在下降了。但依然还是有一些误解,还有非常深的一些,过去对于中国的看法,这还需要非常多的小心的管理。在东京政府层面,他们可以管理好这种敏感度,而且他们在自上而下的过程当中发生着变化,他们是非常依赖危机的,如果出现危机的话,双方的领导人都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就非常危险了。如果在中国和日本当中,我们总会选择日本,因为他是我们的盟友。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预见可能出现的危机,以及更好的有一个危机管理机制。在过去我们进行了两场会议,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对话,他们讨论的是如何处理一些没有意向的水域上的问题,我希望最后能够有一些成果,会有一些机制让军事方面的领导,或者相关的官员,可以把风险降低。我们也看到,在两方面都非常紧张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一年半当中,确实有了多方的备忘录,还有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我们如何应对危机,我们已经看到成功的落实。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备忘录当中设定的做,这是非常好的进展,这样的话,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非常紧密的联系,以及在中国能力不断增长的时候会需要的。我是非常乐观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后代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张燕冬:贾院长有什么补充?

  贾庆国:我是觉得现在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个问题,双方都把这个看作是一个试金石,中国人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人怎么做,看看是不是真的想围堵中国。当美国对南海进行巡航,所谓航海自由巡航的时候,中国人就觉得他就是想围堵中国,当然美国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但有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怎么做,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到底是想推行一个扩张主义的政策还是其他的政策,在不少美国人看来,现在中国的一些做法,好像是扩张自己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纠结,可能需要加强战略层面上的对话。其实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在南海问题上,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比如公海航行自由,其实也是中国的理由,而且是中国越来越大的一个企业。现在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的国家,全球投资的一个国家,全球旅游的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国际秩序,包括航海自由的秩序,也是中国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有很多合作空间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走向冲突的情况。

  张燕冬:谢谢。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些问题并没有探讨,而且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譬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所涉及的亚投行的问题,以及美国TPP的问题,可能要留出更多的空间聚焦。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不管怎么说,台湾问题还是中美当中的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包道格先生怎么看?

  包道格:马上要进行选举,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测试,我们在过去七年半的情况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并没有因为台湾的问题出现对峙。台湾的领导人,无论是谁,看起来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候选者了,他会承诺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而不会有巨大的变化。当选举出现结果的时候,美国也有自己的关系和相关的原因,跟台湾一直有这样的关系,会继续推进一个合作的海峡关系,这是适合台湾的自治权、政治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并不会不尊重中国对于两峡关系的权利,对于中国来说,会有合理的容忍度来关照台湾的人们和两峡的经济关系,会让他们是适度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会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而是解决问题。中国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在两峡关系当中保护我们应有的利益。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预计他们会非常紧密的合作来解决在台湾全局上的问题,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道路。但是,至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有和平和稳定的一个平行的过程。我们可以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台湾,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语言来描述两峡关系,希望在未来能够保持目前的状态。

  张燕冬:Steve ORLINS先生,美国的总统选举会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Steve ORLINS:首先我要说不要过多关注美国大选,要忽视美国大选当中关于中国关系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些根本就是不符合现实的,当我参加华盛顿的会议,去见一些议员的时候,也抱怨了他们的一些讨论,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说,你们觉得关于社会安全、税收、卫生医疗的讨论,还有其他的一些讨论是合理的吗?是理智的吗?实际上大选的过程并不一定会产生非常理智的讨论,在2017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总统,新的总统必须要知道中美之间关系的关键点。每一个美国的总统,基本上都是采纳了类似的流程,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过程不会非常平缓,但随后一切都会变得比较和顺了,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都非常重视安全、经济、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这几个问题会驱动中美进行合作。关于其他一些外围的问题,比如中国南海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当中,中美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核心问题,都是外围的问题。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互补的,新的总统一定最后也会认知到这一点,你知道爱荷华、路易斯安那和西雅图,大家我都是跟中国合作的,并不是有冲突。

张燕冬:贾院长有什么补充?
    贾庆国:我是觉得现在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个问题,双方都把这个看作是一个试金石,中国人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人怎么做,看看是不是真的想围堵中国。当美国对南海进行巡航,所谓航海自由巡航的时候,中国人就觉得他就是想围堵中国,当然美国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但有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怎么做,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到底是想推行一个扩张主义的政策还是其他的政策,在不少美国人看来,现在中国的一些做法,好像是扩张自己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纠结,可能需要加强战略层面上的对话。其实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在南海问题上,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比如公海航行自由,其实也是中国的理由,而且是中国越来越大的一个企业。现在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的国家,全球投资的一个国家,全球旅游的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国际秩序,包括航海自由的秩序,也是中国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有很多合作空间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走向冲突的情况。
    张燕冬:谢谢。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些问题并没有探讨,而且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譬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所涉及的亚投行的问题,以及美国TPP的问题,可能要留出更多的空间聚焦。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不管怎么说,台湾问题还是中美当中的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包道格先生怎么看?
    包道格:马上要进行选举,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测试,我们在过去七年半的情况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并没有因为台湾的问题出现对峙。台湾的领导人,无论是谁,看起来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候选者了,他会承诺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而不会有巨大的变化。当选举出现结果的时候,美国也有自己的关系和相关的原因,跟台湾一直有这样的关系,会继续推进一个合作的海峡关系,这是适合台湾的自治权、政治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并不会不尊重中国对于两峡关系的权利,对于中国来说,会有合理的容忍度来关照台湾的人们和两峡的经济关系,会让他们是适度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会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而是解决问题。中国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在两峡关系当中保护我们应有的利益。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预计他们会非常紧密的合作来解决在台湾全局上的问题,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道路。但是,至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有和平和稳定的一个平行的过程。我们可以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台湾,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语言来描述两峡关系,希望在未来能够保持目前的状态。
    张燕冬:Steve ORLINS先生,美国的总统选举会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Steve ORLINS:首先我要说不要过多关注美国大选,要忽视美国大选当中关于中国关系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些根本就是不符合现实的,当我参加华盛顿的会议,去见一些议员的时候,也抱怨了他们的一些讨论,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说,你们觉得关于社会安全、税收、卫生医疗的讨论,还有其他的一些讨论是合理的吗?是理智的吗?实际上大选的过程并不一定会产生非常理智的讨论,在2017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总统,新的总统必须要知道中美之间关系的关键点。每一个美国的总统,基本上都是采纳了类似的流程,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过程不会非常平缓,但随后一切都会变得比较和顺了,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都非常重视安全、经济、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这几个问题会驱动中美进行合作。关于其他一些外围的问题,比如中国南海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当中,中美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核心问题,都是外围的问题。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互补的,新的总统一定最后也会认知到这一点,你知道爱荷华、路易斯安那和西雅图,大家我都是跟中国合作的,并不是有冲突。

  全会四:重新起飞的中欧关系

  主持人:下面有请全会四:重新起飞的中欧关系主持人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执行主席张毅先生。

  张毅: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上午好。主持这个环节,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感谢论坛的主办方正对我的信任。三亚优美的环境,宜人的气候,尤其是清新的空气,成为我们来自北方嘉宾的感叹。今天面对我们所要探讨的议题,也不仅使我联想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做到少一点雾霾,多一些阳光明媚的蓝天白云,对人民来说都是赏心悦目的。选择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环境来讨论重新起飞的中欧关系,可以看到大会主办方的良好寓意,也是非常明显的了。我们经常说距离产生美,中国和欧洲的确是远隔万水千山,我们没有领土的纷争,彼此欣赏着对方的前世今生,对美的共同追求,让中欧人们彼此学习,但是距离又催生了好奇,因此,中欧人们之间的交流,尤其人文的交流不断,彼此渴望了解对方。同时,距离也会造成误解和偏见,因此也会有令人遗撼的事情发生。如何让这种客观存在的距离保持美感,激起彼此的好奇,同时又不让彼此因为距离而产生隔阂,在中文里有一句成语,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互联网时代,在创新为主导的时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两者兼而有之。从我们目前委员会所做的成功案例中,深刻地感受到,本着合作的原则,本着尊重各自优势的原则,相关方面一定能够找到利益共同点的。以此为基础的合作,势必更为稳固,更为持久,更为有效。我想让更多的中欧之间的企业能以这样的方式和理念谋求共赢,无数个中欧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将逐步发展为中欧人民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坚信因合作致团结的理念,借助交流渠道,以及务实的行动,我们一定能让中欧关系再次腾飞。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出席这个环节的嘉宾,他们是:

  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执行主席柯慕贤

  法兰西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顾山

  法兰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林誉平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

  英国华誉风险管理咨询公司总裁沙学文

  众所周知,今年对中欧双方来说,都是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它是个特殊的年份。40年前,中国和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外交关系。2003年,中欧双方又确定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访华期间,中欧双方又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这个规划确定了中欧在和平与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的共同目标。这个战略规划将促进中欧全方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数年的进一步发展。时至今日,两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从事中欧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国际NGO组织的负责人,我个人深深感受到,目前双边关系的友好气氛非常浓烈。2015年中国政府又正式宣布了推动共同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共同带,“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让各界人士充满着期待,在详细了解相关方的同时,更想知道在这个合作语境中,究竟采取哪种合作方式,哪些合作内容才能实现短期和中期的目标,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共融,造福于中欧人民。今天出席我们这个环节的嘉宾,将给出他们的解释和愿景。首先,有请德国大使阐述一下他个人的观点。

  柯慕贤: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祝贺法国大使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关于巴黎气候大会最终的法案,非常感谢法国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女士们,先生们,让我再进一步的祝贺《财经》杂志,选择中欧关系重新起飞作为一个主题,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愿景。我们知道,外交对于这样的一个乐观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以及欧盟都遇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敬畏的挑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

  中国的增长速度在放缓,它的需求也在放缓。中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及非常巨大的污染问题,但是中国在采取行动,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而且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在推进,也包括经济的结构调整,包括自由化、市场化,以及更多的促进创新,尤其是新的制造业。创新很明显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中国却不能够独善其身而获得创新,他需要跟外界进行广泛的合作。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我们的领导人,都是技术方面的领先国家,他们已经非常清晰地给出了信号,会欢迎我们的合作,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技术的转移,以及跟中国的企业之间,国企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体系。

  德国是工业4.0概念的领先国和倡导国,实际上,这也是在德国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描述词,这实际上是我们第四次的工业革命,也就是继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第三次是自动化,我们叫做德国工业的3.0。在4.0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有计算机化的进展,以及智能化的制造,还有数字化,以及整个价值链的整合。正如习主席已经同意的各种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了关于工业4.0的概念,以及《中国制造2025》,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让我们能够重新起飞,要让它真正实施成功,有必要让中国在安全方面考虑和必要的创新自由度上取得平衡。我们也看到了最近的一些立法,例如《网络安全法》,现在的信号依然还是比较综合的。制造业的数字化,要求三个方面的进展,数字安全才有可能进行数据的信息加密,以及更加安全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保持互联互通,跟世界保持联系。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所面临的挑战。在欧洲的整个经济,虽然依然还有一些风险,但我相信一切都开始向好,现在的增长非常及时,即使在一些受到影响很大的欧洲国家也不例外。我们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从早期就开始了,我们的增长也开始重新腾飞,比如爱尔兰,已经有超过6%的增长,西班牙3%以上的增长率。然后政治风险却在加剧,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担忧,就是难民危机,在德国,就有一百万的难民,今年年底会达到这个数据,现在看起来,这并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也就是说2016年还会继续增加。而且在法国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袭击,让整个欧洲受到了震动,德国也已经在阿富汗之后,组织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跟法国同盟,一起应对恐怖主义的攻击。而这是整个欧洲在不断崛起和增长所带来的和伴随的。我们在各个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合力。我们也看到,乌克兰的波动性依然存在,德国也有各种繁荣,但不能完全脱离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类似事情。同时,还有内部的挑战,最近在英国的民调中,英国很有可能会离开欧盟。

  女士们、先生们,美国、欧洲以及中东、东欧的稳定,实际上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欧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和贸易合作伙伴,中东又是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最主要的供给国之一,而这些国家和区域都是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相信中国可以对此做出很多的贡献。在叙利亚,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更高的参与和支持,包括救助物资,以及政治和军事解决方案,都能够帮助难民,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在自己的本国,而不是来到欧洲。同样的,乌克兰也是如此,俄罗斯也是如此,中国跟俄罗斯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德国也是如此。我们都需要进行建设性的贡献,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并且更多的参与其中。我们也会有更紧密合作的空间,中国和欧洲可以一起去应对恐怖主义。

  习近平主席访欧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具有希望的评论,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也是有非常多意义的,尤其对这个国家的投资。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和中国都在面临着一些挑战,现在非常清楚的是,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挑战,但是因为全球化发展,欧洲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反过来亦是如此,同时,欧洲也是中国最大的市场。因此,我们两个区域一起合作势在必行,让我们一起来应对挑战。我相信,现在是一非常重要的时刻,让我们重新起飞中欧关系,谢谢大家!

  张毅:谢谢大使,讲的非常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经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在欧盟28个国家中间,德国是为数可数的与中国贸易顺差的国家。我就想问,正因为中德之间的贸易,德国是占了优势,是否也就决定了中德之间的政治关系,政治互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众所周知,今年对中欧双方来说,都是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它是个特殊的年份。40年前,中国和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外交关系。2003年,中欧双方又确定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访华期间,中欧双方又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这个规划确定了中欧在和平与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的共同目标。这个战略规划将促进中欧全方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数年的进一步发展。时至今日,两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从事中欧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国际NGO组织的负责人,我个人深深感受到,目前双边关系的友好气氛非常浓烈。2015年中国政府又正式宣布了推动共同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共同带,“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让各界人士充满着期待,在详细了解相关方的同时,更想知道在这个合作语境中,究竟采取哪种合作方式,哪些合作内容才能实现短期和中期的目标,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共融,造福于中欧人民。今天出席我们这个环节的嘉宾,将给出他们的解释和愿景。首先,有请德国大使阐述一下他个人的观点。

  柯慕贤: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祝贺法国大使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关于巴黎气候大会最终的法案,非常感谢法国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女士们,先生们,让我再进一步的祝贺《财经》杂志,选择中欧关系重新起飞作为一个主题,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愿景。我们知道,外交对于这样的一个乐观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以及欧盟都遇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敬畏的挑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

  中国的增长速度在放缓,它的需求也在放缓。中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及非常巨大的污染问题,但是中国在采取行动,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而且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在推进,也包括经济的结构调整,包括自由化、市场化,以及更多的促进创新,尤其是新的制造业。创新很明显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中国却不能够独善其身而获得创新,他需要跟外界进行广泛的合作。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我们的领导人,都是技术方面的领先国家,他们已经非常清晰地给出了信号,会欢迎我们的合作,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技术的转移,以及跟中国的企业之间,国企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体系。

  德国是工业4.0概念的领先国和倡导国,实际上,这也是在德国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描述词,这实际上是我们第四次的工业革命,也就是继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第三次是自动化,我们叫做德国工业的3.0。在4.0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有计算机化的进展,以及智能化的制造,还有数字化,以及整个价值链的整合。正如习主席已经同意的各种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了关于工业4.0的概念,以及《中国制造2025》,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让我们能够重新起飞,要让它真正实施成功,有必要让中国在安全方面考虑和必要的创新自由度上取得平衡。我们也看到了最近的一些立法,例如《网络安全法》,现在的信号依然还是比较综合的。制造业的数字化,要求三个方面的进展,数字安全才有可能进行数据的信息加密,以及更加安全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保持互联互通,跟世界保持联系。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所面临的挑战。在欧洲的整个经济,虽然依然还有一些风险,但我相信一切都开始向好,现在的增长非常及时,即使在一些受到影响很大的欧洲国家也不例外。我们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从早期就开始了,我们的增长也开始重新腾飞,比如爱尔兰,已经有超过6%的增长,西班牙3%以上的增长率。然后政治风险却在加剧,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担忧,就是难民危机,在德国,就有一百万的难民,今年年底会达到这个数据,现在看起来,这并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也就是说2016年还会继续增加。而且在法国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袭击,让整个欧洲受到了震动,德国也已经在阿富汗之后,组织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跟法国同盟,一起应对恐怖主义的攻击。而这是整个欧洲在不断崛起和增长所带来的和伴随的。我们在各个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合力。我们也看到,乌克兰的波动性依然存在,德国也有各种繁荣,但不能完全脱离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类似事情。同时,还有内部的挑战,最近在英国的民调中,英国很有可能会离开欧盟。

  女士们、先生们,美国、欧洲以及中东、东欧的稳定,实际上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欧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和贸易合作伙伴,中东又是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最主要的供给国之一,而这些国家和区域都是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相信中国可以对此做出很多的贡献。在叙利亚,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更高的参与和支持,包括救助物资,以及政治和军事解决方案,都能够帮助难民,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在自己的本国,而不是来到欧洲。同样的,乌克兰也是如此,俄罗斯也是如此,中国跟俄罗斯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德国也是如此。我们都需要进行建设性的贡献,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并且更多的参与其中。我们也会有更紧密合作的空间,中国和欧洲可以一起去应对恐怖主义。

  习近平主席访欧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具有希望的评论,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也是有非常多意义的,尤其对这个国家的投资。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和中国都在面临着一些挑战,现在非常清楚的是,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挑战,但是因为全球化发展,欧洲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反过来亦是如此,同时,欧洲也是中国最大的市场。因此,我们两个区域一起合作势在必行,让我们一起来应对挑战。我相信,现在是一非常重要的时刻,让我们重新起飞中欧关系,谢谢大家!

  张毅:谢谢大使,讲的非常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经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在欧盟28个国家中间,德国是为数可数的与中国贸易顺差的国家。我就想问,正因为中德之间的贸易,德国是占了优势,是否也就决定了中德之间的政治关系,政治互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张毅:谢谢大使。我对大使有一个问题,中国自从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亚投的建议之后,从法国政府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否与欧盟的融科投资计划很好的对接,您觉得这方面应该怎样进行合作?

  顾山:我想“一带一路”的倡议,对于全球化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倡议,我们现在需要非常强有力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增长趋势的,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欧洲有??融科的计划,是一个战略的计划。我们还有中欧基金的项目。这会使欧洲的投资银行和中国的投资者进行合作。这些中国的投资者,在一些主要的项目上投资,比如教育、基础设施、卫生医疗方面,还有互联互通方面。互联互通对于这些倡议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铁路的投资,还有成都和波兰的一条铁路,我们希望这样的铁路能够修到法国,我们正在就此开展努力。我讲过主要的挑战是在互联互通方面确保标准是统一的。

  张毅:下面有请波兰大使发言。

  林誉平:我感到特别荣幸作为波兰的大使来到中国参加此次的盛会,来到这个非常漂亮的城市,我感到非常高兴。作为第三个发言人演讲,真的是比较难的,因为他们都已经讲了太多信息,介绍了中欧之间的合作,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我尽可能简短讲,我提几点。今年我们庆祝了中欧关系的40周年,在波兰方面,已经有了66周年的纪念,这显示出,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的历史。这些促进了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推进,我要提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在今年年末的时候会开展,即16+1苏州峰会,16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领导者,还有中国和苏州的领导者,会共聚一堂,这是一种合作的平台。该合作平台是四年前在华沙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论坛非常高效,促进了我们欧盟国家之间和中国经济的一体化,还有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文化上的交流等等。今年的苏州峰会,对于欧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说,不是挑战,它是一个很好的机制,这个机制能够进一步丰富我们之间的合作,补充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带一路更广泛概念的一部分。他们也是从东部到欧洲沿线的国家,他们非常愿意,希望能够迫切地促进项目的发展。

  法国的同事讲的非常正确,他提到“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它可以把欧洲和中国连接在一起。我们觉得“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有战略性的项目,对于亚洲和欧洲的融合来说,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只是从狭义上看它,比如说走廊、交通运输的网络,这会促进亚洲和欧洲之间商品的流动。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项目,正如德国的同事所讲的。“一带一路”项目会把和平和稳定带到中东欧整个的区域,我们非常希望知道东部的边界发生的状况,相信这样的项目会促进当地的稳定、安全、和平。

  贸易是中欧关系的基石,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对于我们来说,在不远的将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我们投资协议的谈判。我要强调一下法国同事所讲的,希望明年我们能够完成投资协议的谈判。投资协议会帮助我们谈判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最近我们见证了非常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中国和韩国,还有其他的国家,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希望中欧之间也能够签署这样的自贸协定。但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完成关于投资协议的谈判。谢谢!

  张毅:谢谢大使。我做一个非常正面的回馈,我也特别希望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尽快的签署,相关的一些问题能够尽快解决。谈到波兰,我不得不想起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中国和波兰已经建交了66周年,中国和欧盟的建交是40周年,可见两个国家建交的历史非常悠久,我还想到了一个很小听说过的一个事,就是中国和波兰还有一个航运公司,这个航运公司的历史几乎和66周年的历史差不多,而且这个航运公司是中国史上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中外合资的公司,我不知道这个公司是否目前还是正常运转?目前是否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上继续发挥它的独特作用?

  林誉平:谢谢。我们确实是有着非常好的关系,有这样的传统。现在这家公司还是在运营的,一直以来它的盈利性非常好,后来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也没有影响到它的运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能够指出这种国家间的合作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运作良好。

  张毅:说明这个公司还是很有生命力的。下面有请吴大使分享一下今天的议题的看法。

  吴建民:2015年对于中欧关系来说,可以说是成果丰硕的一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的,中欧关系2015年丰收,什么原因?我认为三大原因:第一、世界的变化导致的。巴黎受到恐怖主义袭击,欧洲面临着难民潮,中东乱了,怎么乱的?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记得2003年,顾山大使是希拉克总统的外事顾问,2003年希拉克总统在爱丽舍宫给华人华侨过春节,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希拉克总统出来讲话,他一上台就问中国大使在不在,我就举手,他说对不起,灯光刺眼没看见你。他一上台就找我,我估计他后来有话找我说。这就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希拉克总统对我说,布什总统要打伊拉克,我反对,我认为这场战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当时打这个仗非常坚决,法国人是反到底的,美国人很生气。现在历史证明希拉克总统是对的,法国政府是对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东的乱据,恐怖主义的猖狂,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中国是反对打伊拉克的,俄罗斯是反对的。世界的发展说明什么,当今世界很危险,美国想怎么干怎么干,这个世界要出大乱子的。

  第二,中国和欧洲都赞成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中美两国合作很重要,但是奥朗德总统访问中国,跟习近平主席发表联合声明也很重要,法国是个东道主,这是个多极的世界,大家共同合作太重要了。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了,这个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格局的过渡时期,在我看来,这个过渡实际,国际关系有条主线,就是单极和多极之争,美国奥巴马总统说,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当然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个含义是世界是个单极的,欧洲人、中国人,包括其他一些大国,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多极的世界是个更加稳定的世界,更加和平的世界,中欧之间的合作不是偶然的。今年9月份我到巴黎去开一个中欧企业家峰会,我主持了一场会议,正好有华为法国的总裁,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华为到法国来发展的很好,华为到美国去,美国人不喜欢,什么原因?他回答说:美国人不仅不喜欢华为,也不喜欢空客。美国希望有一个垄断的地位,他说我们法国垄断不了,我们希望华为来,在我们这里投资,建厂,创造就业机会,交税,很好啊。2001年吴邦国副总理到法国去访问,我安排他到法国南方去看卫星工厂,看完之后,吴邦国先生对我发表了一个感慨,他说,你看如果我到美国去,这个工厂的大门都不会让我进的。欧洲对中国技术上是非常开放的。

  第三,双方的共同利益。1975年中国跟欧共体建交,1975年中欧的贸易额才24亿美元,去年是6151亿美元,谁想到了。1975年我在纽约,看到中欧建交非常高兴,谁也没想到40年后中欧贸易能飙升到这个程度,什么原因?共同利益使然。这也是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需要。

  张毅:吴大使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个亲历者,从65年就开始给国家领导人当法语翻译,到大使在法国,03年的时候,获得了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大将军的勋章。在中欧关系重新起飞问题上,大使有很多问题可以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咱们一些媒体的报道很可能和一些实实在在的情况发生是有出入的,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待?

  吴建民:媒体有媒体的角度,媒体喜欢报道坏消息,因为坏消息能够吸引眼球。我在法国,跟法国的媒体打过交道,我说你们喜欢报道坏消息,中国媒体也有点这个味道。昨天早上我出席《环球时报》搞的一个论坛,《环球时报》的社评的大字标题是“如果巴黎会议不能签字的话,谁也不要怪”。今天达成协议了,《环球时报》听到一点消极的消息马上就说这个会议可能要完蛋了。这个标题就很消极。中国社会现在走向多元,中国舆论在走向多元,不要看到某一个媒体讲点什

  张毅:现在有请周弘女士。

  周弘:谢谢主持人。刚才讲了媒体喜欢坏消息,外交官喜欢好消息。在我们看来,2015年确实是中欧关系非常关键的一年,主要是它非常丰富,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点,第一,这一年我们庆祝了中欧建交40周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标志,我们回顾看这40年,发现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这40年中,我们所建立起来的,无论是经济贸易关系,还是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关系,都极其的全面和深入,超过了任何一对外交关系。比如说,我们有70多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已经深入到老龄养老的合作,智能城市的合作,法治的合作,人权的对话。你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可能交流和对话合作的领域,都已经有的中欧之间交流的平台。我们也看到了,人民币离岸中心,全球是8个,欧洲就占了4个。这些渠道的存在,就使得中欧之间可以随时沟通,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到各个功能领域,中欧关系的全面性,是我们这次盘点40周年可以看到的。

  第二,2013年习主席访问德国、法国和欧盟的时候,提出了四大伙伴关系。我的理解,它是重新梳理和定位中欧关系。到2015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梳理和定位,很有效地改变了中欧之间对话的话语,把过去总是用对冲的方式讨论的问题,开始分门别类的用合作的方式去思考,比如说这个是属于增长伙伴的,那个问题很可能是需要在改革方面相互之间进行磋商、相互理解的。有些是需要在和平的领域里要加强合作的,比如伊朗核问题,当然文明也是需要合作和对话的。它重新规范的中欧关系,这使得我们在研究界,话语界发生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这样一个氛围,有效地推动中欧关系的继续发展。

  第三,大家都在讲,中欧这一年里有很多合作的突破。比如“一带一路”的对接,亚投行,我们观察到还有一些新的方式上的对话,比如“一带一路”的对接,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也不仅仅是我参股多少,他参股我多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发展需要和类似发展理念的问题,而是需要真正坐下来去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了,在6月份李克强总理讲欢迎欧方参加“一带一路”的合作。9月份就已经建立了联合工作小组,为了使“一带一路”的建设能够落地,出现了透明的、公平的项目的平台,数据的平台,使得我们的愿景能够真实的工作起来。亚投行是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亚投行虽然是中国提议的,但是它是一个多边的机构,50多个成员国了,有14个是欧盟国,将来中欧合作要在一种新的框架之下进行,是一个去谋求共同利益的机制。当然大家也讲到了中欧关系在这一年里,在全球层面上有很多的合作,除了伊朗核问题、巴黎气候变化的问题、反恐等等领域,都有些新的变化。这一年我们还看到了,中国对欧的关系中,出现了很平衡发展的现象,在一个新的合作理念之下,平衡的针对各个成员国的比较优势发展我们的关系。比如中国和英国的关系,中国和德国智能工业的发展,和法国第三方市场的开拓,和中东欧国家16+1,这样一些有针对性的合作的机制。这些合作使得中欧关系变得更加丰满。

  已经到了年终了,据我们所知,年底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谈判会有一个突破,也就是意味着2016年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法律框架,就是双方协议的法律框架,来治理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使得双方的投资关系更加规范化。

  总而言之,从这些现象看到了实质,看到了结构性的变化,可以说中欧关系不仅在起飞,而且要转型,会有新的一些变化。当然2016年还会有很多的挑战,如果简单地说,比如双方认知上的挑战,发展水平方面的挑战,“一带一路”对接的时候,中国和欧洲因为发展水平不同,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明年,欧洲内部还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英国要公投了,法国要大选了,会不会影响中欧关系,不可避免的,还有美国因素在里面,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张毅:您作为一个学者把中欧关系梳理的很清楚,从您讲的话中,我感觉到中欧这次重新起飞的起点应该是2013年11月份。我的理解,在观念和机制的改变方面,对中欧关系的起飞起到哪些重要的作用,能否给一些解释?

  周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四大伙伴关系,我们现在就比较习惯的使用这样一个框架重新梳理中欧关系,在观念上有效地把对冲的氛围改成一种合作的氛围,大家去寻求共同性,不是说我是这样,你是那样的,反正我们两种文明差的很远,必然的会有冲突,必然的会有矛盾,而是把重点转移到,也许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要共同谋求共同的利益,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巨大的变化始于观念上的变化,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可以共同去经营共同利益,在这方面的努力就会多一些,这方面的收获也会多一些。至于机制上的转变,确实是双方的努力,在这方面欧洲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欧洲联盟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绝无仅有的尝试,而且他们创造了很多的多边的方式,超国家的方式。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在谋求共同利益的时候,忽然发现原来有这样的尝试,也可以拿来做借鉴。

  主持人:现在请沙学文。

  沙学文:大家好,我来过三亚很多次,天气我总是那么美好。我们希望中欧关系有一天能像三亚的天气一样,美好、和谐、稳定。实际上我也帮助了中国的企业到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只是欧洲的公司来到中国,基于此,以及这样一个非常卓越的专家组在这儿讨论,希望能够再给出一些细节。我们跟中国的大的企业合作,帮助他们走出去,而且最近也在做“一带一路”的努力,我们专门跟中国的企业合作,让他们到非洲、欧洲、美国等等。我是一个工程师,但成为了银行家,我会看融科计划的内容,以及“一带一路”的项目,我们先从两边建这个桥,然后在中间会合。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俗语,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主要涉及到我们这个拼图缺失的一片,这是战略性的。我要谈三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风险:第一,公司整合的风险。中国的公司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会成为主要的参与者,他们的占比将非常大,这些公司有着非常有意思的管理风格,有控股权,但他们不会参与到每日的活动当中,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现实。他们必须要对长期的运营做好准备,将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并购,而且他们需要知道,将来可能会收购一些公司,还要雇佣一些当地的人。而中国的公司,现在还没有创造非常好的公司的文化,他们必须要创建比较好的公司文化,能够使他们去适应当地的文化,并雇佣当地的员工。他们必须要改变开展业务的方式,中国在投资方面需要有人为的层面。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展,中国的公司会遍布世界各地,我们需要这个公司创建自己的面貌,因为媒体需要知道这些公司是可信的,是负责任的。中国的崛起使我们思考一些过去从来没有思考的,过去我们把那些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由西方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创建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历史,我们无法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事实就是这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当中,这个世界是由一些西方所创建的规则所主导的,包括全球的金融体系,还有现有的风险管理的体系。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给西方的企业来提供优势,而中国的公司,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做一些事情。中国的公司现在在欧洲有了更好的融合和一体化。

  另外一个风险是社会风险,我的父亲两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在中国也生活了非常长的时间,实际上我非常了解中国。我对你们的文化是非常了解的,但大部分的欧洲人没有我这样幸运,他们都受到了西方媒体偏见的影响,西方的媒体确实对中国是有偏见的。你知道,中国的公司必须要认识到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必须要跟欧洲的草根阶层进行共同,让他们了解你们的价值观。现在欧洲人非常希望获得中国的投资,因为他们现在出现了经济困难,将来怎么样呢?20年、30年以后,那时候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是无法依赖政府的,必须要和草根阶层的人沟通,而中国的企业没有和草根阶层的人进行沟通,我们需要战略性的沟通。中国人必须要知道,价值可以帮助你创造品牌,如果中国没有传达自己的价值观,下一个五年计划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和欧洲确实有着共同的利益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欧洲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我并不觉得欧洲特别认识到了中国的敏感性,欧洲人并不知道不断地跟中国讲述人权不是很明智的,确实中国也有恐怖分子,世界各地也有恐怖分子,中国也非常关注这些问题。我和一些欧洲人进行沟通,他们是从中方的角度,有很多的帽子。

  今天有德国的大使,法国的大使,还有欧洲的动力引擎,德国和法国都知道经济的引擎,波兰是欧洲的门户。中国正在和欧洲在双边协议和16+层面进行谈判,还有希腊。中国现在在不同层面进行沟通,而欧洲呢,如果不统一,就是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一些欧洲的国家觉得直接可以和中国打交道,而不让欧盟参与,这将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好。在未来,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受到阻碍,有日本,“一带一路”也没有统一。如果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梦想,必须要思考一下梦想当中的噩梦,找到解决方案。大部分时候,中国朋友谈欧洲的机会,欧洲朋友谈到中国的风险,现在我希望改变一下,中国的朋友思考一下欧洲的风险,欧洲的朋友思考一下中国给他们提供的非常好的绝佳的机会。也许将来中国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帮助欧洲实现统一。

  张毅:学国际关系的沙学文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说家,他讲的非常在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沙学文确实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他公司的名称就叫“中国和我风险管控公司”,很有意义。

  提问1:请问一下德国大使,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有4.0,在这方面中德之间的交往有什么交往前景?

  柯慕贤:中国的习主席去年已经赞同要在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之间进行密切的合作,尽管这两个倡议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之间有非常多的重合点,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指出怎么样具体的进行未来的合作,还有德国的一些公司,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比如西门子,博世,计算机软件生产商SAP,现在已经有了德国4.0的工厂,在成都。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开始了,将来的合作,在接下来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现在中国也在不断努力促进项目的发展。这些合作,对于双方来说是互利的,对于中国和德国的经济来说,都是很有益的。

  张毅:谢谢。各位朋友,虽然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各种令人不安的因素仍然存在,威胁着我们的幸福生活,在正视机遇和挑战的同时,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消除一些误解与偏见,就像我们每一位来三亚出席大会的人来说,出席会议的同时,也在以游客的心态和眼光看待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应该带着尊重差异,敢于实践体验的游客,往往能获得更多的乐趣,中欧关系也是如此,最需要发现对方的风景更多的特点和人文景观,本着合作的心态,谋求双赢,以利益会客点为依托,去实现双方合作的可持续性,我认为只有在合作中才能更好、更真切地理解对方,才能在面对人类共同威胁的时候,才能有同仇敌忾的应对。再次谢谢各位演讲嘉宾,希望今后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谢谢大家!

  全会五:企业海外投资效能再思考

  主持人:有请主持人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洛克菲勒基金会全球董事会董事。

  李亦菲: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的主题叫做“企业海外投资效能再思考”,今天请来了五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下面有请他们上台: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前董事长王建宙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马蔚华

  中国石化原副总裁张克华

  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马社

  今天在座的几位都是各个行业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中国进出口的比例,过去一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去年出口已经达到了1400亿,进口是1100亿,第一次超过了出口的数字。今天我们把话题放在挑战上,先有请王建宙董事长。

  王建宙:这几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增长非常之快,从数字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十年之前还没那么普遍。2005年中国移动要进军海外的时候,好多人都说,中国市场那么好,为什么要到海外去?有人说,为什么国内的肉还没吃完,而喜欢到国外去啃骨头?而今天有那么多的企业在海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想说几点:第一,中国的企业,海外投资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优势。至少有三个优势:1、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企业无论哪个行业,从规模而言,都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规模大不是说一定强了,一定好了,但规模大,至少有一点,成本低了。我们中国移动在2007年收购了巴基斯坦的一家电信公司以后,第一个通过集中采购降低它的成本,光是这项就降低成本的20%。当年我们进去的时候只有100万的用户,现在已经达到2700万用户了,这是一个我们百分之一百收购的公司。这个规模是收购当中能够发挥效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2、我们有经验。特别是在新兴市场,我去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过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感觉到他们一些新兴市场,电信行业的今天,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我们觉得有很多的经验好用。比如在没有电,缺乏安全的地方,如何建立电信网络,这些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3、我们可以跟国内的制造业捆绑起来。这方面我们也很有体会,比如我们到任何地方去,就可以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也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巴基斯坦把网络建好了,但是消费者购买力很低,特别是农村的消费者,买不起手机,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兴给我们提供了20美元一台的手机,在当时还是很不容易的,很快地就在大众市场打开了局面

  第二,挑战也是很多的。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遍地黄金随便捡的地方,无论你到非洲、拉丁美洲,还是到什么地方,一定不会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到任何地方都是很困难的,我想到国外跟长期在国内做的企业来说,区别太大了。我想说三个我们碰到的困难和挑战:1、成本高和税收高。在做进职调查的时候,很多成本是看不到的,到了现场什么都会出来,你会觉得什么都贵,原材料贵,劳动力贵,征用土地贵。我们在巴基斯坦要做一个基站,土地价格猛得上升,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中国移动,你有钱。2、我们在国内说税收高,但是到一些新兴市场去看,那些税收真的是高到我们以前都不敢想象的高,在碰到这些的时候,感觉很无助。3、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是长期的,一开始语言是障碍,我们派去的都是英文说的好的,英文说的好没用,在巴基斯坦大部分人都是说乌尔都语的,文化的差异会持续很长时间。4、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在国际市场用,但这个经验一定要因地制宜。我今年去了一趟非洲,参加了非洲的一个研讨会,题目是“让没有连接的地方连接起来”。我说了我们的经验可以在欧洲用,我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后来欧洲的投行们一点都没有客气,当场跟我说,你这个经验我们没法用。他说,中国是十几亿人,非洲有是十几亿人,中国只有三个运营商,欧洲有一百多个运营商,竞争程度就是不一样的。另外,非洲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通电的,即使把网络建好了,即使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手机,我们到哪里去充电,我们是电信公司,可以给我们的基站来充电,自己用太阳能发电,但我们不可能给他们的手机充电。所以,我们所有的经验也必须因地制宜。

  我坚定地认为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了,我们可以大胆地走出去,去海外投资。我们可以扩大区域,不仅是在新兴市场,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其它的地区。其实资金不是一切,有了钱不等于什么事情都能办好,到最终企业的海外收购要取胜的,还是要靠管理的水平。在国内做的很好,在国外,就完全要按照国际的惯例管理一个公司,这是需要我们下更大工夫的。谢谢!

  李亦菲:谢谢。李若谷先生是进出口银行的原董事长,在整个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间,融资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而他们就专注于做这个。请李行长专门就他的经验分享一下机会和挑战,尤其是挑战。

  李若谷:谢谢主持人。我先说几组数字吧,从1981年有统计数字开始,中国到现在为止,海外投资的存量大概7300亿美元,去年海外投资是1160亿美元,我们吸引的海外投资是1195亿美元,相差一点点。今年1—10月份,我们海外的非金融类的投资已经达到了95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912亿美元,多了40亿,如果加上金融类的,可能更大一些。

  另外一组数字,今年1—10月份,我们在150个国家516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900多亿美元,和GDP相比,中国的对外投资只占本国GDP的1.1%,美国占2%,日本是占2.75%,德国是占1.57%。中国的对外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投资的流量只有7%,存量只占2.3%。和我们外汇储备,和我们的GDP总量来比,都还是比较少的。

  中国在海外投资,还是有很多成功案例的。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成功的。三一收购了德国的大象集团,还有奥地利的帕尔费塔,他们融合的不错,经营的也不错。中联重科收购了意大利的一些企业,到目前为止,这都是很成功的投资案例。刚才王总提到华为、中兴在海外的投资,也都有很成功的案例。大家认为中国海外投资失败的比较多,或者有问题的比较多,其实不是这样。

  主要挑战是什么呢?几个方面:第一,海外现在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少。各个国家都有安全审查,但是美国通过的中国的收购案更多,没有被大家提到。中国很多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是很多的,特别是私营企业,只是有几个案例被报道的比较多。但确实海外的安全审查是我们海外投资需要关注的一个点,要解决我们的海外投资,确实要解决好安全审查的问题。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些投资,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国外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特别是议会很容易炒起来这些事情,这些工作得做在前面,充分说明投资的意义和目的,让大家理解。

  第二,资金的挑战。我感觉到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还是不足的,中国移动海外投资,可能也要借用一些银行的资金。这个资金问题,始终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瓶颈。因为像银行借钱有财务成本,财务成本高,可能有的企业就难以承担,自有资金怎么能够增加,国家对海外投资的一些支持,比如海外投资保险,到现在也没有建立机制。这些东西需要完善,才能够解决海外投资的资金上的不足。另外,金融的服务很不到位,我们的网点布置还不适应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的需求。

  第三,人才的挑战。王总也提到了,如果不会讲当地的语言,是很难形成融合的。当年李书福收购沃尔沃,我给他的建议是,不要光说英语,那些高级管理层可能都会说英语,但毕竟要说当地的语言,要懂得国际法,要懂得国际惯例,这些东西我们的企业还很欠缺。

  第四,文化的挑战。比如英国是汽车的鼻祖,英国发展一百多年的汽车工业,不光是会造车,汽车是一种文化,工业是一种文化,中国在学习工业文化、汽车文化以及飞机制造文化方面,差得还太远。工业文化精益求精,和我们很多的习惯不太相一致。怎么能够把文化学到,你光会做手表,会做汽车,会做飞机,不行,必须得把文化学到,然后才能做出好的手表,好的汽车,好的飞机。希望我们的企业家都能够潜下心来,放下身段认真学习,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拿着钱就到国外去收购,收购了以后,如果不能融合,还是不能经营好。

  李亦菲:非常精彩,提到了三大挑战:人才、资金、文化。马行长一直是前招商银行行长,在他任职期间,在海外建立了许多分行,中间也有很多很有趣的跟美联储的你来我往的交流和推进,请马行长就银行行业本身的扩张以及银行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马蔚华:我先做一个海外投资的效能考量的评价。我觉得世界上由于各国之间的自然禀赋不同,相对的优势也不同。所以,走出去和引进来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都是有意义的事。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是限制对外投资的,当时是引进技术,引进资金。从本世纪开始,进入了一个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十五”计划的时候明确提出鼓励企业走出去。真正走出去形成一个规模,形成一个热潮是从08年以后,特别是08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全球主要的投资国,包括美国、日本,都是下降的,2014年是负增长,中国实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增长。这几年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迈开大步了。

  我们如何评价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资本是追求利润的,走出去,投资,追求回报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对外投资除了本身的效益回报以外,还有几点:第一、服从国家大的战略。第二,推动国家的外交文化,一系列的在全球的影响里。

  我们对外投资,我有三点评价:第一,它和我们国家大的战略转型,特别是产业调整,技术升级,通过对外投资能够达到的。我们过去三十年主要是引进成熟的技术,引进资本。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这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完成了基础设施和人们的基本生活保证。但是,现在很多产业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前沿,成熟的已经引进差不多了,先进的技术,发达国家还有对我们的限制。上周在以色列,有很多先进的技术,而且很多技术在孵化和中试阶段,这时候中国的资本进去,将来这个技术可以为我所用,这是对我们战略转型升级非常好的。以色列有技术,中国有资本、有市场,这对我们的结构调整非常有意义。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国家战略。人民币国际化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个暖冬。第三,在今天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很看重中国的钱,我们对外投资往往带来外交、文化传播影响起不到的作用。像我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由中国一批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组成的,我们这些大使和他们代表的国家都很重视,每年这些国家的元首、政要邀请我们去,给予很高的待遇。一方面是中国崛起了,另一方面他希望你到那儿投资。总理见你的时候,你可以有条件讲中国的故事。上个月我们到意大利,他们年轻的总理讲,意大利在中国和欧盟的贸易额是6000美元,意大利只占1500亿,我们希望扩大份额。中国企业到那儿确实是完成了很多比较成功的并购案。我们看到习主席访问各国,受到那么高的重视,他们还是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扩大对他们的投资的。所以,除了投资效益本身之外,还有这么多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对外投资效能的一个考量。

  挑战呢,中国对外投资确实是经历了一个阶段,从非常陌生到今天,还有许多需要我们认识的,比如法律制度,风土人情,这很重要。我们经常用在国内的思维到外面投资并购。比如澳洲,土地很便宜,你买很多土地,但是要想在中国那样用这些土地,那不一定,它有很多限制,环保,劳工保护等等。比如在穆斯林国家,要给员工时间做祷告。所以,很多文化要尊重。另外,我们确实感到境外投资有后续资金的问题,中国银行走出去步子很大,但本身时间比较短,一个在境外的机构,要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网络和比较强的融资能力,还有一个过程。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加大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力度。金融机构走出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准入。私下里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们和若谷相互配合,也突破了很多障碍。在国外,他对你很多限制,同时他又想要进入中国,这就是我们可以理由的机会。当时我们在纽约建一个分行,用了十年的时间,当然我们也是中国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银行,他对你有百般刁难,当时美国一家银行要想到中国建银行,我们说这个事不能一头热,我们在你这儿,你不批我,如果到中国去,监管环境有问题,对你也有风险,等我们化解风险以后再同意你进来吧。最后平衡,很快就同意了。我们在英国建立金融机构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刻薄,只能建资银行,我们说在纽约都能建分行了,为什么在伦敦不能叫我们建分行?伦敦金融服务局很坚定,欧洲监管环境不一样,在我们进不去的时候,卢森堡的财政大臣来找我,他说你到我这儿来,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给你放宽,那我们就从英国撤出来,去卢森堡,英国也不愿意看到,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最后同意中国银行建分行了,我们的伦敦分行也就成立了。所以,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策略,策略很重要。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挑战还很多,还要从法律、制度、风土人情,甚至文化方面努力。

  李亦菲:非常精彩。下一位嘉宾是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我们看到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驻华的大使和商务部、商务参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我也看到了这几年来,中国的大使馆、商务部、商务参赞也开始参与到了跟商界一起,帮助在政策方面实施了很多支持,我们也想听马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马社:谢谢主持人。中国自从2000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投资快速发展,规模逐年扩大。今天无论从投资的存量还是流量规模上讲,中国现在都已经是世界的投资大国。按照联合国有关的统计,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投资规模居全球第三位,这主要说的流量,对外投资的存量已经居世界第八位。我在商务部欧洲司,对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的情况了解的多一些,近几年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是一个亮点。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年增量保持在45亿美元以上,2014年接近100亿美元,比2013年翻了一番。截止2015年10月底,中国对欧盟投资的总额600亿美元。

  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井喷式的增长,2014年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欧盟对华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116.3%。第二,民营企业对欧洲投资的投资主体占了较大的比例。在欧洲一些大的并购项目,都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对欧投资前一百的中国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占20%,有些省市,特别是南方的一些省市,已经占到50%以上。第三,投资的主要方式是并购和参股。

  现在中国对外投资和对欧洲投资,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以为这些问题不光是对欧洲投资,对整个对外投资也有它的普遍性。第一,投资的结构还有待优化。在整体的投资当中,制造业、科技研发、信息技术服务等高科技和高知识含量的产业比重还不大。第二,投资的质量和效率还有待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非是都盈利的。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能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差距还是有的,中国目前还缺少世界级的跨国公司。第三,中国企业在投资东道国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融合。有些中国企业对当代的环境,劳工,社会风险等认识不够,对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不适应,对自身企业形象的主动塑造也不够。

  目前中国的对外公司是处于高速成长期??、转型发展期三期叠加的阶段,国内问题与国际环境相互影响,我们非常清楚现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政府职能方面的,有些是企业自身的,也有一些是国外市场壁垒造成的。从政府的角度讲,关键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提高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有几项工作是在今后要重点做好的:第一,简化投资审批手续。在投资审批海关、外汇、税收、出入境等方面,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实行部门间的信息联网共享,解决目前存在的重复低效的问题。

  第二,切实解决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一突出问题。应该说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严重滞后,海外网点覆盖面很低,信息化管理水平也比较落后。国内的信贷融资成本比国外相比偏高,中小企业获得政策性融资相对比较难,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建议当中提出了要加快国际金融的国际化步伐,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创造金融保险担保的方式,提高对境外资本权益处置的能力,加快中资企业和境外分支机构的服务网点的建设。

  第三,反对投资保护主义,突破国外投资的壁垒。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有些国家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1、贸易投资的泛政治化,一听到中国投资,都觉得有政治企图。2、有的国家有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3、像工作许可、签证、申办比较难。

  第四,目前我们在社会保险,避免双征征税方面也在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判,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要多方面多维度的做好为企业对外投资的工作,大力发展本土律师、会计师等咨询机构。引导企业遵守所在国的法需法规,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融入当地的文化,保护当地的环境,提高企业跨国和属地化经营的能力。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路还有很长,现在是刚刚起步,走出去的真正主角还是企业,打铁还要自身硬,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对外投资方面取得成功,还要经过自身的努力,特别是要提高跨国和属地经营的能力。我也相信,随着企业在国外投资的经历和政府的服务水平的提高,对外投资今后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李亦菲:下面有请张克华先生。

  张克华:根据前不久联合国贸发组织公布的数字,到2014年底中国到海外投资存量占中国GDP的比重是7%,而美国占到了36%,东亚国家占到了21.4%,都数倍于中国,尤其是美国,它的存量是相当大的,因为它GDP的总量大。所以,中国的海外投资,上升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我们这几大油公司,为了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最近这十年很注重强化在海外投资,应该说取得了一些成就,当然也有很多教训。

  首先,我们总结了一下海外投资的原则,把它概括为三句话,叫做从政治看经济,从宏观看微观,从国际看国内。这几句话都有实实在在的含义。什么叫从政治看经营?因为全球的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已经被那些发达国家的油公司该占领的都占领完了,即使现在没有开发的,也像中国下围棋一样的,先占角后占边,我们国家的石油公司要出去,要想勘探开发石油天然气的资源,实际上是挤进去的。所以,从政治看经济就十分重要,比如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这些国家有已经开采出来的油田,还有大批没有勘探的可能含油的区域,这些国家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向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最大的风险是政治的风险。比如说中国在南苏丹的投资,南苏丹是含有很大油田的,由于苏丹突然分裂,突然内战,尽管前面有一些征兆,一旦打起来,咱们的投资相当一批就暂时发挥不了效应,当然油田的区块被我们买到了,但是派出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还有伊拉克,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都在伊拉克有战略性的投资,我们特别佩服华为,华为在政治上跟当地就做的特别好。华为在各个派之间都行,各个派之间不封锁他,好像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大家都允许他在自己那里建相应的设施,华为做的很好,而我们就做不到。当然这个行当和他有区别,而且我们拿到的是战略资源。但是,从政治看经济,由政治来判断这个国家可不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应该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问题。

  从国际看国内。实际上是两条:一是整个国际的形势来看我们国内需求是什么,我出去的目的是什么,要搞清楚。当然企业出去,第一目的是为了利润,是为了赚钱。但有的时候不全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还要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承担相当的责任。二是还要从大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准备投资的那个国家情况怎么样,比如美国,现在急于从阿富汗脱身,而阿富汗下一步的管控,包括对阿富汗下一步经济上的支持,他希望中国进去。这就是国际上对我们要向海外投资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条件。还有克里米亚问题,比如土耳其跟俄罗斯的苏24的问题,俄罗斯和土耳其之争,会给我们的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的环境,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我们如果抓住这个计划,投资就会更有效。

  从宏观看微观,这就不用很多解释了,这实际上是从大势上来看我们具体要办的事情,比如中石化在安哥拉18区块的投资,还有我们在瑞士收买一些公司的投资,至今都是很成功的。但是,是有变量的,所以要从宏观看微观。比如美联储下一步宣布美元利率的变化,利率的调整会带来一系列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

  这方面还能出很多很多,总的来说,不管是大型的国企还是民企,要走到国外去,是要对海外的风险进行重新的识别和充分认识的,我们要更多地利用两国政府间的协议,利用投资保护协议,尽可能的采用国内提供的保险、信贷,同时也要关注所在国的保险和信贷。应该说我们在海外建企业,机会很多,风险很大。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加拿大,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问题,首先你的油田建好了,政府承诺你修一条管道把原油运出去,政府的承诺是没有效的,原住民反对这条管线就修不成,没有办法绕过这些原住民。还有工会的风险,有些国家工会是相当厉害的,如果跟工会没有处好关系,工会的大小罢工和怠工,你就解决不了。我有一次去孟加拉国,他有一个炼油厂,我们是带有援建性质的,在那儿待了三天,孟加拉的达卡三天罢工,这个罢工对于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尤其是建设比较大型的企业,风险也是很大的。如果不能跟当地的工会组织把关系处好,投资就有风险。

  对海外投资,如果让我用一两句话来总结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叫做有备而来,事在人为。

  李亦菲:五位嘉宾都从对市场的整个效能,国内国外的联动,以及投资的汇报,分享了他们在各个行业的经验。曾经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但是现在美国竖起了一道道的隔墙,我们在海外投资的时候,碰到了很多挑战。各位嘉宾,你们觉得在国内的政策方面,如何改变和配合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

  李若谷: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这些困难都很正常,中国实力在不断地上升,上升过程中,遇到各种非议,甚至是反对的声音,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要把它太妖魔化。当年美国在190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他也照样遇到了欧洲的非议。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这个现象不可避免。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说明这些情况,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到海外去做企业的国际化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自己会不会去讲清楚,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是希望和你共同发展,共同获益。政府方面,政府的政策要配套,我们现在好多政策都有,但它是零零碎碎的不成系统,比如金融支持,没那么多网点,网点建设要费很大的工夫。另外,海外投资的保险,我们既没有海外投资法,也没有海外投资保险的机构,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对企业的税收政策,怎么增加资本金,现在财政部有一些政策,但这些政策不配套,比如外汇政策,这些都是需要政府不断改变,怎么能够让企业真正成为投资决策市场的主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李亦菲:请问王建宙董事长,有一句名言叫做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我们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引进,以技术换市场,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间,有没有跟他们进行一些交换,利用中国现在市场的优势?

  王建宙:一开始我们是引进来,中国的电信行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开放了技术政策,引进了大量的国外设备,当时是严重的短缺嘛,所以我们用了北美的、欧洲的、日本的、韩国的设备,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了电信供应短期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内的制造业也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换什么,先开放了,我们从中学习。实际上到了后期,中国的制造业系统设备主要是华为和中兴,不仅在中国已经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世界上也占了很大的份额,名列到全球的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前列去了,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

  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个人的体会,如果你说要市场换技术,站在我们这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是要靠我们的实力,以前中国产品是以低价吸引人的,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光是中兴、华为的系统设备,就是我们的手机,现在在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的手机,不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也可以看到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现在不光价格合理了,在质量方面,跟中高端的手机没什么区别,现在整个把我们手机的技术层次提高了。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实力占领市场。

  李亦菲:请问一下马社司长,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个例子吗,对欧洲是不是可以有各个击破的方式进行投资?

  马社:对欧洲的投资这几年发展非常快,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欧洲的市场,我们认为还是开放的。美国的安全审查还是造成了一些障碍,但欧洲没有这方面的障碍。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投资,在葡萄牙,国家电力、国家电网,英国的机场、法国的机场,包括水务,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都可以投资,企业也认为在欧洲的投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有问题,文化差异是一个大问题。比如驾照,中国的企业投资越来越多,中国的驾照不能在欧洲这些成员国当中自动行驶,还要考试,考试的时候都用当地的语言,我们去的一些人不是学当地语言的,这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另外,拘留、签证方面,总是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影响我们在欧洲投资的一些障碍。和欧洲国家在这方面都是可以谈的,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投资还是非常欢迎的,他们也愿意来解决一些投资方面的障碍,加上现在中国和欧盟也在谈投资协定,有一些问题在投资协定当中也可以得到解决。

  李亦菲:马行长,中国企业家里面有很多企业都走出去了,他们投资真的是为了赚钱吗?有的人说是资本外逃,您觉得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马蔚华:投资有很多问题,加强沟通很重要,我们上次跟意大利总理讲到签证问题、驾照的问题,总理马上就办这个事。所以,民间的交流可能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昨天拉法兰和吴建民讲到中法之间要建立一个文化的丝绸之路,这个思路也很好,通过文化的交流,在促进经济和投资的交流。文化往往是大家有了共同了解,共同了解以后才能相互信任。有时候中国去投资,对方往往会把它政治化,所以,怎么能既正确引导,又不能让他政治化,民间的交流就非常重要。我们跟澳大利亚就是这样,世贸签订以后,澳大利亚就担心,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澳方的记者问我们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就大大方方地讲,我们农业都开放了,我们农业人口占40%,你才占2.5%,我们过去金融开放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验,经过二十年,中国银行成了全球最大的银行了,你澳大利亚的银行在中国也赚了很多,我们帮你投资是帮你形成生产能力,让你到中国来销售你的农产品。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多了,他就相互信任了,也相互合作了,这是必须要做的。

  讲到中国企业家在外购买资产的问题,我还特别关注这些。用保险资金比用信贷资金风险还是小一些,国际金融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企业要家学会怎么驾驭这个市场,通过风险对冲的工具,把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也是我们对外投资企业家必须学会的本领。

  李亦菲:你们认为在未来三五年时间,哪个行业在对外投资是热点?

  王建宙:我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我们经过那么多年国内的积累,具备了资金的条件,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应该说在今后的几年当中,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步伐还会跨的更大。我是比较看好IT行业的,特别希望互联网应用方面能够更多的走出去,因为现在我们互联网应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希望能够扩大影响,大胆走到国际市场上去。

  李若谷:我觉得制造业应该是一个热点和发展方向。

  马蔚华:我觉得具备先进技术的制造业,有品牌影响力的制造业是我们的重点,而且也会对中国非常有意义。

  张克华:有两个行当是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精细化工。中国的精细化工缺少专利,我们现在的聚乙烯、聚丙烯大部分是大陆货,现在有一些小的精细化工厂,尤其是在欧洲的精细化工厂很值得我们投资。二是机器人行业所涉及的相关技术,是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去拼抢的。去年中国销售了57000台机器人,随着中国进一步老年化,机器人市场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但现在牵扯机器人的核心技术,比如小变压器、变速齿轮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中国还不能制造。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在机器人的这些零配件行业上,都值得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去投资。

  马社:欧洲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富矿,欧洲本身有大量的资源,它虽然不是能源,但有大量的品牌,大量的技术,大量的销售渠道,管理经验,这是中国企业特别需要的。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有它投资的潜力,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投资,为什么增长这么快,也是一个证明。

  李行长和马行长都说了制造业,我也完全同意,这个领域是中国投资的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但这个行业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行业。因为这个行业不同于我们买的房地产,也不同于参股或并购一些企业,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投资制造业,是非常复杂,也非常需要我们的各种能力集中体现的一种投资,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财务投资者,欧洲人欢迎中国投资,他就希望要你的钱,不希望把技术给你,但这不是我们投资的目的,我们不是掏钱去了,而是要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技术、品牌、渠道、经验。这些东西的获得又是非常复杂的,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中国企业才能做到这一步。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但中国人非常聪明,中国人有他的智慧,一定能在欧洲投资方面取得好的成就。谢谢!

  李亦菲:下面给台下留一个问题。

  提问1:感谢各位嘉宾在台上讲的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之中的竞争问题,资金问题,技术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问题。我提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的软实力问题,大家谈到了文化问题,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世界银行的行总和世界银行的很多中国的高管出来以后,跟我们谈的核心问题就是软实力,中国企业的硬实力,中国企业在财富五百强中,已经从没有增加到2014年的106位,我说的是世界财富。我们的硬件,我们的资产,已经到了一定的数字,但是软实力没有到这个数字。我刚刚从英国回来,看到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数字,就是最近经济学家所做的国际软实力排名,全世界的人进行排名,除了经济、军事、资产、资本以外其他的实力,包括价值观、文化、理念,中国人在一百多个国家中排进了前30名,这是一个很好的效益,但我们的位置是第30名,第1名是英国。各位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建宙:你说的非常对,资金也好,规模也好,在国际上很强大了,我们去参加一些国际的会议,在国际场合碰到国外的企业领导,他们对我们在这方面非常肯定。真正要走出去,确实软实力是至关重要的。从企业的角度谈,第一,如果品牌是个软实力,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缺乏好的品牌,但就是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出现了一批品牌,比如小米。我这两年去国际上开会,几乎所有的人都问我一个问题,怎么看小米?我说小米至少在品牌上很成功,在市场营销上非常非常成功,要不然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当中从零做到那么大的市场,而且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品牌,这个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我作为一个老电信人盼望已久的。第二,领导力和企业管理的能力。这不是很快就能达到的,每次我看到又一个印度人成为跨国公司的CEO的时候,总是很感慨,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能到跨国企业去当一个CEO。确实我跟好多企业的同行们说,企业软的管理,在企业领导人的培养方面,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大家学习,包括像印度的企业领导者学习。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多加把劲。

  李若谷:我补充点意见,实际上软实力就是一种文化实力,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企业走出去,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过程,就是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理念,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被接受的一个过程。你的软实力不能你想让它具备就具备的,这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定的时间,但我相信这段时间不会太长。比如美国的软实力,英国的软实力,它有一个语言的问题,英语全世界都用,实力的传播就会比我们容易得多。当然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实力会逐渐走向世界。这是企业软实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当然王总讲的这些东西,我都赞成。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相融,同时能相得益彰,我想企业的软实力也很难发挥出来。

  李亦菲:非常感谢。我原来也在很大的广告公司合作,有个小小的故事,有个乞丐在路边,他每天举着一个牌子说“我很穷,我需要钱”,但是他收到的钱并不多。有一天一个人在他的牌子上写了一句:“春天来了可是我看不见”,结果他收到了很多的钱。什么叫软实力,我觉得就是感动人心灵的东西。我们中国的企业家走向世界,已经开始在软实力方面进行了很多的动作,比如马云要收购派拉蒙公司,郭广昌收购了太阳马戏团,等等,这也是一种软实力的输出。刚才各位谈的非常井台,开始从挑战谈起,后来谈到了机会,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期望。欧洲制造业、互联网,加上娱乐软实力,可能就是我们海外投资效能的一个机会。非常感谢各位!

  高峰论坛七: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

  主持人:有请主持人武虹女士。

  武虹:大家好!我是代表为论坛的秘书长的身份来主持今天下午的专题演讲。在今年1月20日的时候,有一些互联网的先行者和对未来有洞见的企业家,共同发起了这样一个关注未来的平台。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的演讲,叫“理解未来”。这些演讲邀请了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从人工智能到生命科学,到精准医疗,到数学,到量子飞跃。我们每个月都会请他们讲一些对最前沿科技的思考。我们做了一些视频,把这些视频放到了互联网的平台,像网易公开课、新浪、腾讯都可以看到,我们是公益的,我们希望在中国传播科学的精神同时启蒙大家的思想。非常感谢三亚财经组委会把这样的专题放到了三亚,今天我看到很多大学生,感到特别开心。为什么呢?每期我们的讲座学生大概占了50%的听众,一部分来自于对前沿科技投资的企业家,还有一些创业的人,特别多的是北大、清华这些关注科学的学生,还有一些喜欢科技的中学生。在过去的经验里,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平台有这么大的包容性,这是因为科学的魅力,而且每个人启蒙大家,让大家对未来有充分的想象。

  今天我们请的发言人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TO、Google Glass团队核心成员赵勇。今天他带来的主题是让大家看到未来智能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有请他上台作主旨演讲。

  赵勇:大家好!我是一个计算机工程是,今天受邀来到一个财经论坛,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看到昨天的议题,比如金融、货币、政府、外交,感到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自己从工程的角度来看工业界,在过去50年,从1965年到今年,新诞生的超过千亿美元市值的民营企业,只有17家。在这17家里面除了最下面一排四家公司,全部都是IT企业,也就是说有13家IT企业。在过去半个世纪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新动力一定是IT科技,是毫无质疑的。

  在67、68年分别成立了因特尔,他们都是半导体公司。到了70年代,几乎扎堆成立了四家千亿美元公司,分别是微软、苹果,他们是做计算机软硬件的。到了80年代,有华为等。这几家公司都需要做网络和电信,当我们有了计算机,需要把它们连接起来一起工作,网络和电信是最重要的。到了90年代,有了网络,有了因特网,用他们干什么,历史证明,最成功的应用就是零售。可以看到98年阿里巴巴成立,他们把零售带上了因特网,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现在对我们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到2000年,谷歌、Facebook把社交等等带到了因特网上。所有因特网的服务和商品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影响到每一个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看到两个规律:第一,在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在正确的时代做了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们都是他们所在领域的先驱,如果晚十年再做这些事情的话,恐怕就很难成功了。至少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未来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人工智能。今天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媒体上对人工智能有好多渲染,有时候神化了它,有时候妖魔化了它,我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大家对人工智能有一个比较真实的理解。

  这张屏幕上显示的一个普通工程师工作的画面,这个画面上的每一行字就是一个指令,这叫编程。今天为止,大部分计算机都是用编程的方式工作的,我们给一条指令,再给一条指令,计算机就严格地按照指令序列执行任务。计算机其实是很笨的东西,它们只是执行我们的命令。从计算机发明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工作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看不到一个前途,未来的计算机怎么变得比人更聪明。我有一个导师做了一个研究,他想扫描真正的人脑,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套系统扫描出来的人脑是长什么样子的。这张画面上显示的人脑是一平方毫米里的神经原的图像,无论一个人的智商怎么样,脑子里大概有两千亿到四千亿的神经原,这些神经原相互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我们人脑的活动。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机器学习的方法,叫神经网络的方式,就是用纯软件的方式模拟一个类似于神经网络结构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所说深度学习的模型,当我们教他们什么是猪,什么是狗,这就是训练的过程。深度学习是过去三十年,在人工智能里最伟大的一个进展,另外一个进展是传感器领域的进展。比如视觉系统,在过去几年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深度传感器,它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的三维结构扫描起来,比如可以用在自动驾驶汽车里面,用在人机互动的应用里面。

  现在给大家看几个好莱坞想象的机器人是什么样子,这些经典的形象都来自于若干个不同的电影。好莱坞很有意思,好莱坞几乎很棒的科幻的电影都是科学家,这些人基本上在好莱坞提前实现了梦想。这个机器人是一个服务机器人,人类发明出来放在工厂里,放在餐厅里,放在军队里,为我们服务,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被欺负的太恨了,就闹起来了。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宝马公司在欧洲的一个生产线,宝马七系列的轿车在这里被生产,在这个生产线上只有5%的工序是由人完成的,其他的工序全部是由机器人完成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机器人来完成?是因为德国的工人太贵吗?并不是这样。为了造一辆汽车,它可以跑的很快,质量非常好,很稳定,可以连续使用20年,对工艺的要求非常高,只有机器人可以做到。

  上面两张图是国内某家电商的仓库,我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很多网页,非常简单,但背后是巨大的仓库系统,这个仓库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里面有近万个年轻的农民工们推着小车在里面飞驰着奔跑,不停地把客户的订单从成千上万的货架上收集起来。在亚马逊的仓库里没有人,所有都是机器人。在今天的亚马逊,绝大多数的物流中心都已经使用了这套系统。

  这个机器人,大白非常可爱,它是个医疗机器人,主要的目标是做体检,有什么问题给你迅速进行医疗诊断。这个功能非常非常发达。

  这个机器人可以给人动手术,这是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往往都希望找一个老医生,他的经验最丰富,最好,但是当我描述下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大概在十年前,在哈佛医学院有一个病人,他当时还没有出生,但已经早期被医生判断得了先天性的心脏病,需要动一个手术,这个孩子当时只有29周,医生提前把他取出来,给他动开胸的手术,所有的一生都不敢接这个活,因为他们手指的精度达不到这个要求。在这个机器手术刀上有一个镜头,捕捉了画面,传递给医生。医生在虚拟的手术刀上工作,它的手指的动作传到心脏上,由更加细微的机器手臂进行操作。到今天,它还可以给成人动手术,代替开胸手术。有的时候一个手术需要在心脏上动刀,并且有缝合,首先把病人麻倒,把胸腔打开,打开胸腔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心脏是跳动的,没办法在跳动的心脏上动手术,想一个办法把心脏弄停下来,然后医生动刀。这个手术对病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今天达芬奇机器人怎么做呢?他们把手术刀、相机、光源通过微创的方式,直接身到体内看到你的心脏,这时候看到了一个跳动的心脏,医生是没有办法在跳动的心脏上动手术的,但是它有一个速度非常快的摄像头观察这个心脏。用1000桢每秒的速度跟踪这个心脏的跳动,用虚拟手术刀在画面上动手术。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这个机器人叫终结者,它是用来杀人的,很不幸的是人工智能最先的应用就是在杀人的武器上。我们今天知道,已经有很多机器人会杀人了,比如侦查飞机,一些地面作战的车辆。

  这是两年前的一部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这个机器人并没有形状,她就在这个人的口袋里,像手机一样。这个机器人可以看到主人公看到的东西,听到主人公听到的东西,保留了主人公所有的通信。本来设计成一个电子助手,因为它知道主人所有的事,慢慢的就跟这个主人发生了感情的交流,这个主人甚至后来爱上了它。

  我们看看现实的生活,我在几年前参与了一个项目,规划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发明一个计算机,它就待在人的脸上,看到你看到的东西,听到你听到的东西,连接到互联网,互联网上有你所有的通信资料,有你所有的笔记,有你所有的照片,还有整个互联网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所有的知识库。我们希望发明这个设备未来能够成为人很好的帮手,最开始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僚机”。我自己在研究生的时候,有个同学在网上跟很多女孩聊天,不停地用百度搜索知识,成功地吸引了很多女孩,问题是每次约会的时候都是见光死。当然我们并没有成功,因为我们的计算能力,在谷歌眼镜的时代,都不能达到实用的状态。但是我知道谷歌还在继续投入更大的力量研发这种产品。

  这个视频描述的是这个眼镜工作的状态,这个人每天早上起来,这个眼镜告诉他天气怎么样,会告诉他今天应该去什么地方,提醒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只要说话就可以了,就好像跟自己的朋友交谈一样。他坐地铁,系统告诉他说这个地铁停了。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指引看到了一个海报,海报说有一个音乐会,他可以立刻买票。他看到一张很有趣的海报,他说这张照片太酷了,他说你给我拍张照片,这个事情他的眼镜立刻就帮他做好了。

  微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微软发布了一个助手,叫Cortana。微软研究院的同事正在研究让Cortana跟人聊天。

  聊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每个机器人都必须是一个人的,它在我们的行业里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我们公司做了这么一款摄像头,它可以看懂人在干什么。哪怕是在一个非常拥挤的环境里,这个画面里有30多个人,我们去检测、识别,并且记住每一个人,然后记住他们长什么样子。现在这个产品已经放在银行里使用了,帮助银行了解营业厅里客人的秩序,行为,在夜间的时候有没有发生砸机器的情况。在银行的金库里,有一个设备,打开之后里面有80万元的现金。在很多敏感的地方,我们可以帮助员工去看工作的时候每个操作是不是符合要求的。我们有些合作伙伴用它放在博物馆里,研究观众对哪些作品更感兴趣,有些客户把它放在学校里,观察老师跟学生的互动,有些客人把它放在监狱里。真的是五花八门,最近甚至有些客户说把这个东西装到数据中心里。

  我们在汽车上做了一些事,今天我们有很多车了,慢慢看到了汽车的一些缺点,比如安全问题、污染问题、拥堵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让汽车变得越来越安全,我们想设计一个人工智能帮我们开车。用人工智能开车的基本任务,第一是定位和导航,第二是防止碰撞。第三是对交通环境进行感知与互动。这个动机最早在美国的军事领域产生的,美国国防部要求大家开一个车,在越野的环境里自动的完成一个任务。这辆车是斯坦福大学的车,这辆车也是今天谷歌汽车早期的原形,这个车上装了很多传感器,这些传感器都是用在以前用在军方的非常昂贵的传感器。今天的汽车装的传感器系统,光传感器的原件基本上都超过200万。

  我比较困惑的一件事,人可以开车,我们没有高精度的雷达,我们是怎么做的,就是靠我们一双眼睛和很好的脑子,我始终相信通过图像处理就可以很好地完成自动驾驶。我们的愿望是能够通过简单的摄像头系统和一些低成本的GPS,完整的完成自动驾驶的任务。我们通过视觉可以算出来三维结构,它可以把图像信息转化成下面显示的深度信息,每一个颜色代表的是距离,通过这个系统基本上可以探测出来障碍物在哪儿,其他的行人在哪儿。我们在道路行驶的过程中,非常精确的检测每辆汽车和行人。我们通过视觉同样可以判断轨迹,你的速度是什么,你的加速度是什么。过去这些事情必须用高精度的灌导来做,GSP的确定是不精确,有的时候会跳动,当你在大楼底下或者在桥底下的时候,它的噪音会更加大。我们已经证明可以用视觉的方式通过画面的变化来判断出我们的轨迹是什么。这个东西的成本是很低的,很可能跟你的手机一样。把这些东西都加起来,纯粹可以靠视觉系统我们可以造出这样的行车电脑,他们用三维的方法,实时计算出目前行驶的轨迹,包括可以生成俯视图,告诉你这个车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这张图显示是一个意大利的设计公司,他们不造车,但他们造视觉概念。我展示一个特别憧憬的未来。未来我们的汽车可以选择自己开,也可以选择让计算机来开。当你选择让计算机来开的时候,在这个车上就会变得很自由,可以休息,可以看电影,可以工作,可以进行商务会谈。在长途旅行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自己可能会不小心睡着。我非常欣赏这种概念的产品,我非常确信,这样的产品应该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就会跑在全世界的道路上,包括中国的道路上。

  在我们做汽车项目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交通事故的信息,我惊讶地发现,有超过85%的致人死亡的事故,都是发生在十字路口。为什么十字路口危险呢?即使你遵守了所有的交通规则,但有另外一个人违规的时候,你就会被牵扯进来,而这种危险你是提前看不见的。因为人的眼睛职能看到光鲜,而光是直线传播的,来自一个拐角的危险我们是无法提前预知的。我给大家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当我们反思这个事故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方法来避免这个事故,因为你是绿灯,看不到前面有任何障碍,开过去了,这个事情就从天而降了。如果我们想避免这种事故,靠车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个方案,就是在十字路口的每个方向装一个摄像头,实时检测和跟踪每个人每一辆车,并且把他们运动的信息可以实时传出来,如果每辆车对自己做一个定位,他就可以预测这种事故的发生。

  我们有一套给交通管理系统使用的视觉的管理系统,这就是做汽车的检测和跟踪,还有识别。对汽车的识别过去可以做的是车牌号码识别,但我们的客户说这个还不够,他们发现真正的犯罪分子是没有人用真的车牌号码的,他们还要深度识别这个车的颜色、生产厂家、型号、哪一年生产的。于是,在我们的桌前就放了5000多种不同型号款式生产年份的组合,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随着神经网络的发展,我们可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公司是在两年多前成立的,当时我回到北京在一个民宅里找到一些年轻人,开始做一些有趣的实验,我们发展的非常快,在过去的两年里获得了很多资本和媒体的关注。我们的新闻联播很有意思,在我们公司才两三个月的时候,就钻到民宅里采访我们,当时我们非常惊讶,说明我们国家队创新非常重视。在这两年里,我们的团队慢慢成长起来,我们收集了中国和美国最好的人才,跟我们在一起把人工智能慢慢从一个幻想变成现实,这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室。我们在北京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国家和社会对一个创业企业来说是多么的支持,我们今天在北京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去做我们的创新。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每当我想到人工智能现状的时候,这张照片是最能表达的。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漫长的黑夜即将结束前的黎明快要到来的时候,最近有很多大公司,很多基金,都因为人工智能做了很多的动作,产生了很多的产品。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这个社会更多的投入,无论是资本、人才还是政策。我今天还要表达另外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资源就是耐心,任何伟大的创新不会一蹴而就,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行业已经发展了四、五十年了,到今天开始出现一个井喷式成长的状态,即使如此,我个人认为,我们还需要花很多钱和很多人的青春在这里面投入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我刚才讲到的很多创新,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人工智能。谢谢!

  

  武虹:谢谢赵勇精彩的演讲。因为每一次听他的演讲,都让我感觉到脑洞大开。今天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同学,我相信在今年三亚财经论坛里飘来了一股科技的清风。接下来请上另外一位跟互联网、跟创业科技有关的曾玉女士。曾玉在十前就创立了自己的和玉投资公司,她是我认识的非常非常独特的女性,在互联网投资里面,大部分都是男性,特别是做早期投资的,我认为她是女中豪杰。而且她关注的投资,不仅仅在中国,也在硅谷,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一两年里,她投资差不多超越了10亿美金。我刚刚才知道成城是86年的,创业也好,创新也好,永远是年轻人的。刘成城创立的36氪,不仅仅做新媒体,还做孵化,而且最新在关注的就是对创新投资和股权并购的新的交易平台。

  下面给他们三个人各提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问赵勇,赵勇刚刚给大家普及了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在各个方面的前沿的技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学习的话,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是不是再过十年、二十年,真的机器人就比人聪明,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赵勇:我自己在做机器学习,我很难想象有一天机器在各个方面都比人聪明。人工职能有低层智能、中层智能、高层智能,人工智能的确在一些简单精确的任务上,已经比人做的好了,我的预测是未来,人是机器的主人,它们是我们的奴隶,我们要训练非常好的奴隶给我们工作,我们人主要的工作就变成训练他们。在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上,应该有些边界,比如我非常支持人工智能不能进入武器的领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强的贫富差距,也有很强的科技发展的差距,如果一些特别富有的国家,科技非常进步,可以使得战争没有任何代价。在情感和社交方面,我反而希望人工智能牵扯的越少越好,变成工具就行了,不要跟我们谈恋爱。

  武虹:谢谢。曾玉在过去的两年里频繁在中国、美国硅谷做了很多很前沿的投资,你怎么看下一个阶段,什么样的公司会给整个时代带来最有价值的?

  曾玉:十五年前是个PC年代,给大家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在推动全世界、全人类高科技的创新,随之出来了很多很大的公司。我月底刚从旧金山回来,所有硅谷的大佬,在谈几个最前沿的方向,所有人都认为基因测序和精准医疗可能是颠覆移动互联网的行业,当然也非常有幸,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重组了华大科技和华大医学,华大医学将会是全世界提供基因测序服务的垄断地位的公司。我们年初也在硅谷投了提高基因测序算法的公司,围绕大的生命科学,大的精准医疗。

  另外一个是人工智能,无论对我们的生产,电子商务,还是对以来行业的颠覆性的作用,提高生产能力,让它效益更高,这个趋势是硅谷的一些大的公司和中国的大的投资者都看到的。不恰当的比喻,计算机相当于是个左脑,大量重复做一些验算推理。人的右脑是很有创造力的,最后一定是右脑来平衡左右脑的能力,我们创造了高科技,研究了这么多人工智能的东西,不能最后反客为主,被人工智能控制了。最好机器人不是一个人,现在很多家庭都在用机器人,以后车里面有芯片,冰箱、电脑,里面都可能植入一些很人工智能的芯片,它也是机器人。总之,从法律,从社会伦理,我们人是要控制这个东西的。

  武虹:谢谢。毛主席有一句话,叫青年人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也是属于你们的,但是更属于你们的。成城作为一个80后,想让你谈一谈,你所创立的平台交易,孵化也好,新媒体也好,怎么看待下一个时期,整个科技带来的创业趋势和方向?

  刘成城: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在做的事情,然后谈一谈我们最近的两个思考。首先,我们主要做的事情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开户,买一些初创的公司的 股权。互联网金融到今天在中国有两三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余额宝开始,互联网金融时代开始。但过去这一两年,互联网金融都是在线销售一些过去几百年金融行业发展出来的金融产品,作为一个销售渠道在销售。在网上可以买银行的一些理财产品,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其实我觉得互联网给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或者未来的更主流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应该是在互联网时代创造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新的流通方式。包括赵勇讲话的交通,可能在现在的汽车上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协同走路,可能还是一个短暂的事情,更可能的是需要在信息化的时代里重构交通。互联网金融也是一样,比如我们在做的市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创新。天使投资投这个企业,很有可能等到它上市才退出,但是我们做了一个设计,有一类项目在我们平台上募资的时候,有一个标签叫下一轮必退。这个公司下一轮的投资人有可能是创业团队,也有可能另外一波众筹人。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因为过去的互联网股权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产品,不像二级市场有一个很完善的交易体系。我们做了这个改变之后,投资者从决策投资原来问的是这个公司能不能上市,现在就变成了它能不能到下一轮,很多专业的投资机构也是这么做决策的。因为是专业的投资机构,有退出的能力,在私募基金圈子里,可以把自己持有的股份卖给别人。我们还有一个产品,叫众筹贷,企业在我们平台上上线募集的时候,可能两个月才能交割拿到钱,但是我们可以立刻给贷款,大大提高了效率。现在硅谷的企业融资频率越来越高,这对于公司的好处是可以每两个月融一次资,但我的估值在不停地变化,股权的利用效率就提高了。

  武虹: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创业型公司的融资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刘成城:其实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个历史发展划分的东西,一个公司昨天没有上市,今天挂牌上了创业板或者A股,这对公司的业务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但是大家会认为上市公司是一个标准化产品,非上市公司不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产生了股市,那个时代的股市容量是有限的,纽交所以前的交易所平均每天每笔交易得做三分多钟,这是非常低效的。我们未来一定要创造一些机制,而不是只做旧金融产品的渠道。

  另外,我想谈一下我们做的这个行业的终局,我们上个月去美国跟纳斯达克的一个MD做了交流,他们也在做类似的布局,我们聊关于企业募资事情的终局是什么,或者说在互联网这个时代,企业融资的终局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几个观点,第一,关于比特币,相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帐本,我买一个比特币是全球所有的比特币持有者都知道的东西。

  武虹:是不是以后央行都不存在了?

  刘成城:很有可能。终局就是一个企业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所有的用户可以直接公开查询这个公司的资料,直接去做决策。你买进这个股权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帐本,所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从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讲,相当于二级市场的容量扩容了,所有的公司在第一天就可以被所谓的二级市场接纳,而且它的流通机制,都会发生彻底的变化。

  武虹:赵勇从技术的角度上为我们展现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前景,以及带给我们生活的变化。曾玉谈到了未来投资的方向。刘成城讲话到了互联网金融,这也是现在最热的话题。我们从关注未来的角度回到现实,因为你们三个人都是在创自己的公司,今天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国家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创业的角度上,什么样的创业是最有价值的?这么说吧,中国能不能创造出像facebook、谷歌这样给全社会带来这么大价值的公司?

  赵勇:你的问题是该不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吗?创业精神是每个人都有的,它代表着要去打破框架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都比较死板,必须在一个轨道上运行。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自己支持自己来做一个事,这只是一部分。核心的问题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如果你没有想清楚你的价值是什么,就去创业了,就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创业圈非常热,我有一个感受,硅谷的创业公司更容易看到一些很强的人坐在一起,从第一天就特别强。在中国不一样,独角兽级别的很强劲大创业公司相对比较少。我的一个建议,如果想创业想清楚两件事,第一是想清楚你想创造的价值是什么,第二是找一堆志同道合的人来一起做。

  武虹:你是有技术背景来创业的,真正给国家产业带来核心动力的,技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曾玉作为一个投资人,你现在都在投一些风口浪尖的公司,你觉得什么样的标准是你想投的有价值的公司?

  曾玉:中国和美国未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前十大当中至少有几大是中国人相关的公司,比如小米,美团大众点评合并以后,也都是超级独角兽。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现在已经有可以跟美国、跟硅谷比肩的高新创业技术公司,这是面上的。剥开来看,创业者的精神,大部分中国还是抄硅谷,甚至有很多投资机构专门组织了很多人力,那边有什么新的,这边就来一个一模一样的版本。中国有大量的钱,也有投资者,也有很大的市场,从政府层面,在推动“双创”,这是非常好的。我感觉确实有点过热,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我和赵勇的想法一样,我们在硅谷转了几圈,发现单打独斗的很少。现在不仅全面在创业,好像有点全民在投资了。如果你想买股票是另外一回事,这里面有个概率。我想强调,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业,经验积累的行业,以及需要长期投资的。很幸运的是,中国的资本面很好,钱非常多,另外一方面,我们这边的高科技的投资和创业的泡沫比硅谷要大,还是大家太急迫。我们中国这个环境特别需要像赵勇这样顶级的科学家,或者在某个领域扎的非常深的人,他们把上半生积累的所有经验做一个事,或者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块做一个颠覆性的事情,遇到这样的团队,早期投资,基本上见一面就投了。现在不是资本的寒冬,只是我们永远在全世界,在中国大地,找什么是最好的创业团队,什么是最好的创业者。

  武虹:成城,也来谈谈这个话题,你在创业过程当中,最核心的驱动力在哪里?

  刘成城:我从创业者的角度说一下,我借用一下咱们国家发明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我觉得创业也应该是多层次的,我不觉得所有人都致力于做一个谷歌或者做一个苹果出来,其实跟每个人的属性相关。比如我没有什么学历,开一个煎饼铺子,也是一个理性的状态。比如我上本科的时候,跟几个同学一起做过公司,另外两个人也做了俩公司。回过头来,我们在大学时候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基础的,大一做的事情跟代购有点像,后来又折腾过一些社交的APP。当时有很多局限性,随着那些折腾就有了一些经验,到后面才能相对成熟一点,而且对于创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心理预期的把控,真的得淡定一点,如果第一次骑马或者第一次去太空,都是很忐忑的。多层次也分高层次、低层次,高层次的可能是谷歌、Facebook这样的,不一定每个人上来就做更高层次的追求。

  武虹:由于时间关系。最后的时间留给观众。

  提问1:我想问一下赵勇,你做的是否是一个工具,有利于人类的创新工具,而不是什么智能?

  赵勇:不是,看你怎么理解智能,智能最简单的意思是它是一种比较聪明的,能够做决策的能力。我们现在主要是在人的行为分析、车的行为分析,包括监控行业的一种视觉产品上做了一些东西。我们有一些客户,买了几万个摄像头在一个场所里,比如大的机场,或者政府的部门。这些摄像头产生大量的数据,但没有那么多人去看,因为智力的价格是很贵的。我们现在给客户提供人工智能,帮他们去理解这个结果,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做归纳和总结,产生很多对他们的决策有意义的信心。人工智能并不一定要放到一个类似于机器人的脑子里,人工智能可以存在在很多地方。

  武虹:请三位嘉宾用一句话谈一下对未来的期许。

  赵勇:我对人工智能充满了期待,我相信十年之后的世界会跟今天有挺大不同的。

  曾玉:我也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梦想,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建立在仍然要像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一样,我们团队也像过去十几年一样,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去创造。

  刘成城:我也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创造未来。

  武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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