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年会(2010-2011)2011年1月15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文字实录来自中国网)

  许戈辉: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戈辉,欢迎各位光临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的开幕式。

        一年一度的盛会与我们如期而至,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回顾2010年,展望2011年,可谓是意义深远。中国经济年会是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先生倡导下举办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的开放性平台,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我有一个真正内行的搭档,现在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那就是商务部前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先生。

  

     魏建国:

  大家好,十分高兴与许戈辉女士共同主持今天上午的论坛,本届中国经济年会将就过去的2010年的经济进行梳理和盘点,同时在2011年新的起点上共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本届中国经济的主题是“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势”,有一个主论坛和四个分论坛组成。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本届年会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前副总经理曾培炎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顾问、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先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先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先生。还有其他来宾,由于时间关系,我把发言嘉宾暂时介绍到这儿。

  参加今天年会的还有政府各部门的各级领导以及企业界的商业领袖和媒体界各位朋友,以及部分驻华使节、商务参赞,还有国内外经济金融研究机构人士,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将探讨中国宏观经济走向,并发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智慧。首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先生为本届经济年会致辞。

  曾培炎: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在从容而自豪地告别了过去的一年,迎来了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新的一年,特别是正逢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在这儿欢聚一堂,参加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势,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风云变幻、喜忧交织的一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波翻浪涌,总体格局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复苏总体向好,但是危机的阴影没有消除;变数和矛盾不断显现,但是推动经济复苏的积极力量凸现。中国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激流勇进,实现了由回升向好到平稳较快地发展转变。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此时我们在这儿一起研究经济发展的宏观态势,探讨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为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才智。我想,这是我们理应恪尽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人士能够围绕以下问题畅所欲言,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第一,正确地研判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缓慢的复苏,深度调整和全面转型之中。与此同时,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主要的经济体持续地量化宽松政策,对世界经济将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是否会再进一步扩大蔓延?新型经济体面临的通胀风险有多大?世界经济失衡的程度是否会重新加剧?全球的货币体系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调整?对此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在全面系统地、细致地掌握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研判。十九世纪英国的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说过,他是描述当时他的时代,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用他经典的语言来描述今天的世界是否仍然贴切,繁荣和危机同在,进步和破坏并存,需要我们精确地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提出更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第二,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走势。过去的“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在经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这些严峻考验情况之下,五年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发展,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经济已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应变能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在有效地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应对危机的经济措施也使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当前我国物价水平高企,资产价格泡沫居高不下,通胀预期正在形成,体制机制不顺引发的矛盾仍然突出,经济结构调整压力依然较大。2011年,中国经济要为“十二五”时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就必须认真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把握好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保增长和调结构、防通胀之间的关系,做到在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地发展.

    第三,清醒地认识“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大家可以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难点问题,比如如何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成功地实现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如何继续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的竞争力。如何增加公共服务的均等供给,以及如何合理地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等等这些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解决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关键途径是要以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突破口。《易经》中写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十二五”时期就是要坚持改革的方向,坚定有力于转变发展方向的新体制,解决好人民关心的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使经济在公平、包容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同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治理的新秩序,维护自由、公平、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使我国在世界整体经济格局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将继续在变革和调整中发展,我国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一个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的中国,也同时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和考验,多智才能多谋,多谋才能善断,让我们搭建一个为天下才智沟通的平台,在机遇与挑战和变革中提出我们中国的对策。

    祝本届中国经济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许戈辉:

  非常感谢曾培炎理事长为本届经济年会开幕式作的精彩致辞。就像刚才理事长所总结、引用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无论当前的经济危机是面临挑战,还是迎来机遇,我们都需要对当前的中国经济、世界经济进行深入的分析,来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经验和教训。刚才魏建国部长也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论坛分为一个主论坛和四个分论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主论坛的第一位演讲嘉宾,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厉以宁先生,他的发言题目是“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进一步思考——当前重大问题和未来走势”,有请厉以宁教授。

  

  厉以宁:

  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当前遇到新问题,这个新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在西方国家,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研究得比较晚,主要是七十年代以后开始的,因为当时美国发生了滞胀,而滞胀的主要因素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凯恩斯的政策是没用的,因为凯恩斯政策对需求拉动会有用,而对成本推进是没用的。

  而中国遇到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第一次,计划经济时代有通货膨胀,可那是隐蔽的通货膨胀,有钱买不到东西,表面上物价没上涨。后来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所以,当时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采取了紧缩政策,紧缩政策是有效的,但后来也过了头,以至于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又发生了通货紧缩的现象。而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是最近几年才有,尤其从去年开始越来越明显。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有四种原因造成:第一,原材料短缺,因为短缺而价格上涨。第二,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的供不应求引起了整个成本上升。第三,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引起了物价的上涨。第四,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升,关于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升,使成本增加,但是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既是成本推进的,可也是需求拉动的。因为需求拉动以后,对土地消耗量、需求量大了,所以它是交织在一起的。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来,既然这几种类型通货膨胀中,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紧缩的宏观政策是无效的,宏观紧缩政策不能解决原材料的短缺,也不能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也不能把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消除掉,可能对房价的上涨、土地价格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既然已经上升了,成本还在推动着总价格的上升。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要注意的问题,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因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中国劳动力是低廉的价格,这样使我们在出口中具有优势。但是现在工资成本要上升,从国家政策来讲也是要提高工资标准的,要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另外,从农村现在的情况来看,农民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城里工资比农村高就行,跟八十年代出来的农民工是不一样的,八十年代出来的农民工当时只要是城里工资比农村的收入多,他就愿意出来打工,所以民工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

  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有三个方面可以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农民成为了林区的创业者,因为林区承包是70年不变的,山都划界了,包山到户,在承包的林里可以养鸡、可以种蘑菇,还可以种树,劳动力是不够的,他要把那些同村的或者附近的农民都吸引到山区,这样是他本人创业,而且其他来工作的人是就近就业,他何必花那么多成本到城市来打工呢。所以,从湖南、江西到广东的打工人数减少了。

  第二,小城镇发展起来了,县城也发展起来了,他们也需要劳动力,何必要坐火车、两地分居、长期探亲回家,不如就近打工,就近打工对他来说既方便还容易照顾到家,并且收入也不低。

  第三,沿海一带雇不到人,今年我得到了一个消息,新疆摘棉花都是从哪里去的?都是从河南、陕西、甘肃、宁夏,今年摘棉劳动力短缺,都不去了,即便是加了工资,还要计算整个收益和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坏事,从政策上讲,中国的经济规模这么大,工资标准是应该提高,因为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有刚性的需求,一上去就下不来,在逐步提高,成了一种刚性,这种刚性如果累计起来看,不谈物价上涨以后工资应该上涨的因素,即使物价不变同样还会上升,因为劳动力供给越来越有限。因此,有的经济学家预言,“十年之后中国将缺少蓝领,中国城市将雇不到保姆”。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已经这样了,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企业已经机械化,新疆正在考虑如果长期找不到摘棉工的话,那就要采用美国的技术,用摘棉机,像喷农药、喷化学药品,把棉花、叶子全打掉,然后用机器来做,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人靠摘棉为生,会对中国带来影响。另外,缺少保姆怎么办,现在北京市雇保姆多难呢!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考虑。

  当然,最近几年还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以前我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也是个新的机遇,我们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要加快转型呢?从三个方面来讲是需要这样做。

  第一,对企业来讲应该由此得到一种认识和启示,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参与出口的时代从此结束了,我们应该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使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第二,对广大农村劳动力来讲,他们也认识到了粗工是没有前途的,工资始终是低下的,因此要加快自我的技术提升、技术训练。各地都把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工作,到广东调查,凡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毕业生,99%都毕业了,这对中国长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力资源结构非常重要。举个例子,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4亿人,英国当时才1000多万人,可是人力资源结构不一样,中国的农民和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这还不算,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读四书五经的,整天忙着考科举,有几个懂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经营。而英国就不同,英国工业化开始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之内,英国的义务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技工培训,不断地出来很多科学家、工程师,人力结构就不一样。对我们来说第二个启示是加快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要做到工业强国以外,还要做到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

    第三,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将会有好的发展时机,比如请不到保姆,加快了家庭的智能化。工人在减少,熟练技工增多了。整个现代服务业同样有发展,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再认真地总结一下吗?

    谢谢大家!

  魏建国:

  非常感谢厉以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在他的演讲中,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经济形势中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以及这个通货膨胀的起因。他提出了三点克服办法,使我们受益匪浅。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演讲嘉宾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先生,他同时也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他演讲的题目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戴相龙理事长作为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天津市市长,对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着深刻的了解,下面有请戴相龙理事长。

  戴相龙: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下面,我就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谈谈个人的意见。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

  1、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合作发展新格局。现在,美元既是美国的本币,又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当这两种功能发生矛盾时,美国政府总是从美国利益出发实行货币政策,从而带来国际资本非正常流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震荡。这是1997年产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2008年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面对这种不合理的货币体系,新兴经济体不得不放慢资本对外开放的步伐,不得不大量增加外汇储备。2010年全球外汇储备急增8万亿美元,是1997年的一倍。美元贬值造成外汇储备的相应缩水。因此,必须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2、国际货币多元化,是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选择。对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许多种方案。有人主张设定非主权货币,有人主张采取国际货币与黄金挂钩的新方案,有的主张推行美洲、欧洲、亚洲地区货币,有的主张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我认为,国际货币多元化,是现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胡锦涛主席在参加二十国集团第一次峰会上,提出“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我认为,所谓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就是承认美元主导地位,发挥欧元作用,增加新的国际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

  3、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占全球10%,外汇储备高达2.85万亿美元,是世界对外最大金融债权国。20年后,中国经济地位会更高,在世界经济中作用会更大。中国有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将成为稳定而坚挺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为国际货币体系增加一个稳定的货币,从而更有利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化。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步骤和途径

  1、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人民币全面可兑换,人民币全面履行国际货币的五项功能,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体系中占有较大比例,这个比例应相当和超过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比例。因此,人民币真正国际化要经过3-4个五年的努力。

  2、人民币国际化的常规步骤和途径。人民币国际化基本步骤是,完全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可兑现,基本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先发挥人民币的计价、结算、投资功能,再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途径是,先是在中国周边国家,再扩大到东南亚、东亚地区和新兴经济体,最后扩大到全球。

  3、人民币国际化的特定安排。经历上述常规步骤和路径,通过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也应该通过政府之间的特定安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措施是,将人民币互换扩大到更多国家和地区,增加双边货币互换总量,直接用人民币到境外投资和支付贸易逆差,用人民币作为他国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在上述特定安排中,应允许人民币持有者,及时方便地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和劳务,到中国进行投资,也可以兑换成国际货币。

  三、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几点建议

  一是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加快大型金融企业走出去步伐。现在,我国已将境外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到20个省市区的67000多个企业,银行可对境外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企业可用人民币到境外开展直接投资,我国商业银行设在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的分行可开展外币兑换人民币业务。所有这些改革应在更大范围稳步推进,并加快大型金融企业走出去步伐,在境外经营和管理人民币中发挥作用。

  二是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到2010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2.85万亿美元,占用人民币20多万亿元。外汇储备过多,增加货币供应,加大了通胀压力,加大了中央银行调控成本,加大了中国外汇资产缩水风险,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占用人民币过多,导致信贷收支不平衡,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控制。为此,应控制贸易顺差,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扩大对外投资,减少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在加大资本项目开放方面,欢迎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政府到中国发行债券,欢迎有条件的企业到中国上市。经过试点,有序开放居民对境外投资。为实现控制货币发行过多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双重目标,我赞同一些专家的建议,我国可采取日本的做法,由中央财政发行短期国债,用所筹资金,委托中央银行购买和管理外汇资产。如此,不增加财政赤字。现在,日本有外汇储备1.1万亿美元,其中,日本政府财务省持有95%,日本银行只持有5%。

  三是加速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加快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企业在经营、管理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竞争力。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毛利差有3个多百分点,是国际市场的一倍,不利于我国商业商业银行走出去。因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减少存贷利差,同时支持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获取综合效益。现在,大额存款和小额存款执行同一利率,很不合理。建议商业银行发行大面额存单,以便机构投资者、各类基金的投资。

  四是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差距,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接受需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要选择一个离岸中心,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过渡。我国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又与内地经济紧密联系,是发展人民币离案中心的最理想地方。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等于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增加了一种货币,不影响港币的法定地位。由于人民币汇率,按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管理,因此,人民币在香港流通也不会对港币和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产生重大影响。建议通过多种渠道扩大香港人民币流通量。同时,开辟香港的人民币持有人到内地的投资渠道,包括投资股票和债券。

  五是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我国的一项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已提出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2009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有关改革正在稳步开展。但从国家要求和历史给予的机遇看,改革步骤较慢。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上海不是全国第一。建议国家加大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力度。美国的政治中心在华盛顿,金融中心在纽约;日本、英国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都在首都。我国是,金融交易中心在上海,金融管理中心在首都,这种情况,是否有利于在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需要经历历史检验。从现实出发,我建议,超大型金融企业集团所属公司应更多设立在上海;同时,通过重组在上海发展国家超大型金融企业集团;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应改进管理方式,更好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因为这些问题都很专业、都很敏感,全世界都研究了,我们中心更应该研究,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也很敏感,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许戈辉:

  非常感谢戴相龙理事长作的有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精彩演讲。就像您所说,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敏感是因为它被全世界所关注,它直接影响到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我相信,培炎理事长在当初发起这个经济论坛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听到更多重量级嘉宾的声音,把他们的思考和他们在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大家充分开放的交流、碰撞,真正为中国和世界经济进行把脉,对于我们政府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和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再次感谢戴相龙理事长的精彩演讲。接下来让我介绍下一位演讲嘉宾,他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先生,贺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统计教育家和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的开拓者,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务。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讲主题是“2011年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导向”,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贺铿先生。

  贺铿:

  培炎理事长、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经济年会,根据这次会议的主旨“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势”,我选择的发言题目是“2011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与对策”。刚才戴先生讲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可能要涉及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时间关系,我尽量按我的稿子来说。

  我认为,2011年我国所面临的形势与2010年所面临的形势相比可能更加复杂,更直白一点说,对于2011年,我对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担忧可能好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担忧。2010年,我们担心的是“二次探底”,2011年我担心的是出现经济滞胀,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由于我们从1998年开始为了应对亚洲的金融危机,一直以来我们实施了12年的扩张财政政策,而且一味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已经到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地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至少凸显出来四个问题或者四个加大。一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而且显示出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刚才厉以宁教授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恰恰就是经济滞胀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债务风险,我们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效益又很低,因此相关部门是债台高筑。三是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明显,金融风险压力加大。四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得进城谋生的农民加速地增加,城镇就业的压力加大。所以,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四个加大。

  这四个加大就引出了经济滞胀的可能性,什么是经济滞胀呢?经济滞胀,刚才厉教授讲了,首次出现在美国的七十年代,它是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交织并存的一种经济状态,我们现在唯一的经济增长率是比较高的,去年超过10%,但是这个“高”是投资拉动的高,不是真正由经济自身的需求拉动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状态,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否定,也有人认为这是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的结果。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不能小视,应该高度地重视。为了防止和应对和出现经济滞胀的状态,在政策上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我们的宏观管理应当由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认真地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扶植低利润、高就业的行业发展,以增加就业。要实行差别税率和差别工资津贴,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千方百计地促进全国各个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第二,实行紧财政、宽货币的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它主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不是依靠财政来拉动经济增长,或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在总量控制上过多地做文章,要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地进行贷款,但前提条件当然是保证资金的安全。

  第三,要下力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内需就不可能扩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不可能增强。但是从现在各个省市的“十二五”规划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我看还是在一味地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怎么样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怎么样保民生?这个问题不突出,多数省都在提GDP翻番、财政收入翻番,没有看见有居民收入翻番的提法。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不可能真正形成。

  第四,要稳定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跟有的部门的意见是非常不一致的,我一直不赞成人民币升值,因为升值没有任何道理,凭什么要升值?

  第五,要尽快出台房产税的办法,如果不出台房产税征收办法,不征收房产税,房地产当中的投机行为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房地产的泡沫不但不会消除,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如果房地产的泡沫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不仅是居民有意见,房价太高,更重要的是会加大金融风险。因此,在房地产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唯有出台房产税,加大多余房屋保有环节的成本,才能真正遏制炒房的现象。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也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房地产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如果我们在2011年房地产的问题还解决不好,经济当中积累的危险性就会越来越大,而且老百姓的意见也会越来越大。

  第六,要认真转变执政理念,切实将GDP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到以民生问题为目标。我曾说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到底是各级政府要真正转变执政的理念,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而不要围绕一个GDP去做各种各样的努力,非常令人担心。我们“十二五”规划从中央五中全会的建议是很不错的,但是从各个地方的“十二五”规划来看,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如果这个问题中央解决不了,在各级党委政府换届的前期,用哪一个跃进式的投资,用投资来推动我们的GDP上升,这样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风险。

  我谈的这些是一家之言,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谢谢各位!

  魏建国:

  非常感谢贺铿先生的精彩演讲。贺铿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他提出了一个当前的争议话题,提出了可能有经济滞胀的可能性。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一个民间智库,我们就希望有智慧的学者通过论坛把当前难点、重点、热点、焦点的问题,特别是刚才大家所提到的物价、房价、地价、投资、人民币、工资收入等问题能够谈出自己的观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前我们正是把脉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时候,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将一定会对政府的决策者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以热烈掌声再次感谢贺铿先生。接下来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先生演讲,刘遵义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学者,长期以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研室担任中心主任,同时又是美国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他发言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新形势下的中国外贸和外汇政策”。

  刘遵义: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在中国经济年会发表一些我个人的意见,我发言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新形势下的中国外贸和外汇政策”,强调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

  中国传统上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北美和欧洲,但这两个地区目前基本上还没有重新开始正常增长的迹象,而中国本身的内销市场非常蓬勃,零售业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个趋势在前一段时期,尤其由于中国家庭收入水平经过最低的工资调整后,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国外市场的购买力疲软,中国不能也不需要再依赖对欧美的出口,作为今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中国必须尽量应用和发展自己庞大的购买力、强劲的国内市场。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比它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大,除了美国之外,再有15年的时间,中国也会赶上美国。所以,也不可能再依赖出口大量增长来带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已经比它的顾客大了,不可能再靠顾客来持续高速增长。现在是一个改变发展方式,就是从出口带动转变为内需带动的好时期,这也是“十二五”计划中的一个要点,就是逐渐改变发展方式。

  但是转变到以内需带动的发展方式,并不等于要实行保护主义,我们不要忘记平等的自由贸易是双赢的。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全球新形势下,中国是出超好还是入超好。以前大家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表面来看出超多是占便宜的,因为出超出口多,中国是货真价实的出口,美国只是印几张纸头,股票也好、债券也好,究竟是我们占了美国的便宜,还是美国占了我们的便宜,这需要仔细思考是不是继续出超?出超有什么好处?其实对美国来说有短期的好处,不用生产,就印几张纸,可以买到全球的货物。美国现在在用有很多债务,所以他也慢慢想到入超减少。中国要不要走入超的路?中国也不希望要走入超的路,中国应当不要追求入超,但是也不要学美国一样大量入超,最主要的是要追求进出口平衡。

  另外有一个看法,以前中国很需要外汇,需要外汇就需要出超,不出超就赚不到外汇。现在中国外汇太多,不是太少,所以也不必专注再创汇。中国对外贸易应当是有限的出口换取质与量,让中国在出口方面产生更多的增加值、更多的境内收入和境内所得。在增加出口的时候,中国其实更需要的是增加进口各类的商品,进口商品可以弥补国内的短缺,但是无论是投资比或者是消费比,都可以弥补国内的短缺,但是也会有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作用。国内短缺的时候,用进口来弥补这个市场,价格就不会大幅度上升。所以,人们要利用外汇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怎么样增加进口?我想有几个方向可以考虑:

  第一,可以大幅度降低关税,关税在中国财政收入里面占的比例已经不算太大,但是关税引起很多问题,比如香港现在红酒没有税了,为什么这个钱不让大陆流通行业来赚呢?为什么要在香港去买呢?应当可以考虑降低关税,很多进口变成直接进口,而不是经过其他地方来进口。

  第二,鼓励海外旅游和海外留学,好好利用外汇。我们应当降低外贸的成本与风险,最重要的风险其实是汇价的风险,现在全球汇率波动性很大,做进出口生意的人最害怕汇率波动太大。刚才戴相龙理事长也提到,慢慢开始可以用人民币来做贸易,用人民币报价、人民币清算,这样的话,很重要的一点不但是不依赖美元,而且还降低了出口商的风险,他们用人民币来出口,也会降低外贸的成本,从而增加出口和进口。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8500亿美元,超过了正常储备的需要。随着人民币结算的普遍化,对于外汇储备的需要还会持续下降,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应当从以前强调创汇的政策转变到怎么样有效率地用汇。我们有几个方向可以考虑,一是要想办法减少外汇的流入,很多境外企业希望在中国境内做直接投资,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做法,因为他们会带来技术、带来专利、带来品牌和管理方式,但是我们实际上不需要他带钱来,我们可以考虑贷款给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做直接投资,只要他的母公司能够保证他进来就借钱给他,借了钱要买外汇储备,用人民币结汇,这样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放宽外汇的流出,现在每年每个公民应当可以汇一万美元出去的限制,现在外汇这样充裕,我想也可以放宽这个限制,可以让多一点美元出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另外,允许中国人投资到外国去,我们也可以考虑允许境外的机构和企业在中国集资、在中国放债、在中国上市,当然他们筹到的资金,也允许他汇回到本国,这样可以降低外汇的压力,外汇进来,我们不想汇率上升太厉害,人民银行一定用人民币去买外汇,还要对冲,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减少外汇的流入,放宽它的流出,会对整个经济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大家。

  许戈辉:

  非常感谢刘遵义先生,刘遵义先生刚才引领我们一起探讨了全球经济新形势下的中国外贸与外汇政策。下面有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张晓强先生,张晓强先生从2003年11月底起就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党组成员,他专门负责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高技术产业、经济贸易和外事方面的工作。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讲题目是“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晓强主任。

  张晓强: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金融危机之后,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多国促进经济复苏、抢占下一轮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要选择,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借此机会,我向大家介绍我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部署和主要任务。

  一、总体部署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任务。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的当天,10月1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正式公布,进一步明确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战略。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转入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轨道。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抓紧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选择最有基础和条件的领域作为突破口,集中力量加快推进促进重点领域跨越发展。可以说,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而今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集中力量全面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开局之年。

  根据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决定提出,我国将着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以有效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加快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着力发展生物产业及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突破关键薄弱环节,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考虑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国家确定了“三步走”思路,提出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第一阶段,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第二阶段,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吸纳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和高端装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第三阶段,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任务

  第一,把科技创新作为中心环节,不断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是超前部署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鼓励企业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化平台,并形成系统集成技术能力,强化人才激励机制。二是以规模化发展为目标,统筹技术开发、工程化标准制定、市场应用等创新环节,实施若干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形成突破口和发展优势。三是大力推进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积极支持企业实施创新成果产业化,促进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向具有技术创新优势的产业区域和骨干企业集聚。

  第二,强化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是培育市场,重点围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缓解环境资源制约等紧迫需求,组织实施若干重大应用示范工程。二是开拓市场,重点加强有利于新兴产业市场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大力发展专业服务、增值服务等新业态。三是规范市场,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为各类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国际化发展水平。一是突出引智的作用,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共同创造和分享创新成果。二是有效利用全球资本,切实提高国际投融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我国到境外投资发展高端产业。三是促进企业跨国经营,开拓国际市场,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

  第四,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体制机制。一是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集中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应用示范工程等,建立政府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以吸引社会多元投资。二是从激励创新和引导消费的角度,研究流转税、所得税等环节的支持政策,研究完善地方税政策。三是加快完善创业板、场外交易和债券等资本市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现代方式融资。四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包括建立促进“三网融合”高效有效开展的政策和机制,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推进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新能源配额制,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探索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等。

  女士们、先生们,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在新时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重大举措,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能够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从而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国家现代化做出重要的贡献。谢谢大家!

  魏建国:

  非常感谢张晓强副主任的精彩演讲,晓强副主任长期在国家发改委主管我国对外投资、吸引外资以及高新技术和经贸工作,他所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谢谢他。

  今天我同大家一样,享受到一席丰盛的智慧大餐,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感到很充实,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词汇就是“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调整经济结构”,这将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近期中央召开的一系列经济工作会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就是要让全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未来的政策将会更加持久。

    回顾2010年,中国经济迎风破浪,为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希望。展望2011年,中国经济将站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上,有挑战,更有机遇。我们再次感谢曾培炎理事长和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感谢各位领导和来宾的参加。主论坛到此结束,我相信我们的分论坛将会更加精彩,请继续关注。接下来是15分钟茶歇时间。

  第一分论坛 2011年国内宏观经济

  马洪涛: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马洪涛,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主持2011年中国经济年会第一分论坛第一时段的内容。刚才我想各位已经聆听了我们邀请到的各位重量级的嘉宾所作的主题演讲,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把握。但是,我们还应该换一种方式,通过跟我们邀请到的各位嘉宾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来一起分享我们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所以,在我们第一时段的讨论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分析目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的五位智库的嘉宾,他们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先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先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先生,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

  五位嘉宾都是各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我相信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一定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的形势。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放一个短片,对我们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请看大屏幕。

  (现场放映短片)

    现在跟各位嘉宾讨论一下2010年和2011年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2010年的全年数字还没有出来,但是从1—11月份的数字来看,包括从各家机构的分析来看,全年的这张经济答卷在全球领域里面应该是最漂亮的一张,超过两位数的增长,10%没有问题,同时CPI控制在3.5%之内也是没有太大悬念的。但是这些数字背后还需要考虑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请五位嘉宾给2010年经济增长质量打一个分数,打完分数之后,请各位阐述一下得分和失分在什么地方。

  郑新立: 95分。

  王一鸣:

  90分。

  吕政: 85分。

  汪同三: 87分。

  范剑平: 85分。

  马洪涛: 请各位阐述一下得、失分别在什么地方?

  郑新立: 因为过去的一年经济有三大亮点: 第一,经济由回升向好转为平稳较快发展的正常轨道。年初我们有两种担心,一部分人担心会出现经济过热,一部分人担心会“二次触底”。到下半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稳定在同比3%的水平上,这两种担心都可消除了。 第二,内生性的增长机制在拉动经济增长中间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非国有投资增长速度比国有投资增长速度高了10个百分点,而且非国有投资在城镇投资总额里面占到58%,已经唱主角了。消费增长了18%,说明内生性的增长机制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第三,出口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去年出口下降了16%,今年出口1-11月份增长了33%,除了收复失地以外,比2008年还有所增长,所以出口增长恢复正常。 有这三大亮点,我打95分。

  马洪涛: 5分在哪儿失的呢?

  郑新立:

  全年的通胀可能会超过3%,如果我们加大努力,还可以有所降低。

  马洪涛:

  这是主要导致失分的原因。王院长,你比郑主任多扣5分,得分不说了,就说失分失在什么地方?

  王一鸣:

  去年节能减排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到年末这一段,很多地方为了完成指标,出现了一些拉闸限电的现象,我到下面走了一些省份,企业还是有很多抱怨,说明我们付出的成本比较高,代价也比较大。走向未来,这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我觉得这是失10分的因素。刚才郑主任提到,价格的上涨超出了预期,特别是去年农产品供给一度出现下滑,当然有气候的原因,也有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的因素,农产品供给成本和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上扬,对物价的上升起了重要的作用,给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低收入者生活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老百姓也有一些抱怨,这也是一个因素。

  马洪涛:

  通胀和发展方式方面需要进行的调整,这是构成您目前扣掉10分的主要原因。

  王一鸣:

  还有房价,去年采取一些比较大力度的举措,但是到年末来看,调控没有像预期那么有成效,有些城市房价还有一些反弹,这个也为今年埋下了伏笔。所以,我个人在这三个方面扣10分,房地产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吕政:

  去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统计系统每年的盘点当年经济增长业绩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概括,叫年年困难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关键在工作。过得不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势,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关键在工作,第一是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得力有效,第二是各级政府和企业特别是经济主体的积极进取和努力。为什么打85分?中国去年实现了9%以上高增长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这个代价有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是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只有26.5%,73.5%都是转移的消耗物化劳动的产品,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平均都在40%以上,日本人消耗了7吨标准煤,去年经济总量中国刚刚超过日本;德国人消耗了6亿吨标准煤,我们出口总额在前两年也刚刚赶上和超过德国,当然也有很多汇率换算不可比的因素,但是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粗放的格局没有改变。

  马洪涛:

  还是一个发展方式的问题,谢谢吕所长。汪所长,87、88分怎么来的?

  汪同三:

  成绩就不说了,现在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价格。其实不仅仅是价格的因素,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直接相关,现在我们的价格形势对人民生活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直接提高了当前的生活成本,因为东西越来越贵,特别是和一般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那些商品价格。一方面使生活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的财产改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再穷的老百姓、多数老百姓大概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财产,而且我们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一直强调要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现在特别是我们的资产价格,尤其银行利率又处于负利率水平,还影响到了居民财产性保值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是2010年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我也同意刚才吕政所长提到的,我们的经济效益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之所以比吕所长再多给两三分,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开始觉醒了,而且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也在逐步加强,使我们多多少少还能看到点希望。所以,我又多给了两分。

  马洪涛:

  虽然没有完全找到解决方法和没有完全找到答案,但是大家找答案的意愿已经非常强烈了。接下来,请范剑平讲讲您给出的分数是怎么来的。

  

  范剑平:

  这85分的得分,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2010年中国经济还是很不错的,尤其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到11月末为止增长50%以上,财政收入的增长是高速增长;居民的收入,1-11月份,城镇单位平均职工收入增长14%,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间大家都分享了发展的蛋糕。但是失分方面,我觉得过去的结构和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率还在上升,从刚才讲的国民收入分配来讲,企业利润的增长和政府税收的增长明显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局面没有大的改变,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知道价格较快上涨,或者通货膨胀的情况,往往对政府的税收、名义收入很有利,对企业名义收入增长也很有利。但是对于老百姓是不利的,老百姓扣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实际工资增长是有限的,低收入者在这轮物价上涨面前困难更大,我觉得只能打85分。

  马洪涛:

  非常感谢五位嘉宾在谈分数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谈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因为2010年不管成绩单多漂亮,它属于过去了。2011年,我们的成绩能打多少分,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对目前的问题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能否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刚才各位嘉宾的阐述,我们至少找到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所在,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重点来讨论在2011年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我们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得到一个更漂亮的分数。我们根据五位嘉宾研究领域的不同做了功能上的定位区别,请郑主任和汪所长重点讲宏观层面的问题,请王院长重点谈转方式的问题,吕所长重点谈调结构的问题,范主任重点谈惠民生问题,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也是我们当前面临最重要三项任务。首先,有请汪所长分析一下2011年中国经济济可能面临的一些困难或者机会,机会和困难分别是什么?

  汪同三:

  我们国家的习惯是先讲好的,2011年我们面临着很好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讲得宏观一点,从国内来讲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概最新的统计数字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成为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基础。以前我们经常发愁的事情是增长不够快,经济总量不够大。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发愁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总量不够大的问题,不是我们速度不够快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如何调整好经济结构,如何更大程度地促进民生。这是我们第一个有利条件,我们以前总是要宽松的环境,现在从经济总量来讲,我们的环境确确实实比以前要宽松得多了。

  第二,我们通过三十多年艰难的宏观调控过程,在调控宏观经济方面我们的经验是大大丰富了。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遇到过一些大的经济波动,九十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又遇到一次大的经济波动,二十一世纪我们碰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面临一次经济波动。这几次比较来看,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这次经济波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就企稳回升了,在第二年经济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这说明我们宏观调控是相当有成效的,我们在宏观调控上积累的这些丰富经验,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去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宏观的经济波动,保持我们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要坚决地调整经济结构,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觉得这三条有利条件,是我们搞好2011年宏观经济工作,以及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的宏观经济工作最有利的条件。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不会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必然存在的。现在我们大概面临的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抑制通货膨胀问题,今天早上我听到厉以宁教授作的主旨发言,讲得非常好,因为他分析到我们现在存在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概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以前的经验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比如像九十年代初期,以及2003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需求拉动造成的。而且我们的经验也主要集中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应对上,现在我们出现的成本推动为主的通货膨胀形势,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增加了我们做好抑制通货膨胀工作的难度。

  马洪涛:

  除了通胀之外还有哪几个挑战?简单说一下。

  汪同三:

  而且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不是在一个较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不是紧缩就能够很快见效。要解决成本推动,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特别是现在除了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因素之外,还出现了美国从第四季度开始采取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它的出发点是要解决国内的两个问题,一是抑制美国出现通货紧缩的问题,二是解决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如果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能够缓解美国经济的困难,由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较大的比重,所以世界经济也可能从中受益,中国也可能从美国政策的执行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是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量化宽松政策它的一个目标指向是要抑制通货紧缩,它是希望要价格上升一点,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这就给我们必然要带来通货膨胀的外部压力。

  马洪涛:

  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通货膨胀,国内的、全球的因素。

  汪同三:

  国内的因素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这种完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的经验不足,而且解决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很难在短期解决。美国采取的这种政策,对我们可能也有一种传导作用。

  

  马洪涛:

  谢谢汪所长,我们基于汪所长刚才提出来的机会和挑战,请三位嘉宾分别从不同的领域来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如何找到一些好的解决方案,促进我们的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民生。首先请吕所长谈一下调结构方面的问题。

  

  吕政:

  因为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工业经济规划建议中有这样一段概括,“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怎么来调?我想在当前和今后需要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第一,必须正确认识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关系。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换算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高于英国,但是打败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也超过日本,但是打得非常艰苦,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说明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问题,就是说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很低。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和扩大规模,更要重视经济结构,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网络经济泡沫破灭,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大量的流动资本在华尔街兴风作浪。基于这样一种教训,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理论,实际上是重新主导或者继续保持在这些高端制造业战略制高点的地位。因此中国虚拟资本发展很快,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仍然是以扎扎实实的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一方面继续推进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但是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就业的压力,因此中国即使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样也要坚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产业结构在现阶段我们的选择目标叫“高也成、低也就”,而不是高不成低不就,或者是推进产业升级而放弃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四,结构调整必须要重视资产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的关系。一是近年来我们固定资产的投资重点都是在增量上,上项目,但是对资产存量的调整重视不够,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中必须要进行调整,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二是进一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信部的统计,我们现在淘汰高耗能落后产能到2010年底只完成50%。三是资产存量调整,加大对现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尤其是要推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的集中化,而改变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

  第五,正确处理发展先进制造业与发展房地产之间的关系。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链条长,具有很强的带动性,需要继续发展。但是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协调,因此必须把房地产利润率降到和其他产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上,这样才能实现房地产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不是建立在房地产的高速增长上,而必须建立在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

  王一鸣:

  转方式是中央明确提出的“十二五”时期的一条主线,对这个问题现在认识的一致性慢慢提高了,对紧迫性的认识也提高了。但是怎么样落到实处?好象现在看来很困难。现在地方正在编制新一轮“十二五”规划,追求速度的倾向似乎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当然,沿海有些省份已经在转型,因为再加速加不起来,比如上海、浙江再靠投资,投什么,投资很难上去。但是从大多数省来看,追求速度这种倾向还是比较强烈的,我担心新一轮跃进式的竞争比赛,它带来的风险会很大。所以,这就涉及到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10%的速度,我们这种高速度还能持续多久?这需要理论层面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问题,它的潜在增长水平到底有多大?我的一个基本认识,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会逐步下调,其基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储蓄率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储蓄率会有所降低,会带来投资率的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会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会明显上升。

  这就取决于我们在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有大的提升,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是下降的,没有明显的提升,主要是我们创新能力没有明显的提升,人力资本结构没有明显的提升。这是一个内生的条件,我们说会发生变化。

  外部的条件就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外部约束正在越来越加剧,原来说的能源规划到2020年30亿吨标准煤,事实上我们去年能源消费量已经超过32亿吨标准煤,现在提前十年而且突破原来2020年目标,现在2020年规划40亿吨标准煤,也非常困难,能不能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肯定要求速度不能太高,如果速度高了,调结构、转方式很难实现。速度高了,我们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我认为做不到。现在内地怎么提速度,还是靠拉投资,有的地方投资超过GDP,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不太现实。速度高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很难提高,速度高了,服务业的比重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也很难提高,结构很难改善。所以,我觉得速度和结构肯定是有矛盾关系。如果把调结构、转方式放到重点作为主线,必然要以适当的放缓速度为代价,而且从未来的趋势看,我们也没有条件支撑高的速度,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在潜在增长水平慢慢降低的时候,再要强行保持这种高速度,必然带来通胀压力的持续化,通胀会长期化。所以,我觉得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

  今年的工作重点,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我们地方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力量,地方之间项目的相互竞争,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在今年工作中,地方政府怎么样把工作重心真正转到调结构、转方式上来,真正加大研发的投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我觉得这个是政策转型的一个关键.

  马洪涛:

  我们需要一种机制能够让地方政府也把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转移到转方式上来。谢谢王院长。最后一个话题关于惠民生,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让民生有真正的提升,包括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包括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而且提出政府要转变功能,要更多的增加公共服务的功能,但这些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您怎么来看待2011年我们在惠民生方面可能出现的真正变化?

  范剑平:

  2011年,我们惠民生方面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过去十几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不断下降的,所以我们的历史欠帐很多。我想,在所有的政策调整中始终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坚持民生优先,政府的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都要坚持民生优先,从收入政策来讲,在考虑房产税、消费税、资源税一些加税措施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推出给居民减税的措施,总的效果是要让居民感觉到有减税的实惠,这样才能够让利于民,在收入方面让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从支出方面来讲,政府要新增财力,更大力度转向改善民生方面,宁可少搞一些建设项目,也要把民生方面的历史欠帐争取在“十二五”时期有一个好的改变,比如保障房就带来了很好的头,但是我们在教育、医疗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同时,我觉得在民生方面也要把握第二个要点,所有民生的改善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因为这是兼顾当前矛盾和长远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结合点,如果说我们在民生方面一味地讲惠民生,但是不考虑基础是什么,那就容易出现空置和物价轮番上涨,最后老百姓其实在物价上涨以后也得不到多少实惠。所以,在改善民生方面,也离不开要把它建立在转方式、调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

  马洪涛:

  请郑主任分析一下,在2011年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推进目标的实现。

  

  郑新立: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开好头、起好步,标志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开个好头、起个好步。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要集中力量推进五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需求结构上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重点是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增长的局面,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能源、原材料消耗就会降下来。现在我们跟美国作了对比,美国GDP是14万亿,我们是5万亿,我们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已经接近美国了,差就差在第三产业,我们比美国少了9万亿美元,下一个我们赶超的目标就是要在GDP总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就要想办法在服务业上做出9万亿美元的增加值来,服务业是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领域。三是经济增长要改变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主要通过自主创新、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增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可以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一个关键环节。希望在座的企业能够尽可能增加研发投入,通过自主创新来促进发展和产业升级。四是改变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的状态,要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要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通过城乡的协调发展来推动整个经济增长。五是在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上,我们要逐步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从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要把我们庞大的外汇储备、货币储备逐步变成资产储备、能源矿产储备,利用我们这些储备到海外去并购企业,来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谢谢!

  马洪涛:

  谢谢郑主任。我们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在结束今天这个对话的时候,我希望五位嘉宾能够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我们在2011年可能面临的形势,我们大家应该清晰的记得,温家宝总理说过,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不知道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会怎样描述2011年是怎样的一年?我想请五位嘉宾只说一个词,阐述2011是“最什么的那一年”,或者不加“最”也可以。

  郑新立:

  2011年应当是最有希望的一年。

  王一鸣: 最关键的一年,“十二五”起点,新的三十年的新的起点,是最关键的一年。

  吕政: 2011年应当是审慎乐观的一年。

  汪同三: 面临新挑战的一年。

  范剑平: 2011年应该是开拓创新的一年,我们在转方式、调结构方面一定要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马洪涛: 谢谢各位嘉宾,我想各位嘉宾不仅仅是对经济形势的描述,更多的还寄予了我们对2011年的希望,希望在2011年错综复杂、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形势当中,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和药方,能够在2011年底的时候得出一个更加漂亮的答卷。而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分享到发展的成果,谢谢各位嘉宾。接下来会由我的同事肖薇带来第二时段的讨论。

  肖薇: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肖薇。下面进入第二时段,这一时段的主题是解读宏观经济政策。现在我向各位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嘉宾,他们是: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长胜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先生,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曹文炼先生,中国社科院财政预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宏观经济处处长王军先生,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

  我们都知道,前不久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也就是说今年我国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取向传递出了哪些信号?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我们应该如何贯彻落实这些政策部署?我们经济应该怎样来领会和把握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以上这些问题我们想请各位专家给我们作解读。首先请王长胜先生,因为王主任长期在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宏观经济工作,对国内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非常熟悉,现在就请王主任为我们全面解读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

  王长胜:

  刚才前面那组就宏观经济,包括有关政策都作了很好的解读,特别是刚才郑主任已经阐述得非常全面。我在这里也从几个角度谈一下2011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是怎么理解的。

  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的第一个年头,所以它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就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体现连续性,实际上又要体现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新特点。从连续性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认真地巩固前几年应对金融危机取得的良好成果,从新的情况来看,我们党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明确提出了主题主线的战略思想,也就是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想,在2011年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显然应该贯彻这样的主旨思想。这是一个体会。

  第二,在中央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实际上已经对我国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已经定位了,就是八个字,叫做“积极稳健、审慎灵活”,我认为这八个字还是很有内涵,从“积极稳健”来讲,正好体现了我们要继承、克服以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从“审慎灵活”来讲,正是刚才前一组说到的,如何来防止物价的过快上涨,当然也包括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也包括怎么防止热钱,也包括怎么防止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汇率等等。这里面反复强调了,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要继续处理好三个关系,也就是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还有治理通货膨胀预期。而且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加大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要在2011年要使物价的总水平保持相对比较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和进一步增加我们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应的国家准备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想这个政策和前面一些政策目标搭配起来,对于我们国家2011年继续取得经济的好成绩是至关重要的。

  概括起来讲,2011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可以用这样五个词来说明:一是稳增长、二是调结构、三是防风险、四是促改革、五是惠民生。关于促改革,我要说几句,因为我们国家从“九五”时期就开始提出两个转变,我们执行下来的效果并不好,说明一定有个机制问题,2011年在“十二五”开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十二五”时期提出的一些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肖薇: 谢谢王主任。现在我们来解读一下2011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都知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今年是第三年采取这样的财政政策,但是今年的背景和以往有很大差异。现在请高培勇先生就201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给我们进行解读。

  高培勇:

  我想至少可以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尽管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总格局是积极和稳健,但是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反通胀,而并非是保增长。第二句话,201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点类似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明为积极,实为稳健。为什么这样讲?尽管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当中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安排,尽管表面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以保增长为主要的增长目标。看一下我们2011年主要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其一,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都有投资冲动的迹象。2011年还是建党九十周年,2011年又是迈向“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年,在这样的条件下,再加上世界经济形势尽管有振荡,但是我们说它仍然处在振荡当中的一种复苏迹象。所以,我的判断是,2011年我们可能不需要对经济的增长持续有多少担忧,而应当把主要的焦点放在反通胀上。

  一般来讲,反通胀,要看CPI,即使2010年和2011年CPI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增长,比如5%和6%,其实5%、6%和九十年代初期的20%以上,甚至到2007年5%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非常严峻,特别是收入分配矛盾非常尖锐。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是,通胀一旦和收入分配矛盾的尖锐化相碰头,我们就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防通胀上。这是一个判断。

  第二,2004年,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年我们标榜的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它的具体安排就是保持财政赤字的不变,并且为走向稳健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2003年的财政赤字是3198亿,2004年财政赤字也是3198亿,只是在2005年实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之后,财政赤字就缩减为3000亿元。今年的情景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按照预算的安排,今年的财政赤字名义上安排了9000亿人民币,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中从2010年的预算调节基金当中,也就是2010年预算超收当中拿出1500亿元用于弥补2011年的财政赤字,或者当时在预算安排上没有说明把它作为预算收入来安排,实际上9000亿财政赤字加上1500亿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调度,今年的财政赤字的规模依然是10500亿元人民币,和去年大体持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11年中国政府的减税空间究竟有多大,起码立刻可以得到一个判断,它不会像2008年、2009年那样有较大规模的减税空间,今年主要是增值税的作为,增值税的作为无非是增值税要吃掉营业税当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些减税的动作。除此之外,还有个税小规模的调整,而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收入总盘子当中不过是6%-7%,总规模不过1000多亿元,能够做的是工薪所得税的调整,这其中有多大的空间,就增值而言,就投资的安排,主要是放在已开工项目后续的安排上,而不去新增项目。

  肖薇:

  结合去年的情况,去年由于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在国内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数量和融资的规模就会迅速发展,相应加大地方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现在请教高先生第二个问题,您认为2011年我国应该如何防范财政风险?

  

  高培勇: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甚至包括地方债务规模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观点,这并非完全是一个新问题,我们要以平常心加以对待。事情表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膨胀上,问题的根源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上。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一个老问题,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或者通过减税优惠来吸引投资。1994年以后,税制改革,随便减免税已经很难实施了,于是有了各种各样收费的办法,通过收费来积攒用于投资的税收。2000年以后,收费逐步得到了抑制,所以地方政府的投资来源自然就转向了土地出让金,在近几年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这种投资冲动就搭上了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一趟列车。这种问题目前表现在了债务的规模膨胀上,而并非表现在收费规模的膨胀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有所不同的是,在债务规模出现膨胀的条件下,它带给财政的是直接的风险,而并非像过去那样隐含着制度运行当中潜在的风险。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我们要高度关注地方债务膨胀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应当标本兼治,把更重要的注意力放在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当中。我的判断是,只要是对地方政府有考核,而且这种考核主要是来自于中央,而不是来自于百姓,只要以政绩作为考核的标准,尽管可能不是GDP,但是是其他的考核,它总要有一定的冲动,通过各种手段筹集资金,维持投资规模扩张的机制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2011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由此而导致的财政风险,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应对,一方面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事,因为它就早就存在这个经济体当中。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根本措施上加以解决这个问题。

  肖薇: 因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对于整个“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政策的走向,您能不能再做一个简短的判断?

  高培勇: 因为讲财政政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的,二是是财政收支的具体摊薄,我们称之为结构性的摊薄。我并不一定说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财政政策的主基调可能是稳健,我刚才提到了一点,2011年我们事实上是在名义上财政机制条件下实施的是稳健的或者主要实施的是稳健的、实实在在的。而展望整个“十二五”,我们能够做出两个基本判断,其一,就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而言,导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或者主要因素,比如结构失衡的问题还没有根除,发生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我们还必须有扩张性的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其二,在过去两到三年当中,中国政府所实施大量非常规的扩张转移,已经使我们初步品尝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影响或者叫做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它的释放将会持续几年或者更长时间。如果这将是我们整个“十二五”中间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十二五”,第一年我们还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参照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经济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转化的经历,整个“十二五”期间,我想今年是积极,明年就有可能转向稳健,今后的几年可能会在整个稳健的基调来维持这种财政政策。

  肖薇: 谢谢高先生。现在我们就要具体解读2011年宏观经济另外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问题留给曹文炼先生。我们都知道,从2008年开始,我们国家实施的货币政策是适度宽松,到2010年就调整为稳健了,从适度宽松到稳健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曹文炼: 2010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这是宏观调控政策一个重要调整,也是根据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出的正确选择。现在从全球来看,总体上国际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最动荡的状态已经有所缓和,总体上世界经济已经走向了复苏性增长的道路,虽然复苏性增长道路仍然曲折,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但是对我国经济来讲,我们的外需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我们出口、对外贸易已经成了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经济经过十万亿投资带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政策两年多来执行的结果,也走上了在全世界率先恢复增长,走了上恢复增长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货币政策调整、转向,是可以保证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跟一年多以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所不同,当前国内外流动性都很充裕,美国正在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元区货币政策也是增加流动性。在我国经济率先恢复增长的情况下,国际上一些投机投资资本更多会流向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来讲,经过2008年以来,2009年、2010年两年的信贷投放也比较多,货币增长也比较快,也需要货币政策及时调整和转向,这样有利于控制通胀,有利于防止市场泡沫。我想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把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物价过快上涨放在货币政策更加突出的首要位置考虑。

  肖薇: 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把握货币政策的稳健?

  曹文炼: 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有这几方面的内涵: 一是强调控制总量,控制货币M2的增长和信贷投放,使它低于上一年,这样才能有效地把握好流动性和控制通货膨胀的趋势。 二是保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使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到实体经济,因为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要为今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是要加大信贷结构调整,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使我国信贷向中小企业、三农等一些薄弱领域倾斜,防止两高、过热产业吸纳信贷资金。 四是要关注金融领域系统风险,防止金融市场过多波动。货币部门和监管部门将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及各种监管政策来贯彻稳健的货币政策。

  肖薇: 从您的解读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全面收紧,还是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货币的基本需要。我们都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放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在2009年到2010年的消费实际上在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方面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现在我们想请教张立群先生,您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怎么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形势?尤其是消费方面的问题?

  张立群:

  关于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我个人有一些担心,担心增长速度下降比较多,这主要来自于对三项需求增长的担心。一是外贸出口,2010年我们外贸出口出现了强劲恢复,全年增长31.3%,但是2011年外贸出口我觉得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增长水平。一是基数,2010年出口高增长是在2009年12017亿美元规模上达到这样一个高增长,但是去年的外贸出口增总额已经达到15700多亿美元,在这样的大的基数上再想实现高度增长基本不可能。二是今年世界经济情况,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预测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增长率都是下降的。应该说,世界贸易格局和去年相比要差一些,所以把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认为今年外贸出口增长幅度会比去年有大幅度降低,这对整个经济增长支持或贡献会有明显减少。二是投资增长,政府投资四万亿,基本不包括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项目是比较多的,但是从过去的规律来讲,第一年都是项目的准备倍,包括可行性研究,包括征地等等,大规模设备、材料投资、购买,基本在第二年和第三年。所以,今年政府投资的工作量,从增量来说可能比去年有明显的紧缩。另外,从企业投资来看,房地产投资现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去年增长很高,基数很大,再加上现在对房地产需求调控,使未来房地产市场走势还不明确,所以很多房地产企业都比较谨慎的在项目投资上做出选择。现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因为劳动工资成本的提高、要素资源价格的提高,融资难现在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订单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非常充足,整个产能过剩,包括节能减排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投资现在并没有走上全面活跃、持续恢复的道路。综合这些情况,今年的投资增长会比去年总体有所下降。

  第三,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联系很紧,我们分析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类比,中间有50%以上是和住行消费相关,包括家具、家电、室内用品购买、装修材料购买、汽车购买、燃油购置等等,而这些是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当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但是今年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我认为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包括买房的需求,居住条件的改善,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健康和持续发展的状态。汽车的需求,连续两年火爆之后,今年包括很多时候在治堵,北京也在限制车牌的发放,很多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基本上都已经走到头了。所以,今年汽车市场能不能保持像2009年46.2%的高增长和2010年1-10月份的39%的高速增长,这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一块如果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有所减慢,今年的消费增长我觉得也有小幅下降的可能。

  综合对三大需求的分析,我认为今年经济增长有可能在2010年10%或者10.1%左右下降到8%甚至8%以下,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有所准备。尽管我们从转变发展方式来说,我们希望经济增长速度降一些,但是从2003年到现在我们没有进入8%以下的增长,包括在金融危机影响比较严重的2009年,我们还达到了9.2%增长,2008年是9.6%。真正增长率降到8%或者8%以下,它对就业的影响,对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企业效益的影响要有充分估计。针对这些影响,我想扩大内需的政策在2011年绝对不能放松,像高所长刚才讲到的,财政政策应该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

  从货币政策来讲,必须要兼顾管理通胀预期和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市场性需求扩大的空间和弹性都是很重要的。

  肖薇: 我们都知道2010年物价上涨的压力非常大,请教张先生,2011年的物价形势您怎么看?

  张立群:

  2011年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实体经济,二是从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来看,我认为今年没有很高的价格上涨,包括刚才厉以宁教授谈到的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关于劳动工资成本的补偿,包括资源环境要素成本的补偿,这些方面确实导致成本不断上升,特别对务农的工资补偿,这是推动价格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看到,价格的变化最直接的还是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成本的补偿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还是由供求关系说了算。我认为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它有惯性,刚性是比较长时期的。由于我们现在整个实体经济,无论从工业消费品,还是工业生产资料,包括农产品,都是供求大体平衡,甚至在局部有供大于求的情况。我认为2011年从实体经济来看,无论从食品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还是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都是微幅上涨的趋势,涨幅不会很高。这也印证了另外一个判断,就是需求对2011年来说不是过旺,而是潜伏着需求增长不足的可能,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对于实体经济来说不是要抑制需求,而是进一步扩大需求、稳定需求增长的市场机会。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从货币和金融情况来看,确实存在流动性过剩,现在整个流动性进一步发展,包括货币供给量增长加快的可能性现在比较大,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过多资金,包括大量的民间游资,在通货膨胀预期的鼓舞下,很多居民家庭都不愿意存钱,都想把钱拿出来做点投资。因此,这对资产市场、对可能被作为资产来炒作的产品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今年房地产市场调控难度是非常大的,股市我们要加强关注。还有由于游资对于很多有可能被炒作的,包括珠宝、古玩、字画,包括一些小品种的农产品,这些方面都要提高警惕,但是这些方面的工作,不能仅仅靠货币政策收紧,否则对实体经济需求扩大是有不利的影响,而且多管齐下,比如对房地产需求,房产税我认为应该加快开征。还有对于股市,要把股市扩容的手段运用好,把股票市场的运行稳定好。像农产品方面,我们也要加强市场的管理,规范市场的秩序等等。通过多种措施,今年要努力控制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今年这个方面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肖薇: 谢谢您的分析,实际上2010年,国务院和相关部门采取了很多的方式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但是也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能够相应加大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王军先生,您怎么看?

  王军: 我不认同这种提法,这种建议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低通胀是各国央行经济政策的基本主要目标之一,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如果人为抬高通胀的警戒线,势必会加大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一方面,容易使货币政策陷入困境,使得负利率对于居民财富的负面影响扩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提高这种容忍度,恐怕也会使居民造成一定的恐慌,会发生一些抢购或者囤积的行为,会进一步伤害居民。从当前来看,就2011年来看,我们的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连续七年粮食丰收,蔬菜、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短期性,国务院已经出台了16条针对稳定物价平稳推进的措施,这些措施都在将来会逐渐发挥作用。而且从金融角度来讲,我们的政策取向从适度宽松转向了稳健,我们去年连续采取了六次提高准备金比率,两提高基准利率,在昨天又提高一次准备金比率,这些都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也将会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的物价不会全面失控,我们认为提高容忍度,这个建议不可取。

  肖薇: 您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我们应该采取那些措施来实现稳定物价总体水平的目标。

  王军: 刚才各位专家已经讲得非常充分了,我想介绍我的几个判断和观点。第一,这次物价上涨或者通货膨胀,本质上来讲还是货币现象,我们知道持续两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促进我们经济快速回升向好的同时,事实上也埋下了通胀的隐忧。就拿这一轮通货膨胀上升比较快的两大类,一个居住类,一个食品类,它们背后实际上都有货币因素。基本的逻辑链条,货币投放过多,导致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导致居住类价格上涨,以及人工价格上涨,人工价格上涨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又间接地导致大量使用土地和大量使用劳动力的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个链条现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货币现象。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货币投放要控制住,中央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未来恐怕还要随着物价形势的变化,来灵活采用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利息,尽快使当前负利率状况得到改善。除此之外,还要及时管理和疏导流动性,比如说要把现在的流动性引导到资本市场上去,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去,引导到第三产业、社会事业,包括三农领域这样传统的弱势产业上。还要抓紧时机,推进改革,因为很多人现在物价上涨很快,似乎应该暂缓出台一些改革措施,但是我认为深化改革和控制通胀并不矛盾。我们知道,深化改革有助于理顺价格的形成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有效开展,从长期来看,深化改革反而有助于稳定物价。 最后,我们作为民间智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引导社会通胀的预期,把现在过强、过高的通胀预期降下来,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和抢购行为,我们在这方面是责无旁贷的。

  肖薇: 我想稳定物价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了,只要我们能够认真贯彻落实调整价格的各项措施,我想价格上涨偏快的问题就能解决,由此而来的压力也能够化解。刚才各位专家已经就有关宏观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我还想麻烦各位用最简短的一句话来描述一下各位对2011年中国经济的期待。

  王长胜: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一定要抓住当前的历史性机遇,切实通过促转变、谋发展方面开好头,实实在在的取得一些效果。

  高培勇: 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需要标本兼治,更鉴于以往的改革规划当中的诸多内容已经有多次“流产”的经历,所以在2011年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政府应当给自己的工作设置一个底线,凡是列入2011年改革规划当中的任务,不管最终能不能启动,都要让老百姓看到启动的希望。

  张立群: 我认为2011年是我国应对相当复杂和严峻的考验,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为新一轮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为整个“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非常关键的一年。

  曹文炼: 我希望2011年在金融的改革中间利率市场化有实质性的突破。因为,下一步的银行改革,所有银行都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大公司都已经上市了以后,银行发展也需要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今天上午戴相龙理事长讲到,要缩小靠存贷利差来进行信贷扩张的冲动,根本上还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这是下一步进行改革的核心和重点。

  王军: 为了给“十二五”时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我想应该适当地提高对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上。与此同时,对于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我觉得不宜提高。

  肖薇: 让我们再一次对各位专家的精彩解读表示感谢,谢谢!到现在为止,第一场分论坛结束了,下面还有更加精彩的论坛,请大家准时参加。

  第二分论坛:洞察国际经济风云 第一时段主题:把握国际经济趋势

  朱文晖:

  尊敬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中国经济年会的第二分论坛,这一阶段的题目叫“洞察国际经济风云”,大家首先看一下大屏幕。

  从刚才短片当中非常清楚了解到下午论坛的主题,在接着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会请几位嘉宾就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跟大家进行探讨。我首先介绍一下在台上的嘉宾,他们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秘书长魏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会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樊纲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杂志总编辑牛铁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永军研究员,欢迎各位嘉宾和专家的光临。

  大家手头有一本中心出的2010到2011年的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这个报告就过去一年全球重大经济的形势和重大热点问题,包括对未来的走势进行了分析。我想,首先就这个报告本身,请魏建国秘书长介绍一下过去一年的总结和未来一年的展望。

  魏建国: 2010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是严峻而复杂的,2011年,我会加“更加”两个字,更加严峻、更加复杂。针对目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依据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到底现在发展的趋势是什么,还不明朗。第二,目前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积极政策,有的说是一支“强心针”,美国经济会不会像美国政府那样缓慢的复苏,还是像刚才有一些学者所说的只是一个强心针,暂时的作用。还有欧盟整个的经济,德国和法国失业人口到10%,新兴国家如何面对这种情况,解决当前新兴国家所存在的失业率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其他问题。特别是中国,中国的出口从去年的数字来看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分析可能今年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人民币的升值,二是原材料的上涨以及劳动成本的增高,三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出现在欧美,而且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所以,对这块,今年到明年的时间,外贸发展还没有显现出来,如果今年1月份、2月份最迟不过3月份,还有一个显现的时期。所以,我们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国情、世情报告能告诉大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转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时刻想到中国不是十年前,更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它的一举一动,它的进口、它的出口、它的引进外资、它的走出去,都会牵连着其他国家的一些经济。所以,建议大家好好的读这份我们所出的世情报告。谢谢。

  朱文晖: 谢谢。刚才魏秘书长谈到去年形势很严峻,今年会更加严峻,也谈到我们作为第一出口大国,所面临的更加严峻的问题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因为在座的是各个领域非常好的专家。首先,请张蕴岭教授谈谈,过去一年复苏的步伐非常不一致,美欧慢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快,从中国“走出去”的形势看,我们和周边国家的情况来看,比如“10+1”、“10+3”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起草,您怎么看待我们和周边这一块,它有没有可能抵消发达国家的市场情况?对总的形势,您怎么判断?

  张蕴岭: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发展还是很快的,特别是像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比较快,进出口贸易东盟国家增长将近40%,其他国家贸易增长也非常快。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本身保持10%的增长率,带动了地区贸易发展。从中国的进口,几乎所有的国家去年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表明了中国经济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增长,而且我们从周边国家来看,大部分国家,现在中国都是他们第一大贸易市场。像东盟过去连续三年增长率都在40%左右,去年接近40%,像东盟的贸易和中国进出口已经达到3000亿,接近于日本的水平,速度非常快。现在我们对美国4000亿、东盟3000亿。温家宝总理承诺,2015年要达到10000亿,也许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发生这个情况?除了中国经济总量本身,另外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加强了制度化的建设,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这个带动的作用还是很大。

  尽管现在调查证明,利用自贸区进行贸易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比如中国-东盟大概20%左右。但是期盼非常大,最近一项调查,70%多的企业都希望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贸区开展贸易和投资。自贸区协议包括投资,也包括服务,所以我想这样一个综合关系,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替代作用还是非常的明显,而且趋势还是在进一步加强。像日本,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中国因素,那就非常糟糕。我想,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拉动作用影响下,特别亚洲经济正在构建一个以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新的增长机制。我想有两个含义:一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变化,二是创造一种以本地区发展为主要拉动力的机制在逐步形成。

  朱文晖: 谢谢张所长。刚才张教授谈到了东盟和周边一系列的经贸发展趋势,刚才秘书长谈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许大家还很不清楚过去这两年西班牙、意大利,算是涉险过关,但是今年大家有比较大的担心,所以就欧洲的问题,欧元区的前景,欧元本身的制度建设,我想听听张永军研究员的意见。

  张永军:

  关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今年从年初一直到年尾,一直是一个热点的话题,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影响,媒体的报道和讨论非常多,但是我个人对一些观点不是特别认同。首先,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我认为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回头看,在4月份当时希腊的债务危机处在高峰的时候,当时很多机构和专家认为有可能造成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甚至导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但是,从那个时候我们国经中心曾经举办一次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讨论,我们大多数专家认为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影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但是,它和造成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等等有明显区别。主权债务问题,应该是逐渐的影响产生出来的,应该是有明显的区别。

  第二,欧洲的债务危机,很多人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和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关系。尤其来自美国的经济学者认为欧元区存在很大的缺陷,欧元能否存在下去可能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面来看:一方面,欧洲的欧元区制度设计确实存在问题。比如很多欧元区这些国家已经没有货币的主权了,对于它克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是有一些不利的地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觉得欧元区对于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发展还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比如从失业率来看,在这次危机的过程中,美国的失业率从4%左右提高到10%左右,增长6%。但是从欧元区整体来看,失业率上升的幅度比美国要小得多,主要的国家像德国、法国等等更不用说,比美国上升的幅度小得多。

  我们看它在救助小国的时候,比如拿一个欧洲比较接近的情况进行比较,像冰岛当时发生了危机,后来是希腊发生了危机,再后来是爱尔兰发生了危机,在冰岛的时候因为不是欧元区的国家,那个时候他无法利用区域间的合作优势,来抵抗危机,那个时候冰岛的情况非常艰难。但是,像希腊和爱尔兰这种小国,因为属于欧元区,所以可以借助欧元区的整体性来应对危机,所以在某些方面,它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因此,对于欧元区的缺陷来说,我们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三,欧元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现在它对于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出来以后,反而可能成为推动欧元区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朱文晖: 谢谢张永军研究员。我听您的观点,对欧洲债务危机不是那么悲观的态度,不太可能存在因为欧元的问题而进行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其实我也观察到,在欧元汇率下来之后,德国的出口非常强劲,德国反而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德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在过去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看到一个数字说,德国大众明年在华的销售量会超过在德国本土的销售量。而且过去一两年当中,几个德国重要的汽车厂商的利润来源,很大部分是中国市场供应的。这里面我就感觉有一个大的问题,有可能在南欧,但是我们现在去买南欧的主权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和欧元区相比,美国经济的走势怎么样?由于这一系列变化,中国整个包括汇率这一块领域,我们怎么样来应对,我想听听樊纲教授的意见。

  樊纲:

  第一,我比较赞同刚才张研究员所讲的欧元的问题是很严重,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现在说到美国的问题,债务的问题,美国比欧洲还严重,欧洲平均算起来,每年的赤字也就8-9%,尽管希腊是13%,爱尔兰是12%,但是平均起来8%-9%,美国是10%。债务占GDP的比重,欧洲平均起来80、90%,美国百分之百。所以,美国经济不景气,要进一步刺激经济,财政政策已经走不动了。最近它所谓的“强心剂”财政政策,实际没有新的财政政策,只是延续了过去减税的方案,没有取消它,取消就变成紧缩性了,只能依靠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大家都知道有两类:一是叫利率政策,一是叫数量政策。昨天晚上央行又提高了准备金率,叫数量政策。而前些日子用过利率政策,我们加过息,美国现在的利率政策没有办法用了,因为是零利率,唯一剩下的就是数量宽松,这就是他为什么采用数量宽松的政策背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采取这样一个政策是不得已,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刺激经济逐步进一步复苏,达到这种效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美元对世界的影响,对它来讲国内经济政策是一个合理的政策,但是对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是可能是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现在很多人的分析集中在6000亿里有多少流出来,我说6000亿多少流出来都是小数,真正的影响不在6000亿的增量,而在于已有的存量,各种政策显现出各种市场预期带来的存量的变化。

  第一,数量宽松政策一宣布,马上人们对美元贬值预期就开始增大。紧接着的结果,就是世界上各种大宗商品价格,包括黄金应声而涨,这对于所有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大家可以想想这些价格的上涨,对各国通货膨胀会产生什么影响。大宗商品其中包括粮食,除了气候原因之外,主要是受美元贬值的预期使它的价格上涨。

  第二,由于美国宣布这个政策,人们发现美国经济还有很多问题,因此已有多少万亿的投资当中,一部分更多流向新兴市场国家。

  第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它要贬值,必须要由别人的升值来实现。因此,就加大了人们对其他货币升值的预期,包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这个预期下,所谓的热钱就会涌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就加剧了世界上不平衡复苏的情况,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在那儿要么主权债,要么是流动性一时还刺激不起来,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势头很强劲,但是面临着流动过剩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包括今天上午说了很多通货膨胀的问题,这儿想提醒一句,我们这5%是小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百分之十几,那都成了大的政治问题了,包括印度、俄罗斯、拉美一些国家,都是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而粮食价格还在进一步的上涨。所以,对我们来说,确实要思考如何在这种背景下,严防通货膨胀,防止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影响,防止世界流动性过剩所产生的影响。除了货币政策以外,我们的数量收紧,昨天晚上又冻结了一部分货币之外,确实要思考汇率政策。

  我个人一直赞成渐进升值,我不认为谁知道“一步到位”的“位”在什么地方,我也不赞成忽视那种可能性,就是你一步跳到一位,人家又要求你再跳一位,这种波来动去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在世界各种大宗商品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在通货膨胀生成机理方面,它总是货币,所以我一开始先讲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生成机理从各种渠道来生成的时候,就有一个怎么应对世界大宗商品价值成本上涨,资源上涨的因素和资源流动,包括资本流动的问题。这个时候,适当的加快或者提前加快一些汇率的升值的浮动,也许有利于应对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利于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和在宏观上保持经济的稳定,保持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在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逐步再调整结构。所以,确实现在应该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世界资本市场资金流动、外汇等的变化趋势,来进一步做好下一步不仅是2011年,还有2012年以及今后几年我们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朱文晖: 谢谢樊纲教授。刚才我们是从比较大的范围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讨论比较细的问题。中美的经贸关系,胡锦涛主席马上去访问,去年中美的顺差比较大,而且这一届领导上台以后,基本上把中美关系经贸方面工具全部都抄出来了,首先是“特保”条款要用的,然后是“双反”,到现在对我们风机的国内销售也要管理。所以,从这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这一届政府,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特别是对中国经贸,特别是他们已经挖到我们地方对企业的补贴,这就很难说清楚了,这两天会议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答不了的问题,商务部可能一时半会回答不了的问题,而且按照特保条款2011年12月就自动过期,美国会不会给延几年,像其他的几个国家,就中美经贸未来怎么走,斗争和妥协到底怎么办?我们听听隆国强先生的意见。

  隆国强:

  我觉得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把握主流,如果我们天天看媒体,就会看到整天全是摩擦,一会儿是反倾销,一会儿是“特保”等等。但是,你一定要看到,所有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在危机之前,在整个出口额的0.5%,在危机之后,在严重的一点,上升不到1.5%。中美关系也是一样,你看到的有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问题,但是一定要看到中美双边,总体来看,现在是一个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美国可能会拿着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来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等等,我个人理解,这些摩擦还会有,但是很多反倾销调查有相应的利益集团不断的提出来。但是,政治家、大的企业,可能更多的会看到战略的意义,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远远大于竞争的空间,当然这个关系从长远来看会逐渐变,也就是竞争的领域会越来越多,但是在可以预见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互补性,要远远强于竞争性,这一点战略家们看得很清楚。

  在中美双边汇率问题上,我想刚才樊纲教授讲过了,美国进一步的宽松政策会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在过去的两年里,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其实是保持稳定的。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那些和我们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比如说“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像韩国、印尼、泰国等等,你会发现我们的竞争对手升值的幅度远远超过中国。什么意思?也就意味着尽管我们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在升值,但是我们比我们竞争对手升值得少。展望未来,进一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推高我们竞争对手的汇率升值,因为他们很多资本项目是开放的。而我们央行对汇率的干预程度和干预的能力,远远要强于我们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空间,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也就意味着给人民币的汇率政策有更大、灵活的空间。

  朱文晖: 谢谢。说到美国、欧洲、东南亚,我们想谈谈全球经济的治理结构问题,因为我们“十二五”报告特别谈到积极参与全国经济的治理,从金融海啸到G20,能看到中国是进去了,西方好象也让出一些空间来了,比如IMF投票权也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我想请牛铁航研究员从全球化的角度,尤其是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过去几年做得到底怎么样?未来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做的?您怎么看这些情况?

  牛铁航: 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这几年来看国际的经济的风云变幻,我们可以几个趋势性的东西。第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还有是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就像在去年我们国经中心成立不久,举办的一个全球智库峰会上,基辛格博士讲了很简单、很朴实也很有效的三句话,他说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决策机制仍然以国家为单位,第三句话是因此需要智库的参与。我想,这三句话能够高度概括全球经济现在的局面是不太容易的。比如说,传统的国际机构,像联合国、世界银行,对我们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可是当我们的经济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政治又是多元化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新的国际博弈的平台出现。 从G7到G20集团,在这个20国集团上,就可以集中的表现全球经济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我参加过一次G20的技术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在这次会议上,各国的央行行长群起而攻之,就是攻击美国的中央银行,攻击美国的美元,攻击美国的一些政策。但是美国的代表就讲了一个词儿,叫做系统的外部性。他说,实际上你们都搭了美元的便车。像对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在深究这次金融危机最终的根源的时候,应该看到多次世界经济危机都发生在美元超发、滥发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有一种超主权的货币,提出来用SDR方法来解决。但是实际上SDR,无论从1969年开始实行,还是现在,16个国家的货币加权平均到现在的四种主要货币加权平均,都没有人民币,而且发行得极少,它只是一种记帐单位。现在在发展替代账户,我们急需在全球化的新的高地,在全球新的舞台上,找到全球治理的方法,来制约某些国家在过去的独家或者寡头垄断的情况。

  朱文晖: 请魏秘书长就全球化的观点做一些补充。

  魏建国:

  我就补充两点。最近,我和美国的前商务部长、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谈过一个问题,我把我们所谈过的内容归纳为三点:第一,他们认为现在经济全球化受益的最大的是中国,不是美国。第二,依此类推,美国所发明的三样东西受益的全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其中一个就是互联网。另外就是刚才几位嘉宾所谈到的,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货币,现在最大的拥有量是中国。我们在讨论中也提到过一些问题,美国现在的态度,既然我在经济全球化中享受不到好处,因此在WTO上后退,坎昆会议推迟、多哈回合谈判推迟,取而代之的尽快在短时间内主要的经济体达成,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这一点是做了。而且最近不到4个月,美国同韩国谈了很长时间,还有拉美,现在又和俄罗斯在谈,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注意。

  第二,不再提贸易自由主义。互联网问题,尽量地把一些知识产权问题、政府限制问题,把互联网这一块搞得只让你们作为互联网,掌握电脑、掌握通信,而不再往前走。美元现在搞,让人民币升值不了,就开始往下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府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外贸进出口高速的发展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个时候我们要冷静的看看,亚洲都认为现在我们只有靠出口,依靠中国的进口度过危机,恢复很快,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想法,我们开车子如果速度太快的话,你要做一些调整,就很难,一个急转弯、遇到一个坑或者出现一个高坡就容易翻车,包括GDP,如果还这么高速追求GDP,如果还这么高速的发展,而不注意整个国家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的话,不及时进行调整,容易在这个时候翻车。所以,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左右看看,前后看看,包括刚才讲的人民币的问题,应该确实是边看、边拖、边推,看形势,跟美元拖,推国际化。这些是刚才几位嘉宾讲的,我都同意。

  朱文晖: 刚才秘书长反复谈到樊纲教授的观点,我想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今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外界普遍预测,去年10月份是5%,今年1月份的时候又提高了,说6-7%,您怎么看到底多少数值的问题?第二,好象慢一点,才能把结构调整一下,想听听您的建议。

  樊纲: 第一,我确实无法预期人民币到底升值多少,2005到2008年我仍然认为那三年是个很好的参照系,每年升值5-7%的幅度。正像刚才魏秘书长所讲的问题,形势在发生变化,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所以,我只是个人的一种建议,我们仍然坚持逐步的以我为主的一种汇率调整机制,但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包括节奏,国际价格对我们直接的影响,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有额度的话,我快一些用,节奏可以快一些,这样使得我们更主动一些。至于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问题,我想至少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中国过热的增长,一定不是好增长,双位数的增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太慢了,但是我们至少追求一个稳定的的幅度。有一个什么标准,也没有什么理论标准算出来,但是现实的实际标准我们可以看出,不发生通货紧缩,但是也不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双位数一定有通货膨胀,在这之间某一个点上,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而且有利于我们进行结构调整。至于具体是多少,我也很难来说,这也是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

  朱文晖: 谢谢樊纲教授。刚才魏秘书长谈到,美国现在调过头来搞FDA,我们现在的“10+3”,到底是我们主动一些,还是他们不是那么主动?

  张蕴岭:

  现在看到美国的FDA和现在做的最大的举措,就是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原来是不感兴趣的,是四个小国发起的,去年突然感兴趣,美国要牵头,现在已经拉了九个国家,还在做日本的工作,日本有可能参加,这是他的一个大举措。但是,我们也看到,做成不容易,比如像越南也被邀请加入,中国是不被邀请加入,他们目的就是想制定一些规则,将来再拉入中国进去。为什么不容易呢?第一,美国现在的国会发生了变化,总统取得新的授权,难度很大。第二,这些国家比较复杂,四个小国制定的规则,拓展到其他一些大国,亚太地区经济差别很大,要真谈成了,恐怕不那么容易,要是按照某国的意愿做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现在我们国内也不要着急,如何把中国排斥在外,搞这么一套,而且会对东亚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合作努力产生很大的压力。“10+3”,2006年我主持完成了“10+3”FTA可行性报告,这是领导人决定的,提上去以后,日本提了一个反建议,搞了16个国家的研究,2007年完成了报告,这两个报告都搁在那儿。

  去年,温家宝总理已经明确的讲,东亚要推动FTA,而且要推动的话,只能是先从“10+3”开始。所以,我们也正在按照总理的建议,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们最近也成立了新的东亚自贸区“10+3”的专家组进行研究和推动,但是说实话,不容易。比如日本,要参加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就没有办法和中国一起搞东亚自贸区,没有日本合作,那光中国推动也不行。还有东盟,现在2015年要搞经济共同体,现在谁也没有信心说2015年搞成还是搞不成,搞成什么样子。在搞成之前,他也不会积极。所以,我想可能是东亚的自贸区会缓一段,还有东北亚中日谈,承诺2012年,明年完成可行性报告,是政府牵头的。完成这个报告以后能不能推动,如果真能推动,整个东亚自贸区就有希望。如果中日韩都达不成,恐怕希望还得往后推。

  谈到这儿是不是没有希望?现在我们看真正利用FTA做贸易的比例非常低,真正推动贸易的有两个因素:一是WTO已经开放的市场,大家还在应对。二是各种各样的国家的政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比如我们国家对半成品、加工品等等,其实各个国家都在实行各种各样的优惠。这个空间也很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增加的本身。根据我提到中国东盟的贸易增长40%,主要不是FTA,主要是经济增长本身,如果经济增长降下去,贸易也就下去了。

  另外,我们过去的眼睛只是看着开放市场的FTA,实际我们在开放市场和寻求一个发展的平衡,以及推动经济转型这些方面恐怕工作还会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一下子搞不成,也不见得对东亚经济就是一场灾难,努力还是要做,这是一个好事,但是恐怕还需要时间,不那么乐观。

  朱文晖: 谢谢张教授。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三位每个人用不到两分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或者对刚才讲的话做一个总结。

  隆国强: 我觉得危机还没有结束,这场危机是一个洗牌的过程,对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来说,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住危机发生的趋势去应对危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抓住机遇,这样三五年之后,使得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技术水平能够上一个大台阶,中国完全有这个条件,从引进来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兼具大市场,而且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和低成本优势的国家。所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高端产业活动,包括研发产业活动,地区总部、高端制造对中国转移的步伐加快了,这两年跨境投资,全球跨境投资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对华的投资稳步的增长,这说明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当然对我们吸引人才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另一方面,在“走出去”,这场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去获取自然资源、获取技术、获取品牌、获取国际的销售渠道。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把握机遇、抓住机遇。谢谢。

  朱文晖: 非常感谢,要逆势而上,我想听听牛铁航研究员的观点。

  牛铁航: 希望中国今后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引领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把中国的国营企业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带到国际上,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和国际的人才,真正完成中国的和平崛起。因为我是《全球化》杂志的总编辑,我希望各位在座的专家给我赐稿。

  朱文晖: 最后请张永军研究员谈谈他的观点。

  张永军: 刚才我们对世界经济形势各个方面的内容都作了一些讨论,在经济危机过程中,对经济“走出去”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为一家智库,作为一家研究机构,我们愿意为广大的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好的服务,企业“走出去”,我们愿意先行。

  朱文晖: 今天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让大家都认识到我们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实力和水平,在未来全球化道路上、中国“走出去”的道路上必定能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第一节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请大家鼓掌感谢台上的各位嘉宾。下面马上进行第二阶段的环节。

  第二时段 聚焦国际经济热点

  樊纲:

  下面我介绍一下嘉宾,他们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对外经济合作部原副部长张祥先生,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谷源洋先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研究员,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家曹远征先生,中国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教授。

  第一个问题,想请谷所长谈谈。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美国货币政策,叫做数量宽松,数量宽松的英文叫QE2。现在大家在怀疑、在研究它的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以现在QE2,会不会还有QE3、QE4,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儿叫QEX,是不是后面还会跟着一系列的政策数量宽松政策还要采取,怎么判断这件事,对美国经济下一步的政策的走势,希望多年研究美国经济的专家给我们讲讲。

  谷源洋:

  谢谢主持人樊纲教授。2009年3月份,美联储开始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当时购买了1.7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去年11月3日,美联储又重启开始了第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今年6月份,还要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分阶段的买。这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次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是向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第二次主要是购买美国企业和美国家庭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目的是美国的企业有钱去进行投资、生产,使美国的老百姓也就是美国的家庭有钱去消费。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美联储之所以推出QE,我认为目的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将市场注入流动性;二是压低美元,通过美元贬值刺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我想目标大体就是这两个方面。

  第二个影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

  第三个影响,因为量化宽松政策是发达国家实行的,超低利率使得国际资金和国际热钱不断的流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剧了资产泡沫的影响。

  最后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这些国家持有的储备美元,大幅度的缩水了。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主持人刚才问到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不能够常态化。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的学者意见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说还有第三次、第四次,有的说到今年6月份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就终止了,我想这样谈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是我们要找出来一个衡量的标准,在什么情况下,美联储不再搞,什么情况下,他要再搞,我认为主要看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能不能加速的复苏;第二个条件,美国经济这种加剧的复苏,有没有可能拉动美国高失业率持续向下滑行,如果这两个条件实现了,我认为美联储到今年6月份,很有可能终止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这两个条件实现不了,我认为还会有第三次或者第四次。谢谢主持人。

  樊纲: 正像刚才谷所长说的,美国经济毕竟对世界有重大的影响,美国的政策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大家讨论过了,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经济复苏对大家是一个好消息。另一方面,美国的流动性加大,对世界各国会产生各式各样的冲击。对2011年的世界经济,大家都在议论当中,下面有请中银国际经济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给我们谈谈对于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和你们认为2011年世界经济作为整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还讲你自己的观点,顺便也讲讲投行界的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

  曹远征:

  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看数据,是2009年三季度各国经济复苏,但是复苏的步伐不一样,导致了复苏的政策不一样。所谓复苏的步伐不一样,我们看到刚刚诸位都讲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复苏水平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是实质性复苏,而发达国家内部还是无就业增长复苏,美国的金融市场复苏了,是实体经济的复苏,欧洲现在依然有债务问题。复苏的期望和复苏的速度不完全一样,尽管复苏了,但是由于失业率高居不下,还需要更强的复苏政策。这些政策的不一致性,则导致了全球新的风险。2012年,全球面临着一个所谓世界经济政策不平衡的风险,这些风险大概会导致三个问题:

  第一,流动性的全球泛滥,特别是美国实行QE2的政策以后,资金在全球进行流动,而各国利率、汇率和政策差异不一样,预计今年金融市场是动荡的一年,各国金融市场都是动荡的一年。

  第二,在金融市场动荡中间,我们提到欧洲的复苏进程和美国的复苏进程不一样,欧洲现在依然陷在债务危机当中,我们现在特别关心的是西班牙问题,因为西班牙占欧盟GDP的16%,坏账率已经达到5.66%,前一阶段,葡萄牙的问题一直沸沸扬扬,欧盟一直在劝葡萄牙向欧盟借债缓解这一情况。如果西班牙再出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大了。所以,市场一般认为,在明年4、5月份可能是关键的考验年,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债务到期,能不能进行再融资,会是什么样子,跟这两个问题相关。明年的汇率波动问题肯定很大,而且方向看不清楚,一方面资金是来回流窜,另外注意政策的问题。因为这是G20峰会期间,等于默认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继续进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国有权采取资本管制。你会看到,G20峰会以后,很多国家开始采取资本管制的政策,其他国家也正在开始管制,通过资本管制来避免本国汇率的过分上扬,加强出口优势。这样的话,使汇率波动风险更加难以预测。对于2011年的新风险,说到底是不要把金融危机去杠杆化变成去全球化,而去全球化的趋势,刚刚魏部长也提到了像WTO关门的问题,像贸易摩擦现在向金融摩擦方向转移问题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来说,怎么承担全球再平衡的责任也成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捍卫全球化是我们的责任之一。

  樊纲: 谢谢。非常重要的问题,全球化和全球的经济失衡、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危机发生时就已经被提出来了,而且危机之后居然有的国家把它说成危机的原因,现在一些国家拿着这个事情在搞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推进全球化,如何使全球化不倒退,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使世界经济进一步推向前进,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想请张燕生所长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下一阶段全球不平衡的问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趋势和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

  张燕生:

  谢谢樊纲教授。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衡量标准。目前,一般的衡量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各个国家经常项目的状况,顺差和逆差的状况。二是外汇储备余额。三是关于本国经常项目的差额占GDP的比例。这三个指标,是我们在衡量失衡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指标。从第三个指标也就是现在谈的比较多的就是经常项目的顺差或者逆差占GDP比例的变化,我们看中国,能够看到,2005年以前,我们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是低于4%的,从2005年以后,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开始了快速上升。美国这个趋势也是一样的,在2007年达到最高的高点,也就是10.9%左右,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就开始显著下降,去年上半年已经下到了5%左右。刚才谷教授讲到了,美国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趋势。

  衡量一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为什么2005年到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经常项目的顺差或逆差会大幅度的飙升,而且在2007年达到顶点,开始显著下降,我想这个背景是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危机直接相关。

  第二,怎么看失衡的顺差端和逆差端,哪一端应该在失衡中间要负更大的责任。那么,从逆差端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全球失衡的逆差端主要是出口,逆差端占比大概占到65%,顺差端有四个经济体,这里就会涉及到基期的选择,哪个时间是最好的基期,我个人认为2006年是最好的基期,因为它是危机前的最后一年。2006年,美国逆差达到历史高点,超过了8000亿,顺差端中国是2500亿,中东是2500亿,德国是1900亿,日本是1700亿,我们会发现中东为世界提供石油,中国为世界提供低成本的要素,德国和日本为世界提供了技术和高品质的制造。这样我们可以显著的发现,顺差端不是失衡的矛盾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在逆差端。

  第三,怎么看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失衡中间的角色。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美国的逆差从什么时候开始持续上升的?我们会发现,从1990年,更准确地讲是从1992年美国的逆差就一路飙升。中国的顺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加的?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从2004年开始显著上升,还是跟美国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有关。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84%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在201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830亿美元,我们问加工贸易有多少?加工贸易在去年超过了3000亿,一般贸易是逆差4000多亿美金。因此,中国的顺差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顺差,从这个角度来说,失衡的问题究竟主要的责任一方在逆差这儿。谢谢。

  樊纲: 论证的非常清楚,我前两天刚从美国回来,到了美国,我们也跟他们说论证,主要是你们的问题。然后美国人也不说不对,也不跟你说我们没有问题,他就一直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就好象汇率问题不解决,他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我们就反复跟他们讲,中国的例子是最近几年人民币没有升多少,但是今年很可能在5%以下,甚至接近4%。我说我们再过两年,4%以下肯定没有问题了,到那个时候,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他们仍然在那儿说人民币问题,觉得我们人民币的问题不解决,整个国际不平衡问题就解决不了。经济交流中心的徐洪才研究员对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有很多研究,你对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什么看法?

  徐洪才:

  刚才张燕生研究员就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其实这个问题和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从去年以来,美国参众两院包括主流媒体对中美贸易失衡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了压力,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它的理论根据就是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智库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们提出了一个人民币汇率综合模型,这样一个模型后来被克鲁格曼以及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所利用,后来我们中心作为一个新生的民间智库,在郑新立主任亲自指导下,组织力量进行了深入研究,然后进行了积极的应对。我们除了发现他们这个模型本身存在一些前提性假设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更多的发现造成中美之间贸易失衡,所谓的全球不平衡的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和美国各自的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从美国而言,主要是消费过多、储蓄过低,另外就是滥发货币,本身产业空心化。

  从我们中国来说,长期的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面,我们把这种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形成了一种贸易顺差。刚才张燕生研究员也分析了,顺差的结构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加工贸易、跨国公司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全球的失衡,或者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实际存在三种思路:一是美国人一贯倡导的,就是人民币快速的升值,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把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化,似乎可以里立竿见影,解决问题。但是历史事实和经验表明,单纯的依靠汇率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从八十年代日本的经验和德国的经验,以及我们2005年以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后,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了20%左右,但是我们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反而加剧了,事实证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和劳动力价格比较低、资源价格比较低、土地价格比较低,导致了特殊阶段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在过去的三十年,给我们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在这个基础上,未来我们从人均GDP4000美元向10000美元进军,也就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采取一种渐进式增加工资和渐进式的人民币升值组合的对策。当然,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名义汇率的快速升值,对我们经济体系有很大的冲击,这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工资的快速上升,像厉以宁教授所讲的,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对我们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渐进式的人民币的升值和工资的渐进式增加,让老百姓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同时,我们采取六大对冲措施,通过技术进步、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主体是我们的企业,目前国有企业创新性不足。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工贸易的转型、劳动密集型转型、经济模式的转型、资源密集型模式的转型,以及稳步推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包括资金、资本的价格市场化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抓住人民币渐进式升值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把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有可能在未来10年到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实现中国的可持续的发展,把这种外部的压力和内在的结构调整的动力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谢谢。

  樊纲: 谢谢。不仅是提出了通过国内一系列的调整来缓解不平衡,对于发展和结构调整,而且也提到了包括人民币不仅是渐进升值,而且是逐步国际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我们用人民币进行直接的投资在世界上有影响,引起了重大的影响。现在有请亚太所所长李向阳先生谈谈在我们亚洲这个区域货币的问题,人民币“走出去”,人民币目前产生的影响和未来趋势的问题,谈谈您的分析。

  李向阳:

  谈到亚洲货币合作前景的时候,我们必须看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亚洲货币合作的基本特征。从2000年的《清迈协议》以来,现在已经十年的时间了,我们需要关注三个特征:一是亚洲货币合作基本上是一个属于功能性的合作,而不是系统性的合作,这和欧盟一开始就建立非常完善的制度完全不一样。二是亚洲的货币合作体现危机驱动型,因为亚洲货币合作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97年到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货币合作出现第二次高潮,就是出问题了,才能推动。三是在美元霸权下的垄断下的合作。基于这样一些特征,未来时期内亚洲货币合作发展方向可能仍然是一个渐进的功能性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几个因素,我们需要考虑:

  第一,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说,我们一个基本判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通过这么一个判断想说明一点,美元还能够提供全球所需要的基本需求,这样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功能性要求实际上无形就降低了。反过来,如果美元无法给未来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基本要求,那么就必须马上进行调整。

  第二,跟第一个问题相关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一个时期内,随着全球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这种驱动和危机驱动型的动力实际上在下降。

  第三,亚洲货币合作一直在美国的霸权下垄断着,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从2009年开始到2010年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美国在重返亚洲以及相应的TPP战略,TPP战略本身不是一个货币战略,但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迄今为止亚洲经济合作和货币合作的发展方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亚洲的大国,比如说印尼,比如越南,印尼可能还为时过早,比如像越南、泰国、韩国、日本,如果都和美国存在一个自贸区,让它回过头在推进亚洲的货币合作,这是一个很难融合的现象。

  最后,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还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刚才主席谈到的这两个问题,就是亚洲的货币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亚洲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短期内我们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在起步阶段,一方面表现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结算,提高作为结算货币的功能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二是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

  在上个礼拜,人民银行刚刚通过宣布,对于对外投资这部分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实际上是将更多的金融产品推出去。对于短期的发展方向,我想未来是势不可挡。另外,人民币升值至少在国际社会有强烈的预期。人们对美国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担忧,肯定会使人民币在海外的融资需求更大。长期内,我们认为人民币必须要走一条制度化国际化道路,什么叫制度化?比如人民币乃至证券市场需要国际化,就是说在中国的交易就是一个世界的交易。再比如人民币进入SDR,作为特别提款权,要做到这一点,可能第二个阶段更难。为此,需要中国在汇率的机制、在国内的利率机制,乃至经济发展的模式上,做出全面的调整,才能为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制度,也就是说为制度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

  樊纲: 谢谢。李所长讲这些,我也想中国经济全球化、国际化最终的标志和最终的阶段是货币的国际化,就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第二,讲到区域的问题。一边听着李所长所讲的,我就想亚洲这么大,亚洲人口这么多,也许最终亚洲的问题不是亚洲的问题,一定要从全球的角度,不仅是多边的,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因此最终是一个走全球化下一阶段怎么推动的问题。最后一位重量级的发言人是张祥副部长,98年到2002年,中国加入WTO,走向全球化最关键的一步的时候,他是外贸部副部长,是中国加入世界世贸组织的见证人,所以我非常想听听您关于中国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下一阶段发展变化趋势的判断和看法。

  张祥:

  谈到全球化,往往有不同的声音,有的是赞成,有的是反对。但是最近两年,一提全球化,举措就多了。比如举几个例子,南非国家几个元首,原来支持全球化,现在公开讲全球化还是边缘化或者其他。另外,在2008年11月的G20峰会上,首脑们都承诺不搞保护主义,但是不到4个月,20国家当中有17个国家食言,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美国一个典型的案例,橡胶特保案,实际这是失业率的问题,使得中国出口减少,进口多了21%,成本增长了30%,而且失业率就像刚才李所长讲的,不降反升。

  最近一两年,全球化的形势,大家也讲到中国贸易、货币问题,我觉得是以“9·11”为代表的政治秩序混乱的开始,因为“9·11”这个事件就代表政治秩序的混乱,影响了大家的互信。二是以美国为主的单极管理,刚才魏秘书长讲到了,美国是规定的制定者,许多资源配置都是由他们来主导。WTO搞了10多年了,多哈会议还没有影子呢。但是,另外一个情况,最近的金融问题,导致许多国家经济情况不好,这些都使得全球化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全球化,我的体会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一定要全球化,我可以讲出很多支持的理由,时间关系就不讲了。我相信更高层次、势头更大的全球化马上就要来临了,今年是中国参加WTO的第十年了,中国参加WTO是一个重大的及其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决策,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直接参与指挥决定的一件事。所以,有美国人讲到中国是参加WTO最大的受益者,我不反对,但是我也不是“Yes”。所以,一定要看到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现在的全球化跟以往的全球化有所不一样,以往每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型的时候,总伴随着产业的转移,以前我们中国丧失了两次机会,使得我们在工业方面、在机制方面有很大问题,跟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结构问题等等,“微笑”曲线,处在高端的不是我们。但是我觉得今年最新的调研,世界各国第一愿意去投资的还是中国。另外,今年贸易顺差大概超过1000亿美元,这一点很重要。贸易的顺差增大,占全球的贸易10%,我想发展很快。将来的全球化,我觉得主要要准备好什么?服务贸易的转移。我感到很遗憾,在这次会议上,这方面的内容我听得比较少,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讲了要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科学的发展和改变。因为只有抓住这只主线,中国才是真正提高软实力,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条件不够,或者说我们的舆论也不够,没有很好地利用全球化的机遇,这次要深刻地认识到,马上又要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的高潮,是服务业的转变,大概占到70%。服务业不是旅游、运输,主要启动软实力,是一个黏合剂,是一个创新的导向等等。

  这方面,不光是人才培养方面的不够,而且现在了解的也不够,我认为,应该要加强研究,我们应该是多极化,新兴经济体应该多多参与,中国更要积极的参与,以崭新的贸易,使人民币走出去。另外江主席提出的走出去已经好多年了,我们应该进一步观察,收购和兼并日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使得像樊纲教授讲的,在金融上一体化、企业上一体化发展。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全球化是几方面多做准备。另外,坚持“两条腿”走路,我坚信尽管美国复苏困难,但是我坚信美国的自己修复能力还是很强的,不仅是它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他有许多人才,他还是老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的做好准备,欧洲的形势也不会这样,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来迎接新的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真正在软实力、硬势力能够长远的发展。

  樊纲: 谢谢张祥部长。不仅进一步高举全球化的大旗,而且我们要迎接新一轮的全球化,研究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在国际的大的背景下,在全球化的大的背景下,来研究中国的各种策略、战略以及各种问题,今后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时间关系,这一轮没有更多的讨论时间了,希望大家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发言人精彩的发言。

  分论坛三 “十二五”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时段 主题:辉煌“十一五”

  郑浩: 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参加今天下午的第三段论坛,因为到了下午的时段,相信大家精神上已经开始疲惫了,但是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分论坛里面,因为我们几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十一五”主要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在“十一五”执行过程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因此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同时在第二部分还要展望“十二五”,“十二五”到底对我们有哪些机遇和挑战,今天下午第三个论坛上,主题就是“十二五”的机遇和挑战。 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通过大屏幕共同回顾一下在“十一五”究竟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就,形象上大家通过片段回忆一下我们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绩。

  在“十一五”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十一五”后两年,全球金融危机显得比较突出。在第一个分段里面我们请到了五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辽宁省原副省长、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先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内贸专家委员会主任、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先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经处处长梁云凤博士。

  我们看到今天在台上坐的这五位嘉宾,他们有来自国家原来一些重要的部门,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专家、财经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的观点,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许多新的思考亮点,特别是对刚刚过去的“十一五”到底有哪些问题暴露出来,在“十二五”的时候有哪些政策上的调整。我本人是凤凰卫视主持人郑浩。

  下面请刘克崮先生谈一下,“十一五”时期,2008年正好处在一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对全球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十一五”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来回顾“十一五”,到底我们的执行情况怎么样?请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刘克崮:

  说到“十一五”,因为我是来自银行的,我重点说说金融方面的情况。我认为,“十一五”金融在“走下去”和“走出去”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整体上流动性是比较充裕的,我们对大企业供应的资金是很充分的,有时候银行之间还有很强的竞争。一方面,我们有充裕的流动性,好比我们在土地上有一个很大的水库,水库满满的,有时候多出来一点,就溢出来,可能流到绿豆上,流到文物上,流到股市上,流到房子上,发生一些涨价的问题。同时我们大家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草根经济体融资仍然很困难,就是小企业、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他们的融资仍然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高兴地看到,在2010年这个时期,经过五年的努力,小企业、微企业和个体户、农户的融资状况有了一些的改善。这之外,我们一直在做中小企业的融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十一五”期间,中企业的融资难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小企业、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的融资难问题有所改善。这里主要是中央非常重视、国务院指导也很有力,央行、银监会、工信部、财政部各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推动,给了出很多有力的政策。我们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了作用:一是大中金融机构,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银监会的推动,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自上而下,在给大企业、中企业放资的同时,建立了专营的机构,来对小企业、微企业进行放款,效果很明显,应该说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都做到了,多数的中型金融机构也做到了。

  二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新加入农村放贷,城乡放贷的邮政储蓄银行,在这方面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很多的中小股份制银行,在对小、微企业的放款和农村金融的服务方面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在2008年到2010年应对金融危机,争取经济快速复苏的时期,对小企业、微企业的融资以及对农民的融资应该起了重要的作用。上午厉以宁教授说到,很多地方用工紧张了,这里面有自然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相当一部分,2008年大量农民工回乡,再回去减少了,这就是中西部很多地区就业问题解决好了,基层的融资问题有所改善了,所以就地吸纳了相当多的就业。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成果是很突出的。

  三是新增了很多农村和基层的新兴金融机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还有农村合作社,还有贷款公司,这几个新的机构大多是在这五年开始建立、开始试点、开始发展。经过这五年之后,我们可以很高兴地看到,村镇银行由原来是几户试点现在发展到几百家了,小额贷款公司由2005年、2006年的7户开始试点,一直到2008年银监会、央行联合发了通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多户,2010年末的最新数据,达到2800多户,贷款余额1000多亿。这是对小企业、微企业、个体户和广大的农民,有2亿的农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我刚才在外面和一些记者说,一方面我们流动性过剩,像巨大的水库。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干涸的土地。资金过多是一方面,干涸土地得不到资金是一方面。这里是什么问题?是缺乏系统,是缺乏把钱拿回来给缺钱的地方,我们在整个“十一五”规划期间这个状况有所改善。二是“走出去”,“走出去”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按照中央的号召,金融机构大量开始往外做,高峰时期是2006年以后。国外欧美银行流动性紧张,缺乏资金,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要求很强,特别是基础设施、民生、矿产资源的开发,中国的金融金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在投资,主要是信贷各方面积极的“走出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开发银行在拉美、非洲、亚洲做得比较积极的,现在开发银行的境外美元贷款已经达到了余额1300亿美元。中行总行在支持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在困难的时候积极调整进出口结构,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对人民币的结算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开行、中行都作了一些探讨。我们过去出境的少一些,像工商行在这五年也做了很多新的探索,工商银行在海外金融机构的购并,做了较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亚洲、非洲、拉美这三个方向,中国金融“走出去”都迅速的增长,同时支持了大量企业“走出去”,这样为我们稳出口、增内需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常高兴,开发银行已经在2010年8月对委内瑞拉放了一笔100亿美元(合700亿人民币),一个合同放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有人说是贷款换资源,我觉得这个表述不准确,狭隘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双循环互惠大额融资”。“双循环”是我们把人民币给他,委内瑞拉拿着人民币到中国来买石油钻探设备、买大油轮,我们帮他修铁路,470公里的铁路,75亿美元,然后他来买铁轨、买机车,购买中国的石油工人、铁路工人给他们修铁路、修桥、修路,去了人民币回来,引出了我们设备、劳务的出口。这是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中石油拿着我们的人民币去委内瑞拉买他的石油,他的石油过来,是我们中国人缺的,这一个循环就带来了资源的进入。所以,这是一个双循环。我们的资金在这里起到一个龙头作用,一个资金把劳务带出去了,一个资金把石油带回来了,中间银行的贷款放出去、回收,我觉得是一个双循环互惠大额的融资。

  展望新的2010年,我觉得在金融的“走下去”和“走出去”两个方向,应该做出更大的成绩,在这儿呼吁一下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和支持。支持什么?第一,对于大量的小企业、微企业、农户放款,大银行来做很困难,要发挥小金融机构的作用,发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作用,但是他们融资能力有限,中国不缺储蓄能力,我们有大量的能力把储蓄搞上来。所以,要建立批发融资机构,委托一些大银行把社会的资金积攒起来,然后向中小金融机构批发融资,典型的向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融资,由他们零售给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民。境外也是如此,这样我们“走下去”就要建立基层、小额的草根机构,同时给他们批发融资。另外,要支持中国金融企业在境外发展机构,分支网点,我们在外国的网点非常小,到处都是花旗的“小伞”,还有汇丰的几个“小菱形”,看不见工商、中行、开行更看不见了。现在这么多的国际活动,人民币“走出去”、全球化,是需要金融先行,机构要出去,队伍要出去,政府要支持他们,简化审批,促进他们“走出去”。第二,要多种方式,比如委贷、库存、期货购汇等等,或者共同投资、联合贷款,把资金给他们支持他们“走出去”。我们解决通胀问题,我认为既要堵更要疏,“堵”是国际收支平衡,“疏”是把人民币往下走,把人民币往外走,把美元还回全世界。

  郑浩: 非常精彩,我们刚才听到刘克崮先生对“十一五”总体的回顾。其实,实际上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因为他本人是一个银行家,所以更多的是从金融的层面来看“十一五”时候的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在如何“走出去”所做出的一些成就,另外提出在“十二五”深化的改革,大家非常熟悉,刘克崮先生提出草根经营的概念,就是加大对个体生产性的农民、个体工商户进行经济上的支持,我相信在“十二五”的时候有关部门会考虑到加大对一些基层、个体的商业户或者农民金融上的支持。如果说刚才刘先生把目光放在草根的层面,当然他也提到了金融如果“走出去”。现在我们把它再提高到整个国家区域的战略上的布局上,就是区域上的布局,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经济发展的时间也出现或者暴露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西部、沿海地区二元结构还是非常厉害的。在这方面,我们在“十一五”的时候,有哪些政策出台,在区域布局上作了那些工作,我想请陈文玲女士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陈文玲:

  谢谢郑浩先生。我今天想从一个新的角度谈一下对“十一五”的回顾,“十一五”取得的非常重大的成就,就是我们国家形成了区域经济的新的战略布局。新的战略布局,其实就是中国将来形成的若干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新的空间、新的潜力和新的优势,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区域布局也不只在“十一五”期间,实际上早就开始了这个区域布局,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加快了。我想形成的区域战略布局,以前我们主要讲东中西互动,以及东北这四个区域的互动。这是按板块结构形成的,我们国家从2003年以来推进形成这样一个格局。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十一五”期间应该非常关注的还有五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形成了我们国家一个完整的沿海战略布局,形成一个完整的沿海经济带、沿海的产业带、沿海的新的空间布局。从国务院2006年开始出台的,到目前为止出台的到2020年长周期的规划当中,我们从最南端的海南岛,然后是北部湾,然后是珠三角,然后是海峡西岸,然后是长三角,然后是江苏沿海经济带,然后是黄三角经济带,接下来就是环渤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里面又有三点,一是天津滨海新区,二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三是河北的曹妃甸重化工基地。环渤海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图们江战略。图们江是发源于中国,然后流经朝鲜,注入日本海,因此它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海洋经济带的一个重要的规划。大家可以看到,从最南端的海南岛,到最北端的图们江,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沿海经济带。我觉得这是我们“十一五”期间形成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域战略布局。

  

  第三条主线也非常重要,我们国家“十一五”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改革试验区,现在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我们总共出台了十种类型,十种类型包括综合改革试验区,像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综合改革试验区,还有一类是像成渝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就是解决城乡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类是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比如像青海的三江源,还有一类是循环经济试验区和“两型”社会试验区,我们出台了十个这样的试验区。这些是我们区域战略布局中非常重大的布局,因为试验区是什么?就是在全国要探索经验,走在全国的前面,为全国其他区域推进这些方面的工作,来创造经验、创造成套的做法。

  第四条主线,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体各种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升级、转型、提升。各种特殊功能区大致分六类,现在都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比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一轮调整之前,全国改革开放到现在是53个,通过几年的提升,通过省级开发区升格,现在全国已经达到了107个。比如高技术开发区,也在加快升级,还有出口加工区,还有保税区,还有保税港区,还有港区联动,这种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国家改革开放中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它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机制体制改革的先行区、示范区,因此这种特殊功能区的转变,也是我们区域布局中的非常重大的一种调整,也是区域经济的新的引擎。

  最后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一批城市群的形成,第二句话是国内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的形成,比如说关中到天水的经济带、皖江经济带、沈阳经济带,这些都是纳入国家规划的。以上讲的这六条主线,都是我们“十一五”期间推出来的区域经济方面的重大布局。按照这六条主线,我觉得我们国家将形成一种崭新的区域战略布局,这样对中国的发展注入重大的潜力。谢谢。

  郑浩: 我们听到“十一五”期间,区域战略的重新布局和调整,使得我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又有了新的发展台阶,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又进一步加大,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对中部地区的开发支持力度也会进一步提高。刚才我特别注意到陈文玲女士还提到图们江的发展计划,这是在东北一线,特别是图们江计划和朝鲜半岛局势有比较大的联系,尽管这个计划是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一直因为地区局势的复杂原因,到现在为止才重新加快启动,特别是和朝鲜的罗经市又开始进一步的合作,我们谈到从不同的地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战略布局进一步开始了。如果说区域经济对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本质上的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的老板在去年达沃斯论坛上问,大量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进行市场开发,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温家宝已经向他们保证,他们所享受的一切待遇都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包括知识产权。但是在这方面,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在“十一五”期间,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有请黄海先生做一个解答。

  黄海: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给人以启发,就是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谈经济走势。在“十一五”期间,中国一共引进外资4545亿美元,如果把今年算作1000亿的话,今年有可能超过1000亿,在这五年当中中国引进的外资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总量的40%还多一些。在这个期间,中国的跨国公司也迅速的成长,中国的跨国公司从2006年以来,这五年当中,有了非常快的增长,如果今年对外投资达到了500亿美元的话,这五年中国对外投资一共达到2100亿美元,占三十年改革开放对外投资的总量70%多一些。也就是说,这个“十一五”的五年,无论是引进国外的跨国公司,还是“走出去”的中国跨国公司,都是非常大的规模,特别是对外投资,达到70%还要多。这些中外跨国公司在中国“十一五”的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研究所最近对跨国公司的作用新的调查和研究,我们跟踪了差不多100多家国外的大公司,还有几十家中国的跨国公司。我们感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作用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第一,发挥了发动机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时间关系不展开,这都很清楚了。

  第二,前两年出现了认为我们“不差钱”为什么还要外资的观点。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国家,引进外资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国际接轨,我把它叫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催化剂的作用。而且现在正在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中,我认为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已经走在前面了,节能减排等方方面面,所以他在中国下一阶段转变发展方式当中,同样可以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第三,最近我们和国内的一些重要学者进行了沟通,我们认为还有一个作用,中国第一个十年和平崛起,或者说和平发展走得非常成功,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平发展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认为,它帮助中国营造了一个和平环境,为什么?因为这些大量的跨国公司在1992年冷战结束以来,高度的全球化,海外业务超过了本国,这些公司的海外利益成为重心,而中国又成为这些公司海外重心的重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出于自己的利益,往往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政治、外交、军事矛盾的时候,它充当的是一种和解或者营造一个和平环境的作用。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过去的大国崛起都是通过抢国外资源支撑自己发展的,但是中国30年的崛起,没有通过战争去抢,是通过市场交换过去获取资源,而市场交换的方法是和平的方式,在这里国际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这五年的和平崛起中,发挥了同盟军的作用。

  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这三个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制度的转型,包括中国经济跟国际的交往,变成一种中国和国外的和平发展的桥梁。今天李总也在这儿,像吉利收购沃尔沃,还有和一些其他公司,像中联重科收购CIFA,这些项目往往充当了中国和当地国家非常好的桥梁,像中联重科下个礼拜意大利总统要授予它“总统特别奖”,因为这次收购对中意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认为中外跨国公司在这五年里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理论的提升,需要把跨国公司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提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下一段我们怎么样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转变观念,在前五年,刚才提到的五年,虽然我刚才讲了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在这五年当中出现了一些对跨国公司观点的动摇、摇摆,甚至于出现了一些排斥、限制了外资的做法。当然国务院在去年作了重要的纠正,出台了九号文件,有20条,比如外资并购,前两年很多媒体是抨击的,认为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但是去年国务院已经改了一个提法,叫做“鼓励外资并购”,这里面我认为有一个观念转变。现在这个时代变了,从过去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现在变成了和平与发展、合作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用过去传统的观点去看这些外资,去看中国的公司,我认为应该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所以,我赞成要转变观念,从传统的思维走向全球化的思维。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转变,我觉得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跨国公司三方面的作用,就有可能得到一些正面的理解。所以在2010年中,我认为需要怎么样把这三个作用发挥好。反过来讲,跨国公司应该在这样情况下,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自己的理念,在中国怎么把全球战略推广到中国,在中国投入更大,要做得更好。特别把全球的责任推广到中国,在中国怎么合规,在中国怎么节能减排率先,推动帮助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特别是当中国最近崛起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怎么样在这里发挥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希望。谢谢。

  郑浩: 非常感谢黄海先生精彩的点评。他也提到了在“十一五”期间,我们看到了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的热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十一五”期间,有不少中国企业,从央企到民企有不少“走出去”,走向国际,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收购。在“十一五”期间,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因为外部市场的危机或者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国在过去一向倡导的三个最主要的“三架马车”来拉动中国GDP的增长,投资、外贸和消费,其中外贸这块,包括投资这块能够受到一定的影响,外贸从2008年以来受到一些影响,当然现在已经恢复了增长。由于首先客观因素,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大了扩大内需的政策调整,在加强国内消费方面,请黄海先生为我们做一个点,在“十一五”期间,消费这一块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黄海:

  关于“十一五”期间,我想讲两个主题,一是在“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超过了18%,这个增长率比“十五”期间、比“九五”期间都是高的。二是在2005年,在“十五”末的时候,中国国内市场零售总额,按当时汇率可能是0.8万亿美元,相当于在世界上排第三位。但是经过这五年,中国市场的发展,我们超过了日本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现在我们居世界第二位。这两个数据说明“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内市场消费的快速增长。

  这五年的成绩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而且我认为“十二五”期间需要积极借鉴的有几条:

  一是政府有必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刺激消费。大家知道,为了刺激消费,从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都是通过财政的补贴政策,政策发挥了非常大的效果。几年累计,大概财政补贴了700多亿,但是带动销售6700多亿。

  二是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强了对农村和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到现在为止,现在还没有人讲农村问题,这是“十一五”期间最大的两点,这几年通过中央财政的补贴和贴息,我们在农村连锁店已经建立了52万家,覆盖了全国80%左右的乡镇和50%的新农村,政府投资改造升级了740多个农产品的批发市场,覆盖了56%的地级市以上,这对于农产品流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是因为这几年自然灾害的频发,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再加上2008年的冰雪灾害,我国市场供应波动很大。政府建立了一套以监测预警、余缺调剂、投放储备和进出口调节相结合的调控体系,应当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我想如果没有这套体系,像我们这几年的市场肉的波动、菜的波动可能还会更大一些。正是由于坚持了这几个方面的建设,这五年当中对经济的拉动,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零售业大幅度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国内市场零售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增长了16.9%,创造了1986年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二高的增长速度,全球都在下滑,但中国的市场一直提升。去年我们按季度来计算,GDP、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工业增加值都是高开低走,但是唯有消费品零售额是逆向而行,一、二、三季度是上升的,这些都为促进消费,为保持我们国家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

  郑浩: 谢谢黄海先生的评论。我刚才提到,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在宏观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把扩大内需作为鼓励和发展中的重要方向。同时,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后,汇率财政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协调,主要是应对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十一五”期间,特别是在去年“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货币政策发生了调整,从原来适度宽松开始实施稳健的政策,这和CPI和PPI的指数上涨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我个人认为在货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重大调整方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货币市场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想请梁云凤女士给我们谈一谈,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在宏观的货币、税收政策方面做了哪些调整,这些政策的调整对“十一五”的圆满完成起到了哪些作用?

  梁云凤:

  “十一五”时期,我国的财政收入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势头,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财政收入的绝对额在世界的排位也有所提升。但是,财政收入的相对额,我国还是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左右,我们国家是20%左右。从人均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只高于非洲国家,像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财政收入都在1万美元以上,我们国家只有800多美元,相差还是比较悬殊的,这是“十一五”时期财政收入的简单的状况。

  财税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在“十一五”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充分体现了财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在“十一五”时期,全球发生的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莫过于国际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政府果断决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结构性减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走向复苏之路。在经济复苏进程当中,政策的负面效应有所显现,结构性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这给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任务也更加的艰巨。为了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我国政府对财税政策的着力点进行了调整,财政投资更加倾向于向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倾斜,包括民生领域、环保领域、农业领域和自主创新领域等等,有效地发挥了调控作用。我想,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财税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十一五”时期确实是宏观经济变化非常剧烈,也非常复杂,财税政策发挥得作用也是可圈可点,我想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交接的关键时点上,非常有必要对财税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所取得的一些好的经验进行一下总结,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财税政策的调控水平,也为下一步未来财税改革有一些启示作用。

  经过初步梳理,我想用十二个字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主要的经验,就是“相继抉择、长短结合、协调配合”。具体来讲,首先财税政策应该根据宏观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地做出调整,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调控作用,这一点也是在我国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财税政策所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贵经验之一。

  第二,财税政策应该是短期的调控与长期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解决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时之需,也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

  第三,财税政策应该很好的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等相关的政策协调配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政策的有效性。

  以上的三点,应该可以概括出“十一五”时期财税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方面所取得的主要的经验。谢谢。

  郑浩: 谢谢梁博士。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请五位嘉宾做最后的总结。但是我想在结束之前还要引述一下,在去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十一五”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当时会上指出,“十一五”使我国经济建设度过了极不平凡的时期,对中国经济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大家看新闻稿件的话,有这样的描述是“极不平凡、作出了重大贡献”,之所以极不平凡,是因为在“十一五”期间遇到了许许多多有我们自己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有国际上出现的问题。现在新年伊始,也就标志着“十二五”发展规划已经正式开始启动,我们现在正在处在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时期。所以我们在前面总结“十一五”发展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接下来“十二五”我们将会如何的发展,有哪些的机遇和挑战,我现在把主持工作交给陈文玲女士,由她来主持下一阶段有关的研讨。谢谢大家。

  陈文玲: 下面这一段时间由我主持,谢谢郑浩先生的专业主持,我是非专业主持,下午时间越来越短了,大家也越来越累了,我们今天一天的会议,内容是高密集的,希望大家振奋精神,展望“十二五”。 “十二五”是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们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处在人人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于“十二五”规划怎么看?我非常荣幸地为大家介绍几位嘉宾,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宋群女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先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先生。 下面,有请这五位嘉宾为我们作精彩的分析和发言。第一位就请宋群女士发言。

  宋群:

  谢谢主持人。“十二五”规划马上就要实施了,各方面都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刚才文玲也介绍了,“十二五”我们仍然处于重大战略期,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建议的精神,对“十二五”也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界定,就是“十二五”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提高经济发展的素质和质量,更好地保持我们国家发展的良好的势头。对“十二五”各界都是在期待中,我觉得对“十二五”的看法和发展,刚才大家解读“十一五”都是比较专业的,从整个“十二五”来看,我个人也谈一些看法。

  我觉得“十二五”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新的经济全面转型的发展期。谈到经济转型,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也处于几次的转型,应该是两次。从1978年到改革开放一直到2000年,中国经济应该是从工业化的初期开始。2000年以后,实际上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从“十二五”开始,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一个新的后工业化时代,按照西方的说法或者说向服务发展的新时代,包括知识经济、低碳经济的时代,我觉得应该起码朝着这个方向在走。所以,“十二五”中国的经济处于一个全面的新的转型的发展期,转型有几个方面体现:首先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前三十年经济保持了9.7%的增长速度,“十一五”和“十五”都是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从“十二五”开始,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中高速的的增长时期,比如7%、8%。一方面是由于资源的约束日益加大,另外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日益增大。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超高速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环境忍受不了。这是一个方面的转型,尽管在这些方面各地的发展,从地方的政府角度看“十二五”都是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央和地方在这些方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中国总的发展来说,我觉得好象还是8%、9%的增长速度更好。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一个升级转型的阶段。其实产业结构的战略和转型已经提了好多年了,步子也是一点一点在走,“十二五”时期可能有一个新的升级和转型,这里有三个方面带头的作用。

  一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可能会作为产业结构的先头引导作用。我们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发达国家已经把竞争的重点,其实都在从IT到生物,现在又转向新能源,这个方面,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我们也开始了以新能源为核心的带动高技术全面发展的阶段,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会起到一个很要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加工工业的加快发展,特别是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中国经过两个五年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按照国际的经验来看,应该是进入到一个重化加工工业的时代,这里代表就是装备业、汽车和造船,所以我们也进入到新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还是要提高装备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益。在这方面,国家也作出了振兴装备制造业很多的规划,包括在金融危机里的产业振兴规划,这里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可能将对中国重化工业进入到加工,同时由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刚才张祥副部长提到服务业,中国可能进入到一个服务业发展的时代,国家也在倡导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些实际上对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三,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和多层化的发展。刚才文玲也讲到,她讲得非常好,区域经济有五条主线,在这里我补充一下,“十一五”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基础,“十二五”的多极化、多层化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会有更多的体现。从整个区域发展的内涵会更加丰富,以前区域大的格局,我们在这里可能会有城市化的新型城乡一体化,然后是区域的协调。区域发展整个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整个带动了区域经济和发展战略的完善和发展。

  第四,开放型的经济。刚才国际方面的专家提到很多,在外贸方面我们可能有增长方式需要转变,在“引进来”、“走出去”方面,特别是在外向型经济方面,我们“走出去”的步伐可能在“十二五”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我们的资本可能开始大量的输出,从统计数据来看,大概还不到1000亿,除去非金融的统计,在“十二五”期间,我相信会有1000亿以上海外的各方面的投资。

  第五,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我们社会事业发展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的高峰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覆盖率的进一步扩大,包括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大开放,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现在文化产业非常的厉害,以前的票房才是几千万,现在一个亿、几个亿都是非常容易的,这说明人们的需求在不断的上升,对文化的需求也不断的在扩大,促进文化产业在不断的发展。

  第六,到2010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完善,通过2011年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完善,作为“十二五”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包括行业的垄断、收入分配的不公的体制和机制,包括自主创新体制机制的完善,可能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体制机制的完善,都将在“十二五”在体制上进行新的突破和创新。

  综合起来,从六个方面来说,整个“十二五”的发展还是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我们还有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实行顺利的转型,能不能由中低收入顺利地跨到中高收入的国家,还是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但是前景还是非常的光明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了。谢谢。

  陈文玲: 谢谢宋群女士,她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将处在全面转型时期,这个判断非常正确,她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转型,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方面,提出了新能源的发展,将带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以“十二五”期间,新能源的发展,节能降耗、减排仍然是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新能源如何发展、节能减排有什么新的思路和举措,下面我们就请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教授给我们解读这个问题。

  何建坤: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这应该是我们“十二五”期间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现在经济快速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持续的增加,导致国内资源的供应、能源的安全和区域环境保护都面临着严重的制约和压力。因为能源的快速增长,使得二氧化碳排放也不断增长,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二氧化碳排放也造成了新的挑战。

  所以,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是我们“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节能减排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十一五”期间,我们制定了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目标,应该说,我们这个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会超过19%,可能接近20%。同时,我们在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五年之内,我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也增加了60%。所以,在新能源的每年新增的供应量、增长的速度和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我们都在世界的前列。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尽管我们单位GDP能源强度的下降非常显著,但是能源总量的增长也相当可观。五年内,我们能源总消费量增长了35%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增长了1/3左右。这样显著的能源快速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对我们国内的能源资源的供应和能源的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也是非常之显著的。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国家会进一步制定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的约束性的目标,我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制定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十二五”期间,也会把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一个约束性的目标,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划中。同时,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地控制能源的消费总量,这更加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促进我们向绿色低碳的发展的路径来转型。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在一定时期下降的幅度和在这个期间内GDP的年增长率,以及能源消费的总量,这三个量是相关的,两个量确定下来,第三个量就会自然确定下来。

  现在大家在“十二五”规划的酝酿当中,很多研究单位都提出“十二五”期间单位GDP的能源强度的下降率不要低于16%,能源的消费总量不要高于40亿吨标准煤。我们到2010年底,能源消费总量大概是32亿吨标准煤或者再高一些,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能源的消费总量增长量不要超过8亿吨标准煤。如果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单位GDP的能源强度下降16%,能源消费总量到2015年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的话,“十二五”期间,GDP的年均增长率必须控制在8%左右。如果GDP的增长率进一步提高,要想控制能源消费的总量,必须进一步加大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的幅度。如果GDP的年增长率是9%的话,仍然在2015年控制能源的总需求量40亿吨标准煤,那么在“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源强度的下降幅度就要达到19%,GDP如果是10%的话,单位GDP的能源强度的下降幅度就要超过21%。我们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最后,我们必须大力必须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十二五”期间要争取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提高3个百分点,如果“十二五”期间单位GDP的能耗下降16%的话,那么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会下降18%,“十一五”20%,“十二五”下降18%,到2015年单位GDP的碳强度2020年比2015年下降45%的目标,实现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减排目标。谢谢。

  陈文玲: 谢谢何院长。何院长谈了节能降耗、新能源很大重大的新思路,尤其提出三个量的关系,很有深度,也很有新意,这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战略举措,如果这三个量能够把握得好的话,我相信在节能降耗减排、在低碳经济建设方面会有更大的进展。 在低碳领域,我们国家完全是可以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超越发展,我们要瞄准世界的水平,不仅是能源,也包括企业“走出去”、国际化。所以,我们今天请的企业家中,有现在非常吸引世界眼球的,不光是中国眼球,他就是李书福。吉利原来是民营企业,没有出生证,从出生到现在,到最后长成大人,最后长成国际化的人才,这个过程非常短,但是国际化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想请李书福先生谈谈他对企业国际化的一些思考。

  李书福:

  吉利的发展,首先感谢在座各位领导、专家,感谢魏部长,因为吉利的发展确实很艰难,在一个很艰难、非常曲折坎坷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主要围绕人才和创新,因为吉利是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但是心中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比较美好的理想,因此我们就围绕理想、愿望开展了这个工作。从哪里着手呢?就人才培养着手,从创新能力的提高着手。只要有了人才,只要形成了创新能力,一切资源都可以发挥新的组合,产生新的竞争力的神奇效果。因此,我们分几个方面来做:

  第一,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这个很重要,因为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你才知道中国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就会知道中国发展的内因是什么,制约中国发展的外因是什么,中国发展的道路将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曲折。这样的话,才能提高我们政策的预见能力,比如现在提出“十二五”规划,也许二十年之前就要知道今天的“十二五”规划,怎么知道?所以要学习邓小平理论,我有切身的体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不同的历史节点抓住不同的历史性机遇,只有抓住历史性的机遇那才是最大的机遇,其他的机遇都是不大的。

  第二,要紧跟国家的发展战略,刚才很多专家都讲了“十一五”期间规划,也讲了“十二五”期间的规划,国家的发展战略,我们怎么样紧跟,只有跟上了国家发展战略,才能够正确地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基本上和整个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是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政治社会变化所制定出来的一个发展战略,那是花大量的成本去做战略。作为企业来讲,怎么样紧跟国家的发展战略。

  第三,千方百计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人才创新,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只有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内动力首先要提升,只有提升了企业的内动力,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才有可能形成企业的竞争力。创新,我的理解也是所有经济学理论一样的,创新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好象生产了一个什么新产品,发明了哪项新技术,其实这个还是皮毛,创新的核心思想就是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资源在不同的组合情况下,它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把全球的资源通过一种新的组合,要形成一种新的竞争力,产生一种新的价值,这就是创新。当然,它也包含了智能科学领域的创新,包含了各个方面创造发明。

  第四,全球资源的利用,其实也是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资源的利用,包括全球的技术、全球的人才、全球的原材料、全球的市场、全球的品牌、全球的网络等等很多,如何去利用这些东西,不要什么东西都要自己从头到尾搞得很新,这是全球资源如何利用的问题。

  总而言之,企业的发展,国际化也好、全球化也好,我觉得最后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但是可以打有准备之仗,所以吉利一切发展,都是在原来长远规划下一步一步地朝前发展,吉利首先办学校,办大学,办博士生、博士后流动站等等,所以吉利现在从大学、专科、本科、技师技工培养,到研究生、博士后培养,围绕汽车工业开展人才的培养。

  陈文玲: 李董事长是五分钟发言,再给他一分钟,可能大家也关注。吉利收购沃尔沃,磨合上面有困难没有?

  李书福: 毕竟是两个国家,而且是两个洲,肯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但是我们越来越走向一个理想的状态,很简单,比如中国要搞选举,说选领导或者选哪一个代表,说选票只有50%,认为很低,有的说80%,还很低,没有达到百分之百。西方人不这么认为,他认为50%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不同意见很自然,如果什么意见都没有,只有一种声音,那么我想这个企业肯定会走向死亡,一定会倒闭破产。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不同的意见出现,鼓励不同的声音出现,这样才有可能选择一个正确的安排,这样才能够使这个企业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都是李书福讲得算,或者哪个“王书福”讲得算,我看企业也会完蛋,因此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陈文玲: 谢谢李书福先生。我觉得他尤其精彩的一句话,就是在历史的节点上抓住历史的新机遇。我觉得吉利集团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缩影,中国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际,这是一个缩影。中国的企业要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十二五”期间,我们财政政策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为经济发展、为进一步释放生产力能够创造哪些好的条件?下面请贾康所长给我们做解读。

  贾康: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当前的财政政策在不断回归稳健以后,明确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样一个带有扩张性的安排。这个意图我认为显然是要在一个时期之内继续以财政应该发挥有针对的调控方式,来增加有效供给、优化结构、改进民生、缓解瓶颈制约等等。同时面对“十二五”,要把财政调控问题和中长期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样一个现在所讨论调控问题实际上和深化改革和以后整个政策更好发挥功能的机制转换要一起讨论的。我也要借此机会简单勾画一下面对“十二五”怎么样展望财政和税收改革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时间关系,前面两个我点到为止。

  第一个方面,在总结“十一五”基础上认识到现在深化改革的迫切性。1994年搭建框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1998年以来一再强调的公共财政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总体而言现在仍然是在走在半途,财税的体制机制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间,它内含一些矛盾现在有所凸显,社会方方面面都非常关注。这种财政运行中间的矛盾凸显和我们社会里的资源、环境、公共财政、矛盾凸显交织起来的,需要以总体的转型创新来破解它。所以,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抓住战略机遇期,面对全面小康的2020年的目标,要努力来推进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工作,要在巩固完善和市场经济配套分税制体制方面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它和我们配套改革大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方面,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显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我们感觉所谓公共财政突出“公共性”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就必须打造公开透明的、能够在事前充分磋商讨论的过程中加以合理确定,经过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审批以后,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能够得到严格执行,进而可以问责的现代意义的预算,这个预算是我们所有公共财政追求的运行载体,必须提高透明度。提高透明度,让公众有知情权,进而就会发挥它内在产生的一系列正面效应,因为透明之后,民众知情权的后面跟着的就是质询权、监督权,最后形成一个越来越体现现代预算本质特征的社会公众对于公共资源配置的决定权。民主化、法制化这样一个过程在具体的推进方面,虽然有种种困难和阻力,但是我认为决策层、管理部门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要结合预算法修正,在预算的科学化、精细化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要在提高预算完整性、透明度方面推出有操作性的一系列措施。这方面也不展开了。

  第三个方面,稍微展开一点,怎么样讨论来积极推进税制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十二五”期间,显然我们需要按照减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优化税率、公平税负,更或地发挥税收作为依法规范的经济手段,在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作用。我们在积极实施和优化结构性减税的同时,也需要启动必要的带有结构性征税的内容的税改事项。重点包括在2010年下半年已经在新疆启动的资源税改革要往前推进,扩大它的区域和品种的覆盖面,来发挥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促进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节能降耗的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资源税基地区形成地方税主体税种的支柱。

  大家现在都在热议的我国房地产调控新政中间需要推出住房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改革,现在重庆方面的官方信息明确说先行先试,其他城市也有一些表态,愿意在这方面有试点的具体安排。我们认为这样的改革试点可能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理成果,在培育地方财税体系里面一个支柱财源和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同时,也是顺应社会上紧迫的需要,促进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另外,也顺应我们收入再分配方面优化迫切需要,形成更有作用的我国财产税框架,这个财产税是直接税制里面可以明显起到优化再分配作用的税种。这些当然和我们原来已经有努力推行的结构性减税是并行不悖的。在结构性减税方面我们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在大的方面侧重在减少、降低间接税,主打的一个市场,中央的文件已经点明,“十二五”期间我们要稳步扩大增值税,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它的主要意图就是顺应产业升级换代的需要,来促进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在我们现在扩大内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其实有广阔的前景,我刚才来到会场也接触到有一位国际背景的女企业家,她现在致力于在中国发展高水准的养老体系,我理解就是第三产业里的增长点,显然需要在这方面要有税收方面的配套条件,鼓励第三产业,按照原来的营业税框架是无法消除它的重复征税因素。要把增值税扩围到第三产业,就可以使第三产业发展中间减少重征增值税因素,从而进一步发展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当然我们还要特别注重中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样进一步做好做实,要特别注意对一些应该鼓励的产品怎么样实施有效税收优惠等等。

  陈文玲: 谢谢贾康所长,贾康所长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整个“十二五”时期要推进税制改革,要优化税制,这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我们很多问题都涉及到财税体制问题,谢谢贾康所长。最后请祝宝良先生发言,因为他是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方面研究和预测的专家,我们就请他预测一下“十二五”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

  祝宝良:

  对未来五年宏观经济到底怎么看?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从供应层面的要素到底有多少。第二个方面,从需求上来看。第三,为了使潜在的增长能力能够完全实现,宏观调控政策能力到底怎么样。从这三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一,从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的要素来看到底怎么样?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了9.9%,这9.9%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带来的?按照经济学来解释,一是资本的存量,这么多年政府在搞投资增长,带来了资本存量。二是劳动力绝对数量增加了,除了资本对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其他的各个因素我们都把它叫全要素生产率,这里包括人才、科技、专业水平。我们把它分解了以后,过去三十年我们看到这样一些结果,中国GDP增长接近65%增长来自于投资,大概1个百分点增长来自于劳动力绝对增加,就是人口的绝对增加,过去三十年劳动力大概增加了3.2%。还剩下大约3.2个百分点来自于全要素。这跟国际相比较,我们劳动生产率对GDP贡献只有30%,而同期的发达国家的贡献大概在70%以上,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非常低的。第二,分解一下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在于市场配置资源,把资源配置好了,效率就可以发挥起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改革三十年,使得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部门,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贡献占了大概60%。第二个贡献是改革开放,通过吸引外资,通过“走出去”出口,通过扩大进口,来提高国外资本的技术、管理水平外溢到中国来,这个因素大概占了30%,仅仅剩下20%是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技进步的提高。“十一五”期间22个指标里面,我们唯一一个没有完成指标的就是研发投入占GDP2%的指标没有完成,也正是我们一再强调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提出的背景。

  我们回过头来看,拿着这三个要素往回推,“十二五”期间到底有些什么变化?第一个变化,要转变发展方式,光靠过快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行了。第二,劳动力绝对水平的增加,大概减缓到0.5到0.7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我们人数在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完全靠劳动力转移已经不行了,靠国外研发的投入对中国技术的外溢效应也不行了,因为大家上午讨论,下午也在讨论世界经济比较缓慢的增长,外贸、外资的利用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三,可能刺激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中国的研发投入,以及中国制度变化能不能配置到除了劳动力资源以外的要素,能不能使它推出效应更高一些,通过这些途径解释。我们算下来,如果通过这些方面,中国的GDP层面从供应的层面来说,从过去的10%,“十一五”期间11%降到9%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现实的生产能力,现实的宏观调控,这些结构调整。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中国的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以后,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了中上层的收入标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有条件,吃和穿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住、行的增长速度还会比较快。另外,我们需求结构转向了教育、科技、文化、养老、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包括所谓的服务业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要解决刚才陈所长讲的区域间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发展以及收入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这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还有财税制度的改革。通过这些,中国的潜力还在。

  另外,公共服务化以后,特别“十二五”提出要加强县级政府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后,像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能更加完善一些,从需求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有能力把GDP达到8%甚至9%的水平上。

  第三,宏观调控能力到底怎么样,为了使潜在能力的实现,我个人认为,从宏观调控上说,应对金融危机显示出来中国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处理好以后,我认为中国宏观调控能力还会加强的。第二,手段也是有的,财政政策还是有空间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商业银行的上市以后金融的调控能力也是在加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经济可以控制在调控在9%的水平上。但是这个9%的水平和现在“十二五”报告出的数字已经低了很多了,我们各个方面要容忍一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未来五年可能是中国物价涨幅比较高的,“十二五”期间物价到4%甚至略高一些的水平,“十五”GDP是10%,物价是2%,“十一五”GDP是11%,物价是3%,到了“十二五”,经济增长可能降一点,但是物价可能会略升一些。

  陈文玲: 谢谢祝宝良先生,他从布局条件、需求条件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在一定时期保持增速和物价的比例关系,谈得非常好。我们这一节段发展就结束了。我们整个的论坛是回顾了“十一五”期间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了“十二五”期间,可以说是回首悠扬,愿望辉煌。其他总结的话不说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将进行下一阶段的分论坛。谢谢。

  陈永杰: 中国经济论坛第四分论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这部分一共分两段,一段请四个地方父母官和专家谈转变发展方式本身,上午的题目当中可以说每个人都提到了转变发展方式,请四个地方来谈。这四个地方分别是深圳市副市长唐杰、石家庄市常务副市长栗进路、天津滨海新区副区长郑伟铭、芜湖市副市长史晓东,还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张焕波。我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

  今天上午一直到下午的会议中,各个专家都讲了很多内容,可以说是一场真正的智慧大餐,大家都感到有点受不了了,为什么呢?内容很多,时间很长,按照会议组织的要求,后面这两段一段只有半个小时,我想我们这些地方父母官不但能够讲长篇大报告,也能够讲简明的发言。刚才大家茶歇了,我想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这几年谈的最多的,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主线。这两年北京经济学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我想向地方的父母官请教,什么看法呢?认为我们国家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很多年了,转变发展方式在各个地方也有相当的推进,但是离中央的要求或离老百姓的要求还有很多差距,很多人认为这个差距的原因之一是各个地方都有一种高速发展的内在冲动,在顾及发展速度的时候,转变发展方式这个问题就可能不见得能够完全顾及,这个问题先请四位地方父母官简明扼要说说这样一个疑问或者观点,请他们简单谈谈他们的看法,先请深圳市唐杰副市长来讲这个问题。

  唐杰:

  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应该说这些年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从深圳来看,“十一五”发展方式的变化取得了显著成绩,我简单列四组数据:一是效益,到目前为止,在“十二五”期间每单位建设用地产生的GDP已经接近两亿美元,每单位建设用地产生的税收4.5亿人民币,每单位建设用地产生的对外贸易是5亿美元。二是结构,在“十一五”期间,深圳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一五”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以制造业为主,现在经济结构方式变成“三二一”,在“十一五”期间,深圳市完成了从加工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变,这里我只列一个数据,深圳到目前为止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无线通信制造业基地,我都没有加“之一”,这个没有不谦虚的意思,因为全球两个无线通信设备制造商,一个华为,一个中兴都在深圳,他们一个排在第二名,一个排第五名,十年以前他们在全球排不进前十名。

  三是人民生活,人民生活在过去五年里,我们人均GDP今年超过14000美元,可支配收入今年大概是3.4万人民币,“十一五”期间提高了56%,人民生活当中我想列一个数据比较重要,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做到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在全市400个地点打120急救车,一分钟急救车的出车率达到70%,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四是社会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社会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报告几组数。第一组数是教育,我们五年每年解决50万非户籍子女在深圳受义务教育,五年解决272万人。第二组数是医院,我们五年医疗机构增长了5%,我想最后再列一个数,能够做到这些跟深圳的自主创新有直接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深圳一年申请国际专利的量占全国47%。假如我要再说一句话,深圳到目前为止,今年我们对外贸易高速增长,深圳在全国进出口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陈永杰: 唐市长真不愧我们的父母官,对一些数据如数家珍,确实反映了深圳在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当中是“排头兵”,是我们的窗口,这十年来,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也是走在前列的,我们中心最近对指数进行分析,深圳在全国各个城市当中转变发展方式是绝对位置排第四位,相对位置就是最近这十年也排第九位,还有其他地方变化比较快,这反映了深圳确实各个方面走在前面,非常感谢,他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深圳确实在扎扎实实转变发展方式。下面请石家庄市常务副市长栗进路介绍石家庄的情况。

  栗进路:

  谢谢主持人,石家庄市是河北省省市,近几年来我们结合石家庄实际情况,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一些探索,首先我们始终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一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石家庄市的产业基础,我们经过反复调研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了今后重点发展生物制药、装备制造、纺织服装、信息产业、现代物流业等六大主导产业,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倾斜。由于政策上的支持,六大产业集聚发展,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石家庄经济的特点更加凸显。截至去年年底,主导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比“十五”末提高了18个百分点。

  二是建设特色区域,我们石家庄市根据原来的产业基础,规划了六个市级产业园区,18个县级工业地区,并加速推进产业集聚区的产业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到位,加快了项目的落地,促进了产业项目的集聚。去年年底,石家庄园区产业项目的GDP占到全市工业增加值的50%。

  二是我们始终把科学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因为我们市被列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实施了90项国家和省的重大科研专项,科学配备各种资源。同时,我们市政府每年拿出6亿元作为引导资金,支持企业研发新产品,搞技术改造,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石药、华药、以岭被国家认定为国家级实验室,以石药、华药为依托,创建了抗生素、维生素国家级两大创新产业联盟,也与我们市属企业为依托,组建了河北省半导体照明创新联盟和中兽药创新联盟。同时在近些年里,我们石家庄整个国家和省科研项目225项,开发新产品267项。

  三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着力点,因为我们以建设低碳、生态、智慧城市为统揽,大力实施节能减排,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的建设,淘汰落后产能,在全国率先全部拆除了水泥基地,淘汰落后产能近800万个。同时,我们在政策的引导下,强力推进市区19家建工企业的搬迁改造和升级,原有企业通过搬迁改造,实现了做大做强。城市改造使新型都市产业初步形成,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效益明显提高。“十一五”期间,石家庄市工业利税年均增33%,去年年底,服务业税收贡献率占到市级财政全部收入的95%,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十一五”期间增长了5.5个百分点。

  四是我们始终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我们抓住被省列为城乡统筹试点城市的大好机会,创新体制和机制,强力推进城乡六个一体化建设,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工业企业改进,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积极与国际国内500强以及一些知名大公司、大集团取得联系,寻求合作的机会。截至目前,我们已有中石化、联想集团等50多家国内外知名大公司、大集团到石家庄投资置业。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陈永杰: 应该说这几年河北省整个围绕自己的发展,这几年有了很多新的思路,特别谈到了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你刚才谈到服务业的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几,这个就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比较低,服务业创造的税收可能比重也不高,他们在这一点上很有特点。下面请天津滨海新副区长郑伟铭给我们介绍一下滨海新区的发展,这一点,北京的同志都有感受,一到天津去,特别到滨海新区去一看,变化非常大,而且最近几年,可以说令人耳目一新。下面请他谈谈,谈的时候,还是谈谈刚才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郑伟铭: 主持人好,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问题是实际存在的。我们觉得转变发展方式是靠干出来,不是靠说出来,刚才你说的问题存在,就是我们说得比较多,报告得比较多,但是实际做得比较少。滨海新区怎么做的?真抓实干。我看一个地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转变,看它的产品,天津做什么产品?一只机,手机。一辆车,自行车。一碗面,康师傅方便面。现在五年、十年过去了,再到天津滨海新区去,它的产品还是一支机,飞机。还是一辆车,汽车。剩下是风力发电,太阳能光电板、造船,还有大功率的机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当中,关键要真抓实干。刚才说拟稿说到速度问题,速度本身不是坏事,关键看速度的质量高不高,效益好不好。我报一个数据,滨海新区2006年到国家发展战略以后,五年以来我们经济规模从2000亿到3000亿、4000亿,2010年达到了5000亿规模,我们财政收入从300亿到今年的600亿地方财政收入。所以,滨海新区这五年来实现了速度、结构、效益三者良性循环,我认为这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就是实现科学发展。我简单先说这么多。

  陈永杰: 确实现在天津以滨海新区作为一个龙头的地区,整个带动天津发展非常迅速。过去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天津市在全国排在前面,我印象当中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天津相对落后,这几年天津飞快发展,发展速度非常快。下面有请芜湖市副市长史晓东谈谈,首先回答一下我刚才提出的问题。

  史晓东:

  我先回答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央明确规定的。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上到下都很关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地方政府来看还是非常愿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刚才包括上午很多领导和专家提到的这种现状,现在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担忧,也不无道理。我很赞同刚才郑市长讲的,速度快在有些地方看来不见得是好事,关键看它的质量。

  现在我们很多地方的发展不是说发展或者快速发展,而是加速发展,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作为地方来说,大家也都为此感到很快振奋的一件事情,其实并没有我们很多人所担忧的那样,但是这里面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潜在的问题。我想造成这样一种状态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方面,我们通常说对GDP的贡献,工业和投资,工业化对GDP的贡献最大,地方政府也有这种倾向,要发展工业,发展工业的目的有的时候不是单纯地追求GDP,有的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比如改善民生,发展城市建设,可能都需要钱来支撑。所以首先要保证一定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大家都谈到的考核评价体系问题,现在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快的评价比较好量化,像GDP的总量和增速,这都能反映出“快”来,但是对于“好”的评价,量化的东西不多。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要评选像文明城市、园林化城市等等,这些也反映了一个好的指标。但是总体来说,不是非常容易量化的评价。谢谢!

  陈永杰: 史市长给我们介绍了芜湖的发展情况,这两年大家去芜湖看,确实变化非常快,城市变漂亮了,空气变好了,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比过去更好了。刚才史市长特别提到了评价发展速度又好又快,快的指标好定,好的指标很难定。在这方面,实际上去年、前年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建立转变发展方式评价的指标,为了落实总书记这个指示,国经中心作为一个民间的智库机构,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在这方面研究,提出了一套指标,对全国整个转变发展方式情况,各个省、市、自治区转变发展方式情况,还有几十个转变发展方式情况,我们按照指标进行了分析、打分。下面请张焕波博士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张焕波:

  谢谢主持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体制机制创新的推动,根据我们国经中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希望从研究探索的角度来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程度,提出一套评价体系来。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中心就尝试编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在2010年中国经济年会和2010年中国经济年会的论坛又作了发布,我们编制这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体系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套体系来科学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管理部门提供支持。

  我们从三个层面计算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省市区层面,还有一个是重点城市层面。国家层面的评价体系有七大类一级指标,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城乡一体化指标、需求结构指标、产业结构指标、要素效率指标、环境指标和创新指标。省市区和重点城市也设计了一些指标,相对于国家城乡一体化,从统计数据口径,在计算方法上,我们采用的是重权重综合指数法。根据我们的计算,从国家层面来看,“十一五”期间,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尤其是在创新指标、环境指标、要素效益指标和社会发展水平指标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产业结构指标和城乡一体化指标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在需求结构指标方面有一定的下降,这说明在“十二五”期间要把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省市区层面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没有包含京津沪和港澳台地区,西藏由于统计数据的原因,也没有纳入评价范围。剩下的省市区我们分为沿海省市区和中西部省市区,沿海省市区主要包括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剩下的就是中西部省区市,我们把重庆放在了中西部省区市,因为重庆还是农业大市,所以放在中西部。经过计算,2009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质量较高的沿海省市区第一名是广东,第二名是浙江,第三名是江苏。中西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质量较高的省市区第一名是湖南,第二名是安徽,第三名是湖北,第四名是内蒙古,第五名是重庆,第六名是吉林。从2000年到2009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较快的沿海省市区第一名是江苏,第二名是广东,第三名是浙江。提高较快的中西部省市区第一名是宁夏、第二名是山西,第三名是内蒙古,第四名是陕西,第五名是贵州,第六名是云南。

  陈永杰: 刚才张博士介绍了中心做得这样一个科研,当然这个科研我们还在探索当中,我们公布的一些数字一个是绝对数字,按照绝对状况来看,转变发展方式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个是相对状况,这几年变化情况如何。我们按照沿海和中西部来分别分析,这次我们的成果具体的还要发表,请大家特别是在坐的专家给我们提出批评意见,我们进一步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活动安排当中要回答的,未来我们前景如何,我想问一个问题,最近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我看中央有的部门也说,发现一些地方制定的发展速度还是非常高,那么高的速度和转变发展方式可能有一些矛盾,我想四位市长都分别说一说你们那个地方如果说已经提出了“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当中,速度目标提出来了吗?给我们说说你们未来五年是什么发展速度,保持这个发展速度,同时又很好地转变发展方式,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先请深圳市的市长来说。

  唐杰: 我们“十二五”期间需要转变的一个口号就是“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转变”。因为过去三十年,“深圳速度”的含义从30年前的2亿人民币,到了今年的9100亿。“十二五”期间,我们定的速度是10%,要加速度,加快转变结构调整方式,最简单的两句话,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从目前5%提高到10%、20%。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低碳发展,目前深圳单位GDP能源消耗已经达到欧洲水平,“十二五”期间,争取向欧盟水平靠近。“十二五”期间单位GDP消耗要向欧洲水平靠拢,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设想。在这个设想下,实际上包括一系列指标测算,测算的基本含义就是要完成深圳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变,“十二五”期间要完成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转变,大幅度提高单位GDP税收和单位产值的附加值,这个是深圳未来的基本战略选择。

  陈永杰: 从速度到质量,从装配到制造到创造,这确实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方向,而且是瞄准欧洲,欧洲在全球各个国家当中确实作出了表率。我还是要问,你说未来发展速度是10%,“十一五”深圳的速度是多少。

  唐杰: 13.5%。

  陈永杰: 降低3.5%,这个不容易。下面请石家庄市栗进路市长说说,石家庄未来五年发展速度是多少?

  栗进路: 未来我们制定的是12%,根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问题,我认为不是一对矛盾,因为调整产业发展增长方式和发展速度本身不具有矛盾,尤其在我们国家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只有向转变发展方式要速度,假如说转变增长方式转变不好的话,那不可能出现高速度,只能对在经济运行当中被淘汰,在竞争当中被淘汰,所以我认为这是主要的。

  陈永杰: 你“十一五”期间发展速度是多少?

  栗进路: 13.1%。

  陈永杰: 下面请天津滨海新区郑伟铭区长说说,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滨海新区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作为一个专门的带有特区性质的区,也是一个城市,你们过去的发展速度和未来的发展速度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系?

  郑伟铭: 对速度的理解与追求,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要有不同的要求和理解。滨海新区在“十一五”期间保持着年均22.5%的增长速度,这个有个大前提,中央要求滨海新区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没有一定的速度是不可能的。但是前提是必须有质量和效益。我们“十二五”目标是保增长17%以上。

  陈永杰: 降低5个百分点。

  郑伟铭: 我们整个规模到2015年要突破1万亿。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2015年滨海新区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我们地方财政收入到2015年要突破1500亿,而且我们发展的制造业都是高新制造业,速度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没有速度是不行的。如果光用GDP来说事,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没有GDP做支撑,这样的科学发展也是没有基础的。

  陈永杰: 下面请芜湖市副市长史晓东说说。

  史晓东: 我们在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时候,目标是经过反复讨论的,大家也都知道,不是说哪个人或者哪一群人,经过了方方面面,包括人大、政协,大家都来定这个事情。刚开始定的目标还是比较高的,过去大家都讲跳起来摘桃子,我估计不只一个地方这样提,应该说比要达到的目标高一些。现在看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比较回归理性,因为毕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制定目标的时候,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就像刚才大家谈到的,我们也是在原来传统产业基础上加快调整,加大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能够争取“十二五”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和改变。

  陈永杰: 还是要请你说一说你们“十二五”发展增长率是多少?

  史晓东: 17%左右。“十一五”是16%,具体的数字我还没有确定。

  陈永杰: 四个市长都说了过去的发展速度,也谈到了未来的发展速度,地方准备做什么。刚才有个共同特点,都说要从自己地方具体情况出发,决定速度、决定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也就给我们提出来,我们怎样评价转变发展方式程度?刚才四位市长对我们设定评价指标的改进,使我们的评价更科学,请张焕波博士谈一谈在设定这些指标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

  张焕波: 在编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数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给了我们很多宝贵建议。特别是国家发改委相关领导,就指数的选择、整体选择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建一。在编制指数过程当中,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限于时间关系,有些建议还没有考虑进来,下一步会进一步完善。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向这些领导和专家表示感谢。 相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的操作功能,实际上我们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不可能出来一套完全没有缺点的评价体系,完全反映公平和效益,虽然我们更关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引导作用,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各级政府的互动,让大家越来越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地方政府真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人类福祉真正结合起来。

  陈永杰: 转变发展方式涉及到方方面面,我记得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提出在2000年要进入小康,后来国家统计局提出来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的一套指标,但是这个指标主要涉及到人民生活质量,转变发展方式涉及的范围更广,不仅涉及到生活,而且涉及到生产,生产方式,涉及到我们的自然资源各个方面的利用情况。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中心在这方面做了研究,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让我们以后数据拿出来以后,特别希望得到各个市,特别是市长,你们是父母官,主要在管这些事情,怎样才叫转变发展方式,得到你们的指导,也得到你们的支持。今天这一段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市长,也感谢焕波博士介绍的情况。

  第二时段: 行业企业代表谈发展方式转变

  袁岳: 非常荣幸主持今天最后一场讨论,最后一场讨论来自于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组织,他们对企业增长方式的看法和做法。有请参与讨论的五位嘉宾,他们是: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洪斌先生,中国飞跃集团邱继宝先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陶星虎先生,北京银行副行长许宁跃先生,中国工程机械协会执行副会长蔡惟慈先生,有请各位就坐。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短片,请看大屏幕。(现场放映短片)

  我们对前面的讨论作了简要介绍,我们对“十二五”期间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了大致的了解。对企业来说,必须要做到实处。我们下面分享的时候,形成一个共识,更加简明的,更加具像的方式和大家进行分享。我是来自第一财经节目的主持人袁岳,我有两个问题是统一问大家的,然后有五个问题针对他们各个企业的,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留两个问题给现场的朋友。

  第一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说,有民营的,有不同行业的主管者,跟以前相比,现在企业理解企业的产业升级、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的创新方面,在当前的情况下,结合现在的大背景,我们这个企业如果分享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当前抓住的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重点那是什么?首先请任总跟我们简单做一些分享。

  任洪斌: 我的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说国家提出来,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才想起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在若干年以前,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没有把它定位或者用这个词来说,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健康发展,它一定是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须按照现在我们所诠释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样一种路数去做。我到美国GE去了,看了爱迪生成立GE的时候的房间,看了他的办公桌。后来我在想,他是一个一百多年历史的企业,在每个过程当中,他都是在不断地调整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对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来讲,如果说前些年我们没有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科学发展的道路去走,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已经连续十年按照平均30%的增长速度在增长。我们在本世纪初,集团就提出来了,叫做“走创新驱动道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际集团”,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跟后来国家提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也从中受了益。现在我们的发展和前几年走过来的经验来看,只要按照企业科学发展的道路去走,不应该这个时期想起来的。

  袁岳: 现在做的事情有些什么新做法,目前做得事情,甚至在这之前有什么样的事?

  任洪斌: 现阶段我们正在做的主要有三件事情,第一,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第二,把产业进一步升级,使产品更新换代。第三,培育新兴的产业,比如我们正在做的太阳能发电,垃圾焚烧发电,以及再制造技术的研发。

  袁岳: 邱总,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你们平时要不断地寻求创新,不断地寻求新机会,这可能比国有企业还更积极。但当下,你会使得企业升级进一步发展时,抓一些什么样的核心?

  邱继宝: 对飞跃来说,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把这几个字容纳到飞跃血液里面来,因为飞跃过去的五年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转型,“十一五”初,05、06、07,那个时候来不及造,满世界都要东西。到08、09年,飞跃是个典型的制造业、典型的外向型企业,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原材料不断上涨,制造业一落千丈,2009年、2010年飞跃实现大转型。原来造一个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挣不到一包香烟钱,我们通过机械装备的创新,围绕着节能减排高效,能够让一套设备从原来一个产品挣不到一包香烟钱。第二个转型,第十个五年计划,飞跃是低负债。在十一五中间的时候,资产价格的下降,飞跃变成高负债,经过转型,转为低负债。第三产业转型,原来始终停留在制造业、装备,始终一年出口三亿美金,95%出口,到“十一五”末,一年千亿美金当中85%进口的。人家说飞跃在转型中捡破烂,我一点都不嫌弃。每年产生几万吨铜、几万吨铝,它再重新利用,做到了环保节能的生产。

  袁岳: 谢谢邱总。

  陶星虎: 作为中国有色集团来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大的特色就是“走出去”。因为我们中国有色集团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大型央企,这几年在“走出去”过程当中确实积累了许多经验,我认为现在“走出去”来转变经济方式,因为我们原来是属于资源型企业,属于工程承包型企业,如果还在国内做的话,我们觉得企业会走得越来越困难。怎么样转变?就是要“走出去”,按照国家的战略方针来做。

  袁岳: 有色“走出去”已经有好多年了吧。

  陶星虎: 我们从98年开始就已经“走出去”了,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在寻求更好的发展方式。

  袁岳: “走出去”本身也有转型的问题,“走出去”这么多年,现在的走法和以前的走法有什么不一样?

  陶星虎: 现在不光我们“走出去”,我们现在在海外的基数比较好,我们带动国内企业“走出去”,当我们拿到资源以后,和中国的企业合作开发,这是一种模式。另一种模式,比如有好的项目,我们企业直接进行投资了。现在我们跟商务部一起做经济贸易合作区,从2006年中非高层论坛以后,我们国家决定在非洲建立3—5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经济贸易合作区。

  袁岳: 你那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是第一个,真的建起来了。

  陶星虎: 胡主席在2007年2月4日专门去合作区进行了授牌。

  袁岳: 我好奇那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是不是像我们那儿一样,有管委会,还是实际上就是由你们主导的贸易合作区?

  陶星虎: 这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按照我们有色工业的采选、冶炼、加工,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袁岳: 是你们企业主控的一个产业园区?

  陶星虎: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吸引了中国很多企业,也吸引了国外的企业到区域进行投资,这个合作建设起来就非常顺畅,而且发展得也相当好。

  许宁跃: 作为金融业和银行业在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变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北京银行这十五年来,我们主要是在差异化和特色化方面紧扣了主题。现在在客户结构方面,我们比较注重价值客户的开发,中小客户比例会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在中小企业里面,我们可能还会细分,比如像科技类的、文化创意类、节能减排。像在风险方面,我们会更注重不良比例,现在已经下降到0.7以下,拨备也在300%左右。在收益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到来,更注重用低经济资本和少用资产业务来增加我们的收入。在产品方面,由过去单一的产品,现在有一揽子方案,我们跟国际集团有并购贷款、银行贷款、中小企业集合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融合的一揽子方案,我们认为这是新时期转型的重点。

  袁岳: 蔡会长,站在整个机械发展行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寻求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表现出什么新趋势和新特点?

  蔡惟慈: 我来自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从我的观点来看,我们国家的机械工业是喜忧参半,近十年来,机械工业一直维持着25%以上的增长速度,可以说由2000年1.4万亿产值到2010年达到了14万亿,每年增加1万亿,这是喜。忧在什么地方呢?叫低端的产品供过于求,过剩,高端装备不能满足需要。2010年,机械工业进口国外先进的产品差不多2500亿美元,进口的速度增长43%,出口的速度只增长33%。因此,我们2010年贸易顺差会比2009年减少70%。所以,对机械工业来讲,怎么样转变呢?第一,要把主攻方向指向高端装备,这个高端装备不仅指高技术,而且也是指产品高质量,通过高技术、高质量产品,使得我们赢得胜利。第二,要由现在比较多的依靠投资来驱动转向依靠创新来驱动。近六七年来,机械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在35%左右,依靠创新驱动是不但把把固定资产增加产能投向研发,而且也要把创新体制和机制,解放内容的内生活力放在重要位置。第三,夯实基础,为什么我们的高端装备上不去?困难之一就在于我们加工母机水平不行。困难之二在于我们高水平自控系统不行。困难之三在于我们关键零部件不行。因此我们要把力量放在加强基础环节,我们还要加强信息化和机械化的融合,用信息技术来提高产品质量。

  袁岳: 下面我来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简短,回答也简短,一人问一个问题。首先我问一下任董事长,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大家都知道大企业创新能力会差一些,加上机械工业集团又带有国有背景,所以我们一说中央企业,觉得它带有比较强的官方资源背景,按理说它搞创新、搞增长的质量,我们觉得它是不是有天生的弱点,我们怎么样克服,在增长、创新方面还能保持能量,这靠什么?

  任洪斌: 我们机械工业集团是中央企业,目前是中国机械工业领域最大的一家企业,连续多年在机械工业百强企业排在首位。谈到创新,我们有机械工业留给我们好的基础,目前我们有28家科研院所,11家设计院,还有制造企业、服务企业。在创新问题上,在我们集团是看得非常重,我们28家科研院所,除了研发能力的提升,在他们产业化基地建设上,近几年也加大了投入,去年我们成立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的中央研究院,把活力建立起来,第一要重视人才,通过对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拉动科研力量的提高。我们最近正在探讨让关键科技人员拥有分红权。

  袁岳: 在你们央企研究院做研究员,利益保障方面是不是比在中央科研机构要强多呢?

  任洪斌: 不一样,我们28家科研院所当年都是事业改企业的科研院所,刚开始改的时候,我们科研人员有想法,因为原来是吃“皇粮”的,变企业以后,经过这些年的培育,应该说比原来更有活力,比原来有更好的前景。当然,它的前提,你刚才讲到包括他们的收入各方面,前提是要比原来做得更好。

  袁岳: 邱总,您刚才讲了你们转型是不断的转,你自己作为这样一个领导者,您觉得在企业推动转型发展中,最大的困难是障碍是什么?

  邱继宝: 企业如果等规划,肯定死路一条,只有拼着命去转才有希望,飞跃就是这种经验。

  袁岳: 陶总,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模式在外面很受非议,你遇到问题不只是企业开发的问题,是整个模式如何和整个社区和谐相处,怎么样让本地社会能够很好地接受,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方面,我们有色在整个本地发展模式上有些什么新的探索?

  陶星虎: 我们在海外开发,比如并购一个企业,首先我们必须有绝对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外国人能够干好的企业,我们肯定能够干好,他干不好的,我们肯定也能干好。在并购企业的过程当中,要把企业的经营权掌握住,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出去投资,要投资,就把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设备投出去,现在我们好多企业把在国内淘汰的技术搬到国外去,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淘汰的东西为什么拿到别人那里,实际上会增加自己的成本。国外的法规都非常严格,假如把这个东西拿出去,不符合国外的法律,很快也会被淘汰。另外,现在要出去投资,必须要研究当地的法律、法规,必须依法经营。

  袁岳: 许行长,刚才您提了北京银行的做法,坦率的说,很多做法我从其他银行也听到了,比如有一个客户来了,是要找北京银行,还是要找其他银行,北京银行到底跟其他银行相比较有什么不一样呢?

  许宁跃: 现在银行的同质化非常突出,我想北京银行这十五年,我们在差异化和特色化上面下了一些功夫,比如说我们的定位,服务于地方经济,服务于中小企业,服务于市民百姓。另外,要善于在市场中发现蓝海,我们在对文化创意的研究,实际上北京银行就是一个“蓝海”,我们经历了五个阶段,2006年我们研发,2007年我们和北京市金融和文化产业资本结合,到2008年对华谊兄弟的第一单版权质押贷款,2009年对21个集聚区的推广,到2010年对这个行业从文化、演艺、动漫、游戏等九个行业进行推广。现在在北京市这个行业一共发放了1050笔,占了这个市场的80%,这就是一种差异化。

  袁岳: 蔡会长,说到行业的经济增长转型,我觉得也涉及到行业协会的服务方式转型。我想知道,作为机械工业联合会,作为带有一定管理的行业组织,在服务方式甚至转型方面有些什么新的做法?

  蔡惟慈: 我们机械工业行业专家对于行业目前发展的难点在哪里?今后针对这样的难点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提出我们一些引导性的建议。我们认为现在困难就在于基础不能支撑,在于我们现在创新能力不能支撑,因此我们提出来要夯实基础。

  袁岳: 增加一些专家的建议。我想作为一个行业协会,如果只是这样的工作,作为一个行业协会的功能,跟一个行业主管部门,跟我们以往的方式相比较,在什么方面有重大的转变?

  蔡惟慈: 我们可以影响政府,政府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里面,我们提出来要把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我们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何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我们提出来要创新驱动、夯实基础、两化融合、绿色为先,来引导行业发展。

  袁岳: 非常感谢五位嘉宾和我们度过的三十分钟时间,时间关系,不给大家另外提问题时间了。谢谢。

  年会总结。

  郑新立: 女士们、先生们,经过一天的讨论,大家分析了过去一年我们国内外经济形势,展望了新的一年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前景,演讲嘉宾无私奉献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给我们以启发,给我们以希望,给我们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在研讨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同志作会议总结,大家鼓掌欢迎。

  王春正: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经过一整天的研讨和交流,中国经济年会即将圆满结束,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先生委托,我代表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向所有与会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各位与会嘉宾的发言都非常精彩,大家畅所欲言,分享知识,贡献智慧,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发展、新变革、新趋势做了深入探讨,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了科学解读,为“十二五”规划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通过这次年会发布了一些研究成果,这包括《世情报告》和《国情报告》两本智库报告、《全球化》期刊,以及国经中心中国经济景气指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国际经济景气指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上海航运指数等五大指数,这些报告期刊和指数,对于我们把脉国内外经济形势、贯彻和支持科学宏观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和引导作用。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度重视,全国上下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加快”二字下功夫,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更加注重自主创新,更加注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当前正处于“十一五”末和“十二五”初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本次经济年会中的各位嘉宾的发言都从不同的方面紧紧把脉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主线,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十二五”科学发展新局面将产生积极影响。经过讨论,概括起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我们的业绩。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积极借助国际舞台。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把握在国际经济分工的新定位,以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未来几年内,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进一步发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新格局,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出现了贸易保护倾向,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但各位嘉宾对未来的全球化进程充满希望,认为各国应增强合作,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主旨、世界银行等国际主旨的协调作用,通过多边贸易机制解决贸易争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

  第二,体制机制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从主论坛、分论坛各位嘉宾的发言和讨论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体制机制问题上来,例如房价过高与土地供给制度,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制度有关系,居民消费不足与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有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大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彻底和不完善有关系等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提高科学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强化制度的保障作用。

  第三,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评价体系很有必要。建立一套客观的科学评价体系,以反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非常有意义。国经中心从2009年底就开始尝试编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以其对各地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效果做出客观评价,为中央的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为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抓手。本次会议国经中心发布的国家、省区和重点城市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数,已经比较成熟,非常可贵,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帮助国经中心继续完善这套定量评价体系,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切实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本次会议中,部分省市领导和企业代表谈了当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些经验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许多地方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一些省区市也走在了前列,有的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比较突出,有的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有的在科技进步和创新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及时认真总结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效果,认真总结研究转变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对于今后各地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想法,探索经济转变发展方式非常有帮助。通过认真总结归纳,会有很好的相互借鉴作用。同时,与会嘉宾也认识到不同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人才状况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和路径会有差异,需要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总之,这次年会可以说是专家云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成果显著。

  最后,再次向所有与会的各位嘉宾为会议成功召开而辛勤工作的会务人员、会议的支持单位和协办单位表示衷心感谢。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携手共进,取得更大的成绩。谢谢大家!

  郑新立: 感谢王主任所作的重要总结,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现在我宣布国经中心中国经济年会闭幕。(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