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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十分不平凡,这是很多人眼中艰难的一年。全球经济局势景气不足,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去杠杆进程如火如荼、贸易谈判徘徊不前… 2019已经到来,很多2018年我们面临的困难并未解决。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的一年?如何在扑朔迷离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增长和方向?金融界特邀10大经济学家与您一起探路2019,问道未来!”

嘉宾介绍
本期嘉宾: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主要观点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提振消费促进增长的核心任务

推进国资划转社保与政府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强化国债操作,实现财政向金融市场的有力传导

供应链金融要脱离传统,助力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题

人民币国际化卓有成效,外汇体制改革尚存空间

各国应吸取历史教训,联手应对 “转折之年”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提振消费促进增长的核心任务

金融界:您曾提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是最重要的问题。增加居民收入的核心是什么? 

曹远征:增加居民收入、拉动消费的核心是就业问题 ,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增加农民就业与财产性收入。 

虽然目前的减税政策有利于工薪阶层,但中国的几亿农民没有工薪收入、没有个人所得税,而农民工工薪收入较低,减税无法惠及这些群体。与其强调减税的作用,不如说最近发改委关于大城市放开落户的政策才是最有效的居民增收举措。放开户籍限制有利于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扩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消费;由于农民进入城市,他们的土地、宅基地就可以流转,从而用土地换社保、换城里住房,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质性增长。 

除了3亿中高收入阶层,推动中国其他10亿人口的收入增加,使他们能够支付房产、汽车以及其他消费,才能有效拉动内需,实现中国市场的扩大。

推进国资划转社保与政府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金融界:国有经济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对于未来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方向,您有哪些看法? 

曹远征:在新的历史时期国有经济改革的重心已不在于企业层面以提高国企效率,而在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有资产最大的用处在于维护国计民生,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社保变成最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国有资产应该逐渐退出竞争领域,加快划进社保、充实养老金。按我们的测算,对上市有工业企业来讲,在2030年前划进社保的国有股份应达到80%才能使社保体系可持续。 

金融界:地方债务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据悉中国的地方债总量高达40万亿,带来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您对缓解地方债台高筑现象有什么建议? 

曹远征:地方债不是金融问题,而是财政问题。中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负债,但客观情况是中国地方政府有很大债务。解决这种矛盾,本质在于地方政府角色的调整,转向服务型政府,将建设任务更多地交给市场。因此,财政体系该给十分重要,核心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 

金融界:一些地方政府借助PPP等方式变相举债,导致债务规模增长飞快。您认为这一问题应怎样解决? 、

曹远征: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公共设施建设融资方式,本质是使用者付费。在实际运作中要保证项目本身的收入与现金流能覆盖本项目的债务,因此要对PPP项目进行严格的商业评估,确定合理的交易价格,以防止触发潜在的债务风险。与此同时,在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或有债务较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将已建成或在建项目转为PPP,变现还债或减轻未来的债务压力。这是PPP在中国的新实践。

强化国债操作实现财政向金融市场的有力传导

金融界: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提高金融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重要举措。您曾强调以国债为操作标的,实现财政与货币政策相配合的重要性。如何理解这种传导机制的内在逻辑? 

曹远征:利率市场化有三个含义。第一是放得开,第二是形得成,第三是调得了。 

放得开已经做到了,自2015年起,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央行不再对利率形成任何干预,存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自定、资本市场债券利率完全由市场制定。 

形得成,最重要的是货币市场利率跟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利率之间能不能形成连贯的曲线。所以要进行监管体制调整,使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促进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形成连通;借助大资管条例,形成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连通。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社会金融产品实现充分发展,形成首尾相接的连贯产品谱系,使收益率曲线一致化。 

调得了,是指在市场连通的基础上形成政策性基准利率。央行要把数量政策改成价格政策,对利率产生实际影响,需要培育一个高效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工具。过去主要是央票,但央票高度依赖外汇占款,随着顺差的趋势性减少,这个操作基础越来越弱。未来要以国债作为操作对象,使各个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的国债资产,通过买卖国债资产获取流动性;央行通过买卖国债影响国债收益率曲线,从而使利率调控传至远端,变得有效。这种做法在世界上是有先例的,如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调控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很清楚,利率市场化的核心是形成国债收益率曲线。 

通过国债影响利率,即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统一。在美国叫做“有秩序的公债市场”,对中国来说,当前需要完善国债的发行频率、品种、期限,以对金融市场发挥出有力的传导作用。

供应链金融要脱离传统助力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题

金融界:您曾指出,做供应链金融要脱离现有体系成立单独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支持。为什么传统银行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上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供应链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曹远征:小微企业融资是一个国际难题,核心是小微企业没有充足的资产,因而没有抵押物、不能负债。这种本质缺点决定了小微企业不适合向银行这种传统金融业务机构寻求融资支持。而供应链金融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是有帮助的。通过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条,缺乏资产、质押物的上游企业可利用其在产业链的地位和作用,在产业链,尤其在核心企业的支持下形成债务融资条件。 

我曾经强调,从技术经济的角度观察,不同的产业,其供应链是不同的,不了解其产业特征,就不能准确把握其财务特征。而目前的金融机构,尤其大银行是以财务特征见长的。因此,单独成立一个沿着产业链条来做的供应链金融机构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的汽车融资公司,面向汽车制造、销售、维修整个产业体系提供服务,就是这种理念的现实应用。同时,供应链是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涉及到企业风险扩散化的问题,单个企业的损失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崩溃。随着供应链金融不断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未来可能会出现诸如汽车银行、石油银行、化工银行等专业性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人民币国际化卓有成效外汇体制改革尚存空间

金融界:人民币国际化衡量着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是外汇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您如何评价我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为什么当前尚未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 

曹远征:人民币国际化卓有成效。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已经基本实现资本项下本币开放,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的推出。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上海自贸区和海南自贸区的自由贸易账户的设计意义。它的思路是人民币资本项下“先流通,后兑换”。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鲜经验。传统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可兑换。而中国资本项目本币开放了,但尚不兑换,这不仅回避了资本项目开放的重大风险,而且更重要的是因这一安排,使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利率和汇率是平价关系,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实际上是将人民币利率国际化了,人民币的汇率就变成了人民币利率问题,同理,从未来看,可兑换问题就变成外币是否与人民币可兑换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利率形成。机制比汇率形成机制更重要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当加速。

各国应吸取历史教训联手应对 “转折之年”

金融界:您曾提出,2019年是转折之年,全球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人们担心新的金融危机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之间应有怎样的举措,以化解潜在的全球性风险? 

曹远征:我谈到今年是“转折之年”,是因为短期资本流向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一些困难。在美元持续加息的情况下,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如果美国经济走差,美元减息的情况下,这笔资金又会从美国冲出来,导致很多的金融风险产生。国际资金流动冲击所造成的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仍历历在目,对此要提高警惕,从大局上看,要控制这种风险,就要稳住短期资本的流动,那么国际合作就非常必要了,当前的重点在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达成。近期中美双方展现出强烈的和解意向,在谈判中取得了诸多实质性进展,因此我对中美关系经贸关系的改善是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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