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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鼠年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战疫”中拉开了序幕。前事未决而后事已来,我们应如何在扑朔迷离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增长和方向?金融界现推出《首席说》解局2020特别版,特邀知名经济学家与首席分析师,为您全面解析投资“战疫”。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嘉宾介绍
本期嘉宾:顾强

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管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现任华夏幸福高级副总裁兼研究院院长、博士后工作站负责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工业发展战略、规划及政策研究工作

 

主要观点

新基建对未来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传统基建是新基建的基础,新基建更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

新基建为未来的智慧社会提供基础支撑

不存在绝对安全,隐私保护需要立法支撑

未来3-5年,5G应用场景将迅速发展落地

人口向都市圈聚集,可促进创新、增加消费

新基建与都市圈深度融合,可提高使用率和投资效率

都市圈房地产有人口不断流入的需求支撑

如何实现价值链攀升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未来需要通才,人才的上升通道需要进一步疏通

新基建不仅需要蓝图,还需要具体的施工图

 

 

新基建对未来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金融界:有网友对我国的大规模基建进行了三次划分,第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建立了以化工业制造业为基础的制造业产业链。第二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高铁为典型代表的基建加快了我国制造业的流转效率。第三次就是这次新基建。我想请问您,这次新基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或对推动我国的社会发展有什么重要影响?

顾强:你刚才提到,有人对我国过去20年大规模基建进行了三次划分,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基于我的个人看法,事实上在不同的领域基建建设存在一定的差异,以电信通信领域为例,回顾2008年底至2009年初,我国推进了3G网络建设;2013年底至2014年初,我国推进了4G网络建设;去年年底直至未来的几年,我国会持续推动5G网络的建设,并会在5G网络的相关领域持续发力,可以说此次的基础建设与过去两次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竞争力的角度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回望1998年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基础设施得以大规模推进,2008年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建设对现有铁路运输网进行了大规模的换代和升级。这两次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才造就了我国世界先进水平的物流体系。我国目前正在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逐渐向数字经济靠拢,而数字经济是否能发展好,是否具备相应的国际竞争力,将直接取决于我国数字基础建设的水平。

回顾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了“国家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信息网络建设,恰恰是这次网络建设使得美国在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中持续保持领头羊地位;再将视线转移到亚洲,韩国也一直致力于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数字科技产品,无论是芯片、显示屏、移动终端,还是在通讯设备上韩国科技产品都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而产品竞争力的基础恰恰来源于韩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这个角度看,此次的新基建不仅对当下保增长、促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更对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基建是新基建的基础,新基建更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


金融界:谢谢您的回答,从多个角度为我们阐释了新基建重要的历史意义。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基建”这个概念,当时明确了7大重点工作任务,把它们加以细分,内容非常广泛,包罗万象。对此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如何理解新和定义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之间关系?

顾强:新基建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以5G网络为例,它的传统功能仍然包含3G、4G的网络通讯、基础数据传输功能,但5G还拥有更大的能力和可以创造性发展的潜力。

当我们置身于一个城市的社区中,我们可能需要使用到城域网、局域网,如果需要手机始终保持终端连接,网络便需要就近部署,因为移动终端的连接涉及到端际的边缘计算能力。需要指出的是网络部署不仅仅指我国的国家通信主干网,也包括局域网以及与端连接的这些基础网络。以我国一直致力推动建设的数据中心为例,若手机用户置身于大型社区、大型商圈则需要建立MEC,即相对近端的计算、通信、分发的基站。只有保障上述的基础设施的完整建立,用户才可以得到较好的用户体验。因此可以看出,在整个系统的交互过程中,既包含了附近的网络点数,基站建数,也包括移动端用户与网络交互结合的部分。这里不仅仅是指主干网络,更包括用户和终端间隔的部分。可以想象,如果仅对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忽略对省道、县道的发展,驾驶汽车的你将无法到达你的目的地。

除上述部份外,我国的新基建还包含了更广泛的一些内容。以时下较为火热的新能源汽车为例,新能源汽车需要一张很广泛的合作网,包括充电网络、加氢设施、高精度地图、车路通信,甚至是智慧交通等内容。因此说整套的交互系统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我们能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而是包含了一套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综合解决方案。总结来说,新基建的内容既要包括我们所看见的5G网络,更要包括与5G网络相关的配套内容。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在新基建的实施过程中,都会涉及到新基建的第二部分,即“融合基础建设”。例如,需要发展双城医疗、双城教育,从资料的传输和分发,到形成终端的一个体系,都需要与当前的技术和设备进行融合。以医院为例,医疗设备需要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也就是说医院的设备、数据和病人以及医生需要建立成为一个完整的闭环网络,这样才可以达到精准医疗,甚至双城医疗。由于新基建的第二部分需要解决融合基础设施的问题,而这部分设施往往分布在工厂、社区、医院和教育单位。如何让机器、工艺技术装备连接并与市场的采购行为、营销行为结合,就涉及到了融合设施的大量部署。

基于国家发改委针对新基建给出的定义,第三部分是创新基础设施。例如疫情之后,大家所看到的应急设施设备的缺乏,包括公共卫生体系的若干薄弱环节。这里既涉及到传统基建的内容,也涉及到新基建的内容。以当前在建的医院为例,除了最基本的建筑环节外,仍需要配置大量的融合基础设备。我认为新基建的的包含范围很广,不仅仅包含传统基建涉及到的基础设施和施工设备,更要在新基础设施上发力,即在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的场景下面,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的,可以说新基建所包括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新基建为未来的智慧社会提供基础支撑


金融界:新基建的七大领域,除了5G手机、新能源充电桩之外,其他部分似乎离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生活较远,给人一种属于新基建只是围绕在高科技技术周围的感觉,对此,我想请教您新基建会在多大程度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普通百姓是否能从中获益?

顾强:首先从社会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把未来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在过去20年当中,我们搞科技信息化,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我们试图建设一个信息社会。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愿景是智慧社会。既然叫智慧社会,就一定区别先前的传统社会。智慧社会需要新一代的基础设施,对于老百姓而言,新基建为我们的智慧生活、智慧生产、智慧社会的运行和治理提供了一个基础支撑。以交通出行为例,当我们有出行需求时,我们更习惯于用手机APP来购票,而并非亲自动身去车站排队购票。不仅仅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譬如高铁、智能电话、城际铁路等等,这些网络它本身也高度地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事实上未来的智慧社会朝着更加智能化,更加便捷化,更加数字化,更加网联化的趋势发展,社会治理方式可能会有巨大的变化。相较于个人,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智慧社会的过渡阶段了,大家每天都最能体会到的就是不必随身携带钱包,购物不用现金;无论上公交、地铁,还是停车,还是去支付,还是去缴费等等,原本需要线下完成的环节现在统统可以线上完成。这就是我所说的数字化的过程,也是万物互联的过程。所以未来的图景就是一个智能化的社会,而基础设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化的支撑。

这次疫情深深的影响和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例如,一些单位选择灵活办公,给予员工可以选择远程支持的方式继续完成工作任务。再例如说,线上会议成为了一个新趋势,也同样造就了ZOOM,钉钉,腾讯会议等一批优秀软件的诞生,所以我认为,新基建对我们的改变是无时不在的,无处不在的,无所不在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浪潮当中。


不存在绝对安全,隐私保护需要立法支撑


金融界:是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大数据中心建设,两会中有代表针对大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提出了相关提案,对于大数据的发展,您如何看待?

顾强:首先要明确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安全,但我们会用技术手段和相关立法手段来实现大数据安全。对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通常会涉及到以下这几个层面的安全问题:

首先,数据中心本身运行的安全,那么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技术能够实现。  二是数据传输的安全,基于现有的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量子加密技术等基本可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

当然,容易引起隐私安全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可能是相关立法不健全或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出现松动,而这并非是大数据中心本身建设引发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一个依法合规使用数据的社会环境,这是安全的本质。 


未来3-5年,5G应用场景将迅速发展落地


金融界:是,好的,谢谢您。另外一个是关于5G的概念。很多观众可能对5G的印象还停留在两秒下载一部电影这个方面。而事实上5G的真正价值绝不仅限于此,我想请问,您认为5G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顾强:5G在当前率先解决了一个网络传输速率较低的问题,也就是你所说的5G可以两秒下载一部电影。5G拥有高速率、低延迟的特点,5G的目标是高速度、高质量的资料传输。基于5G的性能特点,可以围绕其发展的产业会非常之多,其价值远不止下载电影。譬如中美两国都在争相研发的“无人驾驶”技术就需要5G通讯技术的支持,我们知道无人驾驶汽车需要针对路况随时调整车辆行驶状态,高延迟、低速率的网络根本无法满足无人驾驶汽车对于数据传输的速率要求。5G的另一个概念叫做“海量链接”,譬如传感器、无线感知、无线城市、这些IOT都需要海量的链接,显然而传统的3G、4G是无法满足万物互联的网络需要。而5G不仅带来了大宽带,(低)延时,海量链接,更带来了传统3G、4G领域根本没有的杀手锏。

进入到5G时代,大家认为是从消费互联网到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并重的一个时代。简单来说就是万物显示,万物连接,万物智能的一个时代。5G为这样的时代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正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低延时,我们的证券交易,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生大家都想卖股票卖不出去,为什么呢?其中有带宽问题,有时延效率的问题。我刚才提到过的智能驾驶就要求解决高传输、低延时的问题,汽车需要在感知到外部变化后再极其短的时间内做出车辆反应。再例如,某公司拥有一亿个终端,需要完成高效的、安全的连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智能连接”。5G技术可以以云端计算或边缘计算的方式满足公司的连接需求,智能教育、智能交通、智慧会议等场景就可以轻易完成。至于5G带来的杀手锏会再哪个场景率先应用?其实也很难做出推测。但可以预见到未来的三到五年当中,上述场景可以有更迅速的发展和更广泛的应用。


人口向都市圈聚集,可促进创新、增加消费


金融界:好的,非常期待更多的5G的应用场景可以尽快落地。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在报告中提到的“都市圈”,我注意到您最近在报告中多次提到了“都市圈”,并指出聚焦都市圈战略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环。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都市圈?都市圈对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顾强:都市圈是指一个以核心城市、中心城市为依托,在人员通勤上形成的城镇体系网。都市圈包含一下几个该概念:

第一、以中心城市为核。有一个较大的城市,例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当日也包括像武汉、重庆、成都、南京等这些城市,其特征是具有一定人口基数。

第二、都市圈有主要的发展轴。我认为对外扩散有八条轴,例如说京西方向、京北方向。

第三、都市圈在人员通勤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圈层。北京是我们定义的第一圈,它的人口密度在一万人左右,主要的就业中心集中在这个圈里,北京的第一圈层,也是北京的就业的中心。第二个圈层,大概在五环到六环,六环外的一些区域,其城市的密度,与本城市内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地铁和大容量且快速的交通。第三个圈层,通常在五十公里左右,例如北京的京南——固安、河北的飞地——廊坊北三县等。这些区域的特征是五十到七十公里、八十公里的一个群体,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这些圈层大部分是自然形成。

如果从通勤角度讲,也会形成自己的圈层。每个人对于通勤时间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考虑到出行有不同的交通方式,通勤对于交通布局的形象就形成了新的圈层。总结一下,第一个圈通常在通勤时间半小时范围内;第二个圈通常在通勤时间一小时范围内;第三个圈通常在通勤时间1.5小时范围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四个圈,首先我要引出一个概念叫“节点”和“推动性”,一个都市圈它除了中心城区以外,外围仍有中小城市,城镇体系。这里有一个对比:根据研究,北京外围大概有45个城镇;上海周边大概有80到85个城镇;而研究东京时发现,东京外围有113个城镇。从这个对比中不难发现北京周边的城镇体系并不健全,特别是城镇之间的连接并不紧密和便利。第五个圈,我称其为叫网络,东京的轨道交通能够把一百一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镇有机地联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海周边的网络链接,比如说上海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跨城的地铁,上海到昆山的花桥,现在苏州城区的1号线已经可以跟上海到花桥的地铁线连起来,可以说从苏州城区坐地铁也可以到上海的人民广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链接地铁、城际铁路,城际铁路、地铁、公交的交通体系网格,可以发现更多的潜在联系。譬如居住在北京,但在廊坊上班的人大概有十几万;居住在廊坊,但在北京上班的人有五十万。同样有相似状况的另一个城市是广州。居住在广州,但在广州外上班的人大概十五万,居住在广州外,但在广州上班的人大概有五十万。当这些在不同地区居住和上班的人需要完成每日的通勤时,通勤的网格就自然而然形成了。都市圈是一个城镇体系,是依托于中心城市的一个大的城镇体系,它有一定的边界。

为什么要提出“都市圈”这个概念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中心城市大型化、中心化后,城市规模不仅逐渐变大,而且形成了行政区的发展模式。基于我对中国30多个都市圈研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新增的城镇化人口中三分之二集中到这30个都市圈中。研究都市圈期间我们通过大数据研究、与三大运行商和高德地图等机构合作,共同得出了上述的数据结论。换个角度讲,人和城镇化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人口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9年当中,东北流出的人口是150万。这背后的逻辑是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即寻找就业的机会,寻找发展的机会,越大的城市发展就会越多。

从经济学或从实证可以得出,城市密度增加一倍,其产出效益就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越大的城市生产效率会越高。城市的经济密度提高了,单位投资可以节约一些。例如:我们的城市增加了一倍,其人均拥有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减少了百分之十五到三十。但并不是说城市无限地大就是最节约,它也有边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人选择到哪儿,主要选择的是机会,选择的是未来。那么大城市为什么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呢?这里边就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超密集法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现在经济快速发生转变,从过去的范围经济,到后来的规模经济,现在进入到了网络经济。人口的集中可以创造更大、更多的机会,可以促进创新,增加消费。


       新基建与都市圈深度融合,可提高使用率和投资效率 


金融界:您在之前的一份报告中强调,新基建要在具有最大结构性潜能的都市圈率先发力,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顾强:这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都市圈为什么具有最大结构性潜能?在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过去直至2012年左右,中国的城镇化率在74%-80%,而大型都市圈区域的城市化率约90%左右。由此说明,中国在未来十年至十五年中推进城镇化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未来十五年的城镇化建设中人口仍会向大城市趋进和在中心城市集中。通过我们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为代表的都市圈仍然是未来城镇新增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在未来60%左右的新增人口持续向都市圈集中。因为都市圈本身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且从中国整体的城镇化人口来看,通过卫星云图,卫星或者摇杆我们能够看出中国城镇化空间的骨架是由30个都市圈和部分中心城市组成,所以都市圈成为城镇化空间的主体形态。因此都市圈是我国发展中最大的结构性潜能。

根据十年前的计算,每增加一单位的城镇化人口,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大约为50万,其中不包括软件方面和软环境方面的投资。由此可见,每增加一万城市化人口,固定资产的投资就能够增加50亿到100亿。我们预计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会增加到都市圈中,同时都市圈的投资也会不断地增加。

我们刚才提到大量的投资向中心集中,它为什么是集约化的呢?因为城市每扩大一倍,基础设施的投入会节约15%到30%。都市圈是未来最重要的结构化潜能,而我们的新基建为什么要在都市圈率先发力?一是投资方面,都市圈具有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和最大的结构化投资。即使是传统基建也有很多融合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高速公路,铁路,城际都有融合性的信息基础设施专利。在未来这些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特别是网联化,如:车路协同,我们就需要在路上加装一些接受设备,因此传统基建也需要新基建来融合。二是新基建要有投资回报和投资效益。例如:我们要投入ITC,它具有规模经济的约束,在都市圈的区域中有大量人口的进入和大量基础设施投入的需求,那么ITC就有一个更好的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率。所以我们认为新基建要率先在都市圈区域发力。当然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并不是反对我们新基建的普惠性的价值,毕竟这个新基建5G要覆盖到我们所有的国土上,要为所全国人民提供最基本的普惠服务,但是我们认为率先在大城市的都市圈发力,有更好的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率。


金融界:明白。我不记得具体数字,您刚才提到说,我国将近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人口都会向都市圈聚集?

顾强:是新增的三分之二的城镇化人口。比如说今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人要进城,那其中大概六百万到七百万人是进入到都市圈去的。当然都市圈里面也有第一圈层、第二圈层、第三圈层。那么现在都市圈这三层人口饱和了,所以新进来的人大部分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当然也有可能进入到第一圈层,因为我们也发现,第一圈层中很多人口在向外迁移,比如说一些老龄化人口,要到其他适应的地方长期生活,所以这里也有人口结构的变化。


 都市圈房地产有人口不断流入的需求支撑


金融界:好的,明白了。我之前还看到您说,都市圈重新定义了中国的不动产市场,您能具体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顾强:因为现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是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六线地产,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地产人知道,包括我们很多领导人一讲,就是一线市场、二线市场,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那么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分为都市圈市场和非都市圈市场。我这里先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浙江嘉兴的嘉善县,按照传统的分法它可能是四线或者是五线市场,但是它挨着上海,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点五线市场,为什么呢,它的房价比嘉兴市区的房价要高。就是说像这些,属于都市圈区域的房地产,它的价格、供需的运行规律是跟都市圈的核心城区形成密切互动的,它跟它所在的行政区关联度并不大。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南京中心的一个区域,它更具有整体性。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城市,我们叫区域性中心城市,像徐州、阜阳,这些人口大市,它每年也有相当数量的城镇化人口,也有一个内在的需求驱动。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在城镇化人口净增加,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它的市场是有持续支撑的。那么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地方总人口在下降,人口在流动,城镇化的人口的增量也基本没有,这些地区正常的需求出现了断档,或者出现了衰竭。

我们认为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是跟人口的流入、人口的流向、人口的增长、迁移的格局有着巨大关系的。那都市圈市场,由于人口的持续流入,它的需求有持续的支撑,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首先主要来自于自然增长,就是人口自然的、人类的再生产——新生的都市小孩。那么实际上对于真正的大城市来说,它人口最主要的增长来自于机械增长,来自于人口的流入。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中国排名前几名的城市,人口流入城市,第一名是深圳,第二名杭州,这个就非常典型,它的人口自然增长也可能只有十万人,机械增长十万人。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进,人口增长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增长的地区是一个市场,人口停滞的或者人口萎缩的是另外一个市场,我们是这么定义都市圈市场的。

我们同时也认为,都市圈市场也在其他不动产领域,比如商业不动产、教育不动产、医疗不动产以及一些仓储、冷链等专业不动产,这些需求主要集中在都市圈区域,当然这些都市圈主要集中在第二圈层、第三圈层、外圈层。也是未来的住宅、商品住宅以及新型不动产的机会。所以我们把中国未来的不动产分成都市圈不动产和非都市圈不动产。

 

金融界:明白。另外关注都市圈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说很多人往都市圈走,是因为就业机会比较多,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爆发之后,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工作,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开会是通过网上会议,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远程完成,那会不会影响人口的迁移?

顾强:短期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机会不仅仅是就业的机会,还是你获得信息的机会,获得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获得其他地方没法得到的机会,比如说公共服务的机会和一些其他信息的机会。我们举个例子,你看中国的层次稍微高一点的音乐会,你只有到这里来看,很多城市是没有的,我是举这个例子。所以实际上除了远程交流,可以解决通讯问题,也可以解决交流问题,但是替代不了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碰撞。

那么在里面呢,有一些形态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认为,从GDP的成长来说,它需要一定的密度,需要一定的浓度,需要一定的高度和厚度。你仅仅是说,我在一个乡下,我也可以跟你们交流,但是你的信息交流的密度是不够的,浓度是不够的,你的高度是不够的,你的厚度是不够的。而我们也发现,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也发现,过去很多大公司的总部都是在郊外。但实际上现在出现了,它把公司很多核心的功能都要放在城市。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密度,经济的密度、交流的密度,比如经济的密度里面既有交流,又包括物流、信息流、货币流、资金流等等,各种流交汇在一起,不仅仅是说我们光一个远程通信能解决这些的。所以我们认为,都市圈它提供了大家,首先它是资金流、人流、物流、数据流等等这些流的交汇的一个地方,它有更高的密度,更高的浓度,所以这是大家向都市圈集中的重要原因。


如何实现价值链攀升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金融界:好了,明白了,谢谢您的解释。最近全球经济环境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关于产业链迁移这个问题热度一直比较高。我看到有人强调说,我国的产业链向东南亚国家迁移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认同不认同这个观点,现在有新基建的话,它对我国的产业链迁移会有什么影响?

顾强:国际上发生了五次大的产业迁移,在国家之间的迁移。那中国也是在最近的(四十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次。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个产业向中国集聚的态势也是非常显著的,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加速的一个原因。那么中国发展到今天,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制造业体系,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基本的调子。毫无疑问,我们产业属性最全、门类最多、产品的种类最多、大国制造能力最大。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求产业升级,产业转型,这也是必然的。

为什么呢?我们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我们对产品的品质的要求提高了,我们需求的层次多元化。好了,那么解决一个国家你保留多大的制造业的规模,取决于内部需求,同时又取决于你的制造业本身有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你现在也可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你的鞋,你的衣服,是不是都是国产的?现在可以告诉你,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进口。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大国,作为一个最大的世界工厂,为什么还进口鞋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因素,就是说你进口的鞋便宜,自己生产更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国的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这是发展的一个结果。

转型和升级,一个方面必然要把一些多数的,缺乏竞争力的能力,有的淘汰掉,有的可能是转移走。第二个方面,对中国的企业来讲,过去主要是商品输出,而对于一些企业来讲,未来要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管理输出,它的合作半径、配置半径都要扩大。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一部分新增的投资,新增的能力,由于他们其他国家有一些比较优势,所以这些本能的移动、迁移,是客观的,也是符合规律的。所以我认为,未来一部分产能会往东南亚去转,我们这两年也看到了这个趋势。

但是这样的一个转移是不是对我们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呢?我认为也不是。因为你参与分配的是要素,投的是资本。你分配的是要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自身的产业的升级,你可能生产的质量好了,价值也可能高了。所以呢,这里边就是说,在我们传统比较优势减弱的同时,能不能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然后在全球价值链当中能够提升我们的地位。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所有的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都是这样,但你能不能有效地提升价值,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中国来讲,未来你能不能实现在价值链上的攀升,这是中国能不能有效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速国家的一个本质。


金融界:是,好的。另外我想问一下您,您对美国制裁华为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顾强:因为中国,你知道,从竞合转向了全面的竞争,全面竞争之后呢,就导致了一些必然出现的结果,技术上的封锁和压制,人才的交流阻断,规则的重新构造和铺垫,我们看到了这些情况。我们现在打开新闻一看,哪一个单位又列入负面清单了,哪一个又要制裁了,哪一部分人不能去留学了,不能做访问学者。这是中美进入到全面竞争的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

那么对于华为来讲,华为在5G技术上是一个领先企业,而且在整个5G的通信设备、传输网络等等方面都有比较强的竞争力,所以对美国来讲,限制华为的发展,实际上不仅仅华为这个公司,在整个面向未来的5G产业体系当中,中国不能占有主导权,而是美国在主导,这是美国的出发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对华为的这些措施是持续升级的,并没有因为疫情减缓。

未来我们看到会有阶段性的缓和,也可能阶段性的加剧。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主要是全面的竞争,实际上是争夺未来的主导权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完全切断,阻断这些合作,实际上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是不利的。所以在全球化,我认为是一个大势所趋,产业的融合也是大势所趋。可能在前进的过程当中会遭遇一些挫折,出现一些逆流,我认为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最终大家会选择融合、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符合双方的利益。


未来需要通才,人才的上升通道需要进一步疏通


金融界:好的,谢谢您。然后我接上面这个问题,就想问一下您,其实人才培养对我国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未来是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顾强:这个题目很大。因为我们实际每个人都是人才,只是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靠人。所以我昨天在做一些研究,就是说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不是我研究人工智能,我是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研究。我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人员,总量上比美国多,但是高端的比美国少。比如说这个博士数量我们比他们少,这是我们知名的国际级顶尖人才数量比较少。根据国际上的研究,我们中国本土占全球的AI的顶尖人才大概占9%,如果加上海外华人大概19%,当然美国最明显的。再比如说我们的专利数量很多,机器学习、视觉、图像、自然语言处理等等这些领域的专利的总量我们远远大于美国。但是我们看到专利质量,高质量专利还非常地稀缺。所以我们数量有了,质量不行。那么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多个层次,比如我们从AI的最顶级人才说,一个标志就是哪些人获得了图灵奖,哪些获得了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这些获得了在算法等等方面具有标志性的奖,如果我们从这些标志性的东西来看,中国的优势很不明显。

中国优势在于人口基数大,所以研究人员的基数大,我们内需的市场广阔,我们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应用场景。但是我们人才短缺和结构的问题还是很突出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人才是多层次的,每一个层次上都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一般做组装加工的、农业生产的可能工匠精神不够。再比如说我们研发人员的顶尖人才数量不多、质量不高。

如果我们把人才分成不同层次的话,我认为中国的每一个层次都有每个层次的问题,有制度问题,有教育培养模式问题,也有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导向的影响问题。我过去也做过一个研究,就是中国的工科博士的培养问题,我发现中国的文科博士培养比工科博士要多,经济学博士很多,中国需要经济学博士吗?也许需要。但是中国更需要工科的博士,因为它真正解决了我们发展的产业发展瓶颈问题。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来讲,在每阶段要研究每一个层次的人才,到底是什么制约了他们进一步上升的通道,上升的空间。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的人才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需要(融合性人才),需要通才,需要更具有战略能力的,不是说我光是机器挖掘的人才,我需要,比如说我的机器视觉跟我的汽车融合等等。跟国际上来比,我们的专才、兼才,融合人才、通才,这两种人才都缺。所以我认为,在人力资本上,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在更多的文化、社会环境,在制度以及政策多个方面发力,才能逐步解决我们的人才的迫切问题。


新基建不仅需要蓝图,还需要具体的施工图


金融界:好的,谢谢您。另外我想问一下,您对新基建未来的发展或者说我国未来社会的重点发展方向有没有什么建议?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顾强:新基建的发展,对中国来讲,中国已经到了目前这样一个阶段,世界上的第二大国,我们也必将进入,从中高速的国家要进入高速国家的行列,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超大规模的人口大国,必须保持基础设施的水平,主要行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等等,这些都应该走在世界的前列,否则怎么能支撑你一个大国?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中国就应该在主要的新基建的领域,都要应该有世界级的能力和水平,能够为中国未来的腾飞,未来的发展提供最基础的支撑,就是说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最优质的,最高效的一个基础设施。依托这些设施能够更有效率的在价值链更高端的产业发展,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愿景。

要实现这样的愿景,就需要有我们的宏观蓝图。我认为我们现在蓝图也很多,但是需要更多的施工,更需要更多的落位图,首先是落位,然后是施工,安装,从而真正地、有机地运行。那么我们现在也发现,也可能是我们的氛围导致的,今天提新基建,明天地摊经济,后天海南岛,等等,每天都有不同。但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愿景明确了我们的蓝图是什么?蓝图完了之后,我们的落位图是什么,我们的施工图、安装图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把它有效地运行,这个需要更多的努力。现在大家关注的新基建,好像对这三个字本身的认识。现在到了很多地方政府,对新基建还不知所措,新基建来了,我干什么呢?在这个阶段是理念的不统一。如果有了这些,应该有落位图,有施工图,有安装图,更重要的还要有运行图,你怎么把它运用好,发挥出来,运行起来。所以在传统基建领域,我们看到了一些运营效率不好的,它们建好了,经济效益不高,造成了浪费。我觉得新基建应该避免这些,所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蓝图绘就之后的落位图上,落位、安装、施工。也应该通过这次机会,把我们更多的理念、产业能力,产业水平提高。我们大量的新基建都要用软件,用芯片,都要用各自的操作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在基建和产业的相互促进,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金融界:好的,谢谢您给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目前华夏幸福研究院或者说您个人比较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顾强:我们华夏幸福研究院关注的方向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关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这里边最主要的我们关注我们城镇化空间的都市圈。在都市圈的领域里面我们又分了三个,第一个是经济和产业,第二是城市和空间,第三个是政策和制度。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产业的发展,一个都市圈的发展,它一定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我们研究院肯定是要聚焦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才有专业性,所以我们更多地集中在都市圈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升级、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的发展,也包括城镇空间自身的演进这些变化,然后也包括在未来的制度设计当中,怎么能够使我们的都市圈,都市圈的结构更优化。所以我们覆盖了都市圈发展的方方面面,当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经济和产业,城镇和空间,政策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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