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近10余年内，我国中部与东部的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西部大开发又使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为此，河北党校马副祥等人甚至专门著书《谨防中部塌陷》。

　　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可谓正当其时。这不仅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分区推进的发展战略，使得中部地区处于相对“政策洼地”；也不仅在于，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我国东部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具备相当工业基础的中部提供了产业承接和经济崛起的机遇；还在于，中部的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不可逾越的“结点”。

　　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地处内陆腹地，总人口3．61亿，占全国的28．1％；农村人口高达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早在2003年9月，林毅夫就提出，中部崛起的突破口在“三农”。我国近两年连续两个农业“一号文件”确立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无疑为中部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契机。

　　如何抓住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六省逐鹿中原的竞相发展格局，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两会焦点。为此，本报分别采访了三位来自中部三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探讨中部崛起战略的具体思路，他们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湖北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陈叔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38期。

　　由“中部塌陷”到“中部崛起”

　　《21世纪》：在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之前，中部地区经济的缓慢发展已经为各方所关注，甚至有学者著书提出“中部塌陷”的概念。诸位对此如何判断？“中部塌陷”原因何在？

　　李善同：“中部塌陷”的说法，源自于近年经济指标统计中中部增长较慢的现实。当然，这主要是指一些增长指标，诸如投资增速等。和西部相比，总体实力上还是中部更强一些。

　　我个人一直不太同意把“中部崛起”与“中部塌陷”联系起来的说法，总觉得这样有一种攀比的感觉，好像是说，东部在开放政策推动下已经发展起来了，西部现在有“大开发战略”，东北有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而中部什么都没有，所以中部也需要说法、也需要政策扶持。

　　而事实上，一个国家各地区的发展总会有高有低，从数字计算来讲总会有低于平均值以下的地区，而如果仅以此作为需要政策扶持的依据，未免牵强。

　　我这样讲不是说中部地区不应该得到政策扶持，而是想提供另一个思考角度，即不要因为自己目前在增长方面暂时落后而盲目进行政策攀比，而是要在客观分析自己优劣势和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用好已有政策，积极推动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

　　也就是说，在发展方面，我更看重那些针对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而出台的功能性政策，而不是笼统地按区域给政策，因为这样的思路往往会造成轮番攀比，而且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后，中部的经济进入增长相对较慢阶段，近些年甚至出现增速落后于西部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东部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带动和延续了东部较快的经济发展势头；二是西部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这些资源中，除少数涉及战略安全的品种外，大部分品种的价格已经放开，政府对这些产品的价格调整比对主要农产品的调整还要快一些，从而使西部发展获益，相反，价格变化较为缓慢的农产品恰恰是中部的主要产品。

　　至于李善同说到的功能性政策，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其实虽然有东中西部的说法，实际上很多政策还是针对地区特性和市场环境的不足提出的，主要用于改善市场条件。从这个角度讲，区域政策也还是有一定针对性的。

　　《21世纪》：何谓功能性政策？我国区域性政策提出的背景如何？

　　李善同：所谓功能性政策，简单地说就是针对特定的目标或具体产业特点出台相关政策。比如中部地区农业问题比较突出，其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农业人口，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农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也较高，农业发展对于中部发展非常关键。而这两年，又恰恰是中央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扶持政策的时期——在此基础上，中部地区各级政府乃至其他地区的农业大省都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用好了这些政策，并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想法，推动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措施出台。

　　从历史上看，我国明确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才开始的。尽管此前东部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发展很快，但当时的提法不是“发展东部沿海”，而是“加快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东部在区位和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这一功能性政策暗合，因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种区位和资源禀赋包括：地处沿海和对外开放前沿；市场轻工产品短缺，而东部恰巧具备轻工业生产基础；劳动力素质较高，具有人才优势和商业传统等。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当时东部的发展，只是国家加快对外开放这一功能性政策的结果。而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则带有明确区域指向性的发展战略。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两个地区实施区域发展政策都有理论支撑。

　　比如西部大开发主要针对的是贫困问题。区域政策的作用是在市场失灵地方施加政策影响，用政策补偿其发展条件上的天然缺陷，以获得均衡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则是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体制、结构等历史遗留问题，是通过政策扶持使其重新焕发活力的问题。

　　这两种区域发展模式，在国际上有理论和先例，比如欧盟给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葡萄牙、意大利南部提供政策、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德国改造鲁尔区等。

　　《21世纪》：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功能性政策是否优于区域性政策？

　　李善同：中部的情况确实不同于东、西部。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人文条件，中部都优于西部。而所谓的“塌陷”，不过是由于近年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一些国债项目的建设，使得中部在增长速度上落后于西部。如果仅以此为依据，认为中部也应该有区域优先政策，似乎缺乏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而从中部的现实看，其目前国家针对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适用于支持中部的农业发展；其传统制造业改造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同样可以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事实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在东北发展上用的是“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我的理解中，这一“等”，就包括相关政策在东北取得经验后再用于其他老工业基地。

　　扭转中部困境

　　《21世纪》：中部各省分别面对怎样的困境？又准备如何扭转这种困局呢？

　　李宪生：武汉所面临的最明显问题是，作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却经常被人忽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武汉的地理位置，更遑论了解其战略意义及发展前景。两年前的全国人大会议中，我便提出“武汉在哪里？”这个话题，去年我又进一步提出“武汉——一座被低估的城市”，我们需要透过更多的宣传和研讨，让政府官员、投资者以至一般民众，了解武汉，关心武汉。

　　田成平：山西是“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现时最大的机遇和挑战，便是如何变身为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投资主体，还是从产业特点和增长方式来看，都明显的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特征。

　　而从建设成效来讲，前者主要体现在为国家提供能源支持，自身的发展不全面、不协调，群众收入增长缓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后者则是以能源和工业为基础和突破口，使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达到全国中等或更好的一些水平，带动山西的全面创新，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陈叔红：湖南GDP增长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日益拉大，2000年湖南的GDP增长率是全国平均的88％，去年已跌至83％，主要原因是基础建设较差。

　　国家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激发了中部各省领跑中部、率先崛起的热情。“中部崛起”的机遇已演变成“崛起中部”的竞争，湖南要发展、要崛起，面临着很大压力。

　　我省在国家重点挖掘的三大优势方面，缺乏绝对竞争力。区位方面，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有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湖北历来有“九省通衢”的说法，有京广铁路、京珠高速、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国家布局的沿江铁路；江西处于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的结合部；而湖南缺乏经济的中心结点和区域的交汇点。

　　资源方面，山西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基地；湖北有世界最大的水电站，我省缺乏具有国家开发价值的单体大型战略资源。

　　科教方面，虽然我省在中部有一定的优势，但几乎所有指标都与湖北有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