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题为，《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的课题由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完成，扩招后高校举债的发展成因和危机根源再次被关注。与以往不同的是，《研究》首次从“政府、银行、高校”三方视角，对高校举债成因做出综合分析。《研究》认为，不能把高校举债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扩招”，而认为这是扩招后在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减弱以及学生数量急增的双重压力下，政府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和高校多方利益契合的体现。（8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高校负债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造成高校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1999年开始的全面扩招。目前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达到21％以上，完成了从精英型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变。但国家财政投入并没有按照这个速度增加，本来应由政府掏的钱，要靠大学校长去化缘。向银行贷款就成了解燃眉之急的必然选择。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到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有调查认为，我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到2500亿元。业内人士认为，高校债务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除去银行贷款，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的投资，保守估计高校债务4000亿元。

　　高额贷款也给高校带来巨大的压力。例如吉林大学现在负债30亿元，每年需要支付的银行利息就高达1.5亿至1.7亿元，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尽管有些高校从财务角度来看已经破产。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帮助高校承担责任。江苏省高校现在有100多亿元债务，江苏省通过“三三制”来化解，即政府拿出三四十亿元，另外通过资金运作再筹集三四十亿元，余下部分由高校自己承担。而在浙江省，省财政将拿出40亿元为高校贷款贴息。

　　实际上，地方政府在推动高校负债融资政策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换句话说，高校贷款是地方政府默许、鼓励，甚至强迫高校的结果。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之下，高校扩招后，不少地方政府积极投资开发高教园区、大学城项目，希望由此一方面拉动城市社会、科技、教育的综合发展，另一方面能增加土地转让金收入，扩大预算外资金规模。为鼓励高校贷款，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在发放教育国债资金时，都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必须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为了得到补助，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只好向银行贷款来筹集配套资金。

　　高校欲借扩招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办学规模，许多高校凭借着新房子、老教师和人数众多的学生顺利地升格为大学，盲目增加了学科门类，出现了“不管工科、理科院校，都有新闻传播学和广告学的怪现象”。不少地区的地方政府把城市管理和市场运作等手段运用到高校管理，不惜投巨资开发“高校园区”、“大学城”，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的发展拉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是拉动一座城市社会、科技、教育的综合发展。于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万人大学”就成了地方政府夸耀的政绩。

　　据调查，凡是教育国债资金安排的项目，其总投资中要求当地政府及高校配套资金必须达到2／3以上，但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未予配套，高校的配套资金主要靠贷款融资。这也为日后高等院校贷款规模的失控留下了隐患。尽管有的地方政府出台的财政贴息政策在短期内减轻了高校高额贷款的利息负担，但高校不可遏制的贷款规模也正是财政贴息所实现的“四两拨千斤”之杠杆功效。在政府政策自上而下引导的同时，贯穿始终的是扩招后政府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和高校教学评估标准上调。这也是促使高校纷纷作出负债融资选择的隐形力量。

　　按理说，高等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公办高校作为政府财政支持的事业性单位，不同于国企，它无须走市场化的路子，把自己当作市场主体来经营。但事实却是，扩招后的高校为了偿还贷款，不得不走向市场化的运作，将自己变身为市场主体。也就是说，高校名义上是“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实际上却将自己等同于盈利性企业，虽然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无一盈利。事实证明，很多时候，正是地方政府的教育决策，银行的随意性贷款，造就了某些高校在“盲目贷款→财务危机→不良贷款→财政负担”的恶性循环中不得脱身。而这与国有企业的老路又是何其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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