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美国次债危机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需缓行甚至暂停我国资产证券化。但笔者认为，中国的金融创新非但不能因次级债风波停止和缓行，反而需要加快。

　　资产证券化进程不是积累风险，而是在分散实体经济和银行系统中积累的巨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应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停止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而应当加速金融创新。

　　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大量发放给没有良好还款能力的人，本身具有很高风险；而中国的基础资产基本没有不良贷款；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国有更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制度。

　　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终于发轫，然而选择此刻却多少有些生不逢时，大洋彼岸次级债危机的风起云涌使得国内批评者众多。有些人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成功，并不代表在我国目前也可以成功，更何况美国次级债的危机正在影响全球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如此高，信用评级系统完备的美国的信贷资产证券都会出现危机。那么可想而知，信用评级系统还在建立之中，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的我国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急不得的。”

　　在很多人眼中，美国次债危机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我国需缓行甚至暂停资产证券化。然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的金融创新非但不能因次级债风波停止和缓行，反而需要加快，需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次债危机是在分散风险

　　美国此次次级债风波始于房地产市场的运转周期性。房地产市场由热转冷导致资产证券化产品兑付危机，最终引起金融市场的骨牌效应。但是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应该只局限在资本市场一时的涨跌，通过比较美国30年前和最近的房地产危机带来的总体损失，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不同的结论。

　　30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现在类似，房地产金融市场尚处初期阶段，市场上金融产品比较单一，对银行间接融资渠道依存度非常高，大量房地产贷款由银行系统持有，累积了很大风险。至80年代，美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大量房贷违约引发了储贷机构的倒闭风潮。

　　据统计，到1980年储贷危机爆发时，美国银行系统共持有近70%的房地产按揭贷款。因此，危机威胁到美国整个银行系统(据统计，1980到1994年，先后有近1600家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注资，其总资产占当时美国金融总资产的比例高达20%)，迫使美国政府、美联储动用大量资金清理储贷市场，成本据估计高达1200亿美元。

　　近30年后的今天，当危机再次出现时，它引发的次级债风波的确显著影响了各主要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但通过各国中央银行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提升投资人信心，避免了系统性风险的全面爆发。

　　但是，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支持，此次房地产市场在房价下跌、利息持续上升的双重打击下，将再次给美国银行系统造成巨大冲击，并直接危及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进程不是积累风险，而是在分散实体经济和银行系统中积累的巨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应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停止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而应当加速金融创新。

　　中国的试点监管更严格

　　美国次级债危机前期，美国的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已处于从高峰下滑的弱势阶段；而中国的试点是在经济持续良好运行的大环境下推出的。

　　美国次级贷款对借款人的信用要求较优惠级贷款低，借款者信用记录较差，因此次级房贷机构面临的风险也天然地更大：瑞银国际(UBS)的研究数据表明，截至2006年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还款违约率高达10.5%，是优惠级贷款市场的7倍。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大量发放给没有良好还款能力的人，本身具有很高风险；而中国的基础资产基本没有不良贷款；中国要求所有参与证券化的银行和中介机构必须对投资者充分披露资产信息，而美国的不少次按支持债券投资者并没有充分知晓到这些不良贷款的真实情况。同时，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国有更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制度。

　　中国需要资产证券化

　　目前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宏观上看，推动资产证券化可以提高增强宏观金融的效率和稳定性；可以推动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融资结构调整；有利于引进外资；可以长远地提高国有银行的整体竞争力。

　　从微观上看，资产证券化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资产的流动性、定价效率和透明度；可以大大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运营状况；给风险偏好大的投资者提供了新的一条投资渠道；有利于支持资本市场中介机构，尤其是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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