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与建设用地的矛盾 　　 　　

　　近年来，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扩张，而建设用地需求的扩张又导致占用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表4)。 　　 　　

我国建设用地的增长情况(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未来城市建设用地的可供数量极其有限。根据完成工业化时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下限和进口与单产提高可能的上限计算，中国在未来25年中必须保障的土地红线是18亿亩耕地。而2006年的耕地保有量为18.27亿亩；再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闲置土地107.9万亩，空闲土地84.2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3.4万亩，三类土地总量为395.6万亩。因此，到2020年，15年内只有3400万～4000万亩之间耕地可转为建设用地，即平均每年200万～300万亩左右。 　　 　　

　　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的供求关系已经严重失衡。据有关部门测算，如果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变(人均133平米)，按照目前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2020年要达到城市化率60%、工业化率70%的目标，所需要的建设用地总量至少达到1亿～2亿亩，而可供建设用地的总量(包括农村建设用地)仅3400万～4000万亩，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缺口。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规定，居住用地通常占建设用地的20%～32%。工业用地一般不超过15%～25%，商业用地5%～15%，道路用地占8%～15%。按照上述比例测算，我国居民用地、工业用地、道路用地、商业用地的需求与可供给量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表5)。 　　 　　

未来15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供求缺口估算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估价 　　 　　 　　

　　作为一个土地比较劣势的国家，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赖以支持的土地“本钱”十分有限，使得土地资源的配置必须“精耕细作”。然而，在综合评估之后，笔者的总体判断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配置仍然是“广种薄收”即粗放利用的。 　　 　　

　　一、土地要素的边际贡献率偏低 　　 　　

　　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我国二三产业劳动的边际贡献率为0.56，资本的边际贡献率为0.51，而土地的边际贡献率仅为0.02。这就意味着在构成二三产业生产总值的要素中，每增加一单位的劳动力，能带来产出增加0.56；每增加一单位的资本，能带来产出增加0.51；每增加一单位的土地，仅能带来产出增加0.02，这说明我国的土地资源是粗放利用的。 　　 　　

　　二、城市土地扩张快于城镇人口增长 　　 　　

　　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是衡量城市用地集约程度的重要指标。从1995～2004年来看，中国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平均为1.78，明显超过了世界公认的合理限度1.2。期间，2002年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最高达到2.89，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明显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表6)。 　　 　　

中国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变化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三、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严重超标 　　 　　

　　建设部2005年重新颁发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国家用地标准的最大区间为60～120(m2/人)。但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建设用地总量在迅猛扩张的同时，人均建设用地也明显“超标”。从表7可见，2004年我国城市市辖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达133.68平方米，超过国家规划用地标准达30%。从典型城市来看，北京、烟台、南京、广州、黄山等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又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 1992年世界著名的十大城市建成区人均占地面积大多数少于我国。开罗31平米、巴黎(中心区)49平米、汉城55平米、东京76平米、雅加达80平米、莫斯科112平米、纽约113平米、新德里152平米、墨西哥城182平米、伦敦229平米。 可见，我国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并不符合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2004年全国部分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四、城市立体化程度低，综合容积率不高 　　 　　

　　城市综合容积率也是衡量土地集约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城市土地处于集约化状态时，城市住宅乃至整个城市的综合容积率就较高，反之，就较低。 　　 　　

　　相比而言，我国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和中小城市用地的潜力相当可观。2005年全国城市建成区平均整体容积率50.58%，明显小于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住房容积率就更为明显。2005年我国住宅容积率为33%，与韩国的100%以上相差甚远。全国各大城市的住宅容积率也偏低(表8)。 　　 　　

我国城市综合容积率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