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北京某医院内一些拿不出学生证的试药者央求医院能给他们体检表格，争取一次试药的机会。（来源：孙旭阳/新京报）

　　作者：孙旭阳 实习生 黄玉浩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他们常年口服、注射那些他们原本并不需要的药物，做上市前的安全测试。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的数量，有人说有数千，有人说上万。其中，在校大学生是试药的主力军。目前，法律对该群体的保障相对较弱。 　　

　　张可掀起衣袖，肘弯处密密麻麻的都是针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吸毒。其实，他只是一个职业试药者。 　　

　　在北京初秋的太阳光下，张可在轻轻地发抖。“身体检查不出问题，就是虚。” 　　

　　张可今年19岁，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上市。这些药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毒性试验后，下一步便要在张可这样的健康受试者身上试验其安全性。之后，才在病人身上试验疗效。行内人称，职业试药者至少有数千人。 　　

　　张可自嘲道，他也是一只“小白鼠”。他之所以愿意做，是因为每试一次药，都有数百直至上万元的酬劳可以拿。这是他的惟一收入来源。 　　

　　假学生参加试药 　　

　　试药时张可不但隐瞒自己嗜好烟酒，他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使用假证试药在业内已不是秘密。 　　

　　9月12日上午7时，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张可笑着对同伴说，“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的。” 　　

　　任欣听到张可的话，扭过头，“你还真别说，我最近发现自己真有点不中，老婆很生气。”任欣是河南人，30来岁，自幼习武，两年前和妻子来北京做试药人。 　　

　　过了8点，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院方只想要大学生，任欣面相较老，又拿不出学生证当即被淘汰。 　　

　　在一名女医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书》。获得体检资格的人，大多看都不看，直接在《知情通知书》上签名。 　　

　　试药者必须签署《知情通知书》，其出自《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但张可却并不认为这份《知情通知书》有什么作用，每次几乎都不看，他说，“想做试药的人很多，你不做，马上有人顶。”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有人说有数千人，也有人说有上万人。 　　

　　“你抽烟吗？”医生问张可。 　　

　　“不吸。”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他的右手手指发黄。 　　

　　“喝酒吗？” 　　

　　“不喝，一点都不喝……” 　　

　　事实上，张可好烟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网吧，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上完网，通常他会喝上两瓶啤酒，再蒙头大睡。 　　

　　“你们不要隐瞒，要对自己负责。”医生边说话，边在张可体检表上各项生活习惯后画着对勾。 　　

　　事实上，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嗜好烟酒，他那张紫红色封皮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用假身份证、假学生证参加试药，在行内已不是秘密。 　　

　　量完血压后，张可去做心电图。等了十来分钟，快轮到他时，一个男医生扶着一个20岁模样的男孩走了进来。 　　

　　“借光，借光，这人情况比较紧急。”医生向大家频频点头示意。 　　

　　“他也是试药的，抗抑郁症的，现在身体反应太激烈了，需要观察。”医生说。 　　

　　等待做心电图的试药者都看着这男孩，说不出话。 　　

　　“带头大哥”控制北京试药信息？ 　　

　　据说，北京试药业是由五六个大中介掌握试药信息，他们收取医院的报酬，同时试药者也要交付一定费用给他们。 　　

　　张可原本是来北京创业的，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成为一名职业试药者。 　　

　　两年前，张可从高一退学，带了一万多元，离开浙江桐庐来到北京，和一些同龄人筹办快递公司。不到半个月，公司关张。迷惘中，张可迷上了网吧。期间，一名网友介绍他走上了试药路。 　　

　　自从认识文飞后，张可才知道，试药业原来是由不同等级的中介组成的一个网状形态。 　　

　　文飞是一名中介。他打个电话，就能喊来十几个试药者。毕业于北京一所二流大学的他做试药中介已近两年。他自称自己只能算中介链中的低端。 　　

　　文飞说，在他上面还有“带头大哥”，也就是试药业的大中介。这些“带头大哥”在多家医院拿下试药代理权后，向文飞这样的小弟，发布试药信息，再由文飞等小中介负责找人。 　　

　　文飞和其他试药者一致透露，北京试药行业是由五六个这样的“带头大哥”组织而成。经常接近这些“带头大哥”的文飞说，“一般的三甲医院，没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费用，是不行的。” 　　

　　“医院一般不许大中介向下线索要中介费。”文飞说，因为医院会给大中介报酬，每找来一试药者，“带头大哥”可获得数十元。 　　

　　而事实上，除了医院支付的报酬，“带头大哥”还会向文飞这类的小中介收钱。文飞在向试药者提供信息后，一般收取试药报酬20%的费用，并将其中一半上交给“带头大哥”。 　　

　　“但我自己试药就可以不用支付给任何报酬了。”文飞一边做着中介，一边自己也进行试药。 　　

　　张可是文飞下面的小弟。张可试药久了，也以此方法向其他刚入门的同行介绍信息，并抽取20%的报酬。于是，试药链的环节就这样一节节地形成了。 　　

　　但北京医院方面否认试药信息是通过中介发布。 　　

　　9月12日，记者根据张可提供的信息，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的某医院，以试药人的身份，参加了一次体检。 　　

　　在体检之前，张可低声告诉记者，医院会询问是否经中介介绍而来，“你就说，是同学在附近学医，对你透露的。否则就会失去试药机会。” 　　

　　当记者向该医院一位试药现场负责人询问此事时，他说，该试验室拒绝中介发布试药信息，但对于试药信息如何披露，这位负责人不做说明。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将信息委托给了大中介。像协和医院的试药招人，便是由医院工作人员直接与每个试药人联系，杜绝了中介赖以敛财的可能。 　　

　　文飞说，但这样的医院，目前少之又少。 　　

　　试药业的灰色江湖 　　

　　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带头大哥”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出现试药纠纷时他们还会用武力摆平。 　　

　　文飞的“带头大哥”姓张，掌握着北京多家医院的试药信息。 　　

　　对于这些“带头大哥”所具有的能量，记者接触到的试药者都这样描述：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 　　

　　“如果没有中介，你自己即使知道试药信息，体检通过了，大多时候还是进不去。”试药者顾某说。 　　

　　在这些“带头大哥”之间有着不成文的协定，一家医院通常由一名“带头大哥”负责。而文飞等小中介在不侵害自己上线“大哥”的利益时，可以为其他“大哥”找人试药。 　　

　　去年冬天，文飞因经验不足而踩了界。他找到两人去试药。但他们告知已答应去另一个“大哥”负责的医院进行试药。文飞便承诺少收他们的回扣，将两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