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文飞接到恐吓电话。并在之后的一个黄昏，一群男青年于路边拦下文飞，对他拳打脚踢。当文飞抄起一块砖头后，对方才散去。 　　

　　最近的一场冲突更在行内引起轩然大波。8月，海淀区某知名大学医学部附属的实验室内，几名试药者发现自己交了20%的中介费，而其他人只交10%，就找介绍自己的试药者去理论。 　　

　　发生争执后，试药者殴打了中介。被殴的中介又联系“带头大哥”，报复了那几个试药者。此后这样的报复性殴斗又各轮番进行了一次。 　　

　　那天，在实验室里共发生了四次殴斗。试药者们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跑。结果，医院只好停止试药工作，并与之前合作的“带头大哥”解除了合作关系。 　　

　　这家医院试药机会很多，文飞说，他的“大哥”张某就想和这家医院有业务联系，但生怕和退出的那位大哥起冲突，所以一直没有进展。 　　

　　“这些药里有我的贡献” 　　

　　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副作用最大，酬劳也最高，有时可拿到1万多元报酬，最便宜的则只有300元。 　　

　　自己究竟试了多少次药，张可也不记得了。试药的副作用，在他的回忆中，就是头晕和恶心。张可说，“头就像大了一圈，想东西想不起来，想问题越想越乱。” 　　

　　“还有就是恶心，”张可说，医院配的专用餐吃下去，就像一只猫在胃里，又像一块石头一样窝在里面不消化。 　　

　　在北京市各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都必须通过药监部门的药检，其疗效和安全性都超过了80%。但试药毕竟是个危险的行当。张可常常梦见在惨白的病房中接受抢救，惊醒后，是一阵接一阵的心悸。 　　

　　今年年初，张可试了一种胃药。当时，一个病房的人服药后都上吐下泄，胃部剧痛和痉挛，他们在床上缩成一团。 　　

　　“医生说这个很正常，为了拿到试验数据，我们还得继续服药，吃饭。不能退出，退出的话，医院想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太不划算。” 　　

　　入行比张可早的文飞经历了更恐怖的试药体验。前几个月，他在海淀区某医院试验一种降血压药。当针剂打入体内后，11个健康受试者的低压很快降到50左右，4个马上被抬去抢救，剩下的留待观察。 　　

　　行内都知道，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副作用最大，酬劳也最高。有时候，住院试药半个月，就可以拿到1万多元。也有最便宜的，打一针，十分种内看一下皮肤的反应，给你300元。 　　

　　有的“大活儿”钱再多，张可一般也不敢去接，“我才19岁，还没结婚，我要为以后考虑。” 　　

　　文飞也有自己的原则，每次试药时，他都会认真看知情书，只要副作用伤害大脑和性功能的，他坚决不做。 　　

　　今年三四月份，文飞有个试药机会：利用微创技术，将一块芯片放入胃部检测数据，一个星期给一万多元。“我马上就说不干，我身体是父母给的，不能这样折腾。” 　　

　　试药久了，文飞对如何了解药的毒性大小有了自己的心得。他设计一套公式来计算毒性指数，“用酬劳除以天数，得出的数字越大，风险也越大。” 　　

　　从张可试药之后，他每次去药店都会有种奇异的感觉。“我看到一个柜台的药，就会想这些药要多少人试，眼前会出现密密麻麻的人，一间又一间的病房。这些药里也有我做出的贡献。”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按照规定，每次试药需间隔三个月，而职业试药人至少一个月试一次，出于自卑，他们也不会在业内交上朋友。 　　

　　做了中介之后，文飞发现，在校大学生成为目前试药的主力军。文飞多次在试药过程中遇到在校生，他们有的为了补贴生活，有的为了挣钱给自己充电，甚至有的仅仅为给女朋友买部最新款的手机。“他们多是因为贫穷。” 　　

　　安徽省药监部门一位官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中国，参与I期试药的人群目前主要有三类，一是学生人群，二是医护人员，三是无业者。其中，大学生群体是最理想的优质试药人，身体情况、文化素养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佳，做药物试验时会首先考虑从这部分人群中选择志愿者。 　　

　　在一次试药体检现场，记者看到数名30多岁模样的男子，冒充学生前来试药。他们手里拿着20多岁的身份证和学生证。在被院方识破淘汰后，一位男子告诉记者，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村，是借来的证件，试药为了挣钱回家盖房子。 　　

　　按照有关规定，在三个月内参加过试药的人，不能再参加下一次试药。但对于职业试药人来说，这样的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生活之需。他们至少一个月试一次药。 　　

　　有时候，医生会告诉大家，职业试药不是个好事儿。“试药对肝肾功能影响最大，各种药物作用是会累积的，到一定年限，就会爆发。” 　　

　　文飞试药的频率属于中等，一年试十次左右，再做个小中介，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元的收入。但他是个“月光族”，经常边数着仅存的零钱，边打听新的试药信息。 　　

　　在这行，文飞说，他也不会再交什么朋友。“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干这行。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让任何知道我真实姓名和家乡的人，知道我在做这个。” 　　

　　亟待健全试药法规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的“规范”不具强制作用。 　　

　　“自从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后，试药就一直没有停止。”龚拥军，南京建康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因代理江苏省首起人体试药案，之后常在医疗和药监领域办案。 　　

　　上世纪80年代，龚拥军还在医学院校读书的时候，就做为健康受试者，参加过试药。“我们学医的，都把这样的机会当做为科学献身，从来没有人想过以此牟利。” 　　

　　但随着大量新药的上市，试药人不像先前那样容易寻找，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职业试药人。 　　

　　龚拥军和北京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志华都表示，中国需要更详细健全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试药者的自身权益，以及对该行业的监管。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我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只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龚拥军说。 　　

　　而在西方，对试药人的保护法律非常健全。以美国为例，新药平均研发费用为9亿美元，其中人体实验环节就占了40%。而且，医药公司必须签订保险合同，不但要为受试者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日后产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险范围内。 　　

　　龚拥军说，“因为，国外医药公司在中国试药，其数据有时候在其本国国内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中国更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 　　

　　对于法律空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负责人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药监部门只能核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试药资格，并对试药项目进行批准和备案，“对试药过程的监管，应该由卫生部门负责。” 　　

　　“反对把试药当职业” 　　

　　龚拥军认为，“试药并不可怕，但以试药为职业，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龚拥军认为，职业试药人跟以前的“职业卖血人”很类似，都是以明天的健康换今天的钱，“我反对把试药当职业”。 　　

　　陈志华和龚拥军都认为，政府应该从第三方介入，来保护临床试药者的利益。尤其是健康受试者，为了赚钱，面对医院更为弱势。“国家不能坐视一群年轻人以试药为生。” 　　

　　但医学的发展，又离不开健康人体的试药。龚拥军认为，遵循医学常识的“试药并不可怕”，但“以试药为职业，就在拿生命开玩笑。” 　　

　　龚拥军建议，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建立试药人数据库，严格身份核查等手段，杜绝职业试药人这个灰色的群体。 　　

　　目前，试药人张可住在通州梨园地铁站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内，月租150元。他觉得自己没文化，又不想去打工，“出力气一个月赚不到一千，还不及试次药赚得多。” 　　

　　但是他也害怕。害怕拿到试药酬劳，在跨出医院大门后一头栽倒，可能就没人管了。每天夜里睡觉，他会想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于是，在不上网的日子，他会换上球鞋，走上地面，在人行道上跑步锻炼，“运动能安慰一下自己”。 　　

　　(文中试药者姓名皆为化名) 　　

　　□本报记者 孙旭阳 实习生 黄玉浩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