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汉城市圈对突破“行政区经济”的启示

　　由于“行政区”在较长的范围内固定，使“行政区经济”特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稳定结构态势，从而对经济的影响也是长期的。这就使“行政区经济”成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基本依赖途径，从而成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难点所在。与我国率先形成的发展区域进行比较，这一点尤其令人关注。

　　其一，与我国最早出现的增长极——广东沿海比较。“珠三角”无疑是我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排头兵作用。但是，其在突破行政区经济局限方面却难以起到示范作用——它仅仅是一个市域经济发展的例子。深圳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它有着较少的行政纠葛和行政利益冲突，从而较好地利用了各方面优惠政策，短期内取得了突破。

　　其二，我国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长三角”，也是一个重要的例子。“长三角”正朝着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但是，由于“长三角”两省一市存在的多方面行政矛盾，“行政区经济”困扰也是明显的。行政区经济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区域经济，成为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地方政府对其辖区的经济干预作用使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太湖蓝藻事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统一协调的难度。“长三角”区域存在的行政体还仅仅是较少的个数，在中部六省多个行政区范围内，其同一战略格局部署和实施将会更加困难。

　　其三，成渝经济区的分分合合。1997年3月，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出来，设立我国第四个直辖市。目前是充分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作用，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但在2007年6月，10年之后，成渝经济区却成为一个整体被称为又一个“新特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促成川渝省际间的两地经济合作。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内在的原因仍然在于行政体制的矛盾。川渝分治10年，行政上各自为政、互不相让矛盾加剧——经济资源的非理性争夺远多于合作。成渝两地的这种行政竞争结果是一种“零和博弈”。因此要解决竞争与合作问题，就要解决川渝两地这种跨行政分治问题，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是中央政府介入，重新成为行政一体化组织。

　　十七大首次把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等国家战略摆在同一位置，“中部崛起”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部地区应该尽快打破行政藩篱，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信息交流更加通畅，基础设施更快形成网络。综合我国传统的区域经济实践看，武汉城市圈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有着重要启示：

　　第一、地区政府行政的制度创新。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是十七大报告的一大新意。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是一个广大的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对地方政府行政制度和行政区经济模式进行改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区域的一体化，而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体制的一体化。针对中部崛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要求，中部六省应该联合起来承接中央的政策。这就对中部六省政府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方政府要想承担起区域整合和区域协调的重任，其自身行为就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创新的内容主要有：建立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机制，抑制地方政府的自我封闭性和自我膨胀性；建立区域政府对话和协商机制，地方政府一把手之间，产业部门之间必须建立定期的对话和协商制度。目前，中部各省纷纷举行有关中部崛起的论坛，但政府间合作和对话没有实质性进展，必须在地区政府行政体制上改革创新。政府行政变革促进地区经济形成内生机制，从而降低行政区经济的行政摩擦，寻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思路。

　　第二、重视武汉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极点”地位。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必须在区域内部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点。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或有活力的快速发展的地区产业，通过它的迅速增长产生的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和其他地区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最终影响。湖北武汉地处中部的“中部”，是中部第一大市，最具有地区经济增长“极点”的条件，以此极点为依托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部地区要正确认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极差，关注区域经济“极点”，积极对接，以更好地发挥“极点”辐射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