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十年:改变中国财富观念


胡润

胡润(资料图)


  本报记者 邓心

  25岁来到中国、在上海滩东闯西荡搞不出名堂的胡润,一开始也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但他的确不像个保守的英国绅士,如果不是安达信突然给了他一个到上海工作的机会,那么25岁的他应该已经向安达信递交了辞呈,开始做英国的个体户了。

  “中国大陆富豪榜”的编制对胡润来说是个偶然的灵感,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对于不露富的中国富裕阶层来说,给他们排个座次是个出人意料的创意。这之后对于财富的议论,对于原罪的声讨,以及上榜富豪的纷纷落马……几年来榜单经济始终在公众极度关注的风口浪尖上。对于他所抓住的难得的商业机会,胡润腼腆地总结:“自己之所以达到今天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有一点战略眼光,有一点胆子,有一点说服能力,有一点执着,有一点运气。”

  尽管有人对这场“秀”嗤之以鼻,但在风起云涌、快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一个财富梦想,就是让公众多了一种进取、向上、奋斗的动力,“制榜个体户”胡润对时代和社会作出的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此。

  《财经时报》:你以往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评价企业家的贡献为主要内容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些年在中国的工作,为中国社会贡献了什么?

  胡润:我用百富榜记录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他们就像是参加财富奥运会的选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故事,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财富奥运会中去。你问我的工作为中国社会贡献了什么,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2008年将是百富榜十周年。1999年,第一个百富榜只有50位企业家上榜,而今年10月份刚发布过的第9个百富榜,也就是“2007百富榜”,有800位企业家上榜……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走进公众的视野。这本身就很令人兴奋。

  在以前财富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制榜的工作非常困难,争议也很多。现在随着相关信息的公开披露,富豪财富的阳光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趋势也给我们的富豪榜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所以百富榜很幸运地见证了中国经济整体环境的变革。

  《财经时报》:在中国,“百富榜”受关注的程度很高,但你并不希望自己的产品最终成为一个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你认为它的价值在哪里?

  胡润:我希望“百富榜”成为企业和金融界的一种参考工具。从1990年第一次来中国学习,到1997年开始在上海工作,每一次与老家朋友聊天时,他们都会问我,中国怎样?我认为,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状态。外国人都喜欢听有钱人的故事,他们也有本国富豪排行榜的榜单,而当时中国还没有。于是我想,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吧!

  尽管1999年《福布斯》用英文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大陆富豪榜”,当时国内没什么人知道,但对于那些迫切想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外国人来说,让中国富人暴露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来了一场“称斤论两”绝对是件很刺激的事。这个榜单让一些中国企业家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工作,也了解中国的发展。

  福布斯刊登出来以后,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反响,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红色资本家的事让他们很震惊,国际上很多媒体都做了很大的篇幅的报道。我收到好多Email,其中有微软的一个副总,他邀请我到微软去,他说:“咱们坐一块儿讨论一下这种调研结果。”

  《财经时报》:在中国,人们习惯于“不露富”,排行榜显然挑战了人们的这一习惯,作为中国最早的制榜人,你感觉中国人在财富观念上有什么样的转变?

  胡润:1999年开始做排行榜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一位富豪。现在上榜的富豪95%都和我们有过面对面的沟通。

  最初我们做这张排行榜的工序更像是在干一件体力活,那个时候没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没有那么多财经报纸,大多数时间,我和我的伙伴们都窝在上海图书馆,通过阅读大量的党报,寻找中国最有钱的人。比如克林顿来华,和哪家企业主握过手,这些都是我寻找中国富豪的线索。

  折腾了几个月后,我们好不容易拿出了一份有50人的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最初受到的阻力不大,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有的企业甚至把自己属于机密的数据材料也传真给我。不过,在2001年福布斯杂志有了中文版之后,富豪榜掀起巨大的反响,这让很多富豪感觉到承受不起。张茵就直接让律师打来电话,警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富豪榜。但是到了2006年,对于自己被再次排上榜,她不但不生气,而且亲自打来电话,表示问候。

  其实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他们还创造了许多新的岗位,并且纳税。他们的创业精神鼓励了更多人,唤醒了民众的获利意识。这在现在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观点,但在几年之前,环境完全不是这样。

  《财经时报》:你和这些上榜富豪几乎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如果让你总结一下中国的富豪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你认为他们在哪些方面是相似的?

  胡润: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企业家大部分都是第一代,是创业的人。现在的富豪25年前只是一个穷人,25年之后,他们成了有钱人,他们的观念、处事方法以及他们对朋友、合作伙伴、家庭成员、同事的看法都要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影响。

  英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从400多年前就开始出现,美国第一代企业家从1850年后开始出现,这些国家有的企业家都已经是第四代或第五代啦。白手起家的人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肯定是不同的。

  我们做过一项关于中国企业家成功品质的调查,中国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把诚信放在第一位。而在已经成功的企业家认为最重要的品质和3000名正创业的网友认为最重要的品质对比中,成功的企业家都把务实放在非常靠前的位置,而正在创业的人却把务实放在很靠后的位置。

  《财经时报》:其实百富榜能够吸引这么多关注的目光,跟其成长过程中上榜富豪的“坠马”也不无关系,甚至有一段时间百富榜被人们称为“黑名单”,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阳光财富”的关注,这是否也是百富榜对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

  胡润:这是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这不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在13亿人口里,财富能排前几百位的人本身就很了不起,值得受到关注。对于出问题的富豪,我们公布他的个人财富是没有错的,只是后来大家发现了他第一桶金的来源不合法。富商出事是他的企业本来就有问题,而不是因为上了胡润百富榜,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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