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琳达-盖茨：从幕后走向台前

　　投身慈善事业

　　“感谢生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梅琳达·盖茨

　　“是的，我们是那种能够一边在海滩散步，一边愉快地聊天的夫妻。”比尔骄傲地说。他坐在微软的办公室扶椅上，前后摇动着——梅琳达到现在也没能让他改掉这个老毛病。

　　“梅琳达比你认识的99%的人都博学多闻。”他说。审阅捐款申请的时候(他们的基金会每年会收到大约6000份申请，只有金额在4000万美元以上的申请，他们才会亲自做决定)，这对夫妻通常会一起研究，然后在散步的时候进行讨论。他们不会拿着材料进行讨论，就像梅琳达说的：“你必须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脑子里，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两年前，他和盖茨夫妇一起去了非洲，他和比尔“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我们表现出我们对那些问题有多么了解，也提出了一些很到位的问题。而梅琳达则一直耐心地坐着。我们说完以后，她站起来，问道：‘在教育问题上你们是怎么做的？在疾病预防方面你们又是怎么做的？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安全套？’”两个比尔都蔫了。“梅琳达证明了，在必要的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强悍。”克林顿说。

　　梅琳达曾经拉着一个穿着脏短裤的艾滋病小孩，在一旁的丈夫流露出了明显的同情。然而，显然还是她的情感显得更自然。

　　她的密友，惠普和微软的前高层、现在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合伙人夏洛特·葛门(Charlotte Guyman)，回忆起2004年他们在加尔各答的一次旅行。一天，梅琳达必须去参加基金会的一个会议，葛门和同行的其他人在“特雷莎修女护理之家”呆了半天。一个身患艾滋和肺结核病的骨瘦如柴的年轻女人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没人能逃开那个女人诅咒般的逼视。

　　第二天，梅琳达去了。“梅琳达走进来，停住，径直向那个女人走去。”葛门回忆说，“她推来一把椅子，拉起那个女人的手。那个女人不再盯着她看了。然后梅琳达说：‘你得了艾滋病，这不是你的错。’她又重复了一遍：‘这不是你的错。’眼泪顺着那个女人的脸颊流了下来。”这件事让葛门十分难忘，“梅琳达跟她坐在一起，这一刻就好像是永恒。”

　　亲眼目睹这一切，使盖茨夫妇决定把更多的钱花在诸如避孕套和杀菌剂(胶状无味，用于女性阴道)这样的“干预措施”上。在疫苗被研制出来之前，这些东西可以防止疾病和死亡的降临。因为艾滋病正在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中蔓延，所以对于推行这种不符合天主教传统的干预计划，常去教堂的梅琳达并不感到罪恶。“避孕套可以挽救生命。”她说。

　　“如果你是成功的，那应该是因为某人在某时某处，给了你生命，或者帮你出了个主意，帮你选对了方向。记得感谢生活，记得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就像你自己获得帮助一样。”1982年，在乌尔苏拉学院的告别演说上，梅琳达·盖茨这样说道。

　　广泛合作

　　他二十年前主导了微软的反托拉斯诉讼，今天却是盖茨的合作伙伴。

　　尽管盖茨基金会越来越大，但梅琳达认为，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伙伴。她说：“我们的钱袋还很小。美国卫生研究所的预算是290亿美元，加利福尼亚州一年的投入是600亿美元。如果我们把钱花在这上面，整个基金会立刻就空了。”所以，盖茨基金会与包括洛克菲勒、迈克尔-苏珊·戴尔(Michael and Susan Dell)、赫莱特(Hewlett)在内的其他几家慈善机构结成了同盟，并与葛兰素史克(Glaxo Smith Kline)和宝洁(Procter & Gamble)等公司在许多计划中进行了合作。

　　收效最大的是，盖茨基金会捐款15亿美元，促成了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的建立。在17个政府和欧盟的帮助下，GAVI向全球最穷的70个国家的1.38亿名儿童分发了疫苗(包括破伤风、B型肝炎和黄热病疫苗)。在GAVI的努力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免疫率得到全线提升，超过两百万名儿童因此逃离了死神的魔爪。

　　梅琳达婚后常常在西雅图的几所学校做义工。她意识到“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她和比尔决定推动广泛的教育改革，重点集中在中学。那时，美国只有70%的九年级学生能够按时从高中毕业，他们的教育改革进行得十分艰难。

　　梅琳达承认，刚开始他和比尔都很天真。“我觉得，只要有足够多的学校这样做，其他学校就会说：‘我们也这么做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建1000所学校，但是现行的体利会使它们全都关门大吉。”在丹佛，甚至在盖茨的大本营西雅图，他们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很多努力，都因为缺乏共识或者领导权而付之东流。

　　所以，现在盖茨夫妇与1800所高校共同合作，并且竭尽所能与校长、市长和学校主管部门结盟。“必须一步一步来。”梅琳达说。

　　他们的钱在纽约收到了成效，盖茨夫妇在这里的合作伙伴是乔伊·克莱恩。二十年前，正是乔伊主持了政府对微软的反托拉斯诉讼，而现在，他在纽约主管公立学校。克莱恩对于他们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合作满怀信心，他把这个教育改革计划称作“比尔的礼物”。

　　比尔也说，把钱给他以前的敌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梅琳达说她不愿再回忆那些充满压力的日子。不过，显然是她帮助丈夫与克莱恩重新交好并共同合作。“对比尔来说，这是件大事。”她说，“比尔看得很远。”

　　巴菲特评论道：“当比尔捐赠5000万美元给乔伊·克莱恩管理下的纽约公立学校时，我想，这家伙做事完全应对自如了。”

　　巴菲特的礼物

　　“糟了！你知道把别人的钱送出去的责任有多重吗？”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合伙人——巴菲特，盖茨基金会的资金变得更加宽裕了。

　　巴菲特本来打算，死之前决不放弃他的财产。使他改变想法的，是2004年他妻子苏西的死。2006年春天，左思右想之后，他终于把他的新想法告诉了比尔。比尔回家后把这消息告诉了梅琳达，他们一起出去走了很久很久，都哭了。梅琳达回忆：“我们跟对方说：‘糟了！你知道把别人的钱送出去的责任有多重吗？’”

　　对于帮他送钱的盖茨夫妇，巴菲特只嘱咐了一句：“继续集中注意力。”他相信盖茨夫妇就是“最佳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是慈善专家，也因为他把自己和前妻的影子寄托在了在盖茨和梅琳达身上。“比尔是个笨人，他总是很偏执，但是和梅琳达在一起，他就不那么偏执了，”他说，“苏西也让我变得不那么偏执。”

　　或许因为这点，比尔在谈到巴菲特的捐款时特别有感触：“沃伦知道，我拥有梅琳达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这让他回忆起和苏西在一起的日子，想知道和苏西一起做慈善是什么感觉。”

　　比尔和梅琳达的机构现在已经有五百名员工，两年内，规模还可能扩大一倍。比尔现在打算花更多的时间，与科学家和学者在一起，探讨教育科学，还打算继续动员不愿为发展中国家研制疫苗的药物公司。“没有人去敦促他们。我很自然地就去做了。”而梅琳达则专注于人类和文化。

　　一些批评盖茨基金会的人说，只有与盖茨夫妇非常近的管理层才有决定权。梅琳达说，她希望推进机构的决策机制。被问到那些对盖茨基金会官僚作风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时，她回答：“确实有点儿。”不过，她又说：“几年前我们因为捐款决策迅速而广受赞誉。这些捐款去得很及时，但是它们并非全部得到了最有效的应用。我们宁可变得更系统化，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