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十问

　　文/张晓峰

　　2007年利润接近1万亿元，使央企获得一大堆溢美之词。国资委将之解读为“改革、竞争、责任，三大‘引擎’拉动中央企业利润增长”。《人民日报》的文章认为，国有企业正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出色的盈利能力——2007年，152家央企预计实现利润接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强大的竞争力——16家央企跻身世界500强，其中不乏宝钢、中建这样的竞争性行业企业；先进的组织结构——近70%的央企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完善。

　　的确如是，还是一美遮百丑？

　　利润“狂奔”，是否具备势能？

　　数据显示，被誉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的有152家央企，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央企所占比例为20%至25%。“盈利大户”的分布，已由石油石化、电力、电信扩大到船舶、汽车、航运、冶金等行业。

　　保值增值都得以实现，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账单。只是这样的佳绩有多少市场的含金量？科学的判断建立在全面、客观、理性、历史的视角基础上，在看似可观的增量面前，姑且不忙庆祝，我们倒是要通过结构化地分析看看近年来央企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的利润是否值得我们为之惊叹？

　　资源类价位推动 国际油价在2008年初突破100美元大关。据由中国石油（爱股,行情,资讯）和化学工业协会最近对外公开发布的《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运行》白皮书预计，2007年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利润将超5000亿。而资源驱动型企业本来就是和拥有的资源数量与质量、资源的价位密切相关的，这是与国际油价同步的，并非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智力资本价值有什么突破性变化。

　　扩张式增长效应 央企的投资冲动持续释放，部分企业过分依赖负债扩大规模，通过银行贷款扩大经营规模，短贷长投，加大了财务风险。甚至有央企违规投资股市、进入期货交易。非但如此，钢材、水泥、火电、电解铝等行业、产业的结构与规模整合，其最终受益者直指央企。

　　利润的不可持续性 国资委承认，部分企业集团内部发展不均衡，利润集中于少数的子公司；而利润增加的同时，节能压力却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海尔的张瑞敏指出，我们过去这30年的成功，靠的是中国机遇而不是靠自身管理的真功夫，“台风来了，猪都会飞”。

　　新会计准则实施 在新准则下，公司通过债务减免或重组所获收益计作当期营业外收入而进入利润表，成为利润来源。据有关专家测算，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导致2007年上半年中报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70%。

　　诚信失衡与报表粉饰 据我所知，某家央企的分公司，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潜亏近20个亿，寅吃卯粮吧，只要我任期内报表做得漂亮。由此推断，潜亏决不是个案，利润也未必没有虚增的嫌疑。

　　资源“裸奔”，耽于政绩驱动？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谈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时曾讲到，在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方面，没有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比得上中国。中国在2005年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令人瞪目：铝50%、铁矿石84%、钢材108%、水泥115%、锌120%、铜307%，而镍更是超越了307%的增长水平。

　　GDP增长的背后是政府难以遏制对能源的庞大需求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目前也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为维护国内成品油市场供应和平稳运行，商务部不得不要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建立成品油市场应急预警方案，有效处置突发事件。

　　如果仅仅应付公共突发事件也就罢了，更值得担忧的是对整个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的持续影响。按国际通常标准，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搭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美国通过美元贬值逃避原油战略储备的价格风险，更有效地调节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所以，中国靠高消耗、高污染、人为压低民众收益的增长方式，使得世界颇多国家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而承担灾难的只有中国的普通民众。

　　庞大消耗量的背后是无节制的浪费 新华社专稿《陕北一央企：采6000万吨煤，消耗资源6亿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央企面对资源的穷奢极侈：一家央企在陕北开采的号称“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煤矿，产煤不足6000万吨，而其所消耗的煤炭资源量高达6亿吨！盲目追求现代化、大型化、综合开采，使一些企业走入误区，同时造成了资源回采率大幅降低。文章同时质问我国到底有多少煤炭资源可开采？现已探明的有多少？每年消耗的资源量有多少？可采的年限有多少？各类企业真实的资源回收率有多少？

　　资源“裸奔”背后最大的推手是政绩驱动 央企“成长”的背后不是价值驱动、创新驱动、客户驱动，主要是资源驱动、政绩驱动。由于政绩驱动的战略性思考缺失，你就不能怪罪为什么国企领导对追逐当前收益的推崇备至。

　　对国资委来说，它本身也是国务院行政管理链条中的一个节点，也要承担与其自身角色相关的责任，所不同的是管理对象、管理内容不同而已。

　　亏损与闲置，究竟谁来埋单？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2005年，非金融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5%的同时，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026亿元(与央企当年增创的利润相仿)，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汽车、化工、电子等规模较大的行业利润率下降明显，对整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同时，近年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和铜冶炼等行业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产能集中释放，出现产能过剩效应。2005年初统计还表明，全国有1828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需要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46%，累计亏损额1221亿元，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1730亿元。

　　在国企面临危机时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助，国企破产、亏损、改制、分流、职工下岗的大量的改革成本与发展资金都要财政埋单，怪现象久而久之就成为惯例。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就此质疑，国家投资建立国企的目的是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扩大公共财政，在现代市场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去建一个不能给社会和全民带来任何利益的国有企业；对于某些亏损严重的企业，应该让其退出市场。

　　同时，不能忽视另外一个事实：于2005年底举行的国有资产产权改制研讨会上，国资委研究中心李保民透露，在近12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中，大约有1/3的国有资本正常运转，约有1/3情况不清，约有1/3闲置浪费。

　　亏损本身并不可怕，但巨额资产的长期闲置是无法原谅的。由此看来，国有资产配置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4万亿元闲置浪费资产相当于2004年我国GDP现价总量(修正后)的1/4强。如果加上“情况不清”的4万亿元资产，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攘外，必先安内？

　　垄断的坚冰造就国内垄断的大象 诸多央企都有着行政或资源性垄断的特征。众所周知，中国电信的拆分、中石化中石油南北而治、发电与电网拆分、国家电网同南方电网的南北分治，这些经过所谓拆分的市场，其实仍然是一种央企、国有资产的“割据”，并未改变“竞争”的性质。仅有的一点竞争，也是很不充分的。截至目前，央企承担着我国近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所有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占50%多，民航运输周转量约占80%，水运货物周转量占89%，汽车产量占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60%。明显地，电信、通讯行业的几近暴利，是垄断最好的注脚，而不是如国资委所说是“竞争”的结果。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如果央企的垄断仍然来自于行政、计划，而不是自身的创新、能力等智力资本因素使然，则无法让人心生敬意。

　　层层构筑进入壁垒 尽管原油的价位与进口量的居高不下已对整个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带来持续影响；尽管民营油企联合发起上书，向国务院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郑重提出“藏油于民”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建议；也尽管美、日、德、韩石油储备都有商业石油公司、民间组织机构的参与，但是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石油储备与经营几乎依然是国企的独角戏。妨碍竞争的直接结果是低效率，这几乎已经完全违背了商业的逻辑。

　　价格战肉搏的一损俱损 国内企业往往眼睛向内，忙于低水平的价格战，导致全行业利润明显下滑。部分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正面临空前的技术更新危机。

　　“内战内行”的数一数二 耽于国内的数一数二，沉浸在垄断利润的虚幻光环，缺乏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就难以造就一大批有全球化视野、善于战略性思考、关注未来布局、有卓越领导力的企业家群体。价值提升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