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十问
全球整合,谁具备实力?
2006年,IBM董事会主席和CEO塞缪尔·帕米萨诺提出“全球整合企业”,它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一种为追求新的目标而改革其战略、管理和经营业务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生产和价值交付。
无论从全球化思维和意识,到对全球整合的认识与把握,再到自身的能力与努力,央企的全球化博弈前景都令人堪忧。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居伊·德·容凯尔分析道,迄今为止,中国产业的对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出于生存自保或发掘规模效应。由于集中于低成本装配,同时严重依赖进口部件和技术,中国的制造商无法通过创新和转向高端市场轻松作出回应。中国企业缺乏跨境完成品牌推广、营销和产品创新与现有业务顺利整合任务的传统。文章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一直不太愿意在全球舞台上表现,除了国家控股的能源企业以外,多数中国企业不是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对管理海外资产心存担忧。
与主要的直接竞争对手——国外跨国公司相比,央企在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更是非常明显,企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依赖进口、知识产权受制于人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专利,我们一些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自主创新,地位是否相称?
技术与创新是价值的关键驱动要素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就是市场,就是利润,就是核心竞争力。
但是,两个数据不能不令我们震撼。一是中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另一个是中国创新的转化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三。
总体上来说,我国的企业创新力不足、创新投入不够、创新氛围不浓厚、创新机制不健全,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核心技术、缺乏知名品牌,是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企业未曾顾及知识产权战略也是国内企业的现状,而资源、环境、生态的约束在不断加大。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仅40%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央企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样无法让人乐观,国资委知识产权工作会议透露(黄淑和: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努力提高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央企知识产权工作的总体水平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是对知识产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据调查,目前仅有7.9%的央企制定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规划。不少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工作的有效机制和相应的保障措施;
●二是企业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工作相脱节;
●三是企业知识产权应用能力还比较弱。有些企业专利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不高;
●四是企业在知名品牌创建上还有较大差距;
●五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有待完善;
●六是企业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一些企业不熟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面对知识产权纠纷,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有1/3的央企在专利被侵权、商标被仿冒时,未采取任何措施。
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智力资本管理?
企业的智力资本是企业中所有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的知识、能力和关系的总和,亦即本身具有价值并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企业所特有的核心能力。一般来说,把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三部分,它包括流程与业务模式、客户资源、组织结构、制度文化、知识产权、人力及创新力培养方式等。智力资本管理就是透过持续、发展、竞争力、基业长青等笼统概念的背后,来探析更细化、更根本、更便于把握与操作、更有穿透力的要素与路径。
企业未来的竞争是能力的竞争,创新与知识产权的竞争,是智力资本的竞争。竞争力最核心地体现于企业在自身价值网节点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资金、土地自身不会增值和带来价值回报。只有与智力资本这个能动要素结合,进行配置、组合、拼组、调适,其价值才存在显现、增值的可能性。智力资本管理是企业管理者的必修课,是下一个阶段的管理重点和管理基本功。不清楚智力资本与价值、持续的关系,央企的管理与治理就成了无本之木。
权贵企业,与民争利?
为什么越来越大的央企却越来越难以受人尊敬?
按照国家经济安全论,的确需要控制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但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些垄断性企业往往处于亏损或者微利润阶段,但在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据国资委数据显示,国企总资产从1998年的13.5万亿增加到2006年的29万亿,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12000亿元。政府还给予了央企特殊的关爱,比如为他们打开资本市场绿色通道,比如让他们拥有资源独占权。中国国企的数量虽然越来越少,拥有的资源和利润却越来越多,享有了廉价的社会资源以垄断经营的方式发展起来,在竞争性市场上处处出击。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深化中央企业改革”课题组发布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报告认为,“不论是国有资本要保持‘绝对控制力’的七大行业,还是要保持‘较强控制力’九大行业,大都是第二产业中的主要行业,遍布非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领域,中央企业分布面仍然过宽。”这种行业分布,导致国企以盈利能力强为理由盲目扩张,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利用政府背景瓜分市场份额,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并培养出特殊利益集团,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全民福利。另外,央企垄断集中度逐步增强,造成国民经济对其依存度提高,亦加大了经济运行风险。
秋风在发表于《经济导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现实是痛苦的:最有利可图的市场是高度封闭的,要进入市场,就需要打通权力关节;最重要的要素,如土地、信贷资金,是由政府控制的,要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寻求官员们的支援;政府的种种监管规章与监管机构天然地偏向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家必须支付监管资金,换来监管机构的“豁免”,以减少各个政府部门的“骚扰”;民营企业家在获取一定财富后,面对不确定的制度环境前景,也需要寻求官员的保护。
在纽交所上市的英利绿色能源主业是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希望借机进军新能源领域的央企兵装集团“相中”了天威英利,施压要求获得控股权,否则就停止对英利硅原料的供应,兵装副总尹家绪认为天威英利如果不乖乖就范,“到时候原料全部在我这里,他就不难受吗?” 作为一个缩影,天威英利事件反映了央企如何自恃权贵,采用威逼、利诱,对可怜的民营企业的步步紧逼。
做大做强,还是做优做久?
在做大做强的喧嚣中,央企目标坚定地朝世界500强冲击。国资委透露,国家已明确,到2010年,通过战略性重组,央企要调整至80—100家,其中30—50家发展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做大的病毒具有很强的流行性传播效应。“易感”的管理机构与企业比比皆是。比如,按照山东省国资委的意图,“十一五”期间山东将组建10个左右的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济钢与莱钢合并打造钢铁大集团、华鲁集团与新华鲁抗集团的重组都要近期完成。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把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它们把智力资本运作和扩张作为投资项目来管理,所带来的智力资本的增值效应。该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懋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力资本是公司强本、创新、领先的最关键因素”,“传统意义的资本运作和扩张可以把企业做强做大,但是,只有依靠智力资本的运作和扩张,才能把企业做强做优,并具有竞争力和创造力。”
企业家,还是政治家?
反思央企的经营管理者,他们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误区:投资冲动难以遏制;短期行为不可避免;贴金思维取代贴现;公司政治抑制创新;文化理念两层皮;社会责任虚拟化。他们有的确实难以称得上真正的企业家,而表现出政治家的特质。
为了改制(且不说是为了圈钱),许多国有企业将“优质资产”打包,包装与公关后成为公众公司,未上市部分称为存续公司。于是乎,存续公司成了蓄水池,想抽就抽,想放就放。所以,国资委要求三级子公司上报决算报表,得到的未必是期望的信息,他们连上级公司都敢胡弄,国资委得到的信息虚假程度可想而知。
莱钢与济钢合并组建山东钢铁企业集团一事,不是两家企业完全自身的行为,更多的是外力作用。由于两家钢铁巨头曾为“谁做山东钢铁企业产能老大”而绞尽脑汁,在申报2005年钢铁产量时,莱钢先报出了1034万吨的数据,济钢获悉后则报出了年产1042万吨的数据,借助区区8万吨的产量,济钢在全国的排名在莱钢前面。之后由于两大千万吨级钢厂规模相当,强势地位各有千秋,使得合并后人事安排成为重组的首要障碍,两家钢企的互不买账致使重组陷于停顿达一年之久。2007年底前山东省委对济钢和莱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的易帅,似乎将加速中国规模最大的一起钢铁企业联合的进程。但是,这种主管部门推动式的重组能否促成两家取长补短的实质意义上的整合,尚有待观察。
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不想永远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希望提高自身在价值网节点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致力于企业的持续和基业长青,就要摆脱耽于资本运营的窠臼,思考和实践智本运营。而这方面与跨国公司高管的差距不是短期所能够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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