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仇和改革将会怎样

　　仇和在中国现阶段改革现状中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做法没有让在全国推广开来，因此，他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一个试验人物，或者说一个可能的悲剧

　　围绕仇和，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造福一方，是好官。另一种声音认为，他的做法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依权行政，尽管造福了百姓，但是对法治精神和民主方向造成了破坏。

　　但两种声音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仇和做出了政绩，对辖下大多数百姓是有好处的。事实上，从记者到宿迁的调查也可以看出，至少是现在，仇和在当地是让多数人满意的。

　　我们说，衡量官员做得好不好，要看它是否符合三个标准，除了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外，还要符合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如果只符合治下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与后两者相违背，那么这种政绩只是片面的政绩，只是一时而不是可持续性的改革——请注意，媒体和公众在说仇和时，往往要与政绩挂钩，可见有这样一个市委书记在，行政一把手市长基本上是生活在其影子中的。

　　那么，仇和的作为是否符合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

　　这显然是一个浩荡无边的命题，几句话不能概括，但择其要来判断，我们说，法制与民主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主题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潮流的必然途径，在此背景下，逆潮流而动的作为，对中国的制度建设来说，是开历史倒车的。

　　如果仇和是副职，比如是一个副省长或者副书记，他的作为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之前在江苏副省长任上可见一斑)，因为，不管是目前的行政制度框架里，还是将来改革的更加法制和民主的制度设计里，这种官员都是不能存在的。前者更多是因为不符合官场规则，后者是因为不符合制度要求。

　　所以，此时他只有以一把手的面目才能大施拳脚，正好表明，一把手的施政空间巨大无比，约束和民主机制还有待完善。这也暗合了他的那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如果，中国行政必须一把手事必躬亲才能有效，那么，一把手都会累死的。并且，假如一把手是坏官，那一切不可救药。即使不是坏官，当今中国各级政府中一把手有那么多(光县区委书记就有2500个)，而像仇和这样的一把手有几个？沉默的大多数中，仇和是因罕见而被注目。

　　把一个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某几个人身上，而不是一套制度上面，风险是很大的。

　　在当下，公众习惯于将仇和与山西的吕日周相提并论。一样是酷吏形象，但仇和一路升迁，因此被暗示了许多政治的含义。事实上，一是因为生于1945年的吕日周作为官员来说年事已高——两人都生在1月，仇比吕年轻整整12岁；二是，仇和的改革比较长治任上的吕日周，是更加摸准了中国新阶段改革的脉象。上世纪80年代，吕日周名闻中国，也正是因为摸准了当时的改革的脉搏，1983年，他被破格安排到全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县当县委书记，三年之后，原平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十二个县的总和，原平经验被称之为“搭台唱戏”，他的改革形象被拍成热播的电视剧《新星》。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仇和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并且作为有争议的官员能够得到一路升迁，说明他在中国现阶段改革现状中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做法没有让在全国推广开来，也说明对他的肯定是有保留余地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一个试验人物，或者说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当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福利保障改革、国企改革以及行政制度改革等遇到阻力时，当前三十年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对主动深化和全面改革兴趣不高时，仇和这样的官员打破了一种禁忌，打破了一种对峙。在此背景下，他为了好的结果而不顾程序的不正义，被暂时的默许了；他整治瘫痪无力的官吏，表现出的人治色彩，被默契的宽容了。因为公众几乎达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共鸣，那就是，不如此，改革如何推进，执政如何为民，不破如何能立？

　　由此，仇和的改革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他知道民主，他知道法制，他不会不懂得把属于社会的归社会把属于政府的归政府，但是，在当下的改革现状面前，他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求得突破。

　　不管持何种态度，仇和在目前是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