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

　　小平讲话让我化险为夷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小平讲话后，市委来我家报喜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我从(雇佣)10个人到100个人，从100个人到140人，这个时候，大概1982年的时候，运动来了，说我是雇工剥削。说我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要按照这个说法，中国以后的一个个工厂都要垮不可。为什么垮呢？不要个体户支援工厂了，过去是讲国营带动个体，三中全会是讲个体带动国营，口号都变了，后来工厂垮了发展个体，下岗了，个体可以一个带一个(致富)，在(国营)工厂能干的拿不到工资得不到奖金，不能干的却享福，工厂怎么搞得好呢？工厂活稀泥，这工厂怎么能不垮呢？

　　再讲一个事，1985年我去合肥，我通过芜湖果品公司联系了一批(生)瓜子，100多吨先运到省供销社，已经运到了一个多星期了，天又下雨，不往仓库运，就那么把瓜子堆在大门口，我到省供销社就去找一个姓丁的，我要全部买下来，他们不肯给我(货)，说我这里不收现金，要等把瓜子转到芜湖(供销社)，再让我去芜湖拿现金买，过去中央有个文件规定供销社不能自己生产，但现在他们想留下自己生产(炒瓜子)，我一生气就把我们芜湖果品公司的招牌给摘了，倒挂在市委门口，市委书记出来了，才了解了事情，合同是我订的，可货堆在那里一个星期了，你自己不炒又不给我，如果等货转到芜湖我再拿，那真不知道几个月才能转到芜湖。这就是国营管事管得太死。如果自己炒，他们完税也完得少，赚一块钱才交5分钱，我呢卖一斤瓜子就要交5分钱税，个体也好，国营也好，税收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交两样税呢？这是不合理的。这是应该改革的问题。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说芜湖有个傻子赚了100多万，有个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上面写着“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事情越闹越大，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话了：“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这些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些是写在内参发给我的，是市委来我家报喜嘛！他们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年多，雇工的争论出来之后，省里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一个叫杨绩龄的干部来芜湖调查我，还写了个调查报告，后来这个报告被带到中央农村会议上，惊动了邓小平，所以他当时就晓得了我傻子。当时他的表态是放一放，看一看。

　　紧接着瓜子卖到了上海，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1986年，上海话剧团都在演我卖瓜子的事，叫《傻子进行曲》。

　　我们中国，非要走改革道路，从个体走到民营道路，合资道路，我后来也走了合资道路，跟政府合资，但是失败了。

　　1984年的时候，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成立公司也简单，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挂个牌子，就可以了。

　　我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30万，我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他们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以前在公家单位上班的(干部)，一个月拿40多块钱，现在我们这里工资就是500，他们把钱拿走了，到最后却(给我)来个斗争，但我觉得吃亏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因为我倒他们也倒了！

　　我给你们高工资，但是你们得遵守我的制度。他们在单位干惯了，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报纸晚上可以看，但是上班是上班，办公室不能看报纸，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后来他们就上告，给我合资戴帽子。

　　有奖销售让我血本无归

　　国务院来个文件了，全国有奖销售活动一律废止，我当时一听就傻了，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

　　1986年是我当时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国家积压很多物资，推销不掉，厂区的瓜子卖不掉，国家的货物堆得像山一样，钞票在人民手里，国家银行没有钱，要汇款的话一个月两个月钞票才能拿到，他银行没有钱，钱在人民手里，看到很多人搞有奖销售，我就想着自己也要参加，要弄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这样钱活动了，“傻子瓜子”的知名度也大了，可以压倒竞争对手。在与几位副经理商量过后，我们决定印刷奖券150万张，设计十等奖。一等奖一个，为上海小轿车一辆，二等奖10部摩托车，彩电100部。

　　我从年初就开始筹备，同时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投入10多万元的广告费在全国30多家媒体做广告。消费者每买一斤瓜子，得奖券一张，提价1角。我计划在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5月1日结束，5月10日到上海当众开奖。我盘算了一下，每斤加1角，三个月至少卖到1000万斤，多赚的100万除去税收用来发奖绰绰有余。销售1000万斤，毛利有500万，除掉生产费用和产品，可得利润170万，再扣除所得税，公司依然可获纯利100万元。

　　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有6万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90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17天，一共销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余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我当时有5家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

　　3月6日，上头就来人，把31号文件放到我面前，正式通知我：“国务院来个文件了，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他们还说我这种行为是变相赌博，我当时一听就傻了，你们是管干部的，怎么又管起商业来了？后来又来了一个概念，说我是暴发户。

　　不出几天全国各地都来退货，瓜子都变质了，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来了，最终导致公司亏损63万元，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一蹶不振。这是我碰到的最大的挫折了。

　　贪污案却判了流氓罪

　　我坐了半年牢不到，但是案子一直拖了3年，最后是判贪污罪的证据不足，却判了个流氓罪

　　接着麻烦也来了，说我是贪污，我拿了我孩子的钱，孩子拿我的货，可我拿的是我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工厂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写了条子，我哪里是贪污呢？我去市委里闹，朝着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谁都不怕。

　　我知道我肯定要坐牢了，被抓前三天，我请儿子吃饭，我讲，你们财产赶快转移，爸爸最多两天要(被)逮捕，我知道要坐牢。但没判我刑，我还在派出所蹲着，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贪污我怕啥呢？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于是就把我推出来了。除了贪污罪，又说我犯了流氓罪，说我强奸厂里10个妇女。我说好，那我干脆给你凑够一打吧，我说那就算12个吧！

　　我坐了半年牢不到，但是案子一直拖了3年，最后是判贪污罪的证据不足，却判了个流氓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关于流氓罪，1997年新刑已经取消该罪名)，就跟没坐牢一样，回去算了！他们就是想整我嘛！我抗诉，一直抗诉到中央。

　　小平南巡再次谈到傻子

　　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我被宣告无罪释放

　　接着是邓小平南巡，再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南巡讲话，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讲话，为在那儿的更多的改革家讲话的。

　　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我被宣告无罪释放。我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些，但是我晓得外面发生了变化。一个企业家是会算命的，不会发财怎么能发得了财呢？哪个项目能卖钱，哪个门面旺不旺，都要心里明白。店面设在哪里，还有怎么设计门面，都是学问。比如你门面就要比别人伸到外面来，醒目，摆设要美观漂亮，才能吸引人，我最大的店面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不管南边来的人还是东边来的人，看到都会说，哦，傻子瓜子，来几斤带上。

　　出狱之后，市委书记领着一帮人在市委大礼堂集体接见我，握着我的手说，“老年，你吃苦了！”我知道了邓小平为我讲了话，我和儿子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去了封信，邮去几包瓜子，不晓得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绝不服输的老人

　　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觉得，我还没老，至于我这些年到底赚了多少钱？这是秘密，我不告诉你

　　但我出来以后，傻子瓜子情况不好了，瓜子也卖不掉了，我又离了婚，就到蚌埠我的徒弟那里，帮他做生意，1994年11月我又宣布出山，成立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孩子不听话，出了事(指2005年11月，43岁的大儿子年金宝离奇死亡，警方查明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也是他自己有错。我傻子年广久重新出山了，收回了商标跟肖像权(2001年，年广久曾宣称将“傻子”商标以一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以后再选接班人。这些年，傻子的影响力小了，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起码这些年，我从未缺过钱花。我还有67个徒弟，我现在抽的中华烟，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们送给我的。至于我这些年到底赚了多少钱？这是秘密，我不告诉你。

　　回头我这一辈子，可谓三起三落，我觉得自己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在我的带动下，一两年之内芜湖崛起的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有57家，其中个体的占了48家，它们也都销往全国各地，使芜湖成为名副其实的瓜子城。不少人由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我成为当时个体经济发展的“带头羊”。

　　我多次说过，我这一生都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说到邓小平，他是个预言师，什么事情都看到眼里，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当然今天这些我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可以说永远都没有运动了。

　　“傻子瓜子”给邓小平的信

　　敬爱的小平同志：

　　您好！

　　我们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您是对全国人民讲的，但对我们更是极大鼓舞。光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傻子瓜子”就新建了13家分厂，生产了700多万公斤瓜子。这都是由于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从经营“傻子瓜子”以来，我们已向国家交纳了200多万元的税，向社会提供了40多万元的捐赠。但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傻子”，为顾客提供更多味美可口、价钱公道的瓜子；我们还计划更大的扩大经营规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为国家多做贡献。

　　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时时铭记着您的恩情，在这新春佳节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地寄上几斤瓜子给您尝尝。这是非常微薄的礼物，却代表了我们对您的深深的敬意，希望您能喜欢。

　　衷心祝愿您新春快乐！健康长寿！

　　傻子：年广久

　　小傻子：年金宝、年强

　　199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