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增长与通胀的平衡术

　　张晓晶 　　 　　

　　从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双防”(即防通胀、防过热)到《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其间，国内外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及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是根本原因。由此，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从“双防”演变成寻求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 　　 　　

　　什么因素推动了本轮通胀？ 　　 　　

　　需求拉动：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速 　　 　　

　　通货膨胀源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本轮通胀的需求拉动因素是很明显的。这从过去5年的经济增长一直在潜在增长率之上运行就能看出来。 　　 　　

　　测算潜在增长率有多种方法，这里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方程进行估算。根据1978～2007年的年度数据，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由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见表1)。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或减速)通货膨胀。按照经验，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5%以下。如果稳态通胀率为5%，则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39%，这被我们确定为潜在增长率①。由表1不难发现，稳态通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与GDP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基本上是相对应的。 　　 　　

　　如果以潜在增长率为9.4%来衡量，那么过去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高于潜在增长率一到两个百分点在运行，也就是说现实总需求一直是大于总供给的，这无疑积累了通货膨胀压力。可见，本轮通胀的首要原因是需求拉动。 　　 　　

　　成本推动：要素价格调整 　　 　　

　　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类要素成本都会上升。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过程。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时期，大量的需求导致各类要素成本都面临上升压力。有人将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完全割裂开，认为成本推动是纯粹的、根本的，其中不包含需求因素。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 　　 　　

　　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推进，也使得原来压低的要素价格有一个合理回归。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为了尽快突破贫困陷阱实现赶超式发展，有意压低各类要素价格，这使得粗放的发展方式得以维持。而现在则到了发展方式转换的时候。与发展方式转换相适应，各类要素价格的调整，包括资源能源价格调整、土地成本上升、环保成本纳入、劳动力成本提高(最近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必将带来深远影响)等等，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此外，成本推动也有传递效应。既有不同部门之间的价格传递，也有上下游产品之间的价格传递。以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为例。随着农民工工资的逐步上升，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农民要求有更高的务农收益，这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如果不能获得期望的收益(比如农产品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那么就会减产，最终会推动农产品价格上升。这是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的价格传递。由于农资价格、饲料价格的上涨，农民种植粮食、饲养生猪的直接成本上升，从而也会推动粮食猪肉价格的上升。这是上下游产品之间的价格传递。 　　 　　

　　就短期而言，我们认为，由于大量产能过剩及临时价格干预，这种成本推动转化成现实通货膨胀的程度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成本推动仍然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最重要原因。并且，本轮通胀中，成本推动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最重要的)，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是导致CPI上涨的最主要原因。 　　 　　

　　外部冲击：全球物价的“结构性上涨” 　　 　　

　　此次的结构性物价上涨，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的。国际上粮食以及资源能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与中国相呼应。图1显示中国的PPI(石油天然气)与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几乎完全一致，略有滞后；图2显示中国CPI食品价格指数与国际食品价格指数走势基本一致，但国际食品价格的波动要大得多。显然，外部冲击对于中国的能源食品价格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强调输入性通胀的重要原因。 　　 　　

　　此外，过去几年全球流动性过剩与国际低利率的基本格局，也是导致国内货币过松从而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