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商行悖论待解

　　文\孙铭

　　重庆农商行最终挂牌，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农村商业银行横空出世，更在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中国银监会认为，重庆农商行并不是省级农信社改革的主流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省级政府对组建省级商业银行的冲动有增无减，省级政府会找出各种理由论证省级银行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重庆是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点是重庆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有利证据。我们也确实看到，重庆在农信社法人层次不断上收的过程中，经营效益逐渐向好，不良资产不断减少，重庆农商行在挂牌时已经是资产规模超千亿、资产优良的大型商业银行。虽然股东掏出了36亿元为不良资产买单，每股相当于拿出0.6元的溢价，这样的比例并不算高，要知道，现在商业银行的市净率已经远远超过1.6倍，因此，能够成为重庆商行的股东还是一笔值得期待的交易。

　　按照重庆市政府的要求，农商行80%的贷款要用于三农和郊区，这固然是组建农商行的良好愿望和要求，但作为一家大型银行，又是商业化运作的银行，必然会遇到服务三农与市场化运作的矛盾，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成功实践过、目前仍没有找到成功模式的难题，这无疑也是重庆农商行改革模式中需要探索和解决的内在悖论。

　　我们知道，当前我国“三农”资金需求呈现小额、分散的特征。在提供县域和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小规模的零售银行比全国性或者区域性大银行更有优势。我国所缺少的恰恰不是大银行，而是社区性金融机构。国际和历史经验都证明，银行做大以后注意力往往集中于城市的大项目，偏离“三农”服务方向。因此，国家一再强调，要保持县级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的长期稳定，才能更好地支持“三农”，如果将农信社的法人地位越做越高，对农村金融服务肯定有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银行类中外机构法人共计约2700多家，其中主体是农村信用社县市联社(2400多家)，占银行类法人机构个数的比例超过90%。银行类法人机构的数量明显不足。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尚处于试点阶段，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各省包括城乡发展差异较大的地区，若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以省辖统一法人为导向，势必造成全国银行类机构法人数量急剧萎缩，不利于对农村金融服务的良性发展。

　　我们同时也看到，重庆农商行的股东中地产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也值得我们深思。众所周知，银行并不是暴利产业，甚至利润率还不及房地产业，为何众多的房地产商热衷投资银行？而地产商作为银行的股东，对提升银行的公司治理到底有多大作用？在地产商资金链日益绷紧的时候，地产商却拿出大笔资金参股银行，对于这种反常举措，监管部门还是需要保持一份警惕为好。否则，本来作为特例成立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就会给农村金融改革模式增添新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