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内需：从紧缩政策中突围

　　本报记者 谷重庆

　　2008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上半年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在目前这样一个高通胀的环境下，这些数据无疑备受关注。

　　虽然上半年的CPI涨幅高达7.9%，这几乎令全年4.8%的目标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但6月份7.1%的涨幅无疑让乐观派的人士长长的舒了口气，有人甚至就此提出从紧的宏观政策应该有所放松。然而，从另外一些指标来看，目前的紧缩政策即使不用升级，但至少也不能放松。毕竟，上半年的GDP增速依然高达10.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了0.4个百分点，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也达到了640万，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64%。

　　此外，根据之前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的外汇占款增量达2.5万亿人民币，而去年去年仅2.9万亿，货币的投放量在进一步加速增长。

　　为此，本报特刊登对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的专访，请他就宏观经济的最新热点问题发表看法。

　　现行政策未必是最优选择

　　《21世纪》：您曾提出中国需要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让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多的按照市场汇率自由浮动，但我们看到，自2005年汇改以来，一方面是人民币汇率保持了一个缓慢升值的态势，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汇率升值的压力，中国采取了调低出口退税率等政策。最近也有人提出，与其放松汇率，让人民币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升值的现象，不如一边控制汇率，一边调高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比如调高油价和给农民工涨工资等，您对此持一种什么看法？

　　魏尚进：之前中国做了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就是没有大幅度放松对汇率的控制，而是实施了一些替代性的政策来抑制出口，比如降低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但这并不一定是最明智的，因为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做法。而颁布《劳动合同法》间接的提高劳动成本，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这样的政策组合对中国是不是最优的呢？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假如换一种做法，中国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同时将出口退税恢复到过去的水平。短期内人民币会出现升值的现象，这虽然会导致中国制造的成本上升，起到和下调出口退税率一样的效果，但这有利于反通胀。如果通胀率降下来，那么这对于老百姓的储蓄来说是一种保值，而且人民币在国内外的购买力都会上升。整个国家的购买力提升了，这对社会财富会有很明显的正面促进作用。但现在我们放弃了提升社会财富的政策，同时又在容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对社会整体利益来说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

　　《21世纪》：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政府在几年前就提出要自主创新，但现在国内很多企业依然是靠低成本在国际上竞争的，假如现在放松对汇率的控制，出现名义汇率大幅升值的状况，对一些从事出口的中小企业来说，这可能意味着雪上加霜，那它们又如何生存呢？尤其是中国目前还很缺乏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会不会出现低附加值的产业被淘汰了，但高附加值的却没有跟上这种尴尬的状况呢？

　　魏尚进：这涉及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这方面我做了一些调查，也曾经研究过企业融资的题目。按我的理解和观察，并不是所有企业在利率提高以后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为什么？一般而言，利率提高之后，那些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的企业，其融资成本会提高，由此会对它的生产有负面影响。但中国有很多企业是很有活力的，只是目前它们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银行根本不借钱给它们。我有一个研究项目就是专门研究这些企业是如何通过非正规的渠道来解决融资问题的。我对这些企业做过计算，发现它们的资本回报率很高，甚至超过40%，但它们依然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 这实际上是给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我想，在总量控制的同时，需要注意结构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可以让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投资人。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企业需要做出调整。现行经济假如不对进出口和内需之间的相对依赖程度做出调整，那么这对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发展必定是不利的。政府提倡走向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已经很久了，这个口号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还没有到位。

　　目前中国出口与GDP的比值接近4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不希望国内经济一直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那就需要降低出口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而且和其他的大经济体比较，中国出口占GDP的比值太高了，例如美国的这个数值是8%，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将这个比值从接近40%降低到30%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某些主要针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企业，会出现利润下滑的现象，所以它们被迫要开始做出改变，或者生产别的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把目标转成国内市场，甚至是破产退出这个行业，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现象。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利润下滑、甚至亏损等压力的出现，出口企业怎么可能会往内需的市场方向调整呢？

　　一些企业经营业绩下降、甚至破产，调整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这是调整的成本之一。但如果内需由此开始扩大，那么这些企业会找到别的机会继续赚钱，所以就整体来说，届时中国企业的总体利润率和就业人口不一定会出现滑坡的现象。

　　《21世纪》：您刚才谈到了汇率调整和扩大内需的问题，这几年中国一方面是疾呼要扩大内需，一方面却是出口节节走高。那内需和汇率调整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魏尚进：汇率的调整主要是改变了企业为国内市场生产和为国际市场生产之间的相对价格，例如，人民币升值后对企业来说，为国内市场生产就更容易赚钱了。当然，就像之前说的，一些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倒闭，所以这时候需要政府出台一些配套政策，比如通过改革使生产要素市场更加灵活，或者给相关行业的工人提供再就业培训，这都可以帮助经济结构顺利进行调整。

　　但中国现在的一些做法对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一定有明显的益处。比如《劳动合同法》在规范劳动合同方面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在劳动力成本的问题上，一些企业也反映其中的一些规定给企业进行结构调整造成了相当的不便。举例来说，一些本来很依赖出口的企业，在受到汇率升值影响之后出现经营困难，需要裁员转型，甚至关闭，那这个企业的工人怎么办？实际上这是需要政府对相关工人提供一定的补助或者组织培训来解决的问题，而且很多国家也有专门的法律和机构来提供有关协助，但现在中国是以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来帮助工人。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市场的灵活性是中国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于劳动力便宜。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很不全面的。世界上比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家有很多，比如南亚的孟加拉与许多非洲国家，但它们的经济增速绝大多数都没有中国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显然不是唯一的优势。其实从总体上说，中国不但劳动力便宜，基础设施也比较发达，而且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相对比较灵活，这些因素的组合才是中国的优势。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某些出台的政策，就会发现它们正好减弱了中国原有的优势。显然，这对结构调整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