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内需：从紧缩政策中突围

　　汇率调整与从紧货币政策可互补

　　《21世纪》：我们之所以担心热钱，是因为这些资金以套利为目的，往往大进大出，容易对一国的宏观经济造成剧烈的波动。但现在也有人认为中国受到热钱侵袭的风险不大，一是因为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很高，一是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这相当于两个巨大的蓄水池，可以有效的抵御国际资本的出逃，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魏尚进：外汇储备多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在于当该国有很多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时，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很低，因为债务到期的时候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支付。高比例存款储备金的好处是降低了银行发生挤兑的风险，假如热钱是趴在银行的储蓄账户上，那么这到时候可以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但这并不能防止热钱带来的所有问题，举例来说，假如热钱通过购买房产的方式进入国内，虽然政府对外资进入地产领域有限制，但实际上外资还是可以变相进行投资的。这会促成房产价格形成泡沫。而泡沫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晚会破的。国际热钱的抽逃，会加速泡沫的破灭。这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高的外汇储备对这有没有用？我们对此可以仔细想一想。

　　对多半买房的老百姓来说，首付款是30%，剩下的70%通过银行按揭的方式支付。从银行的角度出发，即使房价下跌，只要跌幅不超过30%就没问题，因为可以把房子卖掉来回收资金。但如果房价跌幅超过30%，那就可能有问题了。这时候银行会出现坏账，而且房价的下跌可能会改变人们的预期，使更多的房产被抛向市场套现，进一步造成房价的下跌，并形成一个循环，引起连锁反应。这样一来，地产业和银行业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时候外汇储备和存款准备金都会像下雨天时的防晒霜，派不上用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假如国际热钱从资产市场中撤出，那么中国经济仍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21世纪》：您之前提出在中国现有的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组合下，货币供应量是管不住的。但最新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CPI涨幅为7.1%，最近几个月的通胀压力似乎在逐步下降。如今的事态似乎要归功于央行拼命的对冲。虽然对冲的成本很高，但到目前为止，对冲不但保持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稳定，还降低了CPI的涨幅。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这样的政策组合实际上也是可以替代，至少是部分的替代，升值的作用呢？

　　魏尚进：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从紧的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整之间没有替代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放松对汇率的控制之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会更有效。到时候存款准备金率只需要提高一点，其对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效果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两者之间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利用一方面的改革去增强另一方面政策有效性的问题。

　　另外，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什么叫存款准备金？就是商业银行将吸收来的储蓄中放在央行的账上而不拿去放贷的部分，20%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意味着银行吸收进来100元储蓄，有20元不是用来再生产的，对经济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浪费和低效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设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汇率调整的方式，一方面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下来，另一方面把通胀控制的更好，那岂不是比现在的政策组合更有效吗？

　　《21世纪》：今天谈的很多内容都和货币政策有关，但现在也有人提出要重视财政政策在反通胀中的作用，您对此怎么看？

　　魏尚进：财政政策对控制通胀来说不是对症下药。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作为政府来说，其政策组合需要考虑从财政到货币政策的各种可能，但用财政政策来反通胀，这是没用对工具，所以我不会主张这样的做法。但财政政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补贴通胀中的弱势群体，帮助产业结构调整等，我想这里面它有很大的空间去运作。

　　中国经济未来取决于内需

　　《21世纪》：按照您的逻辑，现在货币政策受到了汇率制度的牵制，汇率制度又是为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之所以要维持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为了保证这些行业工人的就业，而就业往往关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另外，中国经济自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主要就是以重化工业的崛起为特征的。但从2002年以来，经济学家吴敬琏不断的在批评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热潮，可重化工业在近几年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钢铁产量一举翻番达到了5亿吨，发电装机容量去年则增长了1亿千瓦，但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数量在不断下滑。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这导致现有模式在就业方面的效果越来越差，但一旦开始转型，我们又怕连这些就业都保不住。吴敬琏教授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解决就业的能力是远高于重化工业的，而另外一名学者曾告诉我，日元升值之后日本经济显著的变化就是服务业的大发展，那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魏尚进：我认为这个观点80%是正确的。所有行业的调整都会对相对价格的变化有所反应，如果政府的一些政策使相对价格倾向于重化工业发展的话，那么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就会显得有利可图，中国的发展相对于自身的资源要素分配来说，可能就是过度发展了。另外许多重化工业是高污染的。从环保角度来说，降低某些重化工业比重也是有好处的。

　　服务业里面有一些是低技术的，有可能就业机会很多。也有一些是比较领先的高利润行业，例如金融业。但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显然主要就业增长的源头应该还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主，不排除有一些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需要适当发展，因为经济在慢慢转型，有一些行业可能在未来会变成新的龙头行业，但重点还是应该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上。

　　至于升值和服务业的关系，我觉得最近去参观的威盛公司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威盛是一家专门生产电脑数据芯片的台资公司，在那里我发现威盛75%的员工在大学里都是读计算机工程的，其中很多都是软件程序员。那为什么这样的行业要在北京发展？它显然是觉得有钱赚才做这行的，而且政府也没有给它补贴。这么一个高科技领域的服务业公司，在北京雇佣了很多高技能高效率的劳动力，有钱可赚的同时不断发展。而且这个公司的管理人员跟我说，他们希望人民币升值，因为这样他们在进口以及在海外聘请人才的时候，成本就会降低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汇率的调整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许多相对高端的服务业的发展。

　　《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形势怎么看？

　　魏尚进：现在来看，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是比较吃紧的。美国经济会不会进入萧条，目前大家还有分歧，但美国经济的疲软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肯定的。在此期间，美国GDP的增长率会不会成为负数，这我不清楚，但至少离零不会很远，而且时间不会短于一年半。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如果继续维持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增长模式，这本身对中国是不利的。所以中国经济未来的状况，将取决于自身能否成功的走向立足内需的经济模式及其相关政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