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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内需:特别要审视我们的发展方式

http://www.jrj.com     2009年04月04日 01:46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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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马娟

  游钧:保就业的核心是保企业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多年来能保持就业平稳增长和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主要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所采取的积极就业政策。但2009年却可能是多年来就业形势最严峻、就业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新增非农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新成长的劳动力和失业人员,2009年各级各类学校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人数近1800万,绝大多数需要进入非农领域就业;按目前4.2%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计算失业人数在900万左右,如果按2007年统计年鉴中经济活动人口和从业人员之差推算,则可能在1600万以上。从劳动力需求来看,按目前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社会新增就业0.107个百分点,也即85万人左右,如果2009年GDP增长7-9%,则带动新增就业800万人。城镇劳动力供需缺口将是巨大的。

  所以,今年就业形势不确定因素很多,必须要有最困难的准备,要制定应急的对策预案。这里要特别关注三类群体就业问题:大学生、农民工及城镇低学历青年。

  一是农民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农民工群体。据调查,返乡农民工约占外出务工人数的一半,返乡中的20%可能是由于企业倒闭或裁员而返乡的,因而,估计大数在2300万左右。而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已是第二代农民工(80、90后),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就业技能到心理预期都将自己定位于城市,最终归属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他们向往的是城市生活,根本不可能在农村稳定下来的。

  二是大学生。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一直是这几年困扰政府的老大难问题。据教育部统计,今年大学毕业生达610万,加上历年的积累,估计今年求职大学生将达到800-900万,压力是巨大的。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是与高校扩招带来的过度膨胀和现有教育体制下“学不致用”、与市场需求相脱节造成的,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

  三是城镇低学历青年。这一类人群往往被忽视,由于受农民工、大学生的双向夹挤,使其在中高端和低端劳动力市场上都不是很受欢迎,导致城镇低学历青年失业率高,非正规就业多,就业极不稳定。这类群体明年新增数量估算在600-800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由于文化程度低、技能不足、就业不稳定等特点,这类青年也将受到冲击很大。

  针对当前的就业形势,政府已及时果断实施一系列积极政策和举措,成效显著,有些政策和措施的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因为有时滞。

  面对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局势的影响,我个人也做了一些思考。

  首先,面对危机要沉着冷静。要学会习惯和适应经济衰退甚至危机下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得益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兴盛、衰退乃至危机都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常态,只是每次危机爆发的起因、深度、持续的时间以及对经济和社会伤害的程度不同而已。越是遇到危机,就越需要我们沉着冷静,准确分析和判断,开出对症的药方,或许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转型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其次,我觉得当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确定为全力保增长,其首要目的也是为了保就业。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以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保社会稳定,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保不了就业,所谓保增长则毫无意义。

  第三,要保就业,就必须按照保就业的思路去布局刺激经济、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很高兴看到4万亿投资更多地向民生倾斜,但在具体布局和落实这些举措时,有一点需要抉择的:是单纯为保持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角度出发,以期自然地带动就业,还是从促进就业角度出发,去总揽和布局经济发展战略?两者在思路、过程和结果上是大不相同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就业弹性大的行业,即使增长速度没有预期的那么高,也无伤大雅。

  如何保就业?我认为保就业的核心是保企业。没有企业也就没了一切,就无业可就,更谈不上什么工资、福利、保险。保哪些企业呢?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中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吸纳劳动力最多、创造就业岗位最多。一些地方统计数据表明,资产不到国有企业一半的民营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国有企业的5-8倍。所以,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时,下大力气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发展那些吸纳劳动力多的行业,达到保增长和保就业兼得的目的,这才是当前危机应对中急需摆正的问题。

  在保就业存量的同时还要保就业增量。要保住现有岗位不流失少流失,还要确保就业的增量。政府不仅要出台一些鼓励企业留人不裁员和招工政策,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垄断、减负松绑、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括降低税收、取消行政事业收费,以此来激励创业或自谋生路。

  最后一点,我们在应对危机时,既要解决短期问题,更需着眼长远,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并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造成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而内需不足。内需从那里来?短期内可以由政府通过投资来带动,但最终的消费却是掌握在老百姓手里。要想让老百姓花钱,一是老百姓得有钱,就得有业就,有收入;二是老百姓得敢花钱,那就是无后顾之忧,比如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完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得要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突破原有利益格局,来解决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周望军:扩大内需三点建议

  扩大内需我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是长远之策,第二是近期对策。

  长远之策有两个:一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提高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通过比较近年GDP增长与城乡收入,我们发现,城镇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在整个社会财富里,劳动者收入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低的。基于这个趋势,以及存在地区发展差异、城乡差异、不同行业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部门,过度集中在国家层面的现象。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少,自然演变成内需不足。没有钱怎么能扩大内需?没有收入怎么去消费?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使老百姓有钱可花。二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解决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使老百姓有钱敢花。

  就近期政策而言,我认为,扩大内需无非三个方面: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汽车,一个就是旅游。

  在房地产方面,据统计,2008年房地产完成的投资约3.5万亿,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总投资的23.8%,加上与房地产相关的投资则超过总投资的45%。所以如果房地产消费不起来,其他消费是填补不了这个空白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与收入分配结构差距来看,有消费能力的人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集中在高端收入人群,这些人有“改善性”需求。基于此,房地产政策把潜在的需求释放为现实的需求要解决两个环节的问题。第一个环节是股市。房地产与股市是正相关的,如果股市起来就使投资者的预期收入增加,进而他们才敢消费,房地产需求才能释放。要使股市回暖,才有助于房地产回暖。第二,是利用房地产现有的存量,使资金周转起来。近日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作出部署,计划在三年内解决750万户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安居性住房和240万棚户区改造。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现在大量的住房闲置怎么办呢?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通过适当的方式,包括放宽授权地方政府举债,政府直接把现房买来为安居工程所用,作为廉租房、或公务员的安置房,不必另起炉灶。这样也可以避免一定的呆坏账问题、农民工欠薪问题、财政收入问题等。先消化存量房子,把市场盘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政策。第二个办法是可以考虑批准政府部门集资建房。

  第二个扩大内需的对策是建议鼓励扩大汽车的消费。2008年末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只有6747万辆(包括三轮车和低速货车1392万辆),真正称得上汽车的只有4975万辆,全国平均26个人才有一辆车,这个比例很低。随着高速路网的完善,特别这两年加大县乡公路的改造之后,居民汽车消费将逐步进入一个高峰。汽车购置税可以适当减少甚至免除,比如低排量的免,高排量的减。

  第三个政策就是建议强制推行带薪休假制度,扩大旅游消费。

  杨秋宝:扩大内需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近期经济运行周期来看,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从2007年13%降到9%,一下降了4个百分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严峻的形势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外需下降,内需不足以抵偿外需下降造成的影响。那么内需不足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如此急剧的下滑?我想特别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必须准确而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实事求是讲,多年来在形势比较好、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没有多大压力,所以大家宁可按原来的路子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冲击,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最重要的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这30年,中国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充分体现了对外开放,发展对外型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主要靠的是传统的竞争力,一个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再一个是适度的低水平技术的推广应用;再有一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承受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但是现在进入新时期,在发展当中这些问题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在弱化,低水平技术推广的优势,弱化得更厉害,突出的表现为自主能力不强,至于一定程度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这两个优势已经转为流失。既然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方式落后,所以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就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去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认识问题。

  现在明确提出要保增长,我认为,保增长既要有近期保增长的问题,还要有保长期适度经济增长的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近期保增长,长期适度稳定增长的发展。要正视中国现在出现的经济增长下行状况,控制下滑的趋势,这才是保增长的含义所在。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现在讲的保增长不是回到前些年再保13%,因为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13%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不可持续的,也会有一个逐渐向合理增速的变化过程。保增长应该是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扩内需、保增长,而不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保增长。

  就具体保增长的目标来讲,我觉得应该划分两个层次。从近期来看,我们要保8%的经济增速,保近两、三年我们把经济增长控制在8%,不要让经济下滑继续。从近期目标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选择一些在近期见效比较快,对近期保增长抑制经济下滑能够发挥明显作用的一些项目。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真正的转向内需为主,来持续推进经济增长的科学发展。在我们发展保增长、扩内需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要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中国现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来讲,经过改革开放的前30年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注重外向型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我们已经具备了真正的转向以内需为主、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基础。

  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放在消费需求上,消费需求得辩证来看,扩大消费需求不是一个短期的事,今年要保GDP增速达到8%,不扩大投资需求是不行的。但是扩大投资需求不等于否定消费需求,要想办法把投资和消费需求联系起来,要为向中长期扩大消费需求架桥。

  梁朋:财税政策对扩内需的作用

  我主要从财税政策,特别是减税的政策来看对扩大内需的影响。主要谈三个看法。

  首先,以减税作为一个契机来扩大内需是我们可以长期执行的思路。为什么减税呢?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看,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分配关系中,国家拿的越来越多,个人拿的越来越少,虽然大家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增加的份额少,这最终引起了消费不足的问题,或者造成消费的支撑能力不够。扩大内需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把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调整我觉得可以从减税开始。近些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量很大的,甚至在去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财政增长仍超过30%,这说明我们有能力进行减税。

  从减税可能性来看,我们也有外部的环境和压力。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在对付这次金融危机时,很多国家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措施。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保持高税额水平是不利的,也不符合世界税制的发展方向。

  反过来看,减税的好处是可以对政府形成一些预算约束。客观来讲,我们的政府部门存在花钱大手大脚,投入浪费,过度政府消费的现象。对中国的机构改革是不利的。而减税就有契机进一步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给政府机构加了一些约束,另外也使得扩大内需的消费有了收入增长的空间。

  其次,减税减哪些呢?我们现在讲的是结构性的减税。我觉得有几点要考虑,首先税费负担总量一定要减下来,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的税费的负担偏重。

  第二目前来看如果没有新兴产业诞生的话,我们还是要发展一些带动性强的产业。比如说房地产要启动起来现在有难度,难度在哪?实际上现在房地产价格那么高,据统计有三分之一形成财政收入,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困难时刻,政府可以适当让利?把这个市场盘活。政府要看得长远一点,可以少收一点,对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要减税。

  第三对创业和就业有明显作用的要减税。现在小商小贩成本太高,又是城管又是税收,其实政府可以放一放,放水养鱼。

  第四点对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产业要减税。比如一些产业,风能等新能源,有的往往由于财税政策属于不能得利的,我们可以通过政策让它成为获利的行业让它发展。

  最后,结构性减税的含义是有增有减,我觉得,近期应该多讲减不讲增,等经济缓过来再提一些增税。有一些税收考虑要增税,比如环境税等等。但这些在短期看不要排在前面。还要注意一些细节可操作性,本来应该很好的减税政策,到下面企业搞不明白该怎么弄,基层税务部门也搞不明白怎么弄。另外还要把减税的政策,与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整套税制统筹起来考虑,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先减税,后期经济活动起来之后增税,最终实现科学发展。

  田应奎:公共服务投资还差什么?

  研究中国的内需问题,我们会产生几个疑问:为什么扩大内需总以扩大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为主,而扩大消费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居民消费不足?为什么总喜欢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而基本民生和公共服务的投资总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为什么总喜欢把钱变成钢筋水泥,而不用在更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保、基本住房和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上?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字来看,2007年中国财政公共医疗1990亿,占财政的4%,占GDP的0.77%,教育支出占当年财政的14.3%,社保占财政的11%,科技投入占财政投入3.6%,环境保护996亿占财政的2%,这五大项支出共占当年财政的34.6%,占GDP的6.74%。而在欧美国家,这五大项开支没有一个国家低于财政支出的60%。所以从这一点看来说,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不足。目前中国具备了大规模增加公共服务的物质资金投入,急需的是各级政府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扩大内需,扩大公共服务投资的极端重要性。

  根据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和资金状况,大规模增加公共服务投资,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是有资金条件保障的。仅就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来看,目前国内资金环境比较宽松,不存在金融萎缩、资金短缺的困难。比如,2008年年底我国有6万多亿财政收入,本外币合计8万多亿债务借入,60多万亿银行资产,十几万亿股市资金,十几万亿外汇资金。可以说,钱不是影响制约公共服务的因素。

  我们的建议是,大规模实施政府公共服务投资,明显改善公共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科技创新等。第一,加大公共医疗服务,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幸福的基础,把钱花在看病上最值得。几万亿为什么要投在钢筋水泥上?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6年全国医疗总支出9843亿,其中政府占18%,社会占33%,个人家庭占49%,据有关部门的调研与测算, 2008年13.28亿中国人,有2.6万亿到3万亿资金就可以保障全国13亿人的合理医疗需求。2006年医疗总支出只满足三分之一的合理需求,三分之二的中国人由于缺钱该看病不看病,该做手术不做手术,该住院不住院。

  第二,加大科技教育投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决定人的生存状态。拿教育来说,假如说全国公立学校不收费,我们现在可以测算研究生128万,本科生2021万,大专生2056万,在校学生4200万,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18382万,5000亿足够支付。

  第三,加大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共安全网,是生活贫困者的最后屏障。2008年全国4291万农村贫困人口一个月只给10块钱补助,城市2334万困难群众一个月只给15块钱补助,这是统计局的数字,我们测算,年收入达不到1196元的绝对贫困人口有4000万人,按世界银行2000块钱标准共需800亿,而这800亿如果用来修地铁、高速公路的话,显然是作用不明显的。

  但是从政绩导向来看,我们用GDP衡量经济发展,用GDP来全国排名,来考核干部的机制,必然带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动。进一步分析,就是在全社会资金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必然挤压居民最终消费的增长,比如挤压社会投资的增长,也必然会导致政府公共服务投资的减少。

  另一方面,所谓市场化改革及其经营行为没有节度。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基本住房等明显带有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在进行改革过程中,片面理解市场化和社会化,导致公共事业成本负担个人化。特别是公共机构和事业单位,被不明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所格式化,极大地加重了城乡居民的负担,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

  因此,我的核心观点是,一,政府公共服务投资不足是长期以来严重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重大障碍。二,经过30年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目前已经具备大规模增加公共服务投资的物质资金条件。三,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投资,直接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代表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政治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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